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处：2007年北京论坛分论坛文集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简体网页||繁体网页

☆☆☆☆☆

马戎 著

图书标签:

• 族群关系
• 宗教研究
• 北京论坛
• 文化交流
• 社会学
• 人类学
• 多元文化
• 共处
• 中国
• 学术会议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99536

版次：1

商品编码：12136199

包装：平装

丛书名： 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16

字数：413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处》一书，收录了2007年第四届北京论坛“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存”分论坛上的22篇论文。这些由国内外著名学者提交的论文涉及民族／族群研究和宗教研究的各个重要领域，介绍了国际学术界和中国学者在民族／族群研究和宗教研究方面的全新成果，对一些人们普遍关心的核心议题开展了深入的讨论。

作者简介

马戎，男，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中国社会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国家行政学院、武汉大学、南开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宁夏大学、新疆大学等十几所大学客座或兼职教授。1968～1973年在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插队。l973～1976年在内蒙古农牧学院农机系学习。1979～1982年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研究生。1984年、l987年先后获得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硕士、博士学位。1987年到北京大学任教。1990～1991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博士后。1997年、2000年和2006年先后为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客座研究员、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美国杜克大学客座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民族问题、教育问题、贫困问题、人口迁移与城市化问题等。

目录

双重国籍：国民认同的危机抑或更好世界的预兆？
——对21世纪国民认同的反思【内森·格莱泽（Nathan Glazer）】／1
外族统治的社会学分析【迈克尔·赫克托（Michael Hechter）】／18
战争、民族主义与神圣性【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24
加拿大、西班牙和英国如何协调民族多样性【蒙特塞拉特·吉伯淖（Montserrat Guibernau）】／36
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和中国的少数族群：比较和对照【科林·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56
“亚裔人”、“黄种人”、“名誉白人”？
——亚裔族群在美国种族分层制度中的社会定位和身份认同【周　敏】／72
作为民族国家基础的公民与族群民族主义：文化多元主义处在十字路口了吗？
【帕萨·内斯·慕克吉（Partha Nath Mukherji）】／84
民族身份认同“危机”视角下的美国移民辩论困境【陈崛斌　梅仁毅】／100
中文“民族” 和中国“各民族”的区别与联系
——理解中国族群关系（ethnic relations）的另一个视角【宁　骚】／129
少数民族教育政策与和谐的多元文化论【白杰瑞（Gerard Postiglion）】／137
作为族群认同担当者的族群企业家
——中国凉山彝族（诺苏）的个案研究【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166
劳动力市场跨国化和跨国的非正规经济【李明欢】／199
民族形象之擅用：全球化进程中韩国的大米之文化政治学【金光亿】／208
茶及其“他者”【王铭铭】／227
汉藏历史关系的新思考：一个反思性历史研究【王明珂】／237
族群孤岛与族群边界的维持【周大鸣】／267
关于民族地区形象宣传的几点思考【于长江】／296
宗教仪式、边界以及在差异中共存【罗伯特·韦勒（Robert P.Weller）】／311
印度的国家、宗教多数群体与宗教共存现象【奥门（T.K.Oommen）】／321
印度的宗教共存【阿尼塔·夏尔玛（Anita Sharma）】／343
宗教行动者：宗教群体资格论【方　文】／349
马来西亚的族群、宗教多样性和族际和谐【陈志明（Tan Chee-Beng）】／382

精彩书摘

　　《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处：2007年北京论坛分论坛文集》：
　　荷兰作为一个很纯净的单一文化的民族国家，也曾接受了多元文化政策。这是另一个经典的例子。但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实行的开明的文化政策到90年代已经彻底失败了，这是因为人们明显地感觉到迅速发展的“荷兰的伊斯兰化”的威胁。这种威胁导致“欧洲各国积极地转向发展由政府主导的单一文化主义模式”。欧洲还有更多国家也经历了这种情况。
　　我想要指出的是，现在的单一文化的民族国家迅速异质化的情况，不同于那些在数千年的历史过程中早已异质化了的民族国家。在劳动力和服务全球化流动的时代，历史上的那些民族国家正在从“想象的”（imagined）同质的单一文化向“无法想象的”（unimaginahle）异质文化转变。在文化上已经多元化的后殖民国家中，多元文化性的客观条件已经不再以原来的方式／形式存在了。因此，我们有必要将多元主义（pluralism）与多元文化主义相区分。
　　多元主义不仅仅是对文化多样性的肯定，如宗教、语言、习俗、礼仪、意识形态，它还表现在结构性的联邦制度、民主分权、经济、文化、政治制度、多党政治体系及自愿创办的协会中。在寻求共赢（common good）的冲突、对话、谈判的框架内，多元主义允许不同的利益群体共存和相互影响。多元主义框架的主要特征是“共赢并不是推理出来的……共赢的范围和内容只有在谈判的过程之中或之后才能（在后天的过程中）确定”。
　　……

前言/序言

导　　言
马戎
2004年11月北京大学举办了首届“北京论坛”（Beijing Forum），邀请了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近百人出席。我那时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和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受学校委托在这一年的北京论坛活动中组织了一个社会学、人类学分论坛。那次分论坛共邀请了12位著名学者出席，其中有日本的中根千枝教授、中国香港的李沛良教授，4位中国大陆学者和6位韩国学者，大家一致认为在这次会议的交流中收获很大。自首届论坛取得成功后，北京大学此后每年11月举办一次北京论坛，这已经成为燕园的年度学术盛会。
2007年举办了第四届北京论坛。这届论坛的主题是“文明的和谐与共同繁荣——人类文明的多元发展模式”（The Harmony of Civilizations and Prosperity for All:Diversity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在这届论坛中我负责组织了一个分论坛，具体议题是“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存”（Ethnic Relations and Religious Coexistence），我认为这个议题与这届北京论坛的主题十分契合，而且可以突出社会学、人类学这两个学科的学术特点。
在分论坛的申报书中，我是这样写的：“21世纪的世界依然充满了各种矛盾与冲突，其中许多冲突与宗教、民族/族群、人口迁移密切相关。‘文明冲突论’强调的即是宗教和种族/族群的冲突。现在发生在世界许多地区的社会动荡、街头骚乱、内战和国家之间的战争，绝大多数都有宗教、族群背景。所以因历史上的或近期的人口迁移、社会变迁所引起的族群矛盾和宗教冲突，是新世纪全世界都十分关注的焦点。各国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们都在努力调查、研究、探讨应当以什么样的基本思路来协调与改善种族/族群关系、引导不同宗教之间的和平共处。我国有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超过1亿，民族自治地方面积为国土面积的64%；藏传佛教、伊斯兰教信众数量巨大，境外宗教势力对国内信众的影响正在不断加强。通过这一届北京论坛，邀请各国家和地区在族群/民族研究和宗教研究领域的著名学者与中国学者共同讨论和交流在这些领域中的理论探讨、实证研究的成果，共同分析人类社会中族群关系和宗教问题的发展趋势，非常必要。”
我的申请在2006年底得到北京论坛组委会的认可。此后，我便开始着手联络世界各地研究民族、族群、民族主义和宗教问题的著名学者，希望把这次分论坛办成一个世界水准的高层次学术对话。在征询出席意向的邮件交往中，有许多著名学者欣然允诺出席，这自然对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
族群/民族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群体形式，长期以来受到各国社会科学界的高度关注。20世纪80年代我在布朗大学读书时，由于博士论文选题是“人口迁移与族群交往”，调查的对象是中国内蒙古地区农牧区的蒙汉群体，所以必然要关注社会学的族群理论、研究方法和经典案例。我那时选修了格德沙尔德（Calvin Goldscheider）教授开设的Ethnicity研究生课程，系统地阅读了有关族群理论和研究案例的基础文献。我觉得自己在族群基础理论方面收益最多的是哈佛大学格莱泽（Nathan Glazer）教授与莫尼汗（Daniel Moynihan）教授合编的Ethnicity一书，而赫克托（Michael Hechter）教授在Internal Colonialism一书中提出的“扩散模式”和“内部殖民主义模式”的比较框架，对于我分析中国少数民族聚居区（内蒙古、西藏等地）与汉族地区之间横向的宏观政治、经济关系有十分直接的借鉴意义。在族群关系构建及纵向发展的理论框架方面，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戈登（Milton Gordon）教授的Assimilation in American Life，而在选择分析指标体系方面，对我帮助最大的是辛普森（George Simpson）教授与英格尔（Milton Yinger）教授合编的Racial and Cultural Minorities。
我在1987年春毕业后来到北京大学任教。自1988年至2014年，我一直在社会学系开设“民族社会学”研究生课程。在我的课程大纲提供的参考书目中，我尽量把在族群研究中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学者们的著作和论文提供给学生，这也催促我自己不断去扩展自己的阅读范围。除了阅读国内著名学者如费孝通教授、潘光旦教授、吴文藻教授等人的著作和20世纪50年代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资料外，我也开始关注欧洲学者对“民族主义”的研究。例如通过阅读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Smith）教授的National Identity和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教授的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 1780等著作，我对于起源于西欧的“民族主义”的历史演变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而本尼迪科特·安德森教授的Imagined Community（中文译名为《想象的共同体》）对我理解欧洲的“民族主义”理念进入亚洲殖民地后在当地社会“民族建构”（nation-building）中塑造的“非传统模式”具有极大的启发。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曾经在内蒙古牧区插队当牧民，对蒙古族传统文化和生活习俗有所了解。我1988年在西藏组织问卷和户访调查，1997年在新疆调查人口迁移和双语教育，后来甘肃和青海也成为我调查的区域。在这些实地调查中和与当地干部、学者和民众的接触中，我感到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后，市场经济对西部以国有企业为基础的地方经济和就业带来很大冲击，在“落实政策”过程中重新强化的民族意识把这些社会矛盾引向了令人担忧的方向。我们如果想真正理解中国民族问题的发展演变，不仅需要梳理中国传统的“夷夏”观和治理边疆群体的思路，同时也需要阅读更多有关族群、民族和民族主义方面的国内外学术著作，进行深层次的理论探讨。
杜克大学的霍洛维茨（Donald Horowitz）教授在他的著作Ethnic Groups in Conflict一书中，不仅系统地分析了世界各国的族群矛盾，对各国政府为改善族群关系采取的政策的客观效果也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对大量实际案例的分析研究，他认为政府以欠发达地区为对象的地区优惠政策的实际效果明显好于以族群为对象的群体优惠政策。2006年我在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授课期间认识了霍洛维茨教授，此后我非常希望能够进一步与他进行交流。2006年在出席一次学术会议时我认识了The National Question in Marxist-Leninist Theory and Strategy的作者康纳（Walker Connor）教授，他的这本书是西方学者研究马列主义民族理论的经典。阅读这些经典著作和结识这些享誉学术界的大师级学者，使我在思考中国的民族问题时获益匪浅。我也非常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聆听他们的学术思想，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介绍到国内。
所以，在确定了由我负责组织这次分论坛之后，我觉得这是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希望能够把那些我仰慕已久的著名学者们邀请到北京大学，组织一个具有国际水准的族群研究和宗教研究的盛会。我梳理了我手边研究族群问题的经典英文文献的作者名单和联系方法，包括一些我从未谋面但对他们的著作很熟悉的学者，请学术界的朋友向我推荐被邀请人选，同时通过邮件开始积极与世界各国的著名学者联系。
考虑到许多国外学者不懂中文，为了打消他们对交流不便的顾虑，我们的这个分论坛明确规定工作语言是英语，取消同声翻译。因为据我自己多次参加国内组织的学术会议的经验，凡是涉及专业词汇和文献，那些高薪请来的专业同声翻译人员很难把讲演和回答的内容全面和准确地翻译出来。在2004年我组织的北京论坛的分论坛上，最后大家的问答讨论自动改为英语，可以把意思表达得更加清楚而且节约大量时间。我相信，把英语规定为分论坛的工作语言，这是鼓励那些国际著名学者参加这次会议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感到特别荣幸的是，哈佛大学的格莱泽教授、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赫克托教授、杜克大学的霍洛维茨教授等都迅速回复表示愿意出席。我特别感到可惜的是，在开会之前两周，霍洛维茨教授由于杜克大学的校内重要事务临时取消了出席的计划。康纳教授也答应出席论坛，但是他在7月份告诉我由于健康检查的结果，医生坚决不同意他乘飞机出行，他只好放弃这个与中国学者交流的机会。安东尼·史密斯教授答复说，他由于年事已高已不再外出旅行，无法出席北京论坛，但是他向我推荐了他的两位学生，也就是后来出席会议的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约翰·哈钦森（John Hutchinson)教授和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的蒙特塞拉特·吉伯淖（Montserrat Guibernau）。霍布斯鲍姆教授因论坛会期与他其他的计划相冲突，所以无法出席，他是研究欧洲民族主义的一位具代表性的资深学者，非常可惜失去了一次向他当面请教的机会。我曾多次设法联络《想象的共同体》一书的作者安德森教授，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告诉我，安德森教授居住在东南亚“某处”多年，无法联系到，这使我感到十分遗憾。华盛顿大学的郝瑞教授（Stevan Harrell）是研究中国彝族的著名学者，因为会期与他的日程有冲突他也无法出席这次论坛的活动。
在这个联系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我联系了和吉伯淖教授合编The Ethnicity Reader的约翰·雷克斯（John Rex）教授，但是他回邮件表示，因为他不赞同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所以不能出席在北京举办的这次论坛，而且他还给我邀请的其他外国学者发送邮件，要求他们一致抵制这次会议。在外国学术界有些政治上比较偏激的学者，我认为这也并不奇怪，但我随后就收到澳大利亚的马克拉斯（Colin Mackerras）教授给我并转发所有被邀请学者的信函，表示他完全支持这次论坛的主题，呼吁大家理性看待这次纯学术性的对话论坛并积极参与。马克拉斯教授早在1964年就在北京外国语学院（后来的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文化大革命”后直至近几年仍坚持在该校任教，他非常熟悉中国社会，对许多问题能够做出理性客观的判断。我和他相识多年，这次论坛自然他也在被邀之列。我对那次他对论坛的支持一直非常感激。
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长期研究美国族群认同问题的奥尔巴（Richard Alba）教授也接受了邀请。他出版的Ethnic Identity是解读美国白人族群性的经典之作。我同时也邀请了奥尔巴教授的学生，毕业后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任教的周敏教授。据我所知，周教授是改革开放后留学美国的社会学专业的学生中唯一的一个主修ethnicity的大陆学生，她的博士论文China Town在美国出版后很快就被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我在2000年在洛杉矶分校授课时与她有多次交流，我相信作为长期生活在美国研究少数族裔的华人学者，她一定可以为这次论坛带来一些特殊的视角。我也联系了在夏威夷的杜磊（Dru C. Gladney）教授，1980年代他曾在中央民族大学留学，后来因出版Muslim Chinese和后续著作成为研究中国穆斯林群体最有影响的美国学者。戈伦夫（Tom Grunfeld）教授是美国研究西藏问题的专家，我从1983年就与他相识，他在1987年出版的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在国内也有中译本。德国的王海（Thomas Heberer）教授是欧洲研究中国少数民族问题的专家，我曾协助把他研究彝族民营企业的专著《凉山彝族企业家》（民族出版社，2005年）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他们都积极表示愿意出席论坛。
我们在关注欧美学者的同时，也邀请了亚洲和中国港台地区研究族群问题和宗教问题的几位著名学者。印度是亚洲的另一个古老的国家，是佛教的发源地，也是族群关系比较复杂的国家，这次论坛邀请了三位印度学者：慕克吉（Partha Nath Mukherji）教授、奥门（T．K．Oommen）教授和阿尼塔·夏尔玛（Anita Sharma）教授。慕克吉教授是印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所长，是研究印度族群问题的资深学者;奥门教授和夏尔玛教授的主题则是宗教共存。中国香港大学的白杰瑞（Gerard Postiglione）教授是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教育的专家，在这个领域出版了多部专著并主编有关民族教育专题的英文期刊。曾长期在香港中文大学任教的马来西亚学者陈志明（Tan Chee-Beng）是研究马来西亚族群关系的专家，他出版的关于马来西亚华人变迁史和族群政策的著作是这一专题的核心文献。中国台湾中研院的王明珂教授是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的学生，他是研究中国西部族群认同现状与演变史的著名学者，他出版的《华夏边缘》、《羌在汉藏之间》等著作在大陆十分流行。韩国的金光亿教授是费孝通先生的老朋友，牛津大学人类学博士，曾任韩国人类学会会长，自1995年我们在北京大学举办第一届中国人类学高级研讨班开始，他一直和我们保持密切联系，曾出席我们组织的2004年北京论坛的活动。以上这些学者都被邀请出席了2007年的这次北京论坛。令人遗憾的是，出席了2004年论坛的另一位费孝通教授的老朋友，日本东京大学的中根千枝教授，因为国内其他事务未能出席这次论坛。
这次分论坛的主题有两个，一个是族群/民族问题，另一个是宗教问题。由于我本人对宗教研究的学者不很熟悉，所以在讨论邀请名单时，我咨询了近期曾在美国贝勒大学从事过博士后研究、到北大任教的卢云峰老师。这次宗教专题邀请到的学者有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贝克尔（Eileen Barker）教授、美国波士顿大学专门研究中国宗教问题的罗伯特·韦勒（Robert P. Weller）教授、美国贝勒大学的约翰逊（Byron Johnson）教授、中国香港城市大学的梁景文（Graeme Lang）教授和中国台湾中研院的黄树民教授。黄教授的演讲题目是“Religion as Means of Cultural Reproduction: The Case of a Yunnan Chinese Village in Northern Thailand”，介绍泰国北部一个华人村落如何通过宗教活动来实现文化再生产。这次论坛有些遗憾的是还有两位国外大学的学者提交了论文摘要，但最终未能出席。一位是爱丁堡大学的约瑟夫（John E. Joseph）教授，另一位是土耳其中东理工大学（Middle East Tech Univ.）的达吉（Ihsan D. Dagi）教授。
来自国内的学者共有12 位。厦门大学的李明欢教授是研究欧洲华人社会的专家；中央民族大学的杨圣敏教授是新疆问题专家；南京大学的范可教授对福建的回民社区开展了深入调查；中山大学的周大鸣教授、云南民族大学的和少英教授、中央民族大学的潘蛟教授，都是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专家;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梅仁毅教授是研究美国族群问题的专家。这次分论坛有5位学者来自北京大学，宁骚教授是研究世界民族问题和民族政策的专家，王铭铭教授对福建民间社会进行过详尽的民族志调查，方文教授是研究国内宗教特别是基督教的专家，于长江和我本人曾长期在西部民族地区开展实地调查。
从以上的出席者名单来看，说得上是“群星灿烂”。虽然仍有好几位我慕名已久的著名学者未能到会，但据多名参会学者告诉我，这已经是许多年来他们出席的最高品位、著名学者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北京论坛的开幕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开幕式结束后，各分论坛在人民大会堂各厅分别举办了第一阶段的学术讲座。第二天的学术讲座则回到北京大学校园，在英杰国际交流中心举办，北京大学各院系的教师和学生也旁听了各分论坛的精彩学术报告。这是非常忙碌和兴奋的几天，也是在学术上收获极大的几天。我相信许多与会者也有同感。香港大学的白杰瑞告诉我，他在许多年前读本科时就在读格莱泽教授的著作，这一次终于有机会见到本人，感谢北京大学为大家提供了这次难得的交流机会。
还在论坛正在进行的期间，我们请来的许多国外学者便纷纷被北大其他院系和兄弟院校邀请去做讲座或交流，当时的燕园充满了浓厚的学术气息。由于格莱泽教授是第一次访问北京，论坛结束后我便陪同他和他的夫人游览颐和园，他虽然年近90岁，但是精神非常好，一直步行上了佛香阁。我们除了讨论中国和美国的族群问题外，还商定了在2010年共同在波士顿组织一次中美学者的族群研究的研讨会，把研究对象的地域限定在中美两国，由他和我分别组织美国和中国的参会学者团队。这次研讨会如期于2010年在波士顿塔夫兹大学召开，有6名中国学者出席，研讨会获得圆满成功。塔夫兹大学的研讨会可以说是2007年北京论坛的一个副产品。
自从论坛的活动结束以后，我便考虑如何争取将这次分论坛的论文汇编成文集出版，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这件事一直拖延下来。第一个原因是有些与会学者仅提交了发言的摘要，会后多次催促也未能得到他们发言的全文。第二个原因是论文的翻译也拖了一段时间。在2007年秋季我在北京大学开设的“民族社会学”研究生课程上，我鼓励选课的研究生们把翻译这次分论坛的论文作为这个课程的期末作业，所以有部分论文在2008年初由学生译成中文。第三个原因是缺乏出版资助，我找到北京论坛组委会的负责人，希望得到出版经费，但是始终没有结果。几个因素加在一起，出版论文集这件事就拖下来了。
时间一年一年地过去，2012年我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合作，主编一套《21世纪中国民族问题丛书》，已先后出版了12本。近期在出版社的催促下，我决定把2007年北京论坛的“族群交往与宗教共存”分论坛现有的论文译文整理出来，作为这套丛书之一正式出版。
我把计算机里保存的这次分论坛的材料梳理了一下。我先后共收到了完整论文25篇，其中国内学者会后提供的中文论文8篇，其余17篇英文论文的中译本的质量参差不齐，需要进行校对。我便请了两位过去的学生王娟和王凡妹帮助我承担校对工作。最后筛选汇集成了大家面前的这本文集。
在校对这些论文的过程中，我感到论文当中提出的许多观点和思路，在今天仍然极具启发意义。如格莱泽教授讨论的“双重国籍”问题，慕克吉教授介绍的印度“民族构建”中的基础概念和逻辑，吉伯淖教授对加拿大、英国和西班牙在处理民族多样性时的政策比较，马克拉斯教授对澳大利亚土著人政策演变的讨论，白杰瑞教授对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政策的分析，金光亿教授对大米在韩国民族主义构建中象征意义的讨论，王明珂教授对中国藏彝走廊居民认同意识的调查，李明欢教授对劳动力国际化的分析，韦勒教授、夏尔玛教授和方文教授等对中国和印度宗教现象的分析，等等。这些议题对于我们理解今天世界上各国的族群问题与宗教问题提供了深刻的观察分析思路和大量丰富生动的案例素材，对于国内学者思考和研究这些专题无疑会有特殊的启示意义和示范效果。
我非常感谢北京大学举办的北京论坛给我们提供了这样一次千载难逢的高层次学术交流的机会，我也非常感谢所有参加这次分论坛的各国家或地区的学者，正是他们的积极参与使这次分论坛获得完满的成功。我们都相信这个世界最终会越变越好，但是在此之前，我们不得不面对社会中各种复杂、尖锐的族群矛盾和宗教冲突，因此，社会科学研究者担负的社会责任必然是十分沉重的，希望这本以族群关系和宗教共存为主题的论文集对于大家思考和研究世界和中国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能够有所裨益。

《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2007年北京论坛分论坛文集》 引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时代画卷 21世纪初，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经济全球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广度渗透到人类社会的各个角落，技术革新日新月异，信息传播瞬息万变。在这样的浪潮中，文化与宗教的边界日益模糊，不同文明、不同民族之间的互动变得空前频繁。这既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融合，也带来了严峻的挑战，诸如文化冲突、身份焦虑、极端主义的抬头等问题，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思想格局。 正是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2007年北京论坛应运而生，汇聚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思想家和实践者，共同探讨在全球化进程中，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所面临的复杂议题。本书《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2007年北京论坛分论坛文集》正是此次论坛的重要成果，它收录了围绕这一核心主题，在不同分论坛上展开的深入研讨和精彩论文。这些文集不仅是思想的火花，更是对当下时代挑战的积极回应，力图在纷繁复杂的世界中，为我们理解并应对文化与身份的重塑提供深刻的洞见。 第一部分：文化认同的多元维度与演变 本书的首要关注点在于对“文化认同”这一核心概念进行多角度的审视和深入的剖析。在全球化冲击下，传统的、相对单一的文化认同模式正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本书中的多篇论文，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和地域实践出发，揭示了文化认同的多元化、流动性以及其在不同社会情境下的动态演变。 有学者从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角度，探讨了社群、国家、民族等宏观层面的文化认同如何受到全球化浪潮的解构与重塑。他们分析了跨国移民、文化商品流通、大众传媒传播等因素如何打破原有的文化藩篱，使得个体和群体在多元文化环境中，重新界定自身的文化归属。例如，对新移民社群的研究，揭示了他们在保留原有文化传统的同时，积极融入新环境，形成了一种“混合型”的文化认同。 另有研究聚焦于微观层面，关注个体如何在日常生活中，通过消费、语言、服饰、社交网络等方式，主动或被动地建构和表达自己的文化认同。这些研究强调了在后现代语境下，文化认同不再是固定的、先天的属性，而是可以被主动选择、塑造和协商的过程。作者们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如青年亚文化的兴起、网络社群的形成等，展现了文化认同的灵活性与复杂性。 此外，本书还关注了文化认同在后殖民语境下的复杂性。许多论文探讨了历史上殖民主义对被殖民地区文化认同造成的创伤，以及在后殖民时代，这些地区如何努力挣脱文化霸权的束缚，重拾和再创自身独特的文化价值。这其中既包括对民族语言、历史记忆的复兴，也包括对本土哲学、艺术的创新性阐释。 第二部分：身份建构的挑战与策略 在文化认同多元化和流动性的背景下，“身份建构”成为本书的另一核心议题。它不仅关乎个体如何认知自身，更关乎群体如何在社会互动中确立和维系自身的存在。本书中的研究，深入探讨了在全球化背景下，身份建构所面临的严峻挑战，以及个体和群体所采取的各种策略。 首先，本书关注了“身份焦虑”的普遍性。在全球化带来的信息爆炸和文化冲击下，许多个体和群体感到迷失，不确定自己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所处的位置。这种焦虑可能表现为对传统价值的过度怀旧，也可能表现为对西方文化的盲目追随。论文分析了造成这种焦虑的深层原因，如经济不平等、社会流动性下降、文化同质化趋势等。 其次，本书深入探讨了“边界”的重塑与消解。在全球化时代，传统的国家、民族、宗教、阶级等边界变得模糊。许多研究关注了身份的跨越性，例如，跨国界社群的形成，网络身份的构建，以及在消费主义浪潮下，消费符号如何成为重要的身份标识。同时，也有论文探讨了边界的重构，例如，在一些地区，基于地方性认同、生态意识或特定价值观的身份社群正在兴起，试图在普遍主义的全球化叙事中，寻找到自身独特性。 第三，本书还重点分析了不同群体在身份建构中的策略。这包括： 抵抗与维权： 针对文化霸权和身份压迫，许多群体采取了抵抗性的策略，例如，通过文化生产、社会运动、法律途径等方式，维护自身的文化权利和身份尊严。 协商与融合： 在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的环境下，许多个体和群体并非简单地排斥异质文化，而是通过协商、借鉴和融合，在保持自身独特性的同时，丰富和拓展了自身的身份内涵。 象征性行动： 身份的建构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象征性行动，如语言的使用、节日庆典的举行、历史记忆的叙述等。本书中的研究，通过对这些象征性行动的细致分析，揭示了身份建构的深层逻辑。 第三部分：全球化与本土化：张力与共生 本书的第三部分，将目光投向了在全球化语境下，普遍的全球化浪潮与顽强的本土化力量之间的辩证关系。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对抗，而是一种复杂而深刻的张力与共生。 许多研究探讨了全球化对本土文化的冲击。全球消费主义的蔓延，强势文化的渗透，以及标准化生产模式的推广，都可能导致本土文化的衰落和同质化。然而，作者们也敏锐地观察到，本土文化并未因此而消失，反而以新的形式焕发生机。例如，一些传统手工艺在与现代设计结合后，焕发了新的生命力；一些地方性的节庆活动，通过媒体的传播，获得了更广泛的关注。 本书中的论文，强调了“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重要性。即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如何将普适性的元素与本土的具体情境相结合，形成既符合全球趋势，又能保持地方特色的文化实践。例如，对跨国企业在不同国家推行本地化战略的研究，以及对本土媒体如何消化吸收国际叙事，并将其融入本土文化语境的分析，都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理念。 此外，本书还关注了“文化生产”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作者们分析了不同文化产品（如电影、音乐、文学、艺术等）如何在跨国传播中，既受到全球潮流的影响，又融入本土的审美趣味和价值观念，从而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全球文化产品。 第四部分：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与身份新课题 本书的最后一大部分，聚焦于后现代主义思潮对文化与身份研究提出的新课题。后现代主义打破了宏大叙事，强调碎片化、多元化和不确定性。在这样的理论框架下，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呈现出更为复杂和多元的面貌。 作者们探讨了“身份的解构”。在后现代社会，单一的、稳定的身份变得难以维持，个体可能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并且这些身份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例如，网络身份的出现，使得人们可以在虚拟世界中进行身份的尝试和重构。 同时，本书也关注了“后现代的文化融合”。全球化加速了不同文化元素的交流，后现代主义的视角，使得这种融合不再是简单的“嫁接”，而是更加自由、碎片化和具有创造性的组合。这可能导致新的文化形式和审美趣味的产生，也可能带来文化上的混乱和失语。 此外，本书还触及了“全球化与宗教的互动”这一重要议题。在全球化背景下，宗教的传播方式、内容和功能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些宗教通过跨国网络和媒体，获得了更广泛的传播，也面临着与其他宗教和世俗文化互动带来的挑战。本书中的相关研究，深入分析了在全球化语境下，不同宗教如何理解和回应现代性，以及如何与其他文化和身份形成互动关系。 结语：洞见未来，塑造共生 《全球化视域下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2007年北京论坛分论坛文集》所呈现的研究成果，不仅是对2007年北京论坛重要学术思想的记录，更是对我们理解当下世界深刻变革的重要贡献。在信息爆炸、文化多元、身份流动的时代，本书提供了一个珍贵的思想平台，汇聚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学术领域的智慧，共同探索人类社会在应对全球化挑战时，所面临的文化认同与身份建构的复杂议题。 本书的研究，揭示了文化认同的多元维度及其动态演变，剖析了身份建构所面临的挑战与策略，阐释了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与共生关系，并对后现代语境下的文化与身份新课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些研究成果，无疑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洞见，帮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自身在多元世界中的位置，以及如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以更加包容、开放和富有创造性的姿态，去构建一个更加和谐、共生的未来。阅读本书，就是参与一场跨越国界、跨越文明的思想对话，共同为理解和塑造人类共同的未来贡献智慧。

评分☆☆☆☆☆

这本书的实用价值，尤其体现在它为观察和理解当代社会中的复杂人际关系提供了一个多维度的观察窗。它不仅仅是一部理论作品，更像是一本社会情境的“解密手册”。我能想象，无论是从事社会学研究的学生，还是在跨文化环境中工作的实践者，都能从中汲取到宝贵的洞见。书中对具体案例的分析，往往穿插着对宏观政策影响的审视，使得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互动。这种结合，极大地拓宽了我的思维边界，让我意识到，许多看似是“偶然事件”的社会现象，背后往往有着深刻的制度逻辑和历史惯性在驱动。总而言之，这本书构建了一个严密而富有张力的分析场域，它鼓励读者跳出既有的认知框架，以一种更具包容性和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我们日常所处的社会环境，是一部值得反复研读的参考佳作。

评分☆☆☆☆☆

这本书的摘要部分，尽管篇幅不长，却像一把精巧的钥匙，瞬间打开了我对具体议题的好奇心。我注意到其中几篇论文的标题似乎触及了跨文化交流中的一些尖锐矛盾点，但措辞上却保持了一种令人赞赏的平衡和克制。这种平衡感，在探讨高度敏感的社会议题时尤为可贵，它不是简单地回避冲突，而是试图在复杂的现实语境中，寻找各方都能接受的理论基础和对话路径。特别是有篇提到“地方性知识与全球思潮的张力”的文章，其引言部分的论述视角极其开阔，仿佛一下子把我从日常的琐碎中抽离出来，置于一个宏大的社会学框架下审视问题。这本书所汇聚的，显然是一批深谙学术规范、且具备深厚田野调查背景的学者群像，他们的文字功底和逻辑推演能力，从这些简短的介绍中就可见一斑。这让我确信，这不仅仅是一本记录会议发言的记录集，更是一份高质量的思想报告，预示着内容将是层层递进、论据扎实的。

评分☆☆☆☆☆

阅读体验的流畅度，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作者群的语言风格是否能够形成一个可被接受的整体。我注意到，尽管这是一本多作者的文集，但全书的叙事逻辑似乎被一股无形的力量牵引着，朝着同一个中心议题螺旋上升。这种一致性并非意味着风格的雷同，恰恰相反，它体现了高超的编辑功力——成功地将来自不同学派、不同文化背景的学者声音统一在一个框架内，避免了以往文集常见的“七嘴八舌”和逻辑断裂感。其中一些论述，运用了非常精确的学术术语，这对于专业读者无疑是一种享受，它意味着作者们没有为了迎合大众而稀释观点的深度。然而，即便是面对相对晦涩的概念，文本的结构也常常通过清晰的小标题或例证来提供支撑，使得即便不是该领域的核心专家，也能大致跟上思想的脉络。这种对专业性和可读性之间微妙平衡的把握，是这本书在众多学术集册中脱颖而出的关键因素之一。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颇具匠心，米白色的封面搭配着深沉的藏青色字体，透露出一种学术的厚重感，却又不失现代的简约。当我轻轻翻开扉页时，那纸张的质地带来的触感十分温和，让人联想到知识的沉淀与历史的厚度。尤其是书脊处的烫金工艺，虽然低调，却在光线下闪烁着低调的光芒，暗示着内文讨论的议题绝非泛泛之谈。装帧的整体风格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严谨且富有仪式感，它不像市面上那些追求花哨封面的畅销书，更像是一件值得在书架上郑重摆放的学术珍品。内页的排版也十分考究，字体的选择清晰易读，行距和页边距都拿捏得恰到好处，即便是长时间阅读，眼睛也不会感到明显的疲劳。这本厚实的文集，从物理形态上就传递出一种尊重阅读、尊重思想的专业态度，让人在尚未深入内容之前，就对即将展开的阅读之旅充满了期待和敬意。这种对细节的把控，足以体现出版方在学术出版物制作上的用心良苦，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舒适且专业的阅读界面。

评分☆☆☆☆☆

对于任何严肃的学术著作，其理论框架的坚实程度是衡量其价值的首要标准。从这本书的目录结构来看，它似乎并未满足于停留在现象的描述层面，而是深入挖掘了背后的结构性因素和历史演变规律。我感受到的明显区别是，它似乎更倾向于采用一种动态的、过程性的视角来分析社会互动，而非静止地对现状进行快照式的记录。例如，它可能在探讨某种群体间的互动模式时，会追溯到更早期的制度设计或文化契约的形成，这种“深挖根源”的倾向，极大地增强了论证的说服力。这说明编纂者在遴选稿件时，非常注重稿件的理论深度和原创性，确保了文集内容在学术前沿具有一定的引领作用。这是一种对知识严肃性的坚守，拒绝了流于表面的讨论，致力于提供能够解释复杂现实的有效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