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20世纪初至今,我国已在甘肃、湖北、湖南、江苏等地相继出土秦汉简帛文献十余万枚(件)。秦汉简帛文献大多成书于上起战国晚期秦始皇时代下迄东汉后期灵帝时期的四百余年间,内容丰富,包括:古籍、佚书、书信、公函、名籍、账册、诏书、检褐、司法文书、遣册等。这些文献写成之后即深埋于地下,避免了流传中的篡改讹误,保留了当时文字、词汇系统的真实面貌,是研究上古汉语的珍贵语料。
《说文解字》(下面简称《说文》)是上古文献字形、词义训诂的集大成者。作者许慎广泛采录东汉时所见文献用字,并参辑六艺群书、方言俗语、各家之说为每字作解。《说文》是后人研究上古语音、文字、词义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时代久远,汉时的许多文献早已失传,《说文》中的一些字形和释义也因此缺少文献用例的印证支持,难免使人怀疑。秦汉简帛文献在《说文》新证中具有重要价值:首先,秦汉简帛文献成书时间距《说文》不远,可以看作共时语料文献,二者在字形、词义上有较多一致性;其次,秦汉简帛文献,尤其是其中一些口语性强的文书,具有同时期的传世典籍文献无法比拟的文献真实性,更能反映当时文献词义系统的真实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重视秦汉简帛文献与《说文》的比较互证,并成功解决了一些《说文》研究中因为缺乏文献用例而引起的纷争,证明《说文》中的这些说解是有据可依的。随着地下秦汉简帛文献的不断出土面世,我们相信,《说文》中的疑案都将会澄清。
《秦汉简帛文献与<说文解字>新证》在前人利用秦汉简帛文献印证《说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文献是否有明确的时代标志”“文献的图版释文等资料是否公布”以及“文献内容偏重文书等口语性材料”等三条标准,选择了14种秦汉简帛文献来比照《说文》,为一些《说文》中所收而传世文献中罕见的文字找到了文献用例“学的研究方法”。
作者简介
黄潇潇,1983年6月出生于江苏省,2011年6月毕业于北京语言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主要从事汉语史研究。主要论文有《〈本草纲目〉释名训诂论》《以〈张家山汉墓竹简〉印证〈说文〉说解》《秦汉筒帛文献语言研究述评》《秦汉简帛文献的辞书学价值》等。
内页插图
目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缘起
第二节 研究材料
第三节 研究方法
第二章 字形新证
第一节 秦汉简帛用字与《说文》一致
第二节 秦汉简帛用字与《说文》或体、古文、籀文一致
第三章 字义新证
第一节 秦汉简帛字义与《说文》释义一致
第二节 秦汉简帛用字间接印证《说文》释义
第四章 《说文》未收字
第一节 《说文》未收,新附有之
第二节 《说文》、新附均未收
字头索引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秦汉简帛文献与〈说文解字〉新证》:
20世纪以来,中国各地发掘出土了大量的秦汉简帛文献。这些地下文献写成之后即深埋于地下,避免了后世的篡改流失,保存了当时书面语言的真实面貌;其次,简帛文献的内容十分丰富,除了古籍佚书还有公私文书,在词汇和句法句式上弥补了同期传世文献的不足。因此,秦汉简帛文献是研究上古汉语发展情况的重要语料。
百年来,学者们在秦汉简帛语言研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成就,下面从文字、词汇、音韵、语法等几个方面作一简要梳理:
(一)文字研究
最初的简帛文字研究是与文献的释读结合在一起的,简帛文献整理者们利用文字学、古文字学的相关知识释读文字,并在简帛文字的释读过程中丰富了对古文字的认识。文字释读作为其他各项研究的基础从一开始就受到了人们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后,简帛文字本身逐渐成为研究的对象,此后的30多年里,学者们在实践中发现了大量的文字通假和异体关系,总结了简帛文字构形和使用的规律,并编纂出各种简帛文字编,大力推进了简帛文献的整理和上古汉语的研究。
1.文字的构形
古文字构形研究是指探索古文字的构成方式和演变规律的学问。简帛文字构形的研究包括:简帛文字形体特点及字形演变、讹形;早期隶书、草书等古文字字体;简帛文字的六书结构分析等。
……
前言/序言
20世纪初至今,我国已在甘肃、湖北、湖南、江苏等地相继出土秦汉简帛文献十余万枚(件)。秦汉简帛文献大多成书于上起战国晚期秦始皇时代下迄东汉后期灵帝时期的四百余年间,内容丰富,包括:古籍、佚书、书信、公函、名籍、账册、诏书、检褐、司法文书、遣册等。这些文献写成之后即深埋于地下,避免了流传中的篡改讹误,保留了当时文字、词汇系统的真实面貌,是研究上古汉语的珍贵语料。
《说文解字》(下面简称《说文》)是上古文献字形、词义训诂的集大成者。作者许慎广泛采录东汉时所见文献用字,并参辑六艺群书、方言俗语、各家之说为每字作解。《说文》是后人研究上古语音、文字、词义的重要依据。然而,由于时代久远,汉时的许多文献早已失传,《说文》中的一些字形和释义也因此缺少文献用例的印证支持,难免使人怀疑。秦汉简帛文献在《说文》新证中具有重要价值:首先,秦汉简帛文献成书时间距《说文》不远,可以看作共时语料文献,二者在字形、词义上有较多一致性;其次,秦汉简帛文献,尤其是其中一些口语性强的文书,具有同时期的传世典籍文献无法比拟的文献真实性,更能反映当时文献词义系统的真实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者们开始重视秦汉简帛文献与《说文》的比较互证,并成功解决了一些《说文》研究中因为缺乏文献用例而引起的纷争,证明《说文》中的这些说解是有据可依的。随着地下秦汉简帛文献的不断出土面世,我们相信,《说文》中的疑案都将会澄清。
本文在前人利用秦汉简帛文献印证《说文》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文献是否有明确的时代标志”“文献的图版释文等资料是否公布”以及“文献内容偏重文书等口语性材料”等三条标准,选择了14种秦汉简帛文献来比照《说文》,为一些《说文》中所收而传世文献中罕见的文字找到了文献用例。
本书共分四章:
第一章“绪论”,介绍了“选题缘起”“研究材料”和“研究方法”。“选题缘起”一节回顾了20世纪以来《说文》新证研究和简帛语言研究的概况,这是研究的出发点;“研究材料”一节分别介绍了研究所依据的《说文》版本和14种秦汉简帛文献材料;“研究方法”一节重点介绍了研究所运用的“文献学研究方法”和“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华夏文脉的考古学之旅:从甲骨卜辞到魏晋碑刻》 导言:书写传统的物质载体与演变 本书是一部聚焦于中国古代文字载体——特别是竹简、木牍以及相关考古发现——的书写史与文献学研究专著。我们立足于坚实的考古学语境,探究从商周至魏晋时期,文字如何被镌刻、书写、流传,以及这些物质载体如何塑造了早期思想文化的形态。本书并非传统意义上的文字学考据,而是试图通过考察“书写物”本身,重构历史的肌理,揭示文献在不同媒介间的转化与定型过程。 全书分为六个主要部分,层层递进,从宏观的载体变迁,深入到微观的文字形态与制度研究。 --- 第一部分:青铜时代的铭文与“刻辞”的权力象征 本部分着眼于中国文字体系的早期形态及其与权力结构的关联。我们首先考察了甲骨卜辞的物质特征、占卜流程及其与王权神授观念的结合。重点在于分析刻写在龟甲兽骨上的文字,其刀痕的力度、行款的布局如何体现出祭祀的严肃性与巫史阶层的专业性。 随后,我们将目光投向金文(钟鼎铭文)。区别于甲骨的“刻”与“兆辞”,青铜器铭文是“铸”与“范”的产物。本书详细分析了商周青铜器铭文的字形结构、篇幅长短与功用(如祭祀、赏赐、战争记录)的关系。通过对具体器物的分析,探讨了铭文作为“立言之器”,如何在特定仪式中实现了对历史的初步固定与宣扬。这部分强调的是,在纸张尚未普及之前,物质的贵重性如何直接影响了文字记录的持久性与权威性。 --- 第二部分:战国烽烟中的“简牍革命”与书写平民化 战国至秦汉时期是中国书写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变革,即以竹木为主要书写载体的广泛应用。本书将此称为“简牍革命”。 我们首先考察了竹简与木牍的制作工艺——从选材、破竹、刮削到漆书与墨书的实践。不同地区、不同时期,简牍的形制、编联方式(如“册”的结构)存在显著差异,这直接影响了文献的整理与阅读体验。 深入分析了战国晚期至秦代简牍出土文献(如郭店楚简、上博简等)的文字变体与地方书风。我们细致比对了楚、齐、秦等国在特定官府文书(如户籍、律令、遣策)中的用字习惯。尤其关注“同文”政策在文字使用上的渗透程度,以及地方“俗体字”或“异体字”在民间和特定学术领域(如医药简)中的保留情况。 本部分通过具体简牍的墨迹分析,尝试重建早期书吏和文人的书写速度、笔法习惯,这为后世书法理论的源头提供了直接的物证。 --- 第三部分:秦汉帝国行政文书的标准化与“正书”的雏形 秦朝统一六国后,文字规范化成为巩固帝国统治的重要手段。本部分聚焦于秦汉官府文书(“汉牍”)的研究。 我们详细梳理了“诏板”、“檄文”、“奏牍”等不同类别的行政文书的格式与语式。这些文书对后世公文写作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的核心在于,秦汉官方如何利用简牍这种廉价且便于传输的载体,实现了对广袤疆域的有效管理。 特别分析了隶书的定型与成熟。隶书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它是在书吏日常抄写、为了提高书写效率而对篆书进行“草化”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通过对汉代居延汉简、放马滩秦简等大量实物材料的检验,我们辨析了“八分书”的结构特征,以及隶书在隶、草、楷三体之间的过渡性地位。这不仅是书体演变史,更是档案管理史的体现。 --- 第四部分:帛书的奢靡与学术的传播:丝织品上的文字世界 相对于竹木的普及,丝织品(帛书)的使用则集中在需要更高耐久性、更轻便携带,或更具礼仪性的场合。 本部分探讨了《老子》(帛书乙本)等重要传世文献的发现对我们理解先秦思想传播的重要性。帛书的质地决定了其书写方式与墨色效果与简牍截然不同,它允许更为流畅、精细的线条运用。 我们对比了帛书与简牍在用词、篇章结构上的差异,推测这是否反映了不同载体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抄录损益或文本选择性保留的现象。帛书的稀有性也暗示了其使用者群体主要集中在贵族阶层或高等级的学府中。 --- 第五部分:从“笔”到“纸”的过渡:魏晋翰墨的黎明 随着纸张在东汉后期逐渐成熟并推广,书写载体迎来了新的转折点。本书的这一部分侧重于“以纸代简”的早期实践,以及这一转变对书法艺术的深远影响。 我们分析了魏晋时期出土的少量早期麻纸、皮纸文献,并将其与同时期的简牍进行对比,探讨了纸张在吸墨性、延展性上带来的书写体验变化。 重点考察了这一时期“章草”向“今草”的演变。在竹木上难以完全释放的连带性书写,在纸上得到了充分体现。通过研究传世的魏晋名家墨迹,并结合出土的少量墓葬简牍、纸片,我们试图描绘出书法从规范的隶书(官府文书)向自由的草书(士人手札)过渡的动态过程。这一时期的手札,记录了文人日常的思考与情感,是理解魏晋风度的重要窗口。 --- 第六部分:载体对文献阐释的影响:物质性与文本性的再认识 本书的结论部分回归到方法论层面。我们强调,任何文献的阅读都必须回到其物质存在的形态上来理解。 1. 物理损毁的文学意义: 简牍的折断、朽烂、墨迹的泐失,并非仅仅是考古学上的损失,它们本身也是时间作用于文本的痕迹,影响着后世的文本重构与理解。 2. 篇序的重构: 简牍文献的编排顺序往往需要依据出土时的排列顺序或篇末的“辞”或“序”来确定,这直接关系到对古代哲学、历史叙事的理解。 3. 书写者身份的揭示: 从书写的工整程度、错别字的多寡,我们可以推断出抄写者是专业的吏员、严谨的学者,还是普通识字者,这直接影响了文本的可靠性评判。 通过对不同载体(甲骨、青铜、竹木、丝帛、纸张)的系统考察,本书旨在为历史文献的解读提供一个更加“物质化”和“考古化”的视角,强调书写媒介的演变是中国文化史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