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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政党是民主的核心制度之一，但是在世界上所有的民主国家——富裕的和贫穷的，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都存在着公众对政党的信心日益降低的迹象。在组织关系、组织机构以及大众参与和政党的承诺等方面，政党已经不再是过去的样子。然而，它们在衰落吗？或者它们只是改变了形式和功能？大多数先前研究政党的著作的作者倾向于仅仅集中研究久已巩固的西方民主国家，与他们相反的是，《政党与民主》的撰稿者的研究涵盖了世界上的许多地区。从历史上来说，他们追溯了西方民主国家政党的兴起以及政党分化情况在最近几十年中的变迁。
　　《政党与民主》从理论上来说，他们思考了政党在民主国家所具有的核心功能以及不同的政党类型。从经验上来说，他们分析了后共产主义欧洲国家、拉丁美洲以及另四个分别经历了重大变革的国家（意大利、日本、印度和土耳其）的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变化特征。正如作者们所指出的，目前政党只是利益代表的众多工具中的一个，但是它们对录用领导人、构建选举的选择和组织政府来说，仍然是必需的。当政党衰弱和名誉扫地时，良性民主将会受到严重损害。

作者简介

　　拉里·戴蒙德，美国当代政治学家，现任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政治学与社会学教授，并任该校国家研究院民主、发展与法治中心民主项目协调员。其研究范围：民主发展及民主巩固的比较问题、美国影响海外民主的外交政策等。
　　
　　理查德·冈瑟，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研究范围：南欧政治、向民主的过渡和民主的巩固、选举行为、比较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等。
　　
　　徐琳，女，湖北武汉人，先后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和武汉大学，法学博士，现任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政治学理论与当代中国政治研究。著作有《移植与成长——中国立法听证制度的政治学分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并在国内CSSCI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目录

致谢
序 拉里·戴蒙德理查德·冈瑟
对政党的支持为何下降了？
政党本质的发展和变化
改革后的政党和政党制度
发展中的政党制度与后共产主义政党制度
挑战之下的政党

卷一 理论与历史的视角
第一章 政党类型与功能
政党类型学
政党的七种功能
政党类型
15种理想类型的政党及其理论建构
第二章 西方民主国家政党的兴起
通向民主的三条道路
通向政党和民主的其他道路
变化多样的政党世界
对政党的批判
政党类型的发展顺序
第三章 欧洲左翼的美国化
变化的社会，变化的政治
新社会民主党
旧术语，新含义
第四章 政党今非昔比
政党的巩固功能
建构选举竞争
提供象征性认同
组建政府
整合利益诉求
政党的前景
第五章 选举制度对政党的影响
对“定律”的重新阐述
新的案例：从比例代表制回归相对多数制
对选举制度的误解
对政党的影响

卷二 改革后的政党与政党制度
第六章 意大利政党的三个阶段
三个大众型政党
政党职员、财政以及议会构成
更小型政党
政党与社会
20世纪90年代之前主要政党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之前的政党与社会
20世纪90年代早期之后的老政党与新政党
20世纪90年代的政党组织与公民社会
历时比较
第七章 日本“五五年体制”及其超越
如何研究政党
正式与非正式组织
候选人选举组织
多元主义与政治录用中的冲突
决策的多元化
内部冲突的解决
自民党：联盟还是制度？
日本的其他政党
大众化的个人关系型政党

卷三 发展中的政党制度与后共产主义政党制度
第八章 拉丁美洲“失去的十年”期间的政治达尔文主义
主要政党的变化
政党制度的变化
政治达尔文主义
调适：三个案例研究
变化模式
附录：通货膨胀对立法投票份额变化影响的
模型
第九章 走向温和的多元主义-论印度的政党
社会的多元主义
政治机构是怎样形成政党的呢？
哪种政党制度？
变化和连续性
温和的多元主义是可持续的吗？
第十章 土耳其政党的制度衰落
去制度化、碎片化和两极分化
政党的组织化特征
政治伊斯兰的崛起：福利党
中右翼
中左翼
小型政党
去制度化
第十一章 中国台湾地区一党霸权的遗产
台湾地区威权“政体”的遗产
台湾地区竞争性政党制度的兴起
选举竞争的新兴模式
社会分裂与议题建构
三个主要政党的组织演化
政党向公民社会的渗透
台湾地区新民主政治的启示
第十二章 后共产主义民主国家的不同发展道路
研究民主国家为什么要关注政党？
政党意识形态的功效
东欧的历史遗产
历史遗产和政党制度
竞争者假设
政党和政党制度的影响
后发优势

卷四 结论
第十三章 当代政党面临的挑战
政党的功能
代表性功能和制度性功能
衰落还是调适？
政党面临的三大挑战
政党的未来

译后记

精彩书摘

　　《政党与民主》：
　　许多关于政党作为中介的优越性的经典案例都取决于政党整合公民利益与诉求的能力。因为政党是唯一个有能力整合各种利益诉求光谱的机构，因此，它们也是唯一可以合法地使用“全社会”的名义行使治理权的机构。尽管，从词源学的角度来讲（如果在其他地方没有规定的话），政党是代表了“一部分”公民，但政党间的竞争以及组建政府时政党间的合作都迫使它们提出一项大众的纲领，这项纲领不仅会超越其核心激进分子和选区选民的意愿，也使它们区别于其他的利益集团和社会运动，不管接下来“吸引”成员的工作有多艰难。即使（正如我们常见到的案例）政党的成员越来越少，同时（正如我们有时能看到的案例）政党的声誉也远不如利益集团或者社会运动，竞争程序迫使政党不得不专注于更大的社会问题、更远大的抱负。
　　早期，政党作为利益整合者的首要武器就是它们对各种意识形态的连接（或者包容）。通过向公民许诺这样一幅完整的远景，即一旦它们被赋予治理权，社会将会变得多么美好，政党似乎可以确保政治过程中的“公意”，而非某种集团的特殊利益或者某个社会运动的一时兴起。18由于许多偏激的意识形态信誉的下降，以及相对狭隘的大众政策目标也不断趋同，二战后的政党逐渐倾向于“全方位”战略，旨在吸引尽可能多的选民，也就是说，它们在大多数问题上都走着中间路线。19这不仅削弱了它们的象征能力，同时就选民这一方而言，也鼓励他们的投机行为。政党仅仅只是“消极地”将多种个人意愿集合起来，而不是“积极地”塑造一个更高的公共目标。毫无疑问，这帮助了其中一部分的政党摆脱了阶级或者区域性的“贫民窟”，赢得了大众选举，但却是以丧失政党功能为代价的。
　　1974年后新民主国家中的政党（有一些无关紧要的例外）都是目前意识形态可信度下降，可行的政策选项遭到压缩的获益者兼受害者。它们不仅无法抛售有差异的产品，同时它们中的大多数也没有雄厚的“意识形态资本”可以依赖。20甚至，当它们试图整合利益诉求时，它们还必须处理另外的三个难题。
　　第一，意识形态不仅仅是政党唯一的整合手段。同时它们也非常依赖政府间组织与其他中介建立联系。这对那些进步党而言更加重要，因为它们总是标榜与工人运动、工会、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作组织存在着“天然”的联系；同时保守党也倾向于与商业职业组织、管理组织以及兄弟团体保持稳定的联盟。一旦农民政党存在，它们也是农业集团的当然选举表达者。在新民主国家中，这种联系却较弱。可能是因为在政权改变以前，公民社会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也有可能是因为“自由与公正”选举的姗姗来迟，新兴的运动和集团更关注于保护它们组织的自治。此外，在一些国家中即使公民社会在外部行动者（也就是一些著名的非政府组织）的帮助下得以发展，人们也被建议（甚至是强迫）不要与政党发生关系。在南欧，在转型初期，运动、集团和政党之间还存在着牢固的联系，但随后，由于政党迫于国际约束不得不出台一些与工人、退休者和其他“政策接受者”的利益相左的政策时，这种联系就被削弱了。21
　　第二，随着大众传媒的发展，可以断言，选举竞争与大众政治的技巧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政党不再能够掌控它们自己的媒体。同时，它们与成员或者潜在选民之间直接接触的渠道也十分有限（例如群众集会、政党地方委员会，或其他会议）。所以，它们更加依赖于由他人掌控的媒体来传递它们的信息。同时，当媒体属于个人私有，各个媒体公司对观众收视的竞争导致它们不仅对不同的政党接近它们各自的公众有偏见，同时也对政党的信息有偏见。国有媒体（存在着大量的例外）事实上都对执政党持有偏好。如果真的要进行有效的利益诉求的整合，那么并不是直接通过政党和其“姐妹”组织的内部渠道，而是间接地借助媒体在无差别的大众面前的作用。特别是当信息都是通过电视进行传递，信息的形式和内容都必须依照媒体的规范进行剪裁时，这似乎为那些几乎没有政党经历或者忠诚，但是非常适合电视宣传的候选人打开了方便之门。
　　……

前言/序言

　　全球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面临着一个讽刺且恼人的困境。在过去的二十五年里，民主在全世界的传播已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平均而言，公民自由和政治自由已达历史最高值。威权主义意识形态已经衰落，除了民主政体之外没有任何一种政府形式能具有显著的合法性。然而，对民主制度所特有的制度却存在着大量的不满，且这种不满正在不断增长。这其中，没有哪一种制度像政党制度一样饱受非议。
　　在世界三大民主政体——日本、北美和欧洲国家中，人们对政府的信心正在下降。公民对他们的代议制度、政党，尤其是政客，充满了怀疑。对这些机制的信任或者信心几乎在世界各地都很低（有超过一半的公众持怀疑或者不信任态度），而且还在持续下降。事实上，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苏珊·法尔（SusanPharr）和拉塞尔·多尔顿（Russell Dalton）总结道：“有证据表明在13个国家中有12个国家的公民对政客的信心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下降，并且这是有系统数据支撑的。”
　　更为“清晰和惊人”的是当代公众的政党忠诚的销蚀。在几乎所有先进的工业化民主国家中（19个国家中有17个拥有连续的数据证明），认同政党的人口比例在过去25年里有所下降。同样，对政党忠诚的人口比例也在下降。这种现象不仅由客观政治发展所驱使，而且还与代际发展的趋势密切相关。因为更年轻、受教育水平更高的公民政党忠诚度更低，尽管他们的政治兴趣和参与程度更高。
　　在发展中民主国家和“第三波”民主国家中，对政党的喜爱甚至更弱，对政党和政客的怀疑更不利于民主政体的稳定。在拉美国家（包括整个地区17个民主国家）中只有五分之一的国家的人们表现出了对政党“非常”或者“有些”信任，而45%的国家中人们对政党完全没有信心。只有五分之一的韩国人信任政党，而在11个后共产主义国家中，这个比例仅为八分之一，反映对政党和国家制度不信任的共产主义遗产正在扩散。
　　除世界三大民主政体之外，政治怀疑论的范围已经完全超过了政党范畴。在韩国和后共产主义国家，对国家立法的信任或信心仅为22%，拉美国家平均仅为28%。对司法制度的信心在韩国高得多（57%），但是在拉美或者后共产主义国家却非如此，前者为34%，后者为29%。在这些国家，不满情绪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现象，表现为冷漠甚至是疏离的氛围。单个的政党效能和政党制度的效能（相信制度有能力解决国家问题）也开始下降。对于民主运行方式的满意度也在50%以下。
　　在民主制度已经巩固的民主国家中（包括如印度和哥斯达黎加），因为民主的价值已经根深蒂固，不满并没有转化为去合法化。然而，不满的后果在一些民主还没有巩固的国家——大部分第三波民主国家，如亚洲、拉美、非洲和后共产主义世界里就更为严重。当民主的合法性并没有深深地根植在社会各个层面，长期对民主的不满和叛离极可能使人们重燃对威权统治的偏好，消除对它的抵制，从而导致某种形式的威权统治死灰复燃。我们无法肯定地说，强有力的、制度化的政党是巩固或者维持民主活力的必要条件。20世纪90年代，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在缺乏稳定、制度化的强大政党的情况下，相当迅速地巩固了他们的新民主政体，这主要是得益于其他压倒性优势（包括与西欧国家毗邻，政治文化能够产生对民主强有力的初始忠诚）。7然而，当民主不能被其他方式快速合法化时，孱弱的政治制度、较差的政治表现以及随之出现的对政党和政客的怀疑将阻碍民主的巩固，甚至存在破坏民主活力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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