内容简介
秦的统一是中国古代社会波澜壮阔、影响深远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开创的封建帝制在中国绵亘两千余年。历代学者都关注、研究过这个问题,角度不同,见仁见智,都对后学有所启迪。
《走进释古时代丛书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关于齐亡秦兴的历史思考》以齐、秦对比的新视角,从地理、制度、人才、战略、文化等多维层面,客观辩证地探讨了春秋战国时代齐、秦两个大国从对峙争雄到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进行了新的深入解读。
内页插图
目录
序
引言 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一、周代的分封
二、一个剧烈变动的时代
三、走向统一
第一章 齐与秦:沉浮异势
一、泱泱大国之风
二、崛起于西陲的强秦
第二章 地理的参与
一、齐、秦的疆域变迁
二、自然地理与经济
三、地理与军事
四、齐、秦地缘政治
第三章 变法与制度安排
一、分封制的奥妙
二、都县制与郡县制
三、土地制度的嬗变
四、农业还是商业
五、孱弱之军与虎狼雄师
六、制度绩效看运作
第四章 国运与人才
一、从世卿制到客卿制
二、齐国的大国地位与人才
三、秦国的人才体系
四、齐、秦客卿任用比较
第五章 统一战略比较
一、国策的运筹
二、外交的角逐
三、战争的博弈
四、波澜壮阔的十年
第六章 文化的力量
一、地域环境与文化模式
二、浪漫与务实的较量
三、战乱时代的“武风”
四、贪利与好功
五、世风:求奢还是尚朴
六、不同的信仰
七、政治理念:庞杂还是单一
八、政治文化中的“法”精神
余论
一、集权是一种必然
二、变法是齐秦兴衰的转捩点
三、秦国统一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走向
齐、秦对照大事年表
后记
精彩书摘
《走进释古时代丛书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关于齐亡秦兴的历史思考》:
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家族大于个人,族权又大于家权,从这个意义上才存在世卿世禄。春秋时期,王权衰落,周天子已无地可封,策命分封等表明周天子权力所在的规则基本自行消亡,权力逐级下移到诸侯国。经过十几代人的发展,卿大夫集团内部也已经分化重组,出现了累代为卿的巨室,如鲁有“三桓”,郑有“七穆”,晋有“六卿”。诸侯国内的公室权力被削弱,权力被几个同姓或异姓的卿大夫集团控制,他们自行决定自己职位的继承人,长期把持政府权力,成为真正的世卿。他们还大量占有土地,有实力的卿大夫在自己的采邑上俨然一个诸侯国,有家大夫、宰、老等管理人员。这时“采邑已经由官吏的俸禄形式演变为国家政权形式”,“采邑的内部机构日趋复杂,卿大夫之家已经成为一级国家政权组织,”这一级政权被有实力的世卿所垄断,诸侯国君已丧失对采邑的控制力,他们之于卿大夫专权的局面,正是原来周天子所面对的诸侯国的局面。卿大夫们无须任何策命就可以把自己的公职和采邑传给子孙,还在采邑内自行派出邑宰有司直接行使管理权力,而采邑中的产品很少贡献给公室。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经常提到“建立在地域和财产基础上的国家”,他说氏族组成社会,而地域财产是国家的要素,通俗地讲就是实力决定一切。按照这样的标准,卿大夫的采邑就是独立的小国。有了世袭的职位和土地,就是有了地域和财产,世卿世禄制度方有其实。这种制度下没有一般意义上人才的观念,只是在家族中选取所谓的贤者,也就是宗法和宗族政治。
……
前言/序言
《中国封建社会的大一统》是继《中国氏族部落的大一统》《中国奴隶社会的大一统》后第三本评述中华五千年文明史进程中第三次大一统基本过程的著作,这是山东省大舜文化研究会确立的“四个大一统”中的第三个专题,继后的第四个专题《中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大一统》也即将出版。
这四个大一统专题,将揭示五千年来中华文明史怎样从中国的氏族部落一步步走向今天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也就是说,她和全世界人类社会一样,怎样从必然王国按历史规律向自由王国有规律地推进。从而有力地证明,人类社会经过社会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发展以后,必然要进人人类的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就好像人类社会从氏族部落走到今天的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一样,这个历史规律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不可抗拒的。尽管二十世纪末世界社会主义社会走向了低潮,但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社会主义社会一定要胜利。资本主义制度一定要灭亡。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一定会在全世界胜利。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通俗理解封建制度建立的过程,作者采取“一个制度,两条道路”的对比方式,将代表当时六国的齐国作为一方,而将“孔子西行不到秦”的僻邦秦国作为一方,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揭示。耐人寻味地让人沉思:同是奴隶制末期的国家——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其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既相似、又相当,尤以齐国为代表,到齐滑王时曾一时称帝,可以说在当时东方六国中经济最发达,国力最强盛,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担当起统一天下的重任,而为什么把这个历史重任不情愿地让给了秦国呢?结论只有一条:秦国从公元前365年开始,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七代国君经过一个半世纪的不断创新改革,没有用旧的落后的生产关系去束缚新生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公元前229年到公元前221年,到最后灭掉齐国为止,秦国以“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的气势,一举扫平六国而统一了天下。历史在这个转折点上沉思:东方六国在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迈进中曾进行过一些这样那样的改革,但改革在奴隶制捆绑中没有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且在国君的交接中不断打折扣,而使鼎盛一时的国力又因改革的停滞而消沉下去,最后以张仪的连横论取胜于苏秦的合纵论,而使“春风不过玉门关”的秦国赢得了天下。
由于东方六国人口多、地域大、范围广、国情复杂,不可能把六国一一与西方秦国相对照,作者以东方之首的齐国为解剖点,剖析出六国没有统一天下而称雄的原因。这是一个创新的写作方法,值得肯定。
秦的统一是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奴隶社会解体后深有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其开创的封建帝制在中国绵亘两千余年。历代学者都关注、研究过这个问题,角度不同,见仁见智,都对后学有所启迪。这本书以创新的写作方式从齐、秦对比的新视角,从地理、制度、人才、战略、文化等多维层面,客观辩证地探讨了春秋战国时代齐、秦两个大国从对峙争雄到走向统一的历史进程,对秦为什么能在中国封建社会实现大一统进行了发人深省的探讨。
为什么秦国能够统一天下?这是我读先秦史时经常萦绕脑际的问题。同时,作为一个生长于齐国故地的山东人,我更为关注的问题是——齐国是怎样灭亡的?为什么齐国不能统一天下,而中国封建社会大一统偏偏要由秦国来实现呢?齐国作为西周首封的东方大国,立国八百余年,方圆两千余里,曾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了管桓霸业和威宣之盛。而秦国起初只是个远在西陲的蕞尔小国,立国比齐晚近三百年,一直被东方诸侯目为夷狄之邦,然而却在其后的历史演进中蒸蒸日上、势如破竹,一举消灭东方六国,成就了一统中国的千秋霸业。是什么原因推进了这一历史进程?这一历史现象的确值得我们回味和深思!
《帝国雏形:先秦时期权力结构与社会转型》 本书聚焦于中国历史的漫长前夜,深入剖析了自新石器时代晚期至秦统一前夕,权力结构是如何一步步从松散的部落联盟形态,演变为具备高度组织性的早期国家体系。我们不直接探讨秦朝的建立及其大一统的具体路径,而是将目光投向秦帝国崛起的深层土壤——先秦时期,特别是周朝分封制度的瓦解、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国的竞争与内部变革。 全书分为四个主要部分: 第一部分:早期权力结构的演变与奠基 本部分追溯了中国早期文明中“王权”概念的起源。我们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传说中的“五帝”,而是从考古学和早期文献中寻找国家形态的萌芽。重点考察了二里头文化可能代表的早期王朝形态,以及殷商时期神权与王权的高度结合。殷墟甲骨文揭示的政治、军事和祭祀网络,为我们理解早期集权化尝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随后的章节详细分析了西周“封建制”的运行逻辑。这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通过分封土地和人民建立起来的层级体系,是如何在短期内实现了对广阔地域的有效控制?本书认为,西周的成功在于其对意识形态的精妙构建——“天命观”不仅是统治的合法性来源,也是维护等级秩序的基石。然而,这种建立在宗法基础上的权力分配,其内在的脆弱性也为后来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第二部分:礼乐崩塌与权力重心的转移 东周以降,周王室的权威日渐衰微,权力由中央向地方的结构性转移成为历史的主旋律。本部分着重探讨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实质。这并非简单的道德滑坡,而是一场深刻的政治经济变革的表象。随着铁器在农业和军事领域的应用,生产力的发展使得地方诸侯国具备了更强的经济基础和军事能力,从而不再需要依赖宗周的意识形态来维持其统治。 我们详细梳理了春秋五霸的崛起,分析了他们如何通过“尊王攘夷”等政治策略,在维护旧有秩序的表层下,不断拓展自身的实际控制权。重点分析了晋、楚、齐、秦等主要大国在内部管理上的创新,例如晋国在“士”阶层崛起后对贵族政治的冲击,以及齐国“管仲改革”对国家财政和军事动员能力的重塑。这些改革,本质上是区域性权力中心对旧有周制模式的局部超越。 第三部分:战国变法:国家机器的理性化塑造 战国时期是权力组织形态发生质变的关键阶段。本部分将战国时代的竞争视为一场“国家理性化”的竞赛,各国都在寻求如何最有效、最系统地组织人力和资源,以应对残酷的生存竞争。 本书对商鞅变法、吴起变法、以及魏国李悝变法的比较研究,着重于这些改革如何系统性地打破了以血缘为基础的传统政治结构,代之以基于“军功”和“编户齐民”的新型社会动员机制。我们探讨了土地私有制的进一步确立如何释放了生产力,以及官僚体系的初步建立如何使得君主权力能够更直接、更有效地渗透到社会底层。例如,对秦国“县制”的早期探索,展示了中央集权管理模式在试验阶段的实践效果。 此外,本部分也关注了思想界的“百家争鸣”与政治实践的互动。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学说,并非空中楼阁,而是对当时社会现实和权力困境的回应与解决方案的提出。特别是法家思想在各个强国治理中的采纳与实践,预示着一种全新的、去伦理化的国家权力模式的最终胜利。 第四部分:区域整合的初步尝试与模式异化 在战国末期,兼并战争加速了区域性的整合趋势。本部分分析了各国在外交策略上从“合纵连横”向“蚕食鲸吞”的转变。这种转变反映了各国对统一前景的战略预判——即只有彻底消灭对手,才能确保自身的安全与发展。 我们对比了东方六国(特别是楚、齐)在面对秦国时,其政治体制的僵化与反应迟缓。楚国的“封君”传统与齐国的贵族寡头政治,在应对秦国高度中央集权、反应迅速的官僚体制时,显得力不从心。本书认为,秦国的制度优势并非偶然,而是其在长期变法实践中积累出的、更适应大规模战争和远距离统治的治理技术。 本书的结论部分,将对先秦时期权力组织的技术进步进行总结,勾勒出从松散的贵族共治到高度集中的官僚国家这一历史轨迹的内在逻辑。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在秦统一之前,古代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是如何完成从“人治的血缘政治”向“技术的官僚政治”的艰难过渡,为后世的帝国形态构建了必要的制度基础和思想准备。本书意在提供一个理解大一统前夜的动态视角,而非对既成事实的终点进行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