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https://pic.tinynews.org/12152787/59ae8e24Naa64ef37.jpg)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国际研究协会（ISA）年度著作奖作品 罗伯特·杰维斯、理查德·内德·勒博赞誉推荐
用全新的社会演化理论范式揭示国际政治体系变化的驱动力
内容简介
《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基于一个原创性的“社会演化范式”，综合人类学、进化生物学和国际关系诸学科的知识，对人类社会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的发展进程、对国际政治的系统社转型提出了一种社会演化的诠释。具体来说，《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阐述了三次历史性的体系变迁的脉络：在我们眼中理所当然的、污秽和野蛮的霍布斯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是如何从伊甸园般的天堂演化而来；这个霍布斯式的世界又是怎样在1648年到1945年间自我转变成一个更加和平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而1945年后，世界范围内的一些地区又是如何变得更加规则化且更加和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批判地讨论了国际政治领域内所有重要的大理论，从进攻性现实主义到防御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英国学派以至建构主义，并且为这些理论之间的“大辩论”提供了巧妙的解决方案。作者简介
唐世平，长江学者，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他获得学位包括：古生物学学士（1985）、分子生物学硕士（1988）、分子生物与遗传学博士（1995），而之后才获得了国际关系硕士学位（1999）。他的研究领域广泛，涵盖国际政治理论、制度经济学、政治理论、社会科学哲学。他在这些领域都做出了世界水平的研究，并且有广泛的著述。2015年，唐世平凭《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书获国际研究协会（ISA）的“年度*佳著作”奖，成为首位获得该奖项的亚洲学者和中国学者。精彩书评
罗伯特·杰维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系统效应：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复杂性》作者）：“在富有洞察力的重要研究中，唐世平展示了国际关系到底是如何演化的。通过这一研究，他修订并调和了许多我们所熟知的理论，并且重新精彩地阐释了战争、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一个真正气势恢宏的诠释。”
理查德·内德·勒博（伦敦国王学院战争研究院国际政治理论教授，达特茅斯学院詹姆斯·奥利弗·弗里德曼校长荣誉退休教授）：
“唐世平提供了社会演化视角，他的方法事实上就是一个好的思想：如果有好朋友的话，将促进国际关系的演化。”
目录
中文版前言序
导 论 为什么国际关系学需要演化的方法？
一、困惑的难题：得不到解决的“大争论”
二、全书设计
三、核心定义
第一章 从生物演化到社会演化
导 言
一、关于生物演化的预备知识
二、关于生物演化的几种常见误解
三、社会演化作为一种现象
四、社会演化范式：核心原则
五、什么不是社会演化的方法?
六、对国际关系学中演化性理论的批判
结束语
第二章 失乐园，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
导 言
一、对现有的战争起源理论的批判
二、伊甸园及其颠覆：一个新的理论
三、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一般性的证据
四、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的诞生：子系统的证据
五、战争创造国家/ 社会/ 我们，国家/ 社会/ 我们发动战争
六、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诞生
结束语
第三章 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
导 言
一、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辩论
二、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根本机制
三、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三个辅助机制
结束语
第四章 一个正在展现的更为规则化的国际系统
导 言
一、一个新的国际制度研究路径
二、地区和平制度化的三条道路
三、解决关于国际制度的现有争论
四、国际制度与国际秩序研究的再定向
五、世界国家：一个不可能的且危险的乌托邦
结束语：迈向一个更好的但总是不完美的世界
第五章 作为演化系统的国际系统
导 言
一、（国际）系统，而不是（国际）结构！
二、单是结构决定不了什么！
三、系统对国家的影响：五大渠道
结束语：系统，而不是行为体—结构！
结 论
一、社会演化范式与作为演化科学的国际关系
二、政策含意：寻求安全——过去、现在与将来
附录一 来自民族人类学的证据
附录二 第二章的补充表格
附录三 战争降临间接系统
精彩书摘
得范式：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诞生所有的主要文明都是征服与扩张的产物（和受害者）——战争是塑造人类历史的*强大的力量之一（Keegan 1993；Diamond1997；Trigger 2003；Otterbein 2004；Hamblin2006）， 无一例外。这样看来，其中的一些国家会产生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也就不足为奇了——毕竟人的思想不可能与其所处的世界完全隔绝（Marxand Engels 1846）。本节旨在阐述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产生，以及我们（特别是政治家）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的社会化过程（相关总结参见本书表2.1）。
（一）中国、印度、欧洲和近东所流传的古典文本
中国、印度和欧洲这三大文明，都流传下了以进攻性现实主义为治国理念的文本（相关的早期探讨，参见Tang 2008a；2010a，第六章）。秦惠王的核心谋臣商鞅（约公元前390 年—前339 年）在《商君书》中首次阐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主张。商鞅认为，国家的内在本质是进攻性的，而进攻仅受其能力所限，“今世强国事兼并，弱国务力守……故万乘莫不战，千乘莫不守”（《商君书·开塞第七》）。在这样的世界里，生存的唯一方法就是征服战争，“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商君书·农战第三》）。因此，作为进攻性现实主义标志的预防性战争不仅可取，而且正义，“以杀去杀，虽杀可也”（《商君书·画策第十八》）。所有这些论述都明确反映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学说（Tang 2008a；2010b，第六章）。
在古印度，成书晚于商鞅的考底利耶也在《政事论》（约公元前300 年）中鼓吹了相同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考底利耶认为，不将别人的意图设想到*坏，那就无异于自掘坟墓，故而就有了这句著名曼达拉（Mandala）的格言：“我的邻居是我的敌人，而我邻居的邻居则是我的朋友。”（Boesche 2003，18~19）而一旦认定其他国家本性恶毒，那就应该用尽一切手段去削弱它们，*终征服它们。因而，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政事论》中充满了诸如用毒药、美色、间谍，甚至祭司来实现征服与捍卫土地的方法。古印度的另一部文本《摩奴法论》（Manusmriti，约公元100年—200 年）也宣传了类似的思想：“尚未得到的，人主应该去获得；已经得到的，人主应该去保护。”（Brenner 2007，99）
以古代希腊和罗马为源头的（西欧）欧洲文明，也产生了具有进攻性现实主义特征的文本。虽然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1998，卷一）提出的“自然奴隶”概念也许体现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色彩，但与其辉煌的艺术和哲学成就相比，古代希腊和罗马对战争的探讨实在是逊色太多。直到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欧洲才出现了明确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马基雅弗利认为，只要君主在进行征服并维持征服，那么“他所采取的手段总会被人们认为是光荣的，并将受到每个人的赞扬”［Machiavelli（1532）2005，第十八章，62］。对那些幻想着成为仁君善主的君主们，马基雅弗利则明确警告：“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只看见那些被认为吝啬的人取得了伟大的事业，而其余人全都失败了。”［Machiavelli（1532）2005，第十六章，55］
在一定程度上，伟大的古代近东文明（即亚述、巴比伦、埃及和波斯）没能留下一部完整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文本，堪称一大谜题。但它们还是留下了反映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只言片语。*突出的就是，从摩西（Moses）到大卫（David）再到所罗门（Solomon），《旧约》反复歌颂了取悦上帝［耶和华（Yahweh）］的战争。上帝命令摩西召集利未人，去屠杀那些向金牛犊祭拜的人（出埃及记32：26~28）。上帝又命令摩西“征服他们，彻底灭绝他们（‘都比你强大的七族’，即赫梯人、革迦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齐人、希未人和耶布斯人）。你不可和他们缔约媾和，不能可怜悯饶恕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神柱，
砍倒他们的木刻，焚毁他们的雕像”（申命记7：1~5）。上帝命令扫罗（Saul）“去攻击亚玛力人，彻底消灭他们的所有，不可带有一丝同情；将男人、妇女、孩童连同未断奶的，以及牛、羊、骆驼和驴一尽杀死”。当扫罗执行了上帝规定的大部分暴行，却给了亚玛力王亚甲（Agag）和上好的牲口一条生路时，上帝便后悔将他立为以色列王（撒母耳记上15：1~3；也可参见撒母耳记上13：2；撒母耳记下12：31）！纵观整部《圣经》，上帝的追随者们将屠杀和残害讴歌为上帝的杰作。诸如鲜血、流血、杀人、摧毁和“用刀剑、饥荒与瘟疫，来惩罚/ 复仇”等字词短语，在《圣经》中随处可见。这应该并不令人感到惊讶——犹太国家所在的古代近东一直是残忍血腥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
（二）政治家和我们之中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
在历史上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进攻性现实主义一直是政治家的指导理念。这也同样不应该令人感到惊讶——除非政治家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将他的国家也转变为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否则他的国家不会存活太久。公元前1000 年，地球上约有10 万个政体，其中的绝大部分都没能存留到近现代（约1500 年）。
亚述国王阿淑尔纳西尔帕二世（约公元前883 年—前859年在位），生动描绘了他在战争中的残忍与暴行——石头上雕刻着“殴打叛乱的首领，将俘获的男女都活活烧死，在战败者的城市四周展示尸体、斩下的首级和被打得皮开肉绽的头领”等场景（Kaufman and Wohlforth 2007，27）公元782 年的一天下午，在与撒克逊人的战争中，查理大帝（查理曼/Charlemagne）“将4500名缴械投降的撒克逊人全部斩首”。他还撰写了欢快的诗歌，来庆祝屠杀和奴役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的数千名阿瓦尔人（Lebow2008，231）。对于成吉思汗而言，“人*大的财富，就是追逐和击败自己的敌人，掠夺他的所有财产，让他的妻妾痛哭哀号，骑上他的坐骑，让他的女人成为睡衣和枕头”（引自Sanderson 2001，318）。借用叶卡捷琳娜二世（Catherine the Great）的一位大臣的话来说就是，“停止扩张就会开始萎缩”。对于1799 年的法国而言，“只有军事进攻才能让国家实现防御的政治目标”（均引自Jervis1978，185~186）。
从19 世纪到20 世纪，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常常化身为地缘政治学和受社会达尔文主义启发的种族主义。“一战”前后的各国政治领导人，对这些被认为是科学的理论深信不疑（van Evera1984；Schweller 1996）。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法西斯意大利和日本帝国这三个典型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都热情拥抱了以地缘政治学和种族主义的面貌而出现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Lebow 2008，第八章）。*后，对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将军来说，“仅凭自身就能创造和开化一个国家的好战精神，对于国家防卫和民族永生而言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个世界降临的每一个人都应该自幼就被教导，为共和国的军事服务是至高荣耀，他应该终其一生都怀有这个理念，当个人的牺牲能让国家得以生存并完成使命，那就是死得其所”（引自Sanderson 2001，318）。
在人类历史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与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的繁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防御性现实主义被政治家（及其国家）普遍抛弃，“和平主义”的学说就更不值得一提。在春秋战国时期，虽然存在孔孟一派的和平主义，但由商鞅和韩非子提出的以无情的权力斗争为核心的法家（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获得了诸多君王的垂青。因此，当孟子宣传“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的思想，还向魏（梁）襄王鼓吹“不嗜杀人者能一之”时（《孟子·卷一·梁惠王上》），结果只能是碰一鼻子灰。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孟学说连一个追随者都没有（Hui 2005）。
与之类似，布罗迪（Brodie 1973，第六章）曾指出，虽然罗马帝国的斯多葛学派哲学家［如西塞罗（Cicero）］提出了反战思想（远远晚于古代希腊的荷马、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发展的歌颂征服战争的文化），但在西方历史上，它对真实的国家行为影响甚微（也可参见Mueller 1989，17~52；Lebow 2008）。事实上，一些所谓的“反战”思想其实是鼓吹世界帝国的理念［如罗马治世、教会治世和亨利四世的“大蓝图”（Grand Design）］，它们都完全反映了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中的预防性战争。
更重要的是，如同上文所提到的，古代进攻性现实主义体系内的国家都践行了进攻性现实主义的核心教义——“*好的防御就是进攻”。在早王朝时期（约公元前3200 年—前2575 年），埃及军队“定期入侵其邻国，让他们军心不稳，分散敌军的集合”，这样埃及便可免遭破坏（Wenke 2009，243）。与之类似，战国时期的中国各个大国为争夺霸权也一直进行着长期激烈的生存斗争（Hui 2005，第二章）。
自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人类社会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而进攻性现实主义学说也已深深地扎根于我们的文化遗产之中。故而这个谜题也就解开了——为什么现当代的国际关系学者会把“霍布斯世界”视为无政府的内在（自然）特性，而非人类祖先所创造的结果（Waltz 1979，66；Mearsheimer 2001，2；参见Wendt 1992）。如果霍布斯式无政府的形成远远早于荷马、孙子、修昔底德、商鞅和考底利耶所处的年代的话，那我们也无法指望后来的国际关系学者能走出历史的巨大阴影，并忽略这门学科的奠基者的权威洞见。难怪早期的现实主义理论家基本都是进攻性现实主义者——从马基雅弗利的野心，到卡森（Cousin）和赫尔德（Herder）的“有机国家”，再到豪斯霍弗尔（Haushofer）的地缘政治学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两次世界大战前，进攻性现实主义者支配了整个现实主义学（Schweller 1996，92~101）。
*后再简单补充一点。作为文化传承的一部分，战争记忆已将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在讨论国际关系时都彻底社会化成了“幼稚的/粗糙的（ 进攻性） 现实主义者”（Ross and Ward 1995；Robinson et al. 1995；Drezner 2008；Kertzer and McGraw 2012）。对我们中的许多人而言，（进攻性）现实主义是自然而然的！
前言/序言
中文版前言
过去的许多年里，我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用英文写成的。这主要是因为我认为，中国自宋代以后对世界就几乎没有贡献过太多有用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而在一千多年之后的今天，也许是中国为世界贡献一些普世性的自然和社会科学知识的时候了。但是，我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即便一些中国读者愿意读我的东西，我的研究成果与中国读者见面的时间反而会比和英语读者见面的时间要晚。这并不是我不关怀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我始终都知道，我的研究对中国有现实甚或未来的意义。但是，我也同样始终坚信，要想贡献一些普世性的社会科学知识，中国只能是我研究中的一个——但永远都不能是唯一的——观察点或者数据点。因此，我希望中国读者能够理解我的出发点和苦衷。
如果说我的第一本英文专著《我们时代的安全战略理论：防御性现实主义》是一部纯粹的国际关系学作品的话，我的第二本英文专著《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就已经是一部覆盖整个社会科学的作品。而现在您手中的这本《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至少也不是一部严格意义上的国际关系学作品，因为它的支撑点和我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的支撑点一样都是“社会演化范式”。而我将在下一部英文著作《论社会演化》中详细阐述并宣称，“社会演化范式”是社会科学的终极范式，就如同达尔文的演化论是生物学中的能够溶解一切的“万能酸”（universal acid）一样。不仅如此，《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试图解决的一些实证和理论问题，特别是战争的起源及其对人类社会演化的深远影响，其实也是人类考古学的核心问题之一。
一些细心的读者可能也已经发现，我*近的许多研究已经不再是国际关系了。事实上，我正在逐渐“淡出”国际关系学界，因为我认为这个领域中*为根本性的宏大理论和实证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不管你们同不同意）。而我未来的研究领域基本上将集中于：比较政治学（现代化、族群冲突、政治转型）、制度经济学（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产业政策、社会科学哲学和方法论。事实上，我已经出版了一些有关以上领域的探索性作品，有兴趣的读者可以从我的个人网页下载或自行查阅。
许多人会问，我为何要这么做——“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从来都不是一个褒义词。我的回答是：当一个领域内*令我激动的问题已经被我解决之后，我就会毅然决然地选择离开，去另一个领域寻找*令我激动的问题，即便那个领域可能是我一开始不太熟悉的领域。我相信自己可以驾驭几个不同的领域，而且这才是真正本色的我。
记得10 多年前，我曾经和一位朋友说，我将是这个世纪*为重要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他觉得我是在开玩笑。也许他仍旧觉得我是在开玩笑，我却从未这么想过。无论是否能够达成这一目标，我一直在试图证明，我至少很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目标。
自西方到来之后，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以及文学、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学者）除了在中国自己的故纸堆里有点儿自信之外，在现代社会科学领域几乎没有任何超越中国或亚洲的学术野心和追求，当然也就没有世界视野的学术自信。这使得我们的大部分学生也同样没有任何超越中国或亚洲的学术野心和追求，当然也就没有世界视野的学术自信。我的努力确实是想证明，只要我们努力，中国其实完全可以产生世界一流的社会科学。这不是“科学民族主义”，而是我们每一个科学家都应该追求的境界.
说到这里，我还想特别指出，我的努力并不是想在别人面前证明自己，我只是想在自己面前证明自己：我想看看，我的努力到底能够让我走多远。我不知道这种心态从何而来，但我大致知道从我10 岁的时候就开始有了。我很幸运，它一直在我心中。
2005 年年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许下“豪言壮语”——在10 年内写出4 本英文专著。当时上我的课的学生大概也觉得我是在开玩笑。很遗憾，直到2016 年年末我才写完我的第四本英文专著（当然，这期间我写了许多独立的研究文章，工作量恐怕不比写一本书少）。但是，大家都知道，我们每一个人的“截止日期”永远是被推后的——我的也一样。
在下一个10 年里，我将再写出4 本英文专著，第一部将会是《经济增长的制度基础》。我仍旧抱有希望，这一次，我的截止日期不会推后得太久。
本书的英文版非常幸运地获得了2015 年“国际研究协会”（International Studies Association，ISA） 的“ 年度*佳著作奖”（Annual Best Book Award），而我是第一位获得这一著作奖项的中国及亚洲学者。
本书中文版的出版是建立在许多人无私的辛勤努力上的。
首先，衷心地感谢董杰旻和朱鸣愿意承担这项烦琐的“（翻译）活儿”。没有他们的辛勤劳动，这本著作和中国读者见面的时间恐怕是未尽可知的。对于他们的无私奉献，我无以回报，只能尽我*大的能力和他们一起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而奋斗。他们是我学习的榜样。
其次，感谢中信出版社的编辑，他们是本书能够与读者见面的*重要原因之一。
*后，感谢我的妻子王琳。她操持家务，照顾孩子和我，使得我能够全心投入我的研究。她是我所有作品背后*重要的灵感和鼓励的源泉。她还通常是我的中文书稿付印前的*后一位读者。我还要感谢我的儿子潇雨，他只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就教会了愚钝的我珍惜和他在一起的时光。这绝对是一个奇迹！
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的作品是完美的。因此，一个作者看到自己过去的作品总想做一定的修正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为了维持中文版和英文版的内容一致，我尽可能地克制了自己的这种冲动。部分原因也在于，再读本书的时候，我认为本书的基本内容依然成立：我现在也不会对本书做任何大的修正。（当然，我必须承认，我再读这部作品时，确实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真的写出了这部作品，因为写作的过程是异常艰难、漫长和痛苦的。我们总是说，写书如同“十年磨一剑”。这本书是真的写了10 年！）
但是，中文版和英文版确实有以下几点微略不同：
1. 一些注释、用词和排版上的错误得到了修正，而这些改动都被标记出来了。当然，这些修正丝毫未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原意。
2. 对一些我本人在英文版出版时还未出版的作品，中文版中做了更新。
3. *重要的不同是，在中文版中，我加入了一些新的注释（“作者中文版注”）。本书的译者（特别是董杰旻）也同样加入了一些新的注释（“译者注”）。而这些“译者注”都已经过作者本人的审定。这样做是为了利于读者考察作者的理论思考的演进。同样，这些新的注释丝毫未改变本书英文版中的论点。当然，书中存在的错误仍旧都是作者本人的责任。
唐世平 2017 年于上海
用户评价
这本书的名字，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光是这个标题，就足以勾起我极大的阅读兴趣。它似乎预示着一场宏大叙事的展开，一场穿越漫长历史的旅行，去探寻那些塑造了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国际关系的深层动力。从那个遥远的史前时代，人类刚刚开始定居，形成最初的社群，到如今高度互联、瞬息万变的全球体系，这个跨度是何其惊人！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作者是如何将如此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纳入其分析框架的。是不是会像一部史诗，描绘出部落间的冲突与合作，城邦的兴衰，帝国的崛起与瓦解，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最终全球化浪潮下国家间关系的复杂纠葛？“社会演化”这个词也很有意思，它暗示着政治并非一成不变的法则，而是受到人类社会组织方式、技术进步、文化观念等一系列社会因素不断塑造和重塑的过程。我好奇的是，在作者的笔下，这些社会因素是如何与国际政治的形态相互作用，推动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尤其是“未来”这个词，更是充满了想象的空间，是预言，是推测，还是对当前趋势的理性 extrapolating？它会给读者带来怎样的启示，帮助我们理解当下，并对未来的国际格局进行更深刻的思考？我期待着作者能够提供一个连贯而富有洞察力的叙事，让我在阅读中获得一种历史的纵深感和对世界运转模式的全新理解。
评分《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这个书名，立刻让我联想到那些试图在历史长河中寻找普遍性规律的宏大理论。我不禁开始想象，作者将如何描绘人类早期社群在地理环境、资源分配以及生存压力下的演变。比如，当人类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定居后，随之而来的剩余产品和人口增长，是否自然而然地导致了阶级分化和社会等级的出现？这些内部的社会结构变化，又如何投射到社群之间的关系上？是走向更加集权化的统治，还是形成松散的联盟？我尤其对“社会演化”这个概念在本书中的具体应用感到好奇。它是否意味着国际政治体系并非由偶然的政治事件驱动，而是由更深层次的社会结构和人类行为模式的变迁所塑造？例如，人类的合作与竞争的本能，在不同的社会组织形式下，会演化出怎样的国际政治表现？是合作的策略越来越精妙？还是冲突的形式越来越复杂？而“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这个时间跨度，着实令人震撼。我期望作者能够提供一个清晰的时间线索，将史前部落、古代文明、中世纪王国、近代民族国家以及当代全球化时代的国际关系联系起来，展现出它们之间内在的演进逻辑。这本书会是一次思想上的冒险，一次对人类文明史和政治演化史的深刻梳理，我期待它能带来颠覆性的视角和深刻的启发。
评分《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这个书名，给我一种史诗般的阅读体验的期待。它似乎在试图回答一个根本性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如何从最原始的集体生活，发展到今天如此复杂和庞大的国际政治体系的？我猜测，作者可能会从人类早期社群的形成开始，分析那些驱动他们从分散走向联合，从和平走向冲突的根本原因。也许，资源的稀缺性、生存的挑战、以及对外部威胁的感知，是推动早期社会组织演化的重要力量。然后，当社会结构变得更加复杂，出现统治阶层、官僚体系以及更加精密的军事力量时，国家之间的互动模式又将如何演变？是会走向更加频繁的战争，还是会发展出更加成熟的外交和贸易机制？“社会演化”这个词，让我联想到一种渐进的、非线性的变化过程，它并非简单地由个别伟人或事件驱动，而是由深层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以及技术进步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特别期待作者如何处理“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这一巨大的时间跨度。他是否会提炼出一些贯穿始终的“演化规律”，能够解释不同历史时期国际政治现象的共性？尤其对于“未来”，我希望它能提供一种基于理性分析的展望，而非空泛的预测。这本书，对我来说，将是一次对人类文明和政治发展轨迹的深刻反思，一次探索我们所处世界根源的旅程。
评分当我第一次看到《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这个书名时，我的第一反应是：“这绝对不是一本轻松的书！”它所承诺的宏大视野和深刻探讨，预示着作者投入了大量的心血和精力去构建一个复杂的理论体系。我设想，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历史事件，而是要深入挖掘那些驱动国际政治变迁的根本性逻辑。或许，他会从人类早期社会结构的形成入手，例如游牧到农耕文明的过渡，如何催生了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进而导致了早期形式的国家或政治实体？然后，这种组织形式的演变，又如何影响了群体间的互动模式？是更加频繁的贸易？还是更加激烈的领土争夺？而技术，尤其是农业技术、军事技术以及后来的信息技术，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它们是否是加速或减缓社会演化的催化剂？我非常期待作者能够阐释清楚“社会演化”在国际政治语境下的具体含义。它是否意味着一种类似于生物进化论的观点，即国际政治体系也在遵循着某种“适者生存”的规律？或者，它更侧重于人类集体行为模式的非线性、涌现式的变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的跨度，意味着作者可能需要运用考古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等多个学科的知识，构建起一个横跨数千年的分析框架。这种跨学科的整合，本身就是一种挑战，也是本书价值所在。我希望能看到作者是如何在这种宏大的时空尺度下，找到那些恒常的规律和演变的轨迹，并为我们揭示国际政治的深层动力。
评分《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从公元前8000年到未来》这个书名，本身就蕴含着一种宏大的野心和深刻的洞察力。它似乎在宣告，国际政治并非一个孤立的、静态的领域，而是与人类社会本身的成长和变迁紧密相连。我好奇的是，作者将如何界定“社会演化”在国际政治中的具体内涵。是否意味着，人类社会组织方式的每一次重大变革，例如农业革命、工业革命、信息革命，都必然引发国际关系格局的相应重塑？我设想，作者可能会从人类最早的社会形态开始，比如部落联盟的形成、早期城邦的出现，分析它们在资源竞争、人口流动、技术传播等因素作用下的演变。然后，逐渐过渡到更复杂的政治实体，如帝国、民族国家，以及它们之间错综复杂的外交、贸易和战争关系。我对“未来”这一部分尤其感到兴奋。这本书会不会尝试预测未来国际政治的走向？它会是基于对历史规律的 extrapolation，还是对当前趋势的深入分析？我希望作者能够提供一套严谨的分析工具，帮助读者理解那些塑造国际政治的长期力量，而不仅仅是关注眼下的地缘政治风云。这本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著作，更像是一次哲学性的探索，试图揭示人类社会与政治权力之间恒久而动态的关系。我期待着它能为我们理解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提供一个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这本书看着还是蛮有意思的，值得买
评分唐老师这部书里最厉害的一句话在序言里面，正文里diss了很多学者，但结论貌似还是有点不够硬？
评分书很经典，物流很快捷，满意！
评分内容好，送货快，性价比高
评分唐世平国关理论思考的又一部经典著作，读来受益匪浅
评分很棒的书！大神之作，值得收藏！
评分唐大神大作，必看。
评分我为什么喜欢在京东买东西，因为今天买明天就可以送到。感觉物超所值
评分唐老师这部书里最厉害的一句话在序言里面，正文里diss了很多学者，但结论貌似还是有点不够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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