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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宏义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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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证学

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8030625

版次：1

商品编码：12241296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46

字数：420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宋史研究者及爱好者
1.作者研读宋史三十年来的论文合集，对宋代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问题进行了考证，论证严密。2.高校教授撰写，学术性强。

内容简介

宋代，是我国古代历史上商品经济、文化教育、科学创新高度繁荣的时代，而宋朝立国的三百余年，二度倾覆，皆缘外患，是唯独没有亡于内乱的王朝，因而具有独特的研究价值。中外史学界对宋代诸方面的研究集中了较多的学者队伍，涌现出许多有一定社会价值和学术价值的成果。 本书是作者对宋代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诸方面研究论文的结集，共包含论文数十篇，是作者数十年宋史研究成果的结晶，有助于学界对宋史诸多领域的探讨，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

作者简介

顾宏义，男，1959年生，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生导师，校古籍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为宋史、古典文献学。已出版《天平：13世纪宋蒙（元）和战实录》《天裂：12世纪宋金和战实录》等著作多部，主持多项国家社科基金和古委会项目。参与编写的《顾炎武全集》获得第七届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三等奖。

目录

自序
王禹偁《建隆遗事》考——兼论宋初“金匮之盟”之真伪1
赵普《龙飞记》考略24
“晋王有仁心”说辨析——兼及宋初“斧声烛影”事件若干疑问之考证37
宋太祖心腹武将张琼死因探析74
宋初大将自晦现象初探81
《新五代史》未为韩通立传原因试探91
岳飞之死与宋太祖“不杀大臣”誓约考98
宋辽高梁河之战考辨105
宋辽徐河之战及其影响124
范仲淹《怀庆朔堂》诗本事考137
柳永事迹三考145
《邵氏闻见录》有关王安石若干史料辨误155
论王安石“法先王之意”的主张164
“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探微186
王安石变法与“圣人”之辨200
范纯仁论朋党——兼析元祐年间“调停”说的起因与影响218
宋哲宗亲政时期的曾布238
宋徽宗即位日记事发覆252
范纯仁《遗表》案探析273
李纲与姚平仲劫寨之战281
“层累地造成”的宋金采石之战史发覆292
“吾道南矣”说辨析323
北宋学士院若干制度考辨344
宋代检正中书五房公事制度研究352
南宋许浦御前水军考论372
南宋两浙沿海的水军385
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考398
宋初两浙东北路、两浙西南路再考408
宋杜大珪《皇朝名臣续碑传琬琰录》为伪书考429

精彩书摘

王禹偁《建隆遗事》考
——兼论宋初“金匮之盟”之真伪

题名为宋初王禹偁所撰的《建隆遗事》一书，其所载宋初太祖一朝政治、宫禁权力之争诸事，与宋代官修史书之内容多有异同，且与宋代其他笔记的记载也互有出入，因此，在有关宋初政治研究上有着重要参考价值。然而由于自南宋初以来，人们即对此书所载内容之真伪、撰者为谁等皆有疑问，或径称其为后人托名王禹偁之伪书， 故而不为今人所重视。为此，笔者据相关史料对《建隆遗事》之内容、撰者及其史料价值等作一考析，兼论及宋初“金匮之盟”之真伪，以求正于方家。
一
《建隆遗事》今已佚，《宋史?艺文志二》、《郡斋读书志》卷六、《直斋书录解题》卷五皆作“一卷”。 南宋李焘曰：“谨按世所传《建隆遗事》十三章”，其第七章记杜太后与太祖兄弟订立“金匮之盟”事，第十一章记太祖驾崩前夕召见宰相事。 由此推知，其书一章记一事，共记宋初与太祖有关的十三条遗事、轶闻。
关于《建隆遗事》的书名、撰写时间，《郡斋读书志》卷六《太祖实录五十卷》曰：
淳化中，王禹偁作《箧中记》，叙云：太祖神圣文武，旷世无伦，自受命之后，功德日新，皆禹偁所闻见，今为史臣多有讳忌而不书，又上近取《实录》入禁中，亲笔削之。禹偁恐岁月寖久，遗落不传，因编次十余事。
《直斋书录解题》卷五、《邵氏闻见录》卷七 皆曰《箧中记》即《建隆遗事》，是此书一名《箧中记》，取秘藏箧中以传信后世之意，后人因其书所载皆太祖遗事，故取太祖开国时年号“建隆”来代指太祖，而称之为《建隆遗事》。又据晁公武所言，《建隆遗事》撰成于太宗淳化年间，而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据此书之序，确指是在淳化三年（992）。
《建隆遗事》虽已佚，但今仍可从引录此书内容的两宋文献中得知其大概：（1）《邵氏闻见录》卷七引录七则，即：太祖酷好看书；太祖陈桥驿诫约诸将；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太祖节俭、放宫人；太祖议迁都于洛；太祖不受内臣所媚；太祖仁信待钱俶。 （2）《长编》卷二、卷十七、卷二二共计引录三则，除上文已述之第七章、第十一章外，另一则即《邵氏闻见录》中之“太祖议迁都于洛”。 （3）《旧闻证误》卷一引录一则：太祖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 （4）《齐东野语》卷一《梓人抡材》引录一则：寝殿梁损。 其他如袁文《瓮牖闲评》卷八、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一○等书所引录者， 均不出此范围。因此，《建隆遗事》一书，今日尚可知其中十一章之内容，约占全书五分之四强。
二
人们对《建隆遗事》有疑问者，一质疑其撰者，二质疑其内容之真实性。此处先对现知的《建隆遗事》十一条记事作一考证、辨析，以确定其内容是否可信。
《邵氏闻见录》引录《建隆遗事》七条，据其内容大体可分为二类，即一为称扬太祖品行者，二与宋初几件朝政大事相关者。归入第yi类者有四条：
其一，“太祖酷好看书”条，《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乙亥日记事同，仅个别文字略异。
其二，“太祖仁信待钱俶”条，《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三月庚午日记载大体相同，《宋史?太祖本纪三》对此亦有记载。
其三，“太祖节俭、放宫人”条，其节俭事亦见《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乙亥日记事，放宫人事又见于司马光《涑水记闻》卷一。
按《长编》体例，其正文未注明史料出处者，一般皆出自宋朝《实录》或《国史》。故而推知，上述《建隆遗事》三则记事，或与《实录》、《国史》的史源一致，或是《实录》、《国史》参考甚至抄录自《建隆遗事》。从《建隆遗事》自序中称其所记为《太祖实录》所未载者看，后一可能更大些。
其四，“太祖不受内臣所媚”条，虽未见《长编》等文献引录，然南宋初王称《东都事略?宦者传序》所云，显是删改自《建隆遗事》：
太祖开基，所用宦者不过五十人，但掌宫掖之事，未尝令采他事也。尝有中黄门因祷祠山川，于洞穴中得怪石形类羊者，取以为献。太祖曰：“此墓中物尔，何以献为？”命碎其石，杖其人。其不受佞也如此。
又南宋光宗时刘光祖上献《圣范》，其“圣范”十之中有曰：“太祖时，左右内臣不过五十余员，止令掌宫掖中事，或不得已衔命而出，止令干一事，不得妄采听他事奏陈。” 亦是引录《建隆遗事》此条记事。
第二类与北宋初年几件朝政大事相关的记事有三条：
其一，“太祖议迁都于洛”条，亦见于《长编》卷一七开宝九年四月癸卯日记事，李焘并注曰：“晋王事据王禹偁《建隆遗事》，正史阙之。”“晋王事”指晋王（即位后称太宗）劝阻太祖迁都洛阳之事，此事官修“国史”未加记载，李焘认为《建隆遗事》所记可信，故补充采入《长编》。
其二，“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条，《宋史?后妃传上》所载内容相近， 仅少许文字有些异同；又此则记事前半部分内容，《涑水记闻》等文献亦有记载，然《建隆遗事》在记陈桥兵变的消息传入开封城内时，“晋王辈皆惊跃奔马出迎（原注：晋王后受命，是为太宗。）”一句，未见其他宋代文献有如此记载者。
其三，“太祖陈桥驿诫约诸将”条：《长编》卷一记载当陈桥兵变时，诸将“相与扶太祖上马，拥逼南行。（赵）匡义立于马前，请以剽劫为戒。（原注：《旧录》禁剽劫都城，实太祖自行约束，初无纳说者。今从《新录》。）太祖度不免，乃揽辔誓诸将。”可证此事，《太祖旧录》与《太祖新录》所载内容正相反，《建隆遗事》、《涑水记闻》卷一、张舜民《画墁录》、 《丁晋公谈录》 等私家著述大都同于《旧录》，皆称当时太祖自行诫誓诸将，并无晋王献说之功。
由于“杜太后度量恢廓、有才智”、“太祖陈桥驿诫约诸将”两条皆涉及太宗在陈桥兵变中的言行，且与其他记载不同，故须对太宗在陈桥兵变时的言行略作考证。据《长编》卷一载，在陈桥兵变前夕，都押衙李处耘获知营中将士有异动，即告诉太祖之弟匡义，并一同至掌书记赵普处，当“诸将突入，称说纷纭”时，赵普与匡义“各以事理逆顺晓譬之”。《长编》注引《国史》同，然所引赵普《飞龙记》称“处耘亦同（赵）普晓譬诸将”；《宋史?赵普传》、《太祖纪》皆无赵普与匡义“各以事理逆顺晓譬”诸将之事，《太宗纪》未载陈桥兵变事；而《宋史》卷二五七《李处耘传》同《国史》，然又称李处耘在兵变时“临机决事，谋无不中，太祖嘉之”。 据《郡斋读书志》、《玉海》等文献知，《飞龙记》一卷，又名《龙飞日历》、《龙飞故事》等，赵普撰于建隆元年（960）三月，“记显德七年正月艺祖受禅事”。 因此书撰成于陈桥兵变后不久，参与兵变者俱在，且太祖亦知此书，故赵普不敢在书中故意忽略赵匡义的功劳而夸大自己的作用。 而据《长编》卷一，宋太祖于甫创国的建隆元年五月、十月先后两次“亲征”潞州、扬州叛将，皆以赵光义为大内都点检（大内都部署），留守汴京根本之地。当赵匡胤于陈桥驿发动兵变，而以其弟留京城用事以为策应，正符事理。由此推测赵匡义当时很可能并不在陈桥兵营之内，《建隆遗事》云陈桥兵变后赵匡胤统兵归开封城时，“晋王辈皆惊跃奔马出迎”的说法，或许正合史实。
据宋代文献记载，《太祖实录》曾先后三修，“故有三本传于世”。 第yi次于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由宰相沈伦（即沈义伦）总领纂修，历时二载，成书五十卷。史称《旧录》或《前录》。因《旧录》编纂时，“太宗屡曾宣索，已有避忌”， 加上内容“简略遗漏”，故遭致人们的不满。太宗亦认为《旧录》并未能很好贯彻其旨意，故于淳化年间对宰执说道：“先朝事耳目相接，今《实录》中多有漏略，可集史官重修。”并“因言及太祖受命之际，非谋虑所及，陈桥之事，史册所缺，宜令（李）至等重加缀辑”。然终太宗朝，“其书未成”。 至真宗初年，决定再次重修《太祖实录》。咸平二年（1000）六月，宰相李沆上《重修太祖实录》五十卷，史称《后录》或《新录》。李沆上书表云：
《前录》天造之始，国姓之源，发挥无取，削平诸国，僭主伪臣，颇亡事迹。今之所正，率由典章。
李焘认为《新录》“凡得姓受禅，平僭伪，更法制，皆创行，纪述视《旧录》稍详”。 然而比勘《长编》所引之《旧录》、《新录》文字， 不难发现所谓“今之所正，率由典章”者，即编纂者秉承太宗之旨删正《旧录》之记载；所谓“创行”者，即大都为《新录》所增入的美化太宗、盛赞太宗继位元合法性之类内容，如“太宗不夯市”、“金匮之盟”等。至大中祥符九年（1016），又一次重修《太祖实录》，除调整其纪事，内容上与《新录》无大改动。此后，在《太祖新录》、《太宗实录》的基础上，修成《两朝国史》。
由此可知，《新录》所删改、增入的内容，与《旧录》相较，在上述这些关键事件的记载上，当与史实相去更远。李焘自己即在分析《新录》、《旧录》记事文字异同以后指出：“盖《正史》（此指《两朝国史》）、《新录》容有润色”；“《正史》、《新录》别加删修，遂失事实耳。” 《云麓漫钞》亦称“《实录》后来重修窜改，失本意者多”。为掩饰其事，故在“（大中）祥符间，禁沈义伦本，自后沈本难得”。 因此，《建隆遗事》所记“太祖陈桥驿诫约诸将”诸条内容，虽与《新录》不同，但却可能更接近于当时史实。
《邵氏闻见录》引录《建隆遗事》时的取舍原则，是“取可传者列之”，从其所引录的七条记事上看，确如其所言，即所引录之内容大体可征信。
李心传《旧闻证误》卷一驳证《建隆遗事》记事之讹误一条：太祖命曹彬、潘美、曹翰收江南。李心传据《太祖实录》、《三朝国史》（《两朝国史》加上《真宗国史》，合称《三朝国史》），考证潘美当日是自山南东道（治今湖北襄樊）南下，未尝回京城觐见太祖；而灭南唐以后，曹翰未与曹彬、潘美一起回汴京朝见太祖，以证《建隆遗事》记事之讹误。所言甚是。不过，李心传亦指出：“此一事诸杂记多言之。”如陆经《祖宗独断》 、魏泰《东轩笔录》 等是也。可见如此说法在宋代流传甚广，不独《建隆遗事》有误。
《齐东野语》卷一《梓人抡材》引录一条，云：太祖爱惜物品，且下敕斥责官员、匠人“截长为短，斵大为小，略无顾惜之意”者。据周密言，嘉祐间、元丰间还曾两下敕书申令太祖此意。可知《建隆遗事》此条记载为实。
《长编》引录而未见录于《邵氏闻见录》者有二条：第七章金匮之盟，见于《长编》卷二、卷一七、卷二二之注文；第十一章太祖驾崩前夕召见宰相，见于《长编》卷一七。后人认为传世之《建隆遗事》为妄人所伪托、不可信的主要依据，即在于此二章的记事有谬误、颠错。宋人考辨《建隆遗事》的文字不少，其中可以李焘、王明清的观点为代表。李焘认为此二章“盖（赵）普之怨家仇人（卢）多逊亲党所为，欲肆其诋毁，故托名禹偁窜寄《（建隆）遗事》中，实非禹偁作也”。又说《建隆遗事》所记的金匮之盟“既与《国史》不同，要不可信”。 而王明清《挥麈录》前录卷三亦称“其间率多诬谤之词”，且王禹偁“当时近臣，又秉史笔”，而《建隆遗事》记事“桀谬”，故断定其为伪托之作。
然据宋代相关史料，对上述二章记事内容加以考辨，却可发现李、王两家之说实可商榷。因为《建隆遗事》此二章记事内容虽颇有“颠错”处，但金匮之盟、赵普反对太宗继位诸事，实可与其他宋人记载相印证，而非是全无根据的诬谤之词。
三
宋代私家著述中有关“金匮之盟”的记载不少，但大多含糊不详，甚至有自相抵牾之处。对此，李焘在《长编》卷二建隆二年六月甲午日载杜太后死时，较为详尽地记载了金匮之盟一事，并参照了《太祖旧录》《新录》、《国史》、《太宗实录》以及《涑水记闻》等文献，考辨了金匮之盟的缘起与内容等，称：金匮之盟初见于《新录》，而《旧录》未载。虽然《长编》描述此事是以真宗时纂修的官史《正史》、《新录》为据，但李焘还是在注文中指出：“《正史》、《新录》称太宗亦入受（杜太后）顾命，而《（涑水）记闻》不载，今从《记闻》。……盖《正史》、《新录》容有润色。按《太宗实录》载（赵）普自诉章，其辞略与《记闻》同，当顾命时，太宗实不在旁也。《正史》、《新录》别加删修，遂失事实耳。” 从南宋相关文献上看，李焘的这一说法基本代表了南宋官史的观点，元代纂修《宋史》时，有关金匮之盟的说法也大体以此为旨。
不过，《长编》卷二二太平兴国六年八月辛亥日注文中所引录的《建隆遗事》第七章，对于金匮之盟的记载，却与上述官史的说法截然不同，亦与记录此事的宋代笔记如《涑水记闻》等相异。仔细比较《建隆遗事》和《太祖新录》中的相关文字，即可发现此二书所言“金匮之盟”虽同名，但约盟的时间、场所、缘起及其内容、传播范围等却都大相径庭，现试对照如下：
（1）约盟的时间、场所不同：《新录》说是在杜太后“疾革”时，在病榻前所约定。《建隆遗事》则称是在太祖“万机之暇”，在皇太后阁内皇家酒宴上，是时杜太后身心康健。
（2）盟约由何人提议订立：《新录》说是杜太后，因为杜太后认为太祖之所以能得天下，“政由柴氏使幼儿主天下，群心不附故耳”，而“四海至广，能立长君，社稷之福也”。因此，太祖遵母教而立此誓书。《建隆遗事》则称是由太祖主动提议的：“太祖孝于太后，友爱兄弟，旷古未有”，一天在皇家酒宴上，“酒酣，上（太祖）白太后曰：‘臣百年后传位于晋王，令晋王百年后传位于秦王（即太宗弟赵廷美）。’”杜太后听后大喜，当时便令立下誓书。
（3）订立盟约时何人在场：《新录》认为在场者为杜太后、太祖、太宗和赵普四人。李焘因为此说与其他记载如《太宗实录》、《涑水记闻》等文献记载太宗直至太平兴国六年才初知金匮之盟的说法相违，故而删去太宗名，称仅杜太后、太祖、赵普三人在场，誓书订立后即锁入金匮，藏于深宫，外人不知，而太宗直至太平兴国六年发金匮见盟书，方知晓此事。《建隆遗事》则称在议论盟约的酒宴上，有杜太后和太祖、太宗、赵廷美兄弟，太祖子德昭、德芳，以及“皇侄、公主”，此外至少大臣赵普、陶谷也知此事。即盟书由翰林学士陶谷所书，赵普“告天地宗庙，而以誓书宣付晋王收之。上（太祖）崩，（太平）兴国初，今上（太宗）以书付秦王收之。后秦王谋不轨，王幽死，书后入禁中，不知所之”。据此，则当时宫禁内外知晓盟誓内容者不少。
（4）关于盟约所定之传位次序：《新录》认为仅太祖传位给太宗而已。而《建隆遗事》却称，太祖“百年”后由太宗继位，太宗“百年”后由赵廷美继位，赵廷美再传还给太祖之子德昭。《涑水记闻》等笔记所载大多同于《建隆遗事》。
（5）赵普对金匮之盟的态度：《新录》载誓书由赵普所书，又《长编》卷一四载赵普于开宝六年（973）八月罢相“出镇，上书自诉云：‘外人谓臣轻议皇弟开封尹，皇弟忠孝全德，岂有间然。矧昭宪皇太后大渐之际，臣实预闻顾命，知臣者君，愿君昭鉴。’上手封其书，藏之金匮”。 是赵普赞同盟誓内容。但《建隆遗事》所载则反之，当杜太后、太祖召赵普入宫起草誓文时，赵普即“辞以素不能为文”；赵普曾为赵匡胤之掌书记，其自称“素不能为文”，显然只是推托之辞。当开宝后期，赵普又主动向太祖提议：“陛下艰难创业，卒至升平，自有圣子当受命，未可议及昆弟也。臣等恐大事一去，卒不可还，陛下宜熟计之。” 力劝太祖传子莫传弟，也就是说，赵普对金匮之盟持否定态度。

前言/序言

自 序



自八八年考入业师裴汝诚先生门下研读宋史以来，屈指而计已近三十年。余也不敏，因师友鞭策，陆续写有论文若干，散刊于诸处。近年来，屡有友朋学生劝说结作一册，以便阅读，遂有本书之编纂。

事者史也。因受裴师学术路径之影响，且又以古籍整理为职业，故余之研究宋史，多有通过文献考辨而探究政治等事件之本相者，而本书所编选之二十九篇论文，亦颇反映此一“癖好”。

本书中所选录《宋哲宗亲政时期的曾布》一文，乃与裴师合作，已收录于裴师《半粟集》。此文初撰于九十年代前期，当时裴师拟就北宋后四朝政治史进行系列研究，然未久即因多种原因纷扰而中断，仅成此一文。至本世纪初重拾此计划，且围绕王安石变法合作撰成《论王安石“法先王之意”的主张》等数文，却又因裴师承担主持整理修订《宋史》而再次中断。今日裴师鹤驾经年，虽余有意续师此志，仍由于学识未充等原因而未果。为此，本书特将上述数文悉予收录，以志当日之事，且以为他日之想念。
平日拜读诸师友文集，多以内容分类编列。余性苟简，故本书所收诸文，大体乃以其所述内容之时间为序，而其观点等皆仍其旧，以存其实。惟文字误植及行文明显讹误处予以更正，早年文章之注释不合今日格式者予以调整补订。因早年数文仅有刊行稿，故有劳学生宋月阳、常爽爽悉心录入文字，补入所缺之注释，校核文字，在此谨致谢忱。
此为余论文之初次结集，其中疏漏、舛误之处在在多有，尚祈诸师友拨冗阅后不吝批评赐正，以期尚能得继续进步。
是为序。

宋史研究的脉络与展望：一部史学史的剖析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宋代历史研究的演变轨迹、核心议题及其方法论革新，而非直接阐述某一特定宋代史实的考证。全书结构严谨，分为“宋史研究的历史脉络”、“核心议题的演变与深化”、“方法论的拓展与反思”三个主要部分，辅以大量的史学史料分析和名家观点梳理。 第一部分：宋史研究的历史脉络 本部分着眼于近代以来宋史研究的兴起与阶段性特征，勾勒出一条清晰的学术谱系图。 一、清末民初的奠基与困境： 追溯晚清遗民史学对宋代“积弱”主题的初步关注，重点分析如钱大钧、柯劭忮等人在史料整理方面的贡献与局限。 讨论民初学者如吕思勉、陈寅恪早期对宋代政治制度和文化思想的初步探讨，特别是南方学者对宋代“士人政治”的早期敏感性。此阶段的研究多受清代考据学影响，以文献考订为主，缺乏宏大叙事框架。 二、抗战前后至建国初期的“新史学”尝试： 着重分析一批史学家如何引入西方历史学派（如年鉴学派、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视角，试图跳脱传统“改朝换代史”的窠臼。 深入剖析早期关于宋代经济结构转型（如宋代的商品化程度、城市化水平）的讨论，以及对宋代“市民阶层”概念的引入与争议。这部分详细梳理了学界对宋代社会性质定位的早期分歧。 三、改革开放后的“重塑”与“细化”： 详尽分析1980年代以来，宋史研究如何从宏观的“盛衰论”转向微观的“社会史”、“文化史”与“制度史”的精细化研究。 重点考察学界对“理学”的重新评价，从意识形态的工具性解读转向对其实践层面和地方影响的研究。 梳理关于宋代军事史（如宋辽金关系的复杂性、边防体系的韧性）研究的深化，特别是对北方民族政权（辽、金）内部结构研究的进展，如何反过来修正了对宋朝自身战略的认知。 第二部分：核心议题的演变与深化 本部分聚焦于宋史研究中几个持续引发关注的核心议题，展示学界认知随时间推移而产生的深刻变化。 一、政治权力与士大夫： 从“党争”到“权力制衡”： 分析学界如何超越简单的善恶评判，转而研究宋代文官政治下的权力分配机制（如中书、枢密院、御史台的职能互动）。详细辨析“士大夫政治”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实际运作形态，而非理想模型。 皇帝与官僚体系的关系： 探讨宋代皇权运作的“内敛性”特征，以及这种特征对国家治理效率和文化繁荣的复杂影响。引入了对“内廷机构”与“外朝系统”权力渗透的研究。 二、社会经济的结构性变革： 土地制度与赋税研究的精细化： 不再满足于对均田制瓦解的论述，而是深入探讨宋代的“永佃权”等复杂产权关系，及其对农业生产力的刺激作用。 城市与商业的再审视： 考察对“坊市制”打破的传统叙事之外，对城市管理、行会组织、以及国家财政收入结构中商业税比重变化的深入定量分析。 三、思想文化：从“心学”到“地方文化”： 理学发展的多重路径： 系统梳理朱熹、陆九渊乃至程颐早期思想的地域差异和发展阶段，并考察理学如何渗透入地方社会结构，而非仅停留在书斋哲学层面。 世俗文化与知识传播： 重点探讨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对宋代知识阶层（包括低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群体）的影响，以及宋代俗文学和民间信仰研究的兴起。 第三部分：方法论的拓展与反思 本部分是全书的理论高地，探讨宋史研究在方法论上如何实现突破，并反思既有研究的不足。 一、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引入： 社会学和人类学的视角： 详细论述如何运用社会网络分析来重构宋代的宗族、地域性社会团体，以及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通过地方志和家谱）来理解宋代礼仪的实践。 定量分析与史料的结合： 介绍使用统计学方法对赋税记录、科举数据、人口迁移数据进行初步的定量分析，以期揭示宏观趋势，但同时强调此类分析必须建立在审慎的史料辨伪基础之上。 二、史料的再挖掘与批判性使用： 档案与非主流文献： 重点分析近几十年来新出土或被重新重视的史料，如敦煌、边疆出土文书（如西夏文书对宋夏关系研究的冲击）、宋人笔记的“非官方”叙事价值。 历史地理学的回归： 强调地理环境、水利工程对宋代边防和经济布局的决定性影响，并梳理历史地理学研究在宋代城市变迁和河流改道等具体问题上的最新成果。 三、对“宋代特殊性”的反思： 本书最后部分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宋代真的是一个孤立的“黄金时代”或“积弱的开端”吗？研究者应如何在全球化背景下，将宋代置于东亚历史的连续性中进行考察？对“宋代例外论”的学术倾向进行审视与辩证。 本书以史学史的宏大视角，全面检视了宋代研究领域自清末至今的发展脉络、重点议题的深化，以及方法论的革新与反思，为所有致力于宋代历史深入研究者提供了一个理解学术版图的参照系。

评分☆☆☆☆☆

老实说，这本书的排版和一些专业术语的密度让我初期有些吃力，但一旦适应了作者的叙事节奏，其思想的深度便会逐渐显现出来。这本书似乎对宋代中期的社会阶层流动性有着一种近乎偏执的关注。它不仅仅关注了士大夫阶层，更花了大量篇幅去挖掘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比如佃农、工匠，以及在国家财政体系中扮演“中间人”角色的地方胥吏。作者通过对地方志和民间契约文书的交叉印证，构建了一个关于“权力渗透”的微观模型。这与那些只关注中央政府指令下达的书籍形成了鲜明对比。我感觉，作者真正想做的是还原一个“活的”宋代社会，而不是一个僵硬的政治机器模型。特别是关于宋代城市经济中“非正式网络”如何规避国家监管的部分，写得尤为精彩，充满了田野调查般的细节感。这本书的学术贡献在于，它成功地将宏观的政治经济史与微观的社会史熔于一炉，迫使我们以多维的视角来理解那个时代的复杂性。

评分☆☆☆☆☆

初读这本书，我本以为会是一本枯燥的考据集，毕竟书名听起来就带着一股浓浓的“冷板凳”气息。然而，出乎意料的是，作者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叙事节奏掌控得极好。它避开了宏大叙事的窠臼，而是聚焦于一个个具体的历史场景——比如一次失败的边境谈判、一场由地方官员主导的赈灾行动——然后围绕这些场景展开对核心问题的辩证分析。这种“以小见大”的手法，使得原本抽象的宋代政治经济结构变得鲜活起来。特别是关于理学在地方基层治理中如何被“实用化”的论述，简直令人拍案叫绝。作者没有将理学神圣化，而是将其视为一种工具，分析了它如何被不同社会阶层利用来维护各自的利益。语言风格上，它既有古典文献的沉稳，又带着现代社会科学的敏锐洞察力，读起来有一种跨越时空的对话感。对于希望了解宋代社会治理的精微之处，而非仅仅停留在朝堂斗争表面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视角。它让你看到，历史的真正动力，往往潜藏在那些不被主流叙事所关注的角落里。

评分☆☆☆☆☆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非常独特，它更像是一系列互相勾连的学术论文汇编，而非一部统一的、线性的历史专著。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其方法论上的创新，作者似乎对传统史学中那种“因果链条”的断言持有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书中多次采用了“反事实推演”的思路，并非真的去假设历史可以改变，而是通过构建替代性的可能性路径，来反证既有历史选择的必然性或偶然性。例如，在分析澶渊之盟后的宋辽关系时，作者并没有过多渲染“屈辱”二字，而是冷静地分析了当时宋廷在军事、财政和外交上的最优解空间，指出某种程度的妥协在结构上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冷静到近乎冷酷的分析视角，非常考验读者的耐心，因为它要求你放下预设的情感判断，完全进入到历史情境中去理解人物的决策。对于那些习惯于听故事的读者来说，这本书可能会显得有些门槛，但如果你想深入探究历史决策背后的复杂权重计算，这本书的贡献是无可替代的。它成功地将宋代的“软弱”转化为一种结构性的力量分析。

评分☆☆☆☆☆

这本《宋事论考》无疑是一部引人深思的史学著作，它并没有采取那种铺陈叙事的传统史书写法，而是更像一场深入的学术对话。作者的切入点非常精妙，聚焦于宋代某个看似微小却影响深远的制度变迁，通过对大量原始文献的梳理和批判性解读，展现出其背后复杂的权力博弈和士大夫阶层的内在逻辑。我尤其欣赏其对“重文轻武”这一传统论断的再审视。以往的解读常常将此视为一种简单的政策偏失，但本书通过对地方财政、军事调动档案的细致比对，揭示出这背后其实是中央集权不断强化的必然结果，以及文官集团如何利用文化高地来巩固其政治话语权。阅读过程中，我常常感到作者的笔触如同手术刀般精准，剖开历史的肌理，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过去基于二手资料建立起来的认知框架。书中关于科举改革对社会流动性影响的章节尤为精彩，它不满足于描述现象，而是试图构建一个模型来解释为何特定时期的士人会做出某种看似非理性的政治选择。整体而言，这本书适合那些对宋代历史有一定基础，并渴望进行深层次理论探索的读者。它不是一本消遣读物，而是一次智力上的挑战与回馈。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对“时间观念”的把握。作者似乎在刻意拉伸和压缩不同的历史时段，以凸显特定政策的长期效应。例如，对于某项看似短暂的财政改革，作者可以追溯其理念的源头至百年前的唐末，又向前展望其对南宋乃至元初财政政策的潜在影响。这种跨越时代的视野，使得读者对历史的线性发展产生了全新的认识。它不是简单的“过去如何影响现在”，而是强调不同历史阶段之间的“结构性张力”。阅读过程中，你会不断地被提醒，眼前的“宋代现象”往往是前代积弊与当下抉择相互作用的产物。书中对儒家思想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弹性”解释也非常到位，它展示了经典文本是如何被灵活地、甚至可以说是功利地被当权者所利用的。这是一本需要反复阅读才能完全消化的书，每一次重读，似乎都能从中发现被前一次阅读所忽略掉的那些微妙的关联和深层的逻辑线索。它无疑提升了我们理解中国古代复杂社会形态的理论高度。

评分☆☆☆☆☆

顾老师的大作，质量不错，印刷其实很一般。

评分☆☆☆☆☆

宋史研究者顾宏义老师的文章集，喜欢宋史的朋友不要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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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火火恍恍惚惚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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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孩子很喜欢

评分☆☆☆☆☆

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论述精辟，值得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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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作品，内容精彩，值得购买。

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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