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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子诚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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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北京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1286128

版次：1

商品编码：12262299

包装：精装

丛书名： 洪子诚学术作品集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2-01

用纸：轻型纸

页数：360

字数：280000

编辑推荐

　　《读作品记》选取的作品都有特殊的历史复杂性，帮助读者洞察历史；在解读中融入作者的文学理念与研究经验，很有启发性。
　　让作品回归线索纷杂的历史，以文学史家的洞察力重新阅读。

内容简介

　　《读作品记》收入洪子诚教授新近撰写的22篇文章和1篇访谈，分为“读作品记”和“文学史问题”两个部分。一部分，作者基于个人阅读体验及研究经历，选取了十余部（篇）有启发性的俄/苏与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或重要文论进行讨论，第二部分的文章更偏重于从文学史角度进行概括性论述，讨论如文学性、俄苏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当代的文学制度，以及当代文学史研究中的史料等问题。

作者简介

　　洪子诚，广东揭阳人，1939年4月出生。196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并留校任教，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中国新诗的教学、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系教授。主要著述有：《当代中国文学概观》（与人合著）、《当代中国文学的艺术问题》《作家姿态与自我意识》《中国当代新诗史》（与人合著）、《中国当代文学概说》《1956：百花时代》《中国当代文学史》《问题与方法——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讲稿》《文学与历史叙述》《材料与注释》《我的阅读史》等。

目录

目录
序......3
读作品记......1
《爸爸爸》：丙崽生长记......3
《〈娘子谷〉及其它》：政治诗的命运......23
《塔可夫斯基的树》：“逆时代”诗人......48
《见证》：真伪之间和之外......60
革命样板戏：内部的困境......80
《晚霞消失的时候》：历史反思的文学方式......100
《苔花集》到《古今集》：被迫“纯文学”......117
《司汤达的教训》：
在19世纪“做一个被1935年的人阅读的作家”......134
《在有梦的地方做梦，或敌人……》：
教义之外的精神经验承担者......151
《绿化树》：前辈，强悍然而孱弱......171
与音乐相遇......186
《〈玛琳娜·茨维塔耶娃诗集〉序》：
当代诗中的茨维塔耶娃及其他......197
《人歌人哭大旗前》：同时代人的关怀......221
《跨域与越界》：得知自身的位置......227
《冬夜繁星》：“这世界真好，不让你只活在现在”......237
《回顾一次写作》：前言·事情的次要方面......244
文学史问题......255
与吴晓东对话：文学性和文学批评......257
相关性问题：当代文学与俄苏文学......281
“作为方法”的八十年代......303
新诗史中的“两岸”......309
“献给无限的少数人”：大陆近年诗歌状况......318
当代的文学制度问题......331
关于当代文学的史料......343

精彩书摘

《司汤达的教训》：在19世纪“做一个被1935年的人阅读的作家”
（节选）
不同的司汤达图像
爱伦堡发表《司汤达的教训》是1957年，这期间，中国的文学界对这位19世纪作家也感兴趣，在1959到1960年开展了对《红与黑》的讨论。“反右”之后的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有两部西方小说在中国文学界引发热烈讨论，一是《约翰·克利斯朵夫》，另一就是《红与黑》：这是“反右派运动”思想批判的继续。爱伦堡和中国的批判者都认为像司汤达这样的古典作家在当代有很大影响力，但他们对影响力性质的理解，以及描画出的司汤达图像，却大相径庭。
在总结“反右派运动”的时候，邵荃麟、冯至、周扬等的多篇文章认为，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堕落”为“右派”的原因，受西方资产阶级作品宣扬的人道主义、个人主义影响是一个方面，因此，便有意识开展对这两部西方作品的讨论。《红与黑》在50年代，中译只有赵瑞蕻的节译本和罗玉君的全译本。当年的《红与黑》热，也是法、意1954年合拍的电影的推动，影片于连的扮演者是也风靡中国的法国英俊小生杰拉·菲利普。《红与黑》讨论的时候，也刊登肯定小说积极意义的文章，但那是为了提供反驳对象，讨论是按照事先设定的方向推进。最后的“结论”是，《红与黑》等19世纪作品，在它产生的时代有社会批判意义，当前也有一定的认识作用，但在社会主义时代，更会产生破坏性的消极效果；作品中这些个人主义“英雄”，“他们或者像《红与黑》中的于连，由于个人的野心得不到发展而对社会进行报复性的绝望反抗；或者像约翰·克利斯朵夫，信仰个人的人格力量，以自己的孤独为最大的骄傲”，在今天“不但不可能培养新的集体主义的个性，相反地，只会破坏这种个性”；“就像宋朝理学家‘坐在禅床上骂禅’一样，司汤达是站在资产阶级上反对资产阶级，因而他不得不终于又肯定他曾经否定了的东西，使于连的实际上是非常丑恶的性格涂上了一层反抗、勇敢、进步的保护色，输送给青年”。讨论中，高尔基关于“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论述，被众多文章征引：“他们都是自己阶级的叛逆者，自己阶级的‘浪子’，被资产阶级毁灭了的贵族，或者是从自己阶级窒人的氛围里突破出来的小资产阶级子弟”；巴尔扎克代表前者，司汤达则代表后者。
同属社会主义阵营作家，爱伦堡的司汤达，和中国批评家的司汤达显然不同。爱伦堡既没有谈及《红与黑》的历史、阶级局限，大概也没有于连·索黑尔破坏当代青年集体主义个性的焦虑；相反，说“我们谈到它时，要比谈我们同代人的作品觉得更有信心”；“《红与黑》是一篇关于我们今天的故事，司汤达是古典作家，也是我们的同时代人”，他还说，
如果说莎士比亚的悲剧还能够使共青团员们深深感动，那么，今天没有极端保皇分子的密谋不轨，没有耶稣会神学校，没有驿车，于连·索黑尔的内心感受在1957年的人们看来仍然很好理解……
爱伦堡对《红与黑》“长久不朽”生命力的信心，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虽然《红与黑》是“法国1830年记事”，却表现了超越特定时代的“基本主题”：憎恶资产阶级专制、轻视阿谀奉承，憎恶“用强力、伪善、小恩小惠和威胁来扭曲人的心灵”；不仅揭示假面具本身，而且揭穿了对伪善的癖好。这一主题并未因时间流逝而减少光彩，《红与黑》告诉我们，虚伪、假冒为善在生活，在艺术上，都是“不可想象”，也难以容忍的。《红与黑》持久生命力的另一面，爱伦堡认为是对今天（他指的是当时的苏联）文学提供的经验，这个经验，或“教训”，“在我看来，首先就在于他那格外的真实性”。
“真实性”是当代不断引起争议，却也似乎无法弄明白的问题。之所以50年代以后在苏联和中国成为“超级”文学问题，应该是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暴露出的失误有关。爱伦堡当然是社会主义作家，他重视的是“介入”的，“不从旁边去看生活”的“倾向性”文学，因此对司汤达“不希望对人类的喜剧作壁上观，他自己就演出了这种喜剧”的写作姿态赞赏有加，而对福楼拜的那种“工匠”的写作方式（“把一页稿子翻来覆去写上百十来次，好像一个珠宝商或微生物学家”）颇有微词。虽然在文学态度、写作方式上他试图将司汤达与20世纪左翼作家“同构”，却也借助司汤达表达对“从革命发展”看待、描写生活，强调表现理想化“远景”的要求——这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提出质疑。爱伦堡说，当年对司汤达有“歪曲了现实”的指责，说他的作品“诬蔑了法国社会”；“行为端庄的外省妇女不会像瑞那夫人那样，贝尚松神学校是一幅拙劣的讽刺画，德·拉·木尔侯爵和维丽叶拉夫人是寻求廉价效果的作者的幻想”。爱伦堡征引了《红与黑》的一段话为这位19世纪作家，同时也为20世纪某些提倡“写真实”的作家辩护：
小说是路上的一面镜子，这里面时而反映出蔚蓝的天空，时而反映出泥泞、水洼和沟辙。一个人有一面镜子，你们就责备他离经叛道镜子反映了泥泞，你们就连镜子也骂在一起，最好还是去责备那满是沟壑的路，或是路上的检查哨吧。
这些话，连同它的语气我们并不陌生。在50年代中国为“干预生活”、80年代为“伤痕文学”辩护的批评家那里都听到过。爱伦堡对此的补充是，司汤达的“镜子”不是磨得光光的那种，而是一面观察，一面想象和改造，“司汤达所创造的那个世界，因为是现实的，所以无论如何不是1830或1840年的世界的复本”。他从司汤达那里引出的“教训”是：“艺术上具有倾向性……决不是说要任意地改换比例”；“作家改换比例、变动远景的时候，要服从艺术真实的严格法则”。在这个问题上，五六十年代理论上提出“真实性”的现实指向，在阿拉贡的一篇文章中有更清晰的表达：“在探索现实遭到重重阻碍的地方是不可能认识、理解和善于道出真理的。而在艺术上，公式、教条、埃皮纳泥人以及在某种形式下对现实认识的抽象性是与现实主义最为格格不入的……”
左右两舷都遭到斧劈的船
在20世纪，现实主义在具有左翼倾向的作家那里，不只是文学创作方法，而且也是“政治”问题，是与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实践联结在一起的“文学方式”。这犹如路易·阿拉贡60年代对法国现代文学的描述：“在我国，在阿尔及利亚战争的影响下，现实主义的魅力吸引了大部分青年作家。这是以不同的方式重复了在德国占领下的抵抗运动文学，那时的文学，即使在从超现实主义海盗船上逃出来的艾吕雅、戴斯诺和敝人的笔下也只能是现实主义的文学。”
但是，现实主义在20世纪遭遇“危机”，危机来自两个不同方面。阿拉贡在1962年9月接受捷克查理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的演说中这样说：
现实主义是一只左右两舷都遭到斧劈的船。右面的海盗喊叫：消灭现实主义！左面的海盗喊叫：现实主义，就是我！
“右面”的斧劈，阿拉贡说有两种情形。一种是“政治性”的，他们着眼、抗拒的，“与其说是现实主义，不如说是一种社会制度”；另一种是“打着反现实主义的旗号，时而热心于某种操练”，当年的法国“新小说”被阿拉贡列入这一种：他们以“为描写而描写，实际上就是自然主义的现代形式”，来抗拒、诅咒现实主义。相比起“右面”的斧劈，阿拉贡认为，当前的主要危险，是“来自左面的海盗”。这指的30年代在苏联诞生，并扩大到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左翼文学界的教条化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已演化为僵硬的绝对性戒律。阿拉贡说，“现实主义所面临的最大的损害信誉危险，在于把谄媚当作现实，在于使文学具有煽惑性”，让现实主义“像装饰教堂一样用窗花来装饰生活”；而他的现实主义，是“开明的”，不花许多时间进行去皮、磨光、消化等程序的现实主义，这种现实主义的存在，不是为了使事件回复到既定的秩序，而是善于引导事物的发展，它是“一种不求使我们安心，但求使我们清醒的现实主义”。
爱伦堡借助司汤达引出的“教训”，他对“真实性”的强调，针对的就是阿拉贡所说的“左面的海盗”。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和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在社会主义阵营和西方左翼思想/文化界引起巨大震荡，文艺上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质疑、批评，在左翼内部发展为世界性思潮。他们认为，在现实主义前面加上“社会主义”这样的社会制度、政治思想定语，完全没有必要的。爱伦堡在遭遇阿拉贡他们之前，就挑战关于批判现实主义（旧现实主义）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的分类，讥讽地说，即使他“终生绞尽脑汁”，也难以弄明白司汤达的方法，与当今进步作家的艺术方法有什么区别。在当时的中国，胡风、冯雪峰、秦兆阳们说的也是同样的话：在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之上，不需外加另外的要求、限制：“在科学的意义上说，犹如没有‘无论怎样的’或‘各种不同的’反映论一样，不能有‘无论怎样的’或‘各种不同的’现实主义”，“想从现实主义文学的内容特点上将新旧两个时代的文学划分出一条绝对的不同的界线来，是有困难的”。在这些抵抗“左面”斧劈的作家看来，现实主义的规律是一贯的，恒定的；以真实反映生活作为根本性特征的现实主义，“经过长期的文学上的连续的、相互的影响和经验的积累”，“已经成为美学上的具有客观规律性的一种传统”。这一传统是开放的。这种开放性，在西方左翼作家那里称为“无边”的现实主义（罗兰·加洛蒂），在中国这边是“广阔道路”的现实主义（秦兆阳）；加洛蒂的“无边”是向“现代主义”开放、对话，而胡风、秦兆阳们的“广阔道路”则是向19世纪“回归”；爱伦堡在《司汤达的教训》中的倾向，也属于后者。
时间与永恒
《世界文学》刊载《司汤达的教训》中译的同时，也刊登苏联批评家对爱伦堡的批评文章。文章认为：“反动派在思想战线上向文学这个阵地展开攻势，过去和现在都不是所有的时候从正面攻击开始，而往往是从攻击当代的这一或那一作家开始的。外国反动派还有另一种惯用的手法，用比喻来说，就是往后方的井里下毒药。” “往后方的井里下毒药”，指的是借讨论某一古典作家（如雨果、左拉）来对社会主义文学进行攻击。这位批判者并没有将爱伦堡明确归并入下毒药的“反动派”行列，但也暗示他对司汤达的谈论具有相似的性质。然后，批判文章指出，爱伦堡文章中引述于连被判处死刑后牢狱中的那段独白，一次次提到蜉蝣的形象，是扭曲了小说的真实意图。于连的这段独白是：
一个猎人在树林里开了一枪，猎物腾空而坠，他急忙跑过去捡，不意鞋碰到一个高可两尺的蚁窠，窠毁，蚂蚁和蚂蚁蛋被踢出老远。蚂蚁中连最有学问的那几只也不明白这黑糊糊的庞然大物是什么东西。猎人的靴子以难以置信的速度突然冲进它们的住所，先是听见一声巨响，接着又喷出红色的火花……
……
在长长的夏日中，一只早上九点出生的蜉蝣到傍晚五点就死去了，它又怎能理解黑夜是怎么回事呢？
批判者认为，爱伦堡自己，而且也让读者以为于连和司汤达是“宇宙悲观主义”的拥护者，这割断了司汤达作品中的“政治”和“历史”，“贬低‘时间’在‘永恒’面前的意义”。
这是冤枉了爱伦堡。从爱伦堡那里，难以发现丝毫的“悲观主义”世界观、历史观。他既不曾从于连和司汤达那里看到“宇宙悲观主义”，自己更不是这种主义的信奉者。批判者引用布莱克的“永恒爱上时间现象”的诗句，指出对“历史” “未来” “不朽”，只能通过体现它们的时间来了解。但爱伦堡在《司汤达的教训》中也引用同一诗句（只是没有点出布莱克的名字），说司汤达：“描写热情、野心和犯罪的时候，从来不曾忘掉过政治。他善于眺望的是，他竭力要理解夜对于蜉蝣来说是怎么回事，但是，他同时也……从经常中去发现迫切问题，从瞬息中去发现恒久事物，或者像诗人所说的那样，去发现永恒。”
《司汤达的教训》作者并非不重视“瞬息” “时间”，忽视现实的紧迫问题。分歧在于，爱伦堡认为，瞬间、现实并不就天然具有“永恒”的价值，瞬间的“永恒性”要由历史赋予，要放到历史的整体中衡量才能做出判断。也就是说，需要知道“黑夜”，才能理解所经历的“白天”；而只生活在白天的蜉蝣无法了解这一点。爱伦堡强调这一点，从文学方面说，是对文学史的等级秩序的怀疑，也就是对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使用“革命现实主义”的说法）置于文学史最高级别的那种“进化”的“目的论”的挑战。他的“潜台词”是，古今各个时期的优秀作品具有思想艺术的连续性，其“本质”并不因时间、流派的分野而不同。不管是19世纪的现实主义，还是当代的社会主义文学，它们都处于同一平面，“时间”并不能区分出等级。这种“古典主义”文学观，类乎艾略特在《传统与个人才能》中说的：“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不朽的地方。”
这样，我们就能了解，爱伦堡为什么在多篇文章中反复讨论作家、作品生命力问题。显然，他看到苏联当代文学在热闹喧嚣表面下不真实的脆弱，看到风光一时的作品寿命可能转瞬即逝。对于作家的“生命”，他区分几种不同情况：有的作家被同时代人喜爱，也经受时间考验；有的“符合同时代人暂时的趣味情绪”，后来却被忘却，只有文学史家才对他们有兴趣；有的是生前不被重视，或默默无闻，死后才得到承认。他把司汤达归入后者名单（在给茨维塔耶娃诗集写的序中，也讨论了这位诗人生前不被承认的问题）。他说，当时只有极少数作家、批评家（歌德和巴尔扎克）承认司汤达的价值，死的时候只有三个朋友给他送葬，其中有梅里美。司汤达的33部作品，生前只出版了14部，即使出版，也大多躺在书店的书架上，出版商很勉强才同意把《红与黑》印行750册。俄国批评家别林斯基关注法国文学，他的文章提到乔治·桑29次，大仲马18次，“可是不曾有一次提到司汤达”。爱伦堡转引司汤达给巴尔扎克信的这些话：“死亡会让我们和他们调换角色，在生前，他们可以对我们为所欲为，但只要一死，他们就将永远被人忘记……”自信的司汤达想的是另一场赌注：在19世纪“做一个被1935年的人阅读的作家”。
这自然不是文学社会学的一般描述，爱伦堡不厌其烦的这些议论的“当代性”，在下面这段话中可见端倪：
司汤达在专心于政治斗争的人们身上表现了人的特征，从而挽救了他们免于迅速消亡，这就是小说不同于报纸的地方，就是司汤达不同于过去和现在许多写政治小说（这种小说还等不及排字工人将滔滔雄辩排好版，往往就成为明日黄花了）的作者的地方，也就是艺术家不同于蜉蝣的地方。司汤达给我们指出了，只要作者善于以艺术所固有的深度来体会、观察和思维，就无论政治性或倾向都不能贬低小说的价值。
“十九世纪的幽灵”
将所有作家、作品置于一个平面之上，这里提出的是一种“共时性”观念。正如韦勒克在《文学史上进化的概念》中引用蒂尼亚洛夫和雅各布森的话：“每个共时性体系，都有着自己的过去和未来，作为这个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韦勒克说，这就是每个共时性的结构，都是“一种价值的选择，而选择又构成了他自己个人的价值等级体系”，并有可能“影响一个既定时代的价值等级体系”。
对于爱伦堡来说，这一文学共时性结构所隐含的价值等级，由19世纪的现实主义支持。在《人·岁月·生活》的最后，爱伦堡写道：
我是在十九世纪的传统、思想和道德标准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如今连我自己也觉得有许多东西已是古老的历史。而在1909年，当我在日记本上写满了歪诗的时候，托尔斯泰、柯罗连科、法郎士、斯特林堡、马克·吐温、杰克·伦敦、布鲁阿、勃朗兑斯、辛格、饶勒斯、克鲁泡特金、倍倍尔、拉法格、贝蒂、维尔哈伦、罗丹、德加、密奇尼加夫、郭霍……都还健在。
经历了半个世纪的时代和个人生活的曲折之后，爱伦堡的19世纪“情结”并没有解开，反而赋予新的经验内涵；由是他接着说，
如今教育在各处都超过了修养，物理学把艺术甩在自己后面，而人们在即将掌握原子发动机的同时却没有被装上真正的道德的制动器。良心绝非宗教的概念，契诃夫虽非信徒，却具有（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其他代表人物亦是如此）敏锐的良心。
这不仅是爱伦堡个人的选择，而是体现了一个既定时代的价值选择。这种选择，在中国现代文学里，也存在于胡风、冯雪峰、秦兆阳，甚至周扬这些人身上。不要说五四新文学，就是在当代文学的“结构”中，19世纪现实主义也是其中的重要构成。50—60年代，19世纪欧美、俄国的文学作品（也包括思想、理论论著），得到系统的、有很高质量的翻译。这些文化产品中传达的批判精神，人道情怀，对下层社会和“小人物”的同情、关切，被组织进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中。19世纪欧洲文化、现实主义在“当代”中国是一把双刃剑。它既成为反帝、反封建革命话语的组成部分，以支持、证实社会主义制度的平等、公正，但也被看作可能动摇社会主义制度、思想的“武器”，因而对其爱恨交错。其中，也夹杂着在庞大、拥有巨大影响力的19世纪欧洲文化面前难以明说的恐惧：这是可以借用的资源，也是一种威胁：这在有关《约翰·克利斯朵夫》和《红与黑》的讨论中可见一斑。
“新时期”的80年代一段时间，曾出现现代派热，现实主义被认为已经“过时”。戴锦华说，1979年大学校园里曾有“狄更斯已经死了”的震惊说法，事实上，狄更斯们（巴尔扎克、雨果、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当然也包括司汤达、福楼拜）“正在被宣布死亡的时候复活”。她称这种现象为“无法告别的十九世纪”，并模仿《共产党宣言》，说是在我们头顶游荡的“十九世纪的幽灵”。戴锦华说，80年代宣告的“死亡”，“死去的，是狄更斯们的社会主义中国版，而复活的则是他们在欧洲文化主流中的原版”。但也可以说，不仅这些文化中的批判精神得以继承，而且在当代中国被批判的部分（人道主义、个体的社会位置和思想、情感价值）的负面价值也被一定程度转化。
“文革”之后80年代出现的“现代派热”，其实存在时间相当短暂，而80年代中期出现的先锋派们也很快“转向”，以致李陀有“昔日顽童今何在”的感慨。这些现象，相信并非完全是外力干预导致。《红与黑》中的于连在狱中诅咒说：“该死的十九世纪！”可是19世纪在爱伦堡和中国许多现当代作家那里，却经常被眷恋，经常被作为思想、艺术创造的驱动力。

前言/序言

序
这个集子里的文字，以“读作品记”和“文学史问题”的标题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占的分量较大，就以它作为书名。除个别外，都写于2012年以来的这几年。“读作品记”和前些年出版的《我的阅读史》（北大出版社，2011年）有关系，但也不同。主要是减弱了“阅读”在自己身上留下痕迹的记录，而侧重延伸、扩展到对当代一些思想、文学问题的讨论。因为想保留一些资料，行文常常缺乏节制，有的文章显得冗长 ；这是个本来可以避免却无意避免的缺点。
2002年4月我从北大中文系退休。台湾的一些朋友说，你与其在家无所事事，度日如年，不如到我们这里上点课。这就有了2009年到2015年，在台湾三所大学——彰化师大国文系、“交通大学”社会与文化研究所、“清华大学”中文系——讲了三个学期大陆当代文学史的经历。这段经历，在情感、观念里留下一些深刻印痕；比如对“日常生活”、对“多元性”的再认识等等。据听过我课的一个学生说，我在课堂上谈到“思想的安逸”，引述了西蒙娜·波伏娃的话：“人们对多元性的接受是资产阶级完美的意识形态，但那其实是对混乱和困惑的享受，在这种享受中，人们不再争取某种确凿的希望。”我对自己曾有这样的引述毫无印象，翻遍讲稿也找不到这段话的踪迹，更难以确定当时和今天是否完全同意她的话。在台湾的这段时间，这些稍微复杂一点的感受往往无法说清楚，记得住也能说明白的，倒是一些无关紧要的细枝末节：与我的家乡相近而感到亲切的语言、饮食、气候；浊水溪以南壁虎如石头碰击般清脆的叫声；多次登上，却总也见不到蝴蝶的“清大”的蝴蝶山；电视里政治话题与搞笑娱乐有时难以区分的节目；每天无数次听到的“谢谢”，和在我也“谢谢”时让我不解的“不会啦”的回应；将自己菜田收获的小白菜，一棵棵细心码齐捆好的早市的年老农妇；其实远不如汕头的那种美味，却享受过多赞誉的蚵仔煎；……
在课程进行和全部结束之后，便有出版社建议我将录音整理出版，彰化师大和“交大”社文所的录音确实也都整理完成。仔细读过之后，发现许多和我以前出版的论著重复，出版当属“自我抄袭”，便打消了这个念头。不过里面也还是有一些新的东西，如一些作品的解读分析，和若干文学史问题的讨论，便根据录音和讲稿修改扩充，它们构成本书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到，《读作品记》和我过去的许多书一样，都和教学有关，也都是事先并没有“预谋”的无意的成果。和吴晓东对话的一篇，本来是我对他的访谈，刊物发表时他不同意用“访谈”的字眼，成为我们的“对话”。但事实上仍是访谈；初衷是我有不明白的事情要向他请教。
在台湾的将近两年时间里，得到许多老师、学生的帮助、关照。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不只是学识，更可贵的是品格、为人处世方面的。在那里我住过医院，幺书仪也动过几次大小不同的手术，都得到可以说是无微不至的照顾。当有人替我们代为感谢时，一位女生的说的是：“也没有什么啦，两位老人在台湾，旁边也没有什么人，也是蛮可怜的……”这个朴素的回答我长久不忘。借这本书出版的机会，衷心感谢他们。
感谢先期刊载这些文章的《中华读书报》《现代中文学刊》《文艺争鸣》《文艺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感谢北大培文的黄敏劼、高秀芹、周彬长期以来的支持；他们的鼓励让我有了信心。
洪子诚?2017年7月

《读作品记》 内容简介 《读作品记》并非一部描绘具体作品内容的书籍，而是作者对于阅读行为本身，以及阅读所激发出的种种思考、情感、感悟的沉淀与梳理。这本书如同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带领读者一同探索阅读的世界，揭示其中蕴含的丰富层次与无穷魅力。它不聚焦于某个特定的小说、诗歌或散文，也不深入分析某位作者的生平或创作背景，而是将视角置于阅读者与作品之间那微妙而强大的互动之上。 作者通过一种近乎私密的、却又极具普适性的叙述方式，分享了自己在不同阅读时刻的心绪波动，那些偶然间触动灵魂的句子，那些在脑海中反复回响的意象，那些因理解某个角色而产生的共鸣，抑或是因某个观点而引发的激烈辩驳。这本书的核心在于“记”，它记录的不是作品的情节，而是阅读过程中的“我”，是那个在文字的海洋中航行、时而迷失、时而发现新大陆的“我”。 《读作品记》探讨了阅读如何塑造我们的认知，如何拓展我们的视野，如何帮助我们理解他人，从而更好地理解自身。它阐释了阅读并非被动接受的过程，而是一个主动建构意义的创造性活动。每一位读者，都在通过自己的经验、知识和情感，为作品赋予独特的生命。作者深入剖析了这种个性化的解读过程，强调了读者在阅读体验中不可或缺的主体地位。 书中，作者还尝试回答了一些关于阅读的根本性问题：我们为什么而阅读？阅读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更深刻、更有洞察力的读者？这本书不提供标准答案，而是通过引发读者自我审视和探索，鼓励读者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答案。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种种状态，从而帮助读者认识到自身阅读习惯的优劣，并引导他们进行更有效的阅读。 《读作品记》也触及了阅读与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它认为，优秀的阅读体验能够升华日常生活，让平凡的瞬间充满诗意。那些从书中汲取的智慧和感悟，能够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影响我们的决策、塑造我们的价值观、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反之，生活中的体验也会反哺阅读，使得我们对作品的理解更加深入和多元。 书中并非没有“具体”的阅读经历，但这些经历被提炼、升华，成为探讨阅读普遍性规律的引子。作者可能会提及某个片段，一段对话，一个场景，但其目的并非让读者了解那部作品，而是以此为切入点，分析这段文字如何在阅读者心中激起涟漪，引发怎样的思考。这种处理方式使得本书既有鲜活的案例支撑，又不落入俗套的内容介绍。 《读作品记》也可能包含作者对于某些阅读方法、阅读策略的思考。例如，如何有效进行笔记，如何整理阅读心得，如何避免阅读的碎片化，如何保持长期的阅读热情。这些实践性的建议，并非生硬的指导，而是作者在自身阅读实践中总结出的经验之谈，充满了真诚与耐心。 这本书的叙事风格是多层次的。有时，它像是散文般舒缓，抒发作者对阅读的深情；有时，它又带着哲学的思辨，对阅读的本质进行追问；有时，它又像是一场心灵的对话，直接与读者进行交流。这种多样的表达方式，使得《读作品记》既富于感染力，又引人深思。 总而言之，《读作品记》是一部关于“如何阅读”以及“阅读意味着什么”的书。它是一份诚恳的分享，一次深度的探索，一份对阅读的热爱宣言。它邀约每一位热爱文字、渴望成长的心灵，共同踏上一段超越作品本身的阅读之旅，去发现阅读世界中那片广阔而未知的星空。它鼓励读者，不要仅仅满足于“读了什么”，更要去体悟“读进去之后，发生了什么”。通过这本书，读者可以重新审视自己的阅读习惯，发掘阅读的潜能，并最终，在文字的滋养下，成为一个更丰盈、更有深度的人。 这本书试图摆脱对具体作品内容的依赖，转向对阅读行为本身以及其背后精神活动的关注。它不是一部评论集，也不是一部作品选读，而是一份关于阅读的“心法”与“体悟”。阅读，在这个作者的笔下，不再是单纯获取信息的手段，而是与世界对话、与自我对话、与思想对话的绝佳途径。 作者在书中不厌其烦地探讨了阅读的“过程性”。一本书被读完，并非阅读的终结，而是另一段思考的开始。那些字句在脑海中沉淀、发酵，与已有的认知体系发生碰撞，重塑甚至颠覆固有的观念。这种“再加工”的过程，才是阅读真正赋予读者的价值。这本书就聚焦于这个“再加工”的环节，详尽地描绘了阅读如何转化为内在的力量。 《读作品记》也关注阅读中的“偶然性”。有时候，一个不起眼的句子，一段被忽略的描写，却可能成为开启读者心智的关键。作者通过分享这些“偶然”的阅读体验，揭示了阅读过程中那些意想不到的惊喜，以及这些惊喜如何引导我们走向更深的理解。它强调了耐心与开放心态的重要性，鼓励读者在阅读时保持一种“等待”的状态，等待那些能够触动自己的火花出现。 书中关于“共鸣”的讨论也占据了重要篇幅。作者深入分析了读者与作品之间建立联系的机制，以及这种联系如何超越时空，让我们与作者、与笔下的人物产生情感上的连接。这种共鸣，是阅读最动人的部分之一，它让我们感受到人类共通的情感与经历，从而消弭隔阂，增进理解。 《读作品记》并不是一本理论性极强的学术著作，它的语言是亲切的、生活化的，充满了个人化的色彩。作者就像一位老朋友，在书页间与读者分享自己最真实的阅读感受，那些欢笑、那些泪水、那些困惑、那些顿悟，都被坦诚地呈现出来。这种真诚，使得本书具有极强的感染力，容易让读者产生代入感，仿佛也在进行着同样的阅读探索。 更深一层，《读作品记》也隐含着对“知识”与“智慧”的区分。阅读固然能积累知识，但其更深远的意义在于启发智慧。智慧并非死记硬背的条文，而是融会贯通、灵活运用的能力。作者通过对自身阅读历程的回顾，展示了阅读如何帮助自己从“知道”走向“理解”，再到“洞察”。 对于那些在阅读中感到迷茫或遭遇瓶颈的读者，《读作品记》也提供了一种慰藉与鼓励。它告诉读者，阅读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遇到不解之处，感到挫败，都是再正常不过的经历。重要的是，如何在这些时刻保持学习的热情，调整阅读的策略，最终找到属于自己的阅读之道。 本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提供了多少关于“作品”的信息，而在于它引导读者去关注“作品之外”以及“作品之内”的更多可能性。它是一场关于阅读本身的“旅行”，而旅行的目的地，便是更广阔的内心世界。通过阅读，我们不断重塑自我，拓展认知边界。《读作品记》便是这场重塑之旅的忠实记录与真诚分享。

评分☆☆☆☆☆

我最近读到这本书里的一个章节，当时简直是心有戚戚焉，仿佛作者说出了我一直以来藏在心底却不知道如何表达的那些零碎的想法。那种感觉，就像在一片迷雾中突然看到了灯塔，让人瞬间清晰了许多。它没有故弄玄虚，也没有空洞的理论，而是用一种非常接地气、非常生活化的语言，去剖析那些我们 everyday life 中遇到的困惑和矛盾。我尤其欣赏它对细节的捕捉，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片段，在作者的笔下却被赋予了深刻的含义，引人深思。读这本书，真的不像是被动地接收信息，而更像是在和作者一同探索，一同成长。每一次翻页，都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里面充满了未知但又充满吸引力的东西。它让我开始审视自己的一些习惯和看法，也让我对身边的人和事有了更深的理解。这种颠覆性的思考，不是强硬的灌输，而是温柔的引导，让你自己去发现，去顿悟。

评分☆☆☆☆☆

这本书最让我惊喜的是它的“意料之外”。我原本以为它会是某种类型的书，但读进去之后，却发现它远远超出了我的预设。它好像在玩一种“转折”的游戏，每一次当你以为你已经猜透了作者的意图时，它又会给你带来新的惊喜。这种出其不意，并不是为了制造悬念而制造悬念，而是作者在不断地拓展思路，不断地挑战边界。它打破了我固有的认知框架，让我看到了事物更广阔的可能性。我喜欢这种充满探索精神的阅读过程，它让我保持着一种新鲜感和好奇心，驱使我不断地向前翻阅，去探寻下一个未知的惊喜。而且，这种“意料之外”，并没有让我感到突兀或不适，反而觉得它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延伸，是作者思想的流动，是智慧的闪光。

评分☆☆☆☆☆

我必须说，这本书在逻辑构建上做得非常出色，每一个观点都好像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层层递进，最终形成了一个完整而又严密的体系。读起来让人觉得非常有条理，也很有说服力。它不是那种为了观点而观点，而是从实际出发，去探讨问题，去寻找答案。尤其是在阐述一些比较复杂的概念时，作者能够用非常清晰易懂的语言去解释，避免了晦涩难懂的专业术语，让普通读者也能够轻松理解。我反复阅读了其中的几个章节，每一次都能有新的体会和感悟。它就像是一位循循善诱的老师，引导着我去思考，去分析，去形成自己的判断。这种启发性的阅读体验，是我在其他很多书中都很少获得的。它让我不仅仅是在“读”书，更是在“学”书，是在吸收知识，是在提升自己的思维能力。

评分☆☆☆☆☆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最直接的感受，是一种精神上的滋养。在这个 fast-paced 的社会里，我们很容易被各种琐事缠身，忽略了内心深处的宁静和思考。但这本书就像是一股清泉，涤荡了心灵的尘埃，让我重新找回了那种沉静的力量。它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惊心动魄的情节，而是聚焦于那些生命中本质的东西，那些关乎我们如何与自己相处、如何与世界连接的根本问题。我喜欢它所展现出的那种温厚的人文关怀，作者的文字充满了同理心，仿佛能洞察到每一个读者内心深处的柔软和脆弱。在阅读的过程中，我常常会停下来，去回味作者的某句话，去思考它背后蕴含的深意。这种慢下来的过程，让我意识到，真正的成长，往往发生在那些不被人注意的、细微之处。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本身就带着一种沉静的力量，我拿到手的时候，就能感受到那种纸张的质感，以及设计上那种不张扬却有品味的气息。翻开第一页，就好像进入了一个老朋友的书房，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墨香，又夹杂着某种难以言喻的、属于知识和沉思的味道。我喜欢它传递出的那种“慢下来”的感觉，在这个信息爆炸、碎片化阅读成为常态的时代，找到这样一本能让人沉下心来，好好品味一本书的媒介，本身就是一种难得的奢侈。它不是那种追求哗众取宠的畅销书，也不是那种急于给你灌输什么道理的书，更像是一种邀请，邀请你去和作者一起，在字里行间，在那些被精心挑选和认真思考过的篇章中，进行一场温柔的对话。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泡上一杯热茶，然后就着一盏昏黄的灯光，慢慢地翻阅，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只剩下我和这本书，以及那些它所承载的、或深或浅的情感与思考。这种阅读体验，是它最打动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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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的东西，推荐购买。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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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实惠，物流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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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当代文学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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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书推荐，赞一个，值得拥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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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中融入作者的文学理念与研究经验，很有启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