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密经济战:抗战时期中国对日伪经济战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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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泰琪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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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抗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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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经济史
  • 军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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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发展出版社
ISBN:9787517707516
版次:1
商品编码:12251142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88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抗战时期,在军事战场的硝烟背后,中国在经济战线上也与日伪势力进行着艰苦的较量。从全面抗战前的经济备战,到伴随着抗战烽火的经济大迁徙,再到反击日伪经济封锁、走私抢购战略物资、控制银行产业、捍卫法币、打击伪钞、统制外汇、枪杀经济汉奸、血溅汪伪银行,等等秘密经济战,无不伴随着战争年代的血雨腥风,其中的波谲云诡、惊险紧张,将经济战线上国人精英的谋略与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
  本书将走近对日伪经济抗战的这一特殊群体,揭开抗战时期经济抗战史中隐藏着的惊天内幕!

作者简介

  罗泰琪,重庆作协会员,已出版《重庆大轰炸纪实》《国企老总》《绝对领导》《陪都商人》《御厨出宫》《黄金争夺战》《戏班》《御厨》《清宫戏班纪事》《外国记者民国秘闻亲历记》等文史、小说类图书。

目录

第一章 经济备战
一 废两改元
银行大楼砍一半 / 废除银两改币制
二 白银风潮
重庆银行挤兑案 / 天津裕元闹倒闭
申新七厂拒拍卖
三 沟通川陕
四 筹建国行
增加官股控中行 / 备现逃现如何好
五 币制改革
英美日等拉中国 / 商业银行乱纷纷
第二章 抗战前夜
一 接管工厂
接管天津裕丰厂 / 谁是神秘收购人
二 银行抗战
鸦片收购起风波 / 秘密转运四百万
桐油生意不好做 / 千万银元存洋行
挤兑提现两千万
三 挤兑风潮
银行停业歇四天 / 发行公债的故事
公债交割出问题
四 囤集物资
解散中日贸易会 / 囤集棉花为抗战
冒险去港买外汇
第三章 打破封锁
一 猪鬃出口
商贩控告古耕虞 / 难道要吃古青记
二 日商毁约
嘉陵厂胎死腹中 / 酒精厂亏盈有因
开煤矿五战三败 / 华昌矿不死不活
三 秘密走私
湖北银行抢购粮 / 重庆银行走私布
赊销桐油五百吨
四 黑市外汇
千万英镑被套走 / 不准在沪购军布
伪币发行很失败 / 法币牵制日伪币
第四章 迁往后方
一 抗战迁渝
交行重庆买房记 / 央行冒险收公债
金城经营大西南
二 豫丰西迁
政府有令迁豫丰 / 柏木小船闯三峡
两厂共争一块地 / 年底复工三千锭
三 金融烈士
重庆密电去美国 / 踢踏舞星是间谍
立法院长登机否 / 拆开信封不忍看
四 贷款奇遇
秘密乘坐美专机 / 不用管他啥外交
国务卿出国之机
五 贸易大战
华北禁止种棉花 / 是否进口美国烟
贩棉大王邓耀南
六 开发西北
先向宋子文要权 / 依靠张之洞遗产
使用西太后电机
第五章 金融大战
一 刺杀特使
强迫银行出资金 / 兄弟我在东京时
刺杀天皇两特使 / 全城封锁捉麻子
无期徒刑死监狱
二 香港落难
总经理化装出逃 / 通园汉奸俱乐部
三 银行大战
破坏汪伪发伪币 / 强迫四行撤租界
四 特工血战
血洗霞飞路银行 / 报复抢杀三课长
五 银行迁渝
宋老撤退到重庆 / 香港传来机密信
重庆金城管七省
六 美债风波
逢低吃进三百万 / 黑道银行杜月笙
盐场急需两百万 / 美国教士卖外汇
第六章 抢购物资
一 抢购物资
经济作战新政策 / 戴笠两月就辞职
抢购沪棉六千包 / 千里运棉费周折
二 浙江改变抢购法
三 囤集居奇遭处罚
四 美金公债
申请私购八亿元 / 捡到一封机密信
黄金提价泄密案
第七章 尾 声
一 姗姗来渝
军统抓了周作民 / 姗姗来渝求保护
二 纷纷而去
陈光甫飞去美国 / 在渝最后两件事
撤离重庆三政策
三 十亿法币运上海
四 结束语

精彩书摘

  三沟通川陕
  白银风潮和日本的经济侵略是一把双刃剑,一面重创中国经济,造成极大经济损失;一面醍醐灌醒,敲响警钟,逼迫国民政府进一步加大金融体制改革力度,积极推进国防经济建设,夯实战略经济基础,迎接更猛烈的中日经济战。
  与此同时,日本加快对华经济侵略步伐,重点开发华北,企图将东北与华北连成一片,构建日本在华经济基地。为此,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提出“华北经济提携计划”,强迫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宋哲元答应。为落实这一计划,1935年7月26日,日本在天津召开中日双方经济界人士研究会,主持人是日本中日实业会社副总裁高木,中方出席者有天津各大中资银行负责人,主要内容是如何落实“华北经济提携计划”的四原则、八要项。高木在会上说:“日本愿意帮助中国发展经济,进一步扩大对华经济投资,对华引入日本新技术、新管理办法,日中提携,共同发展。”
  中方人员议论纷纷,有的说华北局势极不稳定,如何发展经济?有的说首先应当取消冀东独立,肃清晋绥边境土匪伪军,给经济发展提供稳定的大环境。这样的言论自然让日本人大为不满。经过一番威胁利诱,会议最后就华北棉花收购、组建中日贸易协会、中国代表访问日本等问题达成协议。
  会议之后,当年8月,中日开始筹建华北经济协会,日方主要负责人是驻华使馆参赞清水,中方是周作民、邹泉荪,负责人的责任是起草组织条例。“10月6日,国民政府组成赴日经济考察团,全团共34人,由各地知名工商界、金融界人士组成,吴鼎昌任团长,团员有宋汉章、钱新之、陈光甫、唐寿民、周作民、徐新六、刘鸿生等人。10月23日考察结束。徐矛、顾关林、姜天鹏主编:《中国十大银行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面对日本加大对华经济侵略行为,迫于巨大军事压力,中国一方面与之周旋,另一方面按照原有计划进一步加大国防经济基础建设,动员和组织金融界投入巨资,力争在战争前完成更多一些战备项目。这些项目包括浙赣铁路、钱塘江大桥、川陕公路等。广大民营银行、钱庄积极响应政府号召,筹集巨额资金,踊跃投资国防经济基础建设项目,以此对抗日本的经济侵略。著名金融家徐矛指出:
  抗战前几年,为加速兴建具有战略意义的浙赣铁路,由张嘉傲牵头,浙江兴业、浙江实业、中国农工、金城、上海商业储蓄、新华信托、江西裕民等多家银行联合集资,贷款数占全路总工程费用的60%。随后,为兴建钱塘江大桥,以贯通南北交通,由浙江兴业银行牵头,中国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等组成银团参加投资。这两项工程都赶在抗战爆发前建成。民族金融家们功不可没。同上,第9页。
  更重大的国防经济建设项目是秘密修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川陕公路。
  1935年,在日军强占东北,虎视华北、染指华东的大局下,国民政府设立重庆行营,管辖西南各省区,揭开建设抗战大后方序幕。建设大后方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是蜀道难,即进出四川的交通非常困难,只有一条长江,而途中百里三峡滩多浪急,江窄山高,运输十分困难。为此,国民政府决定秘密修建川陕公路。
  川陕公路由国民政府总策划,四川省和陕西省政府负责,四川公路总局承建,川陕公路总段工程处具体实施。1935年6月12日,工程师洪文钰率队从成都出发,开始踏勘川陕公路全线,揭开川陕公路建设序幕。四川省和陕西省政府制定公布《川陕公路义务征工筑路实施纲要》,规定:“凡征工区域内除老幼病残妇女外,均有应征义务,一切应用工具由民工自带,不得违抗”,并下达征集民工命令,要求公路涉及11个县,各县成立义务征工筑路委员会,县长兼任主席,负责提供民工,要求各县总计派遣民工17万人,其中广元县5万人,昭化县2万人,共7万人,占民工总数的41%。各县接到省府命令不敢懈怠,立即制定具体实施办法,召开乡镇会议逐一落实,组成民工队伍,由县长亲自带队前往筑路工地。广元县政府令说:“各区民工务于9月25日到达工地,若有民工饿死者,由该管区保甲长顶替。”
  这里所说饿死,并非夸大其词,是源于当时具体情况。这年川北遭遇几十年不遇旱灾,地里庄稼受损严重,粮食普遍缺乏,不少人剥树皮、挖野菜充饥。筑路民工来到工地,有的带来一点粮食,几天就吃光了,有的甚至空手而来,希望工程处发粮。但两省事前有明文规定,民工自带粮食修路。这样一来,工程处弄来的粮食只是考虑作补贴之用,所以完全不敷使用。民工饿着肚子干活,实在无法忍受,有的逃跑,有的生病,有的死去,严重影响工程施工。据广元县统计,短短数月,民工饿死、伤亡者已达几百人。这些情况被川北红灯教知道了,认为正是反对政府的好机会,便分别派人前去几个工地煽动民工造反,结果有数千民工闹事,焚烧车辆,拆毁电话,截夺工粮,红灯教的势力趁机扩大到川北各地。
  总工程师万希成是留学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土木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回国后曾参加京张铁路、杭江铁路设计施工。万希成在四川广元工区发现这种情况,十分着急,既担心民工生命安全,又害怕耽误工期,就立即给四川省公路局写报告说:“广元工区竟有人相食之惨状,有的食白泥充饥而毙命者,日有所闻。至于饿殍载道,无时无之。民工无粮逃散者甚多。这一来工期大受影响,请总局立即派人调查处理。”四川省公路局接到报告也很着急,可专款专用,没有钱买粮食支援修路,就立即给重庆行营打报告,请求中央政府予以支持。重庆行营秘书长贺国光看了报告,觉得这事必须尽快解决,电令四川剑阁地区专员田湘藩:“严令禁止,加以解决。”
  田湘藩时年31岁,湖南醴陵人,黄埔军校第五期炮兵科毕业,历任黄埔军校炮科教官,国民革命军连、团、旅长、师参谋长,四川剑阁县长,1936年1月任新设立的四川第十四行政督察区行政督察专员、保安司令,领导剑阁、广元及附近几个县。田湘藩办事能力强,在剑阁实行新生活运动毫不软手,派卫队上街巡查,见抱铜水烟袋、拿长短烟杆的,一律收缴折断扔掉,见小脚妇女当即强令放脚,见留长辫的马上剪掉,见插簪子、戴耳环、包头帕的,强行摘取没收。
  田湘藩接到重庆行营电令不敢懈怠,组织一批粮食运往工地,带人坐滑竿前往广元工地视察,发现情况属实,立即召来几个县长在工地开会,说:“你几个的胆子实在大,想干啥?民工没吃的怎么干活?不管省里怎么说,现实问题必须由你们负责,要是完不成修路任务,要是耽搁了工期,知不知道什么罪?告诉你们,那是破坏国防建设死罪!”几个县长唯唯诺诺,问田湘藩怎么办。田湘藩说:“什么怎么办?没有粮食,各自想办法解决啊,反正各县负责各县民工吃饱干活。”
  有了粮食,民工队伍逐渐稳定下来,田湘藩又带军队剿杀红灯教,把他们赶出川北,这才恢复了施工正常秩序。这个问题解决了,又出现新问题,山势陡峭,悬崖绝壁,根本无法修路。
  第一处险境是明月峡。明月峡自古是川陕咽喉要道,山势奇险,峡高谷深“连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挂倚绝壁”,令工程技术人员束手无策。鉴于时间紧迫,筑路委员会最终决定修建凹槽公路,即在明月峡古栈道半壁绝崖上,用炸药和开山机开凿出长864米、宽4��5米的一道凹槽,在凹槽中设置会车待避所,形成一道“老虎嘴”长廊,勉强可以通车。
  第二处险境是七盘关。七盘关位于川陕交界处的七盘岭之巅,山高坡陡,地势险要,只有从山脚到山顶盘旋七道而上的羊肠小道,是蜀道难于上青天的缩影,令美国工程师一筹莫展。经过中美工程师反复研究,最后决定绕开七盘关,从七盘岭山腰一侧另辟路径,逶迤盘旋而下,一举攻克七盘关。公路修好后,蜀道不再难,七盘关却因此失去了千年雄踞四川北大门的美名,沦为不为人知的丛山一峰。同病相怜者还有雄踞千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剑门关,因修川陕公路被迫拆除关楼,仅存一块长方形“剑门关”古石碑鸣冤叫屈。
  经过10多万人历时一年的艰苦努力,1936年6月15日,川陕公路在鞭炮声中基本竣工通车,蜀道天堑由此变通途。川陕公路南起四川绵阳,逶迤北上,经剑阁、昭化、广汉,出川入陕,抵达终点宁强县七盘关。这是一条连接四川与陕西,进而连接全国的唯一陆路通道,对于开发四川经济,促进西部经济发展,建设抗战大后方,具有深远而重大的意义。
  抗战爆发,百万川军奉命开赴抗战前线,兵分两路,一路从重庆登船,沿川江而下,过三峡,出宜昌,鏖战两湖;一路乘车北上,过剑门,翻秦岭,兵临西北,成为抗战前线生力军。与此同时,沿江沿海的浩浩荡荡的西迁大军,政府,大学,银行,工厂,报社,书馆,同样沿这两条路进入四川,建立起强大而稳固的抗战大后方,为取得抗战最终胜利作出不可磨灭的贡献。
  抗战全面爆发前夕,这些国防建设,与前面所述废两改元,和后面即将叙述的控股中国银行,统一中国货币,以其独特隐晦的经济建设的形式,对日本经济侵略予以迎头痛击,是中日经济战的“重大战役”,对坚持抗战和取得抗战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山东大学教授李平生指出:
  应当承认,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在逐步建立和加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同时,迫于国内各界民众的压力,也开始进行了一些准备抗战应敌的国防经济建设。由于当时中国和日本尚未公开宣战,国民党政府尚不敢公开打出“鲜明的准战时经济体制的旗子”,因而抗战爆发前的国防建设并没有成为一种明确的事业,它的内容往往掺杂于国民党政府其他的经济建设中。李平生:《烽火映方舟——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

好的,以下是一本虚构的图书简介,该书不涉及您的原书名内容,力求详实且自然流畅。 --- 书名:《尘封的航道:近代中国海关的变迁与国家构建(1842-1949)》 简介: 本书深入剖析了自鸦片战争爆发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中国海关制度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所扮演的复杂而关键的角色。它不仅是一部关于税收和贸易管理的专业史,更是一部聚焦于国家主权、财政独立与外部势力角力的宏大叙事。 第一部分:屈辱的开端与洋务的萌芽(1842-1895) 本书伊始,聚焦于《南京条约》签订后,以“协定关税”为核心的“海关主权”丧失。通过对上海、广州、天津等通商口岸的实地考察与档案梳理,我们揭示了近代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机构——常关(后称“海关总税务司署”)如何在半殖民地背景下,由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主导建立起来的历程。 这一时期的海关,一方面承担着国家财政收入的重任,为清政府的军事、外交支出提供了重要的稳定资金;另一方面,它又成为列强控制中国经济命脉的工具。书中详尽分析了“釐金”、“附加税”等地方税制的混乱与海关统一征收标准的矛盾,以及这种制度性安排如何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轨迹。我们特别关注了在洋务运动中,海关技术人员(如钟文炳、李鸿章的幕僚等)试图利用海关的现代化经验,推动造船、电报等本土产业建设的努力,以及这些努力受制于国际条约和内部保守势力的困境。 第二部分:危机、整合与有限的自主(1896-1927) 进入二十世纪,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和清政府的摇摇欲坠,海关的地位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庚子赔款的压力和地方势力的崛起,使得中央政府对海关的控制力时断时续。本书详细阐述了二十世纪初,以革命党人、知识分子为代表的“收回海关”的呼声如何从边缘走向中心。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试图接管海关权力,但由于列强在“责任限制”上的坚决反对,海关的运作一度陷入半瘫痪状态。军阀混战时期,各省军阀为筹措军费,不断侵占海关收入,导致海关体系的碎片化。书中细致描绘了这一时期,海关人员(包括外籍职员和本土精英)在忠诚与职业操守之间的艰难抉择。例如,如何平衡中央政府的指令、地方军阀的勒索,以及履行对国际债权人的义务。 第三部分:北伐后的重塑与战时困境(1927-1945)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收回关税自主权成为“革命外交”的核心目标之一。本书用大量篇幅论述了国民政府如何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谈判与国际角力,逐步实现废除“协定关税”的努力。特别是1929年后,关税的法定税率得以提升,这被视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一次重大的主权胜利。 然而,抗日战争的爆发,使海关的职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沦陷区,日伪政权迅速建立了傀儡海关机构,企图切断国统区的物资来源。本书将国统区海关与沦陷区海关的行为进行对比分析。在重庆,海关不仅要继续承担战争物资的进口管理与税收任务,更要面对恶性通货膨胀带来的巨大挑战。书中揭示了海关在物资配给、走私管制,以及利用国际援助物资调配中的关键作用,同时探讨了战时海关队伍中潜藏的腐败问题与民族气节的坚守。 第四部分:战后清算与新局的酝酿(1945-1949)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试图全面恢复对海关的控制,并着手处理战时遗留的混乱局面。然而,接收沦陷区海关的复杂性、战后经济的崩溃以及接收人员的政治派系斗争,使得这一“回归”过程充满波折。 在内战爆发的背景下,海关再次成为政治斗争的焦点。随着共产党在各大城市的胜利,海关的归属问题最终成为新旧政权交替的关键环节之一。书中最后一部分分析了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地下党如何渗透、策反和和平接管沿海重要口岸海关机构的战略部署,为新中国建立独立自主的关税管理体系奠定了基础。 核心价值: 《尘封的航道》超越了传统的机构史叙述,它将海关置于中国在全球化冲击下,寻求国家认同、财政独立和现代化转型的宏大历史背景中进行审视。通过对大量海关档案、官员日记和外文报告的交叉比对,本书旨在揭示一个长期被低估的论点:在近代中国,海关并非仅仅是收税的衙门,而是构建现代国家权力、连接本土与世界、并在国家主权受损与重建过程中,扮演了无可替代的“沉默的航道”角色。本书对研究近代中国财政史、外交史及国家能力建设的学者和爱好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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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秘密经济战:抗战时期中国对日伪经济战纪实》是一本非常值得推荐的书,它以一种全新的视角,展现了抗战时期中国人民在经济领域的顽强斗争。书中充满了鲜活的案例和感人的故事,让我对那段历史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我尤其被书中关于“民族工业的保护与发展”的内容所打动。在国仇家恨交织的年代,如何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是关系到国家生存的根本问题。书中详述了当时中国政府和民间力量,如何不惜一切代价,将重要的工业设备和技术人员转移到大后方,以避免落入日伪手中,并尽力保障这些民族工业的正常运转。其中,书中对“纺织业在支撑抗战中的作用”的描述,让我印象深刻。为了解决前线将士的衣物需求,以及满足民众的基本生活,纺织厂的工人冒着生命危险,在轰炸和封锁下坚持生产。书中还记录了一些爱国实业家,他们倾尽所有,为抗战提供资金和物资支持。这本书让我看到了,在国家危难之际,经济发展与民族生存的紧密联系,以及普通劳动者为国家贡献力量的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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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秘密经济战:抗战时期中国对日伪经济战纪实》这本书,彻底颠覆了我对战争的固有认知。我一直以为战争就是前线的枪炮对决,殊不知在背后,还有这样一场不为人知的、同样惨烈无比的经济战场。书中描绘的“经济封锁与反封锁”的智慧博弈,简直是一部精彩绝伦的“战争谋略教科书”。 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伪币的打击”的章节。日伪政权为了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推出了自己的伪币,并试图取代法币。这本书详细讲述了中国如何通过各种方式,削弱伪币的价值,打击其流通,甚至组织民众抵制使用。其中,一位经济学家,在极其艰难的环境下,提出了一系列“以敌之矛,攻敌之盾”的策略,比如利用敌方货币的漏洞,进行巧妙的套利,再将其收益转化为支持抗战的力量。这种在绝境中展现出的经济智慧,让我惊叹不已。书中还记录了许多普通人的故事,比如那些在沦陷区偷偷藏匿法币、拒绝使用伪币的家庭,他们的微小行动汇聚在一起,构成了强大的抵抗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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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写风格非常独特,它不像一般的历史著作那样枯燥乏味,而是充满了故事性和画面感,仿佛置身于那个动荡的年代。我特别喜欢书中对“情报网络在经济战中的作用”的描述。很多时候,经济战的胜负,往往取决于信息的获取和利用。 书中描绘了一个庞大的地下情报网,他们不光搜集军事信息,更关注经济动态。例如,日伪即将发行的新债券、即将采取的经济政策,甚至是大宗商品的进出口情况,都会被这些情报人员及时获取,并传递给后方决策者。我印象深刻的是,书中提到一位在日伪经济部门工作的内线,他冒着生命危险,为中国传递了多份关于日伪经济计划的关键情报,这些情报的及时送达,使得中国能够提前做出应对,有效地瓦解了日伪的一些经济图谋。这种“看不见的战线”,在书中被描绘得惊心动魄,也让我看到了信息在战争中的巨大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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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其深入挖掘的史料,它揭示了抗战时期中国并非只是被动挨打,而是在各个层面都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其中关于“战略物资的争夺”章节,让我大开眼界。书中详细阐述了中国如何通过各种渠道,努力阻止或延缓战略物资流入日伪手中,以及如何秘密地将这些宝贵的资源转移到后方,以维持抗战的持续。 我特别想提一下书中对“黄金走私”的描述。当时,为了对抗日伪的金钱攻势,国民政府和一些民间组织,冒着巨大的风险,将国内的黄金秘密运往海外,用来购买武器弹药和支持国际上的援助。书中举了一个例子,一位名叫“老鬼”的地下工作者,他利用复杂的身份伪装和巧妙的路线,将数批黄金安全运出,为抗日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经济支撑。这种惊心动魄的细节,读起来比任何谍战小说都要精彩,让我对那位“老鬼”肃然起敬。这本书让我重新认识了经济战在整个抗战中的战略地位,它并非只是后勤保障,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第二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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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一本名为《秘密经济战:抗战时期中国对日伪经济战纪实》的书,虽然书名听起来很严肃,但我被其中一些意想不到的细节深深吸引。这本书不仅仅是枯燥的数字和政策,更像是翻开了一本尘封的战争幕后史。作者以一种非常生动的方式,展现了当时中国人民如何在物质极其匮乏的情况下,运用智慧和勇气,与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一场无声的较量。 我尤其对书中描述的“地下金融网络”印象深刻。想象一下,在日伪严密的经济封锁下,中国的抗日力量是如何通过秘密的汇款渠道、兑换点,甚至是利用一些不起眼的民间组织,来筹集军饷、购买急需物资的。那些故事里的人物,有的是经验丰富的银行家,有的是精通外语的翻译,更有无数普通的民众,他们用自己的方式参与到这场战争中,其中一位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一位在上海滩经营小当铺的老先生,他表面上只是个普通的生意人,但私底下却利用当铺的交易体系,为抗日组织输送了不少物资。这种润物细无声的付出,在书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让我看到了战争的复杂性,以及普通人在历史洪流中的不凡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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