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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兆武 著

出版社： 科学出版社

ISBN：9787030322289

版次：1

商品编码：10843541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名家随笔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1-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44

编辑推荐

　　从19世纪被异族打开国门以来，世代国人都在思索：中国要怎样才能使自己国强民富？不管是“师夷长技”，还是“中体西用”，直到辛亥革命的爆发，国人渐渐坚定了这样的想法：要使国强民富，就必须告别专制，走向以保障人权、实现宪政等以“科学和民主”为核心理念的现代化社会。但我们的社会发展到今天，依然走了不少弯路，曾经已经很清晰的路径认同，在我们现在反而被我们抛弃，或者是对之充满了疑问乃至敌视。
　　何兆武先生在本书中就这些疑问进行了分析，指出，中国要走向现代社会，必须回到五四运动所提倡的“科学和民主”。

内容简介

　　《何兆武思想文化随笔》汇集了何兆武先生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关于历史、哲学和文化等方面的学术随笔。它们大多围绕“传统社会如何走向现代社会”的主题而展开。
　　何兆武先生认为，人类总有一些价值是永恒的、普世的，不能以强调自己的特色而抹杀普遍的价值。比如我们特别强调中国特色，讲什么都把它放在第1位，那你把普遍性价值放在什么地方呢？
　　何兆武先生认为，一切精神文明都应该以尊重人的尊严和价值为其出发点和归宿。现代性的社会就是：在以人为本的大前提之下，政治上应该归属于由人民做主人的政治民主，在经济上应该尊重人民的生存权的经济民主，在社会上应该保障人民享有安全与福利的社会民主，在思想上应该保障人民享有一切精神活动的自由权利的文化民主。

作者简介

　　何兆武，1921年9月生于北京，原籍湖南岳阳，1939年考入西南联合大学，1943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历史系，1943年至1946年在西南联大外文系读研究生。1956年至1986年任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研究员。1986年至今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兼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访问教授和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长期从事历史理论、历史哲学及思想史的研究和西方经典著作的翻译工作。
　　译有卢梭《社会契约论》、帕斯卡尔《思想录》、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罗素《西方哲学史》等，著有《历史理性批判散论》、《历史与历史学》、《文化漫谈》、《西南联大的那些事》等，口述《上学记》等。

目录

文化
中学、西学与近代化
中学、西学与近代化
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化
冲击和反响
也谈对学衡派的认识与评价
历史坐标的定位
本土和域外
自然权利的观念与文化传统
明末清初西学之再评价
纪念清华国学研究院成立周年感言
应重视精神文明的现代化
关于诺贝尔奖情结
历史
历史是什么？
古代与近代———思想与历史
自然史、文明史、思想史
历史两重性片论
历史学两重性片论
对历史学的反思
历史学中的重要一章历史哲学与历史学哲学
对历史学的若干反思
社会形态与历史规律
历史理性的重建
评波普尔《历史主义的贫困》
历史学是科学吗？
略论梁启超的史学思想
历史学家、历史学和历史
历史是什么？
史学理论要与史学实践相结合
指导思想不能代替理论研究
史学理论应该有一个大发展
哲学
从身份到契约
卢梭《论科学与艺术》
从身份到契约
激进与保守　革命与改良
帕斯卡与《思想录》
“普遍的历史观念”是怎样成为可能的
批判的哲学和哲学的批判
一条通向康德体系的新路
重读康德
关于康德的第四批判
康德也懂历史吗？
盖伦和他的《科技时代的心灵》
贝克尔《世纪哲学家的天城》评序
论王“维的哲学思想
历史与理论
读书
五柳读书记兼怀师友
自述
五柳读书记
读书是一种享受
我经历的西南联大民主运动
我的联大师友
纪念梅贻琦校长
与陈寅恪先生相关的两件事
回忆吴雨僧师片段
回忆傅斯年先生二三事
纪念雷海宗先生百年诞辰
缅怀向达先生
侯外庐先生印象
必然与偶然
怀念王浩
师友杂忆五则
忆吕荧
也谈“清华学派”
原子·历史·伦理
沉钟亦悠扬
观历代帝王庙有感
当代西学翻译与出版的病灶
关于柏克《法国革命论》
人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编后

精彩书摘

　　中学与西学
　　从鸦片战争到今天的一个半世纪里，中学与西学之争是不断的。我原以为解放后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因为解放后我们的思想应该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个问题就不成其为问题了。可是出乎我的意料，这些年--至少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学、西学的问题又成了一个争论的焦点。因此我先谈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再由此来谈现代化（或者说“近代化”，这两个词在英文里都是modernization）。
　　中学西学之争是怎么发生的？鸦片战争中国打了败仗，觉得自己原来的那套东西不行了，要改革，就反思：为什么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被打败了？是因为洋人的船坚炮利。所以那时先进的知识分子提出，要“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这可以说是最早的西学，也就是指“夷人”所擅长的技术。又过了一段时间，人们发现船坚炮利不单是一个技术问题，船坚炮利需要有船坚炮利的根据，这个根据就是近代科学。中国没有近代科学，所以这时就形成了一个“西学”的概念，也即“西洋的科学”。这个科学也很简单，是声光化电，也就是化学、物理学、数学。因为没有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就没有近代工业，可以说，近代工业就是科学的实用，就是把科学的原理应用到实业上。所以，这时的人们，至少是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就提高了一步：我们要学习“夷人”的“长技”，就要学习“西学”。
　　到了甲午战争的时候，原先中国的藩属蕞尔小国日本把中国打败，这是更加丢脸的事情。人们开始觉得中国的不行表面上是科学技术的落后，但实际上是我们整个学术体系不行。这时候便出现了所谓中学西学之争。它实际上把中国的思想界分成两个阵营。一个是西学阵营，他们认为，我们应该学习西学，这里的西学主要还是指西方的科学。另一个可以说是保守的阵营，他们还是要弘扬中国的传统学术和思想。当然也有折衷派，折衷派的提法也不同，最有名的是清末洋务派首领张之洞在《劝学篇》里说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然，这个说法并不是他最先提出的）。一直到今天，也有人赞成这个口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说的是，我们中国过去有一套传统，主要指儒家的思想体系，这个才是我们的体，但我们也不能光有这个体，也要有一些技术性的东西，就是西学，就是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为中学的意识形态服务。这在当时是一个很有力的声音。这个口号在最初一个阶段实质上是为西学争地盘，后来则日益是为中学争统治权了。
　　其中一个思想家值得一提，他就是清末戊戌变法时的谭嗣同。谭嗣同有一本重要的著作名为《仁学》。他想在书中构成一个哲学体系，这里面有中国传统的儒家的仁义道德，也引用了一些西方的概念。其实谭嗣同那个时候对西方的了解是表面的、肤浅的。他特别吸收了西方的“以太”的观念，认为以太就是世界的本体，以太就是仁，仁也就是以太。这件事表明，我们中国参与世界学术思想的主流是很晚的事情。因为在谭嗣同之前20年，也就是19世纪80年代，就有两位物理学家--迈克尔逊（Albert Abraham Michelson，1852~1931）和莫雷（Edward Williams Morley，1838~1923）经过反复试验，证明世界上并不存在以太。而谭嗣同还是在借用这个概念。人们也不应迷信科学，对科学应该是一个动态的理解，科学只表明人们现在的认识所达到的地步，将来的进步在某种程度上也就是否定现在的认识。
　　入了民国之后，中学西学的对立继续存在。袁世凯要求立帝制时的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当时思想上这两方面的斗争。袁世凯儒冠儒服祭天祭孔，蔡元培主持北京大学就废除了经学科。此后，在五四运动中便提出“科学与民主”的口号。
　　在历史上，科学有两种，一种是古代的科学，一种是近代的科学。近代的科学是有系统的、有意识的、进行试验的、实证的科学，这种意义上的科学是古代所没有的。当时的西方为什么比中国先进？因为有了近代科学。科学的应用便是近代工业。但是近代科学本身并不能脱离社会而独立，近代科学必须有与其生存相适应的社会条件和政治条件。没有相应的政治、社会背景，近代科学是不会产生的，如果一个政体还是神权政治和封建经学的意识形态，那是不会有近代科学的。近代科学是讲实证的，而神学是讲天命的。例如洪秀全，他自认是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弟弟，说的都是真理，那样科学就不会有存在的条件。中国过去的专制政体，天子是受命于天，人们不能反对。在这种思想的专制之下，是不可能会有科学进步的。
　　再举一例，西方一直到17世纪，人们有一个信条，认为“自然厌恶真空”，就是自然界中的任何地方都有物质，自然界没有真空。后来法国著名的科学家帕斯卡（Blaise Pasca，1623~1662）做了一个实验，证明自然界存在真空。这个实验打破了古老的信条--只有这样科学才能进步。
　　而中国古代的科学总是在古书中找根据，而不是自己去摸索、去做试验，然后得出自己的结论。“曾经圣人言，议论安敢到”，如果一个学术到了这个地步，这样的学术是无法进步的。
　　五四运动的口号是“科学与民主”，它的对立面则是中国传统的圣贤的立言，是自古人们以为的宇宙中不能触动的大经大法。五四运动虽然有政治性，但它本身应该算是一场思想文化的运动、思想解放的运动。五四之后，科学与民主的思想在我国占了主流，但守旧的思想并没有退出。所以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从国民党中央到地方军阀，比如说在北京的二十九军的宋哲元，在山东的韩复榘，在湖南的湘系军阀何键，在广东的军阀“南天王”陈济棠，他们都赞成尊孔读经。而尊孔读经的对立面是科学与民主和马克思主义。
　　我认为，中学西学只是历史上一种方便的习惯提法，不能绕离当时的语境。因为作为知识，“学”有高低之分、精粗之分、真伪之分，但是无所谓中西的。举例来说，中国古代的《周礼》中记载，一个圆是“周三径一”。可以想象，只要你会做车轮，那么通过长期的实践，就可以知道车轮的周长和直径大概是三比一的关系。而这个知识西方也知道。你不能说圆周率是中学，或者西学。又如，一个直角三角形，中国人知道它是勾方加股方等于弦方，而古希腊的数学家毕达哥拉斯的定理也是这个。作为知识的“学”可能是中国人最早发现的，也可能是西方人最早发现的，但并不能因此就说它是中学或者西学。顺便说明，中国原来没有几何学，几何学作为一种系统的学问，是由明朝末年天主教教士利马窦传来的，自明朝末年徐光启翻译《几何原本》之后，中国才有几何学的知识。但这并不意味着几何学是“西学”。利马窦是意大利人，这也不意味着几何学是“意学”。《几何原本》是翻译的欧几里德几何，欧几里德是古希腊的数学家，但是我们也不能说欧几里德几何学是“希腊学”，它仅仅是源于希腊，但和希腊并没有本质的关系，别的国家也能学会，这并不属于谁的专利。再往早推一点，几何学实际上是古埃及的“测地学”，是在尼罗河泛滥之后用来测量土地的，“Geo”就是“大地”，“metry”就是“测量”，但我们当然也不能说“geometry”是“埃及学”。
　　当时还有一个流行的见解，认为西学主要地就是近代的自然科学，是中国所没有的。而中学，也就是孔孟之道、仁义道德是西方没有的。这个说法也不成立。我们知道，声光化电这些近代自然科学由于某些历史的原因最早没有在中国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人不能掌握这些东西，近代中国也一样出了世界级的数学家、物理学家。这些学并不是某些地方的特产，只不过是某些地区先出现，某些地方后出现而已，为了方便，我们不妨称之为西学或中学而已。决不能认为某种知识就是属于某个民族的专利。例如声光化电是西学，而仁义道德则是中学，中国也可以讲声光化电，而西方也不是不讲仁义道德。比如大名鼎鼎的亚当o斯密当年在曼彻斯特大学是伦理学的教授，他的《道德情操论》也是讲道德的。德国哲学家康德的第二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就是讲伦理道德的。所以并不是西方人就不讲仁义道德。作为知识来说，无所谓中学西学。所谓中学西学，是我们为了方便起见，按其最早出现的地方来取的一个名字而已。
　　我们知道，近代科学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牛顿的体系，牛顿是17世纪英国的数学家、物理学家，但牛顿以后，牛顿力学体系的发扬光大不是在英国，而是在法国，法国出来一批沿着牛顿路数走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被称为分析学派，在近代科学上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但我们只能说法国的科学家对近代科学有极大的贡献，而不能说他们这就是“法学”，更不能称之为英学，因为这门学问后来各个国家都可以学到，也都有所贡献。
　　上面说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在社会科学、人文科学方面也同样如此。例如，马克思是德国人，可是你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是“德学”。就科学的本质来说--这里是指广义的科学，包括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无所谓中学西学，只有正确与错误之分、精粗之分和高低之分。18世纪末的法国大革命把许多贵族都送上了断头台，其中有个名叫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的人，他是近代化学之父，近代化学是在他那里才开始成为系统的科学。但他是被送上了断头台的反革命。他在科学上的正确与否是一回事，他的政治活动是另一回事，我们不能用后者反对前者，也不能用前者论证后者，这是两回事。我认为，学术中有真伪、高低的问题，但没有中和西的问题，没有民族特色的问题。
　　学术的民族特色只有在如下的意义上可能存在。例如，中国过去黄河经常泛滥，于是出了许多杰出的治水专家，同时中国的数学和治水有密切的关系--这是我听一个老前辈讲的，他说中国解三次方程比别的国家都早，因为治黄河的时候要修堤坝，要计算堤坝用多少土方，一个土方就是一个立体，就是一个三次方程，所以中国数学的三次方程走在世界的前列。可是你不能说这就是中学。后来过了二三百年，意大利的两位数学家对于三次方程、四次方程找出了通解，人们也不能说这是“意学”，而只能说它是代数学，具有普世性的。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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