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之言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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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叔河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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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ISBN:9787510039386
版次:1
商品编码:10949693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2-04-01
用纸:胶版纸
字数:150000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编辑出版专业人士
因"要思想"被打成右派
因"污蔑攻击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被判刑十年
因坚持出版周作人的书,被攻击"偏爱汉奸"
而杨绛说:"锺书生平主动愿为作序者,唯先生一人耳。"

内容简介

本书为钟叔河历年接受媒体记者访问时发表的谈话记录,实际上是一部社会文化评论集。文本均据当时报刊发表的原文,因发表前多未经本人过目,故此次作了必要的订正。
访谈的范围相当广,虽然很多都是从编书谈起。《走向世界丛书》和新编重印周作人著作,本来都是震动和影响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书。它们的酝酿和产生,它们遇到的坎坷和曲折,反映了这一时期气候的变化、人事的浮沉和编者的心迹。答问谈得很细,涉及很宽,也很少隐饰。
采访的题目本不限于书,答问的内容更不限于题目,有时像口述自传,有时又在谈古论今。比如他对"蔡伦造纸"和"郑和航海"的质疑,自幼阉割入宫的太监,怎么会懂得造纸和航海?对作家办书院、大学生读经的不看好,说书院从来不是作育士大夫的主渠道,说只有三家村学塾才读《三字经》也读不出人才。……

作者简介

钟叔河,湖南平江人,一九三一年生。一九四九年进报社当编辑,一九五七年"反右"被开除后劳动维生,一九七○年又以"反革命"罪判刑劳改,而不废读书。一九七九年平反到出版社,即着手编印《走向世界丛书》。一九八三年力争将新编《曾国藩全集》列入国家规划,后又组织实施。一九八五年首倡重印周作人著作,在湖南中止后,仍独力编成周氏散文全集,易地出版。
学术著作有:《走向世界--中国人考察西方的历史》、《从东方到西方》、《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史学论文集)、《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广注》、《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笺释》等。散文作品有:《小西门集》、《笼中鸟集》、《念楼序跋》、《书前书后》、《念楼学短》(五卷)、《记得青山那一边》等。编辑作品有:《林屋山民送米图卷子》、《知堂书话》、《知堂文选》(四卷)、《过去的大学》、《曾国藩往来家书全编》、《唐诗百家全集》、《唐宋词百家全集》等。

内页插图

目录

自序
01.中国人怎样看西方
02.谈《走向世界丛书》
03.呼吁出版自由
04.自己的点子和音色
05.走向世界的反思
06.从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
07.追思钱锺书先生
08.跟书一辈子
09.我用我的杯喝水
10.老新闻的新价值
11.谈办国学院
12.从牢房走向世界
13.谈作家办书院
14.留住外地的读者
15.出版泡沫谈
16.一个平凡的读书人
17.送别张中行先生
18.自由的心境最重要
19.丛书背后和里面
20.喜读的书和读不懂的书
21.启蒙的作用
22.发人深省的力量
23.大河在这里转弯
24.走向世界刚起步
25.人不会永远安于封闭
26.钱锺书和我
27.谈告密
28.说说我自己
29.走向世界路正长
30.生活简单,思想复杂
31.圆了一个梦
32.谈谈周作人
33.编书和写书
34.书评和书话
35.谈"时务学堂"
36.不伤知音稀
37.从鸦片战争说起
38.出版也要有理想
39.不很适应时下的风气
40.目标就是One World
出版后记

精彩书摘

01中国人怎样看西方
-- 1982.4与Chinese Literature
湖南出版的《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共三十六种,都是1840-1911年间中国人前往西方的记述,包括游记、日记、旅行记、回忆录、叙事诗等各类体裁。所收林、罗森、郭嵩焘、张德彝、祁兆熙诸人的文字,均系首次刊行。王韬、黎庶昌、薛福成、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作品,则作者既是名人,文章可称妙笔,历来为世人推重。这部丛书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人怎样看西方的缩影,很值得向国外读者介绍。
○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三十六种,都是一八四七至一九○七年间亲历欧美日本的记述,是传统中国人开始接触现代西方后的反应,很值得向国外读者推荐。现在请先介绍几种最早的记述好吗?
● 《走向世界丛书》中写作时间较早的几种书,是中国人对西方国家进行直接观察的最初印象。
原来在厦门替美国商人当通事的林,于一八四七年(清道光二十七年)随商船去美国,一八四九年回厦门后,写了《西海纪游草》一书,用古诗加注和骈文的形式,介绍其在海外见到的新鲜事物。如美国于一八四二年架设的第一条电报线路的情况是:每隔百步竖两根木杆,杆上架设铁线,铁线两头各有人管理;将二十六个字母编为暗号,由这一头发出暗号,那一头立刻就能收到。书中还写到了刚刚发明的照相机,称之为"神镜",说它依靠药品的力量,能够利用日光,照出花鸟人物的模样,并将其留下影来,他已经学会了使用它。
《西海纪游草》脱稿后,当时在福建主持"洋务"的大官左宗棠、徐宗幹等都很注意,此外还有多人给它题词作跋,随即汇刻成书,但是流传极少,近年来仅在厦门发现一本,封面有林的儿子林古愚的题记,显系原来林氏家传之物, 一九八○年九月号《文物》月刊曾予以介绍。此次收入《走向世界丛书》的,就是这个本子。
中国人初到欧洲写成游记,比林写《西海纪游草》还要迟十九年,只能从一八六六年斌椿的《乘槎笔记》和张德彝的《航海述奇》算起。
一八六六年(清同治五年),北京第一所外语学校--同文馆的三名学生,在时任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的提议和安排下,去欧洲作了一次旅行。领队的官员斌椿和学生张德彝,当时各写了一部游记。斌椿另外还写了不少诗(后来结集名《海国胜游草》)。其中一首咏他在巴黎、伦敦照相的诗:"意匠经营为写真,镜中印出宰官身;书生何幸遭逢好,竟作东来第一人。"
斌椿自称"东来第一人"并不是夸张。瑞典皇太后在接见斌椿时便说,在他们之前,还没有中国人到瑞典来游历过。斌椿回答道:中国官员从来没有远出重洋者,此次我如果不是亲自来欧洲,确实不会知道海外居然有这样的"胜境"。
这些"东来第一人"的直接接触,揭开了隔在远东和泰西之间的"水手辛巴德之幕",使中国人终于获得了关于西方的真实信息。这一点,在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征途上,具有破天荒的意义。
英国是当时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西方国家。可是当一八四○年英国军舰驶入广州内河时,道光皇帝还在打听:究竟英国地方有多大?和中国西北部有无陆路相通?跟俄罗斯是否接壤?连林则徐也认为,只要中国不卖给英国茶叶大黄,便可以置英国人于死地;还说英国兵士的腿脚被绑腿缠紧,没有法子打弯,登陆后根本不能作战。而斌椿等一行于一八六六年五月十七日从法国布伦渡海到达英国,当天就记载了:英国是由三个海岛构成的,东边两个岛相连,长二千余里,宽四五百里,南部叫英伦,北叫苏格兰,西边的岛叫爱尔兰。张德彝在伦敦、伯明翰等地,看见码头仓库里存的茶叶有三百余万箱,棉花更是堆积如山,有从美国、印度、中国各处进口的,中国产品质量不算最好。他还参观了英国步兵演习爬梯、缘绳、格斗、击剑,并没有发现"腿脚不能打弯"的情形。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百闻不如一见",用在这里正好合适。过去封建统治者将西方国家称为"夷狄",视同汉时的匈奴、唐时的回纥,道光皇帝甚至骂洋人"性等犬羊",不许中国人和外国打交道。一八七六年清朝驻英副使刘锡鸿,原来也是主张"内中国而外夷狄"的,可是他到伦敦两个月后,就在《英轺私记》中写道:"经过详细考察,我觉得除了父子关系和男女关系两个方面以外,这里的风俗和政治都可以算得很好。没有不勤于职守的官员,也没有游手好闲的百姓。人民和政府之间比较融洽,法律并不暴虐残酷,人们的性情也很诚恳直率。两个月来,我出门的次数很多,见到居民的表情都很安详快乐。可见这个国家不仅仅是富足和强大而已,我们不应该再将其视同过去的匈奴、回纥了。"郭嵩焘则更进一步,他在日记中说:现在完全变了,西方人已经不是"夷狄",而是朋友和老师了。
○ "百闻不如一见",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这些"走向世界"的人,"见"过之后的表现如何?
● 有了接触,方能互相了解;互相了解,才能产生友谊。妨碍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往往并不是大海高山,而是长期隔绝造成的错觉和误解。随着"内中国而外夷狄"这类偏见慢慢消除,人们获得知识和友谊的天地就逐渐广阔了。
容闳的事迹是特别感人的。一八三四年父母送他到澳门Mrs.Gutzlaff办的小学读书,只希望他学会几句英语,以后到外国人那里听差。由于容闳天资聪颖,成绩优良,得到Brown博士等几位外国朋友资助,得以继续读书,直到赴美留学。容闳在他的回忆录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中,怀着真挚的感情写道:"这几位先生解囊相助,使我能受到完全的教育,全都出于善心和友谊,并没有其他目的。"
容闳于一八四七年赴美,先入孟松预备学校(Monson Academy),后入耶鲁大学直至一八五四年毕业。在此期间,他仍然不断从许多方面得到友谊和支持。尤其是他的教师勃朗(Rebekah Brown)夫妇,经常关心他的生活,假日必定邀他到家中做客。还有马萨诸塞州的萨凡那妇女会(The Ladies Association in Savannah)的一些会员,不仅资助容闳的生活费用,还经常给他提供鞋袜。美国同学对这位来自大洋彼岸的贫苦学生,也十分友好,推举他管理图书和伙食,使他能够在课余挣到学费。容闳回忆道:所有关心他的美国人,都对中国抱有热诚,希望他能学成归国,促进中国的文明事业。
一八四○至一九一一年间,西方列强和衰弱的清朝的关系,是侵略和挨打的关系。中国人民和中国的知识分子是爱国的,他们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也反对朝廷卖国投降。但是,有识之士并不是排外主义者。他们知道,任何一种文化,都不能从排斥另一种文化得到补益,帝国主义并不代表外国的文化和人民。这个问题有时十分微妙,但总还是有可能被处理得比较好。
一八七六年是美国独立一百周年。李圭作为中国企业界的代表,前往美国费城参加纪念性的万国博览会,写了一本《环游地球新录》。书中记载:博览会每日游人数万,见到与会的中国代表,都表示热烈欢迎,争着会面,交谈。李圭每到一处,总是被热情、友好的人群围得水泄不通。在火车上,美国朋友有礼貌地请李圭介绍中国的情况,听后一一点头称谢。在船上,李圭因风浪
晕船,美国旅客又殷勤照料,使他减轻了痛苦。他在八万里旅途中,处处都得到了很好的招待。以至他在《西人待客说》中说,自己在国外旅行的感觉,比《左传》形容的"宾至如归"还要好。
对于西方的学校教育、工业技术、交通运输、医疗卫生,李圭认为都值得中国学习。尤其是在女子教育方面,当时的中国实在太落后了。他写道:"英国大学男女一同考试入学。德国女童如果到八岁还不入学,父母就要受处罚。美国的女教师和女学生,多达数百万。普天下男女人数相当,才能也相等,如果只有男人受教育,人才就等于减少一半。'女子无才便是德'这句老话,实在害尽了中国的妇女,也害够了中国。"叙述中国留美幼童时,李圭又尖锐批评国内反对留学的论调,说:"取长补短,不该分国界。今日之中国,如果想要进步,就不应当把西方国家的好经验撇在一旁,而不去拿来为我所用。"
李圭和外国人打交道的态度,正如古语所说,"不亢不卑"。他在走向世界中开阔了眼界,认清了自己国家今后应走的道路。他的书启发了更多的中国人。二十二岁的康有为,正是读了《环游地球新录》等书之后,才开始下定了"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决心。
○ 向西方学习,要学习的是些什么东西?
● 十九世纪的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要学的首先是坚船利炮,然后是声光化电,然后是富国强兵,最后才认识"要救国,只有维新"的道理,接触到社会政治改革的问题。
最早的林,见到美国的火车轮船"均用'火烟轮'(他这样称呼蒸汽机),运以机器,神速而不费力,可以济公利私",就有意在中国开办现代交通事业,表示只要得到众人支持,很快就可以奏效。
十八岁的张德彝在《航海述奇》中,用一千五百多字描写了他在从马赛到里昂的途中第一次见到的"火轮车"(火车)、"行车铁辙"(铁道)和"沿途待客厅"(车站)。当时的火车,第一辆装机器,第二辆装煤,第三辆印刷报纸沿途发卖,再后是客车。上等客车厢用印度木材制造,每辆分为三间,蓝色窗帘可以自动卷起放下,四壁裱糊花绫。晚上点燃车顶的玻璃灯,将长椅下活板抽出,每位旅客都有床位。……
其时为一八六六年,还在中国第一条铁路--上海吴淞铁路修筑之前九年。吴淞铁路修成后,受到守旧人士的强烈反对,酿成风潮,结果由清政府用银二十八万两买回拆毁了事。但这位十八岁的青年在九年以前,已经在为铁路大声叫好。他认为:建造铁路确实是一劳永逸的事情,对农民和商人不但没有害处,而且还有重大的利益,西方国家的日益富强,和这件事情颇有关系。这就说明,新事物会带来新的思想,这正是近代中国人走向世界的主要收获。
专门到西方国家去研究坚船利炮的人,当推徐建寅最早。他是中国第一代技术专家,后来在研制炸药时殉职。他于一八七九年到德国、英国和法国进行技术考察,订造铁甲战舰(就是后来在中日甲午海战中被击沉的"镇远"、"定远"二铁甲舰),所写的《欧游杂录》共记录了六十多种当时最先进的制造技术、生产工艺和机器设备。
徐建寅以一位技术专家的眼光,看出了决定一个国家的技术能不能真正搞上去的根本原因。他发现德国火药厂的设备,并不比上海、南京、天津、济南各处精良;英国规模最大兵工厂的水压机、大汽锤等重型机器,上海江南制造总局全都有。可是,中国的工厂,却造不出英国和德国的产品,这是什么缘故呢?《欧游杂录》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却大量记载了徐建寅在欧洲特别注意搜集关于工厂管理的资料,后来还注意研究各国的议会政治,专门翻译了一本《德国议会章程》。回国以后,徐建寅立即积极投入康有为等领导的变法维新运动,在"百日维新"中出任新设立的农工商总局督理,直到政变后被撤职。可以看出,他是从探索生产的合理化开始,走上了探索政治合理化的道路。
著名的改良主义政论家薛福成,在《出使四国日记》中写道:过去郭筠仙侍郎(郭嵩焘)常说西洋的政治风俗好,以致引起舆论的批评,我也唯恐他讲得过了头。这次自己来到欧洲,经过亲身考察,才相信郭氏的说法,完全可以从西方国家的议院、学校、监狱、医院和街道各处得到证实。议院、学校、监狱、医院,这些当然已经大大超出造船制械、声光化电的水平了。
到十九世纪末期,康有为、梁启超、黄遵宪等人走出国门时,就有了更加明确的政治目的。康有为在《欧洲十一国游记·自序》中说:中国的病很重,需要起死回生的良药;我自己愿意做尝百草的神农,走遍世界,为四万万同胞寻找药方。黄遵宪到日本,见到日本明治维新学西方有成效,写成《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在诗中公然大声疾呼:"人言廿世纪,无复容帝制。举世趋大同,度势有必至。"这样,他终于从一位旧王朝派出的外交官员,变成了为旧制度唱葬歌、为民主共和作礼赞的新时代歌手。
这就是历史的规律,是地球上一切国家都不可避免的历史规律。
○ 这套丛书的影响越来越大,请再谈谈它的社会文化价值。
● 《走向世界丛书》第一辑三十六种,从三十六个不同的侧面和断面,反映了十九世纪中国由闭关自守到逐步开放的历史。这是一段十分重要,也十分丰富的历史。它既是文化交流史,又是人民生活史;既是外交史,又是政治史;既是"西学东渐"史,又是变革维新史。
它是文化交流史。如钱单士厘(钱三强的伯母,于一八九九年出国,是第一位写作出国旅行记的中国妇女)的《归潜记》,便是中国第一本系统介绍希腊、罗马神话的著作。其中《章华庭四室》一篇,相当详细地介绍了拉奥孔(Laocoon)、阿波罗(Apollo)、墨尔库里(Mercury)、珀耳修斯(Perseus)四位希腊的神与英雄,涉及"特洛伊之战"、"木马计"、"阿波罗射蛇"、"美杜莎之头"等许多著名的神话故事。《宙斯》 (Jupiter)一篇,从"天地开辟"、"天王、海王、冥王"和"奥林匹亚诸神"谈起,一直谈到荷马史诗和希腊神话传入罗马后的演化,是中国人研究西方神话的开山之作。
它是人民生活史。如黎庶昌的《西洋杂志》,详细描写所见十九世纪西班牙和美法等国人民的生活,简直可说是一卷色彩绚丽的西洋风俗图。 一八八一年五月二十五日,是西班牙诗人卡尔德隆逝世两百周年,黎庶昌记述了马德里人民的庆祝活动:有人向国内外普遍征集纪念诗文,编印成纪念集,并把未入选的稿件放在银盆内,用酒焚化,作为对诗人的祭礼。……纪念高潮是全市人民的盛大游行。走在最前面的,是着两百年前装束的骑士;接着是各个剧团表演铁匠工场的专车,熔炉、炼铁、锤锻的声音,和音乐合拍;之后是表演印刷工场的专车,印刷工人操作机器,一面印刷,一面散发纪念诗人的传单。……
它是外交史。如志刚的《初使泰西记》,叙述他于一八六八至一八七○年(清同治七年至九年),作为中国第一个派往欧美的外交使团的大臣,到美、英、法、比利时、普鲁士、丹麦、瑞典、荷兰、俄、意、西班牙等国呈递国书,进行谈判的情形。一八七○年三月九日(清同治九年二月初八日),志刚在俄国外交部,和俄国官员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俄官:新疆事变(指阿古柏叛乱)使我国感到不安,贵国是准备用武力镇压?还是允许新疆独立呢?
志刚:新疆是中国的领土。新疆的事情只能由中国来处理。现在中国正在调动军队,准备平叛,决不会置之不理。只要叛乱平定,边界上自然就安静了。
它是政治史。一八七○至一八七二年,张德彝作为崇厚的译员,随崇厚到法国处理天津教案遗留问题。他们到马赛时,普法战争已经开始;到波尔多时,巴黎公社的革命就爆发了。张德彝奉命先去巴黎,在巴黎亲历了这一场翻天覆地的大事变。他在《随使法国记》中,逐日记载了在巴黎、凡尔赛等处的见闻。《走向世界丛书》根据张氏家藏稿本,把唯一一部中国人写的巴黎公社目击记贡献给了读者。书中有很多珍贵的史料,如巴黎被围时用气球和城外联系,争夺布尔日村的战斗,拆毁旺多姆圆柱的现场,外国人眼中的被俘女战士……毫无疑问会受到研究法国政治史和巴黎公社史的学人的重视。
它是"西学东渐"史。容闳回忆录的中文译本,就以《西学东渐记》作为书名。但它同时又是中国人反对外人歧视和压迫的历史。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写到他读了美国总统公开宣布美国要奉行帝国主义政策向太平洋扩张的演说后说:"我整天都感到不舒服。美国总统口口声声'要进行世界性的伟大战役'和'宏大计划'是针对谁的呢?难道不是针对亚洲和中国的吗? "后来,他听说有位中国人因受美国警吏侮辱忿而自杀,又激动地作了三首挽诗,开头两句是:"丈夫可死不可辱,想见同胞尚武魂。""丈夫可死不可辱",具有这种精神的人民,当然不会甘心受专制政府的禁闭,也不会被外国人牵着鼻子走。他们一定会以主人翁的姿态走向世界,也一定能够在走向世界中,和各国人民平等地、友好地相处,共同建设属于全人类的文明大厦。
*原载Chinese Literature(英文《中国文学》)1982年第2期
*原题 "Introducing the Series'Chinese Travellers Abroad'"
*全文刊出时由编辑部译为英文
02谈《走向世界丛书》
-- 1985.12与《香港书展特刊》》
○ 请您谈谈为什么要编《走向世界丛书》。
● 据我所知,《走向世界丛书》的英文译名,印成了白纸黑字的至少有三个,即:
The Outer World in Chinese Eyes
Chinese Travellers Abroad
From East to West
杨宪益先生以为第三个译名比较好,我也十分同意。丛书的凡例第一条即已开宗明义:"本丛书专收一九一一年前中国人访问西方国家的载记(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也放在西方国家的范围之内)。"所以这并不是一般的国外游记,更不是从"天朝上国"前往"四裔蛮荒"猎艳搜奇的新山海经或天方夜谭,而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的实录。From East to West,就是从古代社会走向近世文明,走向变革和开放的现代化(Modernization)世界。
为什么只能是From East to West呢?毛泽东一九四九年的文章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写道:"自从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失败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经过千辛万苦,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国家。"这段话倒确实不假。
严格意义的From East to West是迟至一八四○年后才开始的,这比欧洲人From West to East迟了一千七百年
[注]
*
[注]1287年(元至元二十四年),出生于大都(今北京)的畏吾儿(维吾尔)人巴琐马(Bar Souma),曾奉伊尔汗之命出使欧洲;1707年(清康熙四十六年),山西绛州天主教徒樊守义随艾约瑟(J�盇�盤rovana)往罗马;1782年(清乾隆四十七年),广东水手谢清高海上遇难为"番舶"所救,随之遍历欧美;三人均留有记述,但或久没不彰,或不为世重,于文化之影响俱甚微弱。166年(东汉延熹九年),大秦即罗马的使者由海路来中国,此为正史所记欧人东来之始。
。尽管在十五世纪以前欧洲的文化一般说来低于东方,但在走向外部世界这件事情上,却不能不承认西方起步比中国早。
是传统的古代社会拖了中国人的后腿。落后的、分散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方式,像一条无形的锁链,把人们牢牢地拴在狭小的地面上。封建的、宗法的、迷信的观念,禁锢着人的头脑,压抑了人的精神,使人们缺少力量去想象和追求一个更广大、更丰富多彩的世界。一六○一年,利玛窦到北京,自称从大西洋来,礼部尚书奏称:《会典》上不见有大西洋,不知所言是真是假。又过了一百八十年,主编《四库全书》的纪晓岚撰总目提要,仍旧怀疑利玛窦、艾儒略诸人介绍的五洲三洋"为自古舆图所不载,……多奇异不可究诘,似不免多所夸饰"。博闻多识如纪文达公尚不免拘墟若是,他人则更无论矣。
正是由于对外部世界懵然无知,所以直到英国军舰开入广州内河,道光皇帝才急着问英吉利跟俄罗斯是否接壤,与中国有无旱路相通。黄惠田禀称英国本土"日食干粮,不敢燃火;其地黑暗,须半月日始出……"。林则徐也以为英兵"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上岸即不能作战。以此昏昏,对彼昭昭,挨打吃亏自然无法避免。
愚昧和落后导致了挨打吃亏,但挨打吃亏也使人慢慢聪明起来,努力追求进步。在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以后,中国的读书人终于走出长期闭锁的国门,到欧洲、美国和日本去求学、通商、考工、出使和游历,并且开始记述和传播自己在西方所看到的一切。一八四七年,林"因贫思远客,觅侣往花旗"(《西海纪游草》);同年容闳与勃朗先生"同赴新大陆,俾受完全之教育"(《西学东渐记》);一八五四年,罗森"搭花旗火船游至日本,以助立约之事"(《日本日记》);一八六六年,斌椿以"东土西来第一人"的身份游历欧洲(《乘槎笔记》);一八六七年,王韬应理雅各(J�盠egge)之请往英国助译中国经典(《漫游随录》);一八六八年,志刚偕蒲安臣(A.Burlingame)出使欧美各国(《初使泰西记》);一八七○年,张德彝随崇厚赴法"修好",目击一八七一年巴黎的革命和战事(《随使法国记》);一八七六年,清朝派出第一位常驻西方国家的使臣郭嵩焘到达伦敦和巴黎(《伦敦与巴黎日记》);同年,李圭到费城参加万国博览会(《环游地球新录》);一八七七年,黄遵宪随使日本,开始对日本做系统的研究(《日本杂事诗》和《日本国志》);一八七八年,徐建寅到德、英等国考察工矿、订购兵船(《欧游杂录》)……在这些人中,容闳、王韬、郭嵩焘、李圭、黄遵宪、徐建寅等,确实可以称为"先进的中国人";其他人也许达不到这个标准,但眼界一经打开,亦自不能不对新的世界留下印象并在思想上产生影响。
林在《西海纪游·自序》中写道:"往日之观天坐井,语判齐东;年来只测海窥蠡,气吞泰岱。"意思是说,过去自己坐井观天,把世界上的新事物都当作"齐东野语";现在有了一点直接的接触,哪怕只能算以蠡测海吧,眼光和气概也就和原来大不相同了。李圭的思想变化更加具体生动,他说自己本来不相信"地形如球","今奉差出洋,得环球而游焉,乃信"。因为如果地不如球,"安能自上海东行,行尽而仍回上海,水陆共八万二千三百五十一里,不向西行半步欤?"
现在来讨论地形是否如球,似乎太幼稚了一些。但百年来"先进的中国人",正是从五洲三洋、地球自转,进而声光化电、利炮坚船,进而工厂矿山、学堂医院,进而培根、笛卡尔、巴力门(parliament,国会)、买阿尔(mayor,民选市长)、天赋人权、物竞天择……这样一步步走过来的。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内容最为丰富,光绪三年(公元一八七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记云:"英国讲实学者,肇自比耕(培根)……同时言天文有格力里渥(伽利略),亦创为新说,谓日不动而地绕之以动……相距二百三四十年间,欧洲各国日趋于富强,推求其源,皆学问考核之功也。"十一月十八日论英国政治:"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义,设买阿尔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中国秦汉以来二千余年适得其反,能辨此者鲜矣!"
"走向世界"以后,随时想到的还是自己的国家。郭嵩焘如此,容闳、黄遵宪等人莫不如此,伟大的孙中山先生亦复如此。用孙先生自己的话来说,他也是在一八七八年出国以后,"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才立下了"恢复中华、创立民国"的大志和信心。"要救国,只有维新";维新行不通,就只有革命。--这就是一八四○至一九一一年间中国人"走向世界"得出的结论。
为了编辑《走向世界丛书》,我前后浏览过两百多种一九一一年以前中国人亲历西方的载记,从中选出一百种编成这部丛书,现已出齐第一辑三十六种,在每种书前都写有一篇叙论,评介文与其人。在这些叙论的基础上,我写成一本近四十万字的书,承中华书局愿为出版,书名也叫《走向世界》。钱锺书先生破例为此书写的一篇序,真可谓语重心长:
"走向世界"?那还用说!难道能够不"走向"它而走出它吗?哪怕你不情不愿,两脚仿佛拖着铁镣和铁球,你也只好"走向"这世界,因为你绝没有办法走出这世界,即使两脚生了翅膀。……在我们日常生活里,有时大开着门和窗;有时只开了或半开了窗,却关上门;有时门和窗都紧闭,只留下门窗缝和钥匙孔透些儿气。门窗洞开,难保屋子里的老弱不伤风着凉;门窗牢闭,又怕屋子里人多,会气闷窒息;门窗半开半掩,也许在效果上反而像男女"搞对象"的半推半就。……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中肯扎实,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而且很能够引导我们提出问题。
钱先生对拙著的评价很使我惶愧,但如果把"叔河同志的这一系列文章"换成"《走向世界》这一部丛书",我倒可以大大方方地表示赞同。正如丛书总序所云:"历史无情亦有情,后人的思想和事业肯定要超越前人,但前人的足迹总可以留作后人借鉴,先行者总是值得纪念的。"《走向世界丛书》一百种,等于近代中国从闭关自守到对外开放这个历史过程的一百个断面和侧面。当改革和开放已经被确定为国策但还在不断受到干扰和怀疑的今天,回看第一代"走向世界"的知识分子们所走过的道路,至少可以起到一点帮助打开门窗而又防止伤风感冒的作用吧。
*原载1985年12月《香港书展特刊》
*原题"我为什么要编《走向世界丛书》"

前言/序言


《繁星》 这部作品,是作者沉淀数年,于城市喧嚣的间隙,在无数个孤寂的夜晚,用灵魂与笔尖交织而成的散文集。它并非宏大叙事,也非技巧精湛的虚构,而是一扇窗,映照出作者内心深处最细腻、最真实的光影。 在这里,你会读到那些被生活细碎的尘埃掩埋的温柔。作者以孩童般纯真的视角,观察着周遭的世界。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在露珠上的晶莹,街角老旧咖啡馆里弥漫的香气,或是孩童无忧无虑的笑声,都被他敏锐地捕捉,并用朴实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娓娓道来。这些片段,如同夜空中零散的繁星,看似微小,却能点亮人心深处的某个角落,带来一丝暖意与慰藉。 书中也流淌着对过往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期许。作者不避讳提及那些曾经的伤痛与失落,那些在成长道路上留下的印记,如同刮痕,却也雕刻出独一无二的生命痕迹。但他并非沉溺于悲伤,而是以一种豁达的态度,从中汲取力量。那些过去的经历,如同褪色的照片,在文字中重新焕发光彩,提醒着我们,即使经历风雨,生命依然可以绽放出绚烂的花朵。 《繁星》更是一场关于自我对话的旅程。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我们常常迷失在外界的喧嚣中,忘记了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作者通过文字,一次又一次地审视自己的内心,探索着存在的意义,追问着生命的价值。他分享着自己对于爱、失去、孤独、希望等普世情感的理解与感悟。这些思考,或许没有标准答案,但它们如同镜子,映照出我们内心深处的渴望与困惑,引发我们更深层次的思考。 这里的文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堆砌,没有刻意的煽情渲染,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而然,仿佛是作者在与老友促膝长谈。他分享的,或许是你曾经经历过的,或许是你正在感受的,又或许是你从未在意却又真实存在的。那些细腻的情感,那些淡淡的忧伤,那些闪烁的灵感,都汇聚成一股涓涓细流,滋润着干涸的心田。 读《繁星》,你或许会想起某个熟悉的场景,某个模糊的背影,某个被遗忘的梦想。你可能会因为某段文字而会心一笑,也可能会因为另一段文字而眼角泛湿。这并非是一次被动的阅读,而是一次主动的共鸣。作者用他的文字,为你打开了一扇门,让你得以窥见一个同样敏感、同样热爱生活,却又带着一丝忧郁的灵魂。 他笔下的世界,是平凡而又充满魅力的。他观察着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着人与人之间微妙的情感连接,也思考着个体在广阔宇宙中的位置。这些随笔,如同夜空中闪烁的星辰,虽然遥远,却依然指引着前行的方向,给予我们温暖的光芒。 《繁星》是一本适合在静谧的午后,或是漫长的旅途中,独自品读的书。它不要求你全神贯注,也不需要你绞尽脑汁去解读。你只需放松心情,让文字在指尖流淌,让情感在字里行间蔓延。你会发现,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原来都承载着如此深沉的情感与哲思。 它是一份礼物,一份来自灵魂深处的馈赠。它或许不能解决你生活中的所有难题,但它一定能让你在某个时刻,感到不再孤单,因为总有一个声音,在诉说着和你相似的心声。它是一次洗礼,一次用文字进行的灵魂洗礼,让你在浮躁的世界中,寻回内心的宁静与力量。 《繁星》并非为谁而写,它只是作者内心真实的流露。但它或许会触动某个偶然翻开它的你,让你在其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颗星,照亮你前行的道路,让你感受到生命中那些细微却又至关重要的美好。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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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言集”这个书名,宛如一股清流,在我心中泛起层层涟漪。它没有惊心动魄的词汇,也没有哗众取宠的卖点,却以一种朴实无华的力量,直抵灵魂深处。我总觉得,我们现代人,虽然生活在物质极大丰富的时代,但精神上却常常感到贫瘠。我们拥有了无数的沟通工具,却越来越不善于真正的沟通。我们渴望被理解,却又难以清晰地表达自己。而“与之言集”,仿佛就是那个能够帮助我们找回初心,重新拾起“言”的艺术的书籍。我脑海中浮现出各种可能的场景:可能是某个智者与凡人的对话,可能是两位历史人物的畅谈,也可能是作者对自己内心深处的回响。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我进入一个更加广阔的精神空间,让我得以窥见那些深刻的思想,那些动人的情感,那些不为人知的生命故事。我希望它能给我带来一种宁静的力量,让我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一方属于自己的心灵净土。我尤其希望,这本书能够激发我与身边的人进行更真诚、更深入的交流。我们常常因为忙碌、因为顾虑、因为习惯,而忽略了那些本可以触及彼此心灵的对话。我希望“与之言集”能够成为一座桥梁,连接我和他人,连接我和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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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单单是名字就带着一种古老而隽永的韵味。“与之言集”,听起来就像是古代文人墨客在闲暇之余,将与友人、与智者、甚至与自然万物交流的心得汇集而成。我常常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太缺乏“言”了,太缺乏那种慢下来的、深入的、充满情感的交流。我们习惯了快速的信息传递,习惯了点赞和评论,却渐渐忘记了如何去倾听,如何去表达,如何去建立真正有意义的连接。所以,当我看到“与之言集”这个书名时,我内心涌起一种莫名的期待。我设想,这本书的内容或许会涉及不同人物的对话,不同思想的碰撞,甚至是作者与他内心世界的对话。它可能不是一本教你技巧的实用指南,而是一次精神的洗礼,一次灵魂的共鸣。我希望它能够提醒我,在忙碌的生活中,停下脚步,去感受生命中那些细微而珍贵的情感,去与那些重要的人建立更深刻的连接。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读到那些触动人心的故事,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哲思,那些能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观点。它或许会让我思考,我“言”的对象是谁?我“言”的内容是什么?我又是否真的“言”了?这些疑问,在看到书名的一瞬间,就在我的脑海中生根发芽,让我迫不及待地想要翻开它,去探寻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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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言集”,这个书名本身就带着一种古典而隽永的气息,让人联想到那些被时光沉淀下来的智慧和情感。在如今这个信息碎片化、沟通浅层化的时代,能够有一本书名如此直白地强调“言”,就足以勾起我强烈的好奇心。我常常觉得,我们活在一个充满“语”却缺乏“言”的世界里。我们习惯了快速的表达,习惯了单向的输出,却很少有时间,也缺乏耐心,去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双向的、有深度的交流。因此,“与之言集”仿佛是一扇窗,让我窥见了那个我一直渴望的精神空间。我开始想象,这本书的内容会是如何的丰富和多元。或许,它收录的是历史名人的对话,让我们得以一窥他们的思想火花;或许,它呈现的是普通人的生活片段,让我们感受到人性的温暖和力量;又或许,它也是作者与自己内心的对话,是对生命意义的探索,是对情感的深刻剖析。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找到那些能够触动我灵魂深处的故事,那些能够启迪我智慧的哲思,那些能够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与世界的观点的文字。它或许不是一本提供标准答案的书,但它一定会引发我更多的思考,让我明白,“言”不仅仅是语言的交流,更是心灵的碰撞,是情感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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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言集”,这个书名本身就散发着一种静谧而深邃的魅力,让我忍不住想要一探究竟。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节奏飞快的时代,人们似乎越来越习惯于碎片化的信息接收,而真正意义上的“言”,那种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心灵共鸣的交流,却变得越来越稀少。因此,“与之言集”这个名字,恰似一股清风,吹散了笼罩在我心头的浮躁,带来了一种对深度连接的渴望。我开始设想,这本书的内容会是怎样的呢?或许,它收录的是不同人物之间的对话,这些对话可能跨越时空,可能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它们都围绕着某种深刻的主题展开。或许,它也是作者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探索,是一种与自我的对话,一种对生命本质的追问。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找到那些能够触动我灵魂深处的故事,那些能够启迪我智慧的思想,那些能够温暖我心灵的瞬间。我希望它能让我重新审视“言”的意义,让我明白,真正的交流不仅仅是语言的传递,更是情感的共鸣,是思想的碰撞,是灵魂的交融。我期待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能够找到那些能够让我反思、能够让我成长、能够让我更加理解自己和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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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名为“与之言集”的书,就这样静静地躺在我的书架上,却已经在我心中激荡起无数的想象。这个书名,本身就带着一种邀请,邀请我去探寻“言”的意义,去领悟“与”的温度。在信息碎片化、节奏加速化的今天,我们似乎越来越少有时间,也越来越缺乏耐心,去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我们习惯了短平快,习惯了浅尝辄止,而那些需要时间沉淀、需要心灵碰撞的“言”,反而变得弥足珍贵。我猜测,“与之言集”或许会收录一些发生在不同时空、不同背景下的对话片段,它们或许是激烈的思想辩论,或许是温情的内心独白,又或许是关于人生哲理的探讨。我期待在这本书中,能够找到那些能够触动我灵魂深处的声音,那些能够引发我深刻思考的智慧。我希望它能像一位慈祥的长者,缓缓地向我讲述那些关于生命、关于情感、关于人生的故事,让我从中汲取力量,获得启迪。我甚至在想,这本书会不会也包含作者与自己的对话?那些不为人知的困惑、那些深藏的渴望、那些不曾妥协的坚持,都在“言”的过程中得以展现。这让我觉得,这本书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个关于生命、关于存在的邀请函,邀请我去探索那些未知的领域,去发现那个更加完整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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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关于“与之言集”的书,光是这个名字就足够勾起我强烈的好奇心。在如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每天接收着海量的信息,却鲜有时间去深入地“言”——与他人,更与自己。所以,当我在书店的角落里瞥见这本“与之言集”时,仿佛看到了一个久违的港湾。我拿起它,细细打量封面,朴素却不失质感的设计,让我在第一时间就感受到了一种沉静的力量。我迫不及待地翻开扉页,虽然我还没有阅读它的具体内容,但仅凭书名,我脑海中已经勾勒出了无数种可能性。或许,这是一本关于对话的书?关于人与人之间沟通的艺术?又或许,它探讨的是我们内心深处的独白,是与那个最真实的自己进行的一次次深入交流?我脑海中闪过那些曾经困扰我的问题,那些在深夜里辗转反侧的思考,那些渴望却难以启齿的倾诉。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予我一些启示,一些能够点亮我内心迷茫的火光。我喜欢那些能够引发思考的书籍,而不是简单地提供答案。我希望“与之言集”能够是一个引路人,带领我探索更广阔的精神世界,去认识那些我曾经忽略,或者从未敢于面对的自己。书页翻动间,我仿佛能听到轻柔的低语,那是故事在召唤,是思想在碰撞。我期待着,在这本“与之言集”中,找到那个我一直想要“言”的对象,找到那段我一直渴望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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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言集”,这个书名在我的意识里,就像一扇缓缓开启的门,里面藏着无数我渴望探索的风景。在如今这个充斥着喧嚣与浮躁的世界里,能有一本书的名字如此静谧而富有内涵,实属难得。我常常感到,我们现代人的沟通,似乎变得越来越功利化、碎片化,我们急于表达观点,却很少有时间去倾听,去理解,去真正地“言”。所以,当我看到“与之言集”时,一种莫名的亲切感油然而生。我猜想,这本书里收录的,定然不是那些泛泛而谈的空话,而是字字珠玑、句句真心的话语。它们或许是关于人生哲理的深度剖析,或许是关于情感羁绊的细腻描摹,或许是关于不同思想碰撞的火花。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带我进入一个更加宁静、更加深邃的精神世界,让我能够沉下心来,去感受那些被时光沉淀下来的智慧和情感。我希望,它能够提醒我,在匆忙的生活中,放慢脚步,去关注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去与身边的人建立更加真诚、更加有意义的连接。我甚至在想,这本书会不会也包含作者与自我的对话?那些不为人知的思考,那些内心的挣扎,那些最终化为文字的感悟,都将是我渴望阅读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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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言集”,仅仅是这个名字,就已经在我的脑海中构建起了一幅幅画面。它不像那些充满了激昂口号或华丽辞藻的书籍,而是以一种低语般的力量,悄然地吸引着我。我总觉得,我们所处的时代,充斥着太多的“语”而太少的“言”。我们习惯了表达,却往往忽略了倾听;我们习惯了论断,却往往缺乏理解;我们习惯了碎片化的信息,却难以沉浸在一次完整的对话之中。因此,“与之言集”这个名字,便如同一股甘泉,在我干涸的心田播下了一颗希望的种子。我开始想象,这本书里可能收录了古今中外,不同领域、不同背景的人们之间的对话。或许是哲学家对人生意义的探讨,或许是艺术家对创作灵感的交流,或许是普通人之间那些真挚而动人的肺腑之言。我希望,通过阅读这本书,能够学习到如何去更好地“言”,如何去更深入地理解他人,如何去更真诚地表达自己。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个全新的视角,去观察和体会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连接,去发现那些隐藏在日常对话背后的深刻内涵。它或许不会给我直接的答案,但它一定会激发我更多的思考,让我重新审视自己与世界的关系,让我明白,每一次“言”,都是一次与生命的对话,一次与灵魂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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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言集”,这个书名,就像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散发着温润的光泽,吸引着我去探寻其中蕴含的价值。在当今社会,信息传播的速度快得令人目不暇接,但真正有深度、有温度的“言”却显得弥足珍贵。我们常常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中,却很少有时间去停下来,去倾听,去思考,去与他人,甚至与自己进行一次深入的对话。所以,“与之言集”这个名字,对我而言,是一种强烈的召唤,它预示着一场关于交流、关于理解、关于心灵探索的旅程。我开始畅想,这本书里可能会有怎样精彩的“言”呢?或许是历史人物之间的思想碰撞,或许是智者与凡人的对话,又或许是作者对生活中细微之处的深刻体悟,这些都可能以“言”的形式呈现。我期待,这本书能够为我提供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理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感受语言的魅力,去发现那些隐藏在日常交流背后的深刻意义。我希望,它能够带领我进入一个更加宁静、更加睿智的精神世界,让我在阅读的过程中,获得心灵的滋养,找到内心的平静,并最终学会如何更真诚地去“言”,去连接,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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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言集”这四个字,仿佛自带一种磁场,将我的注意力牢牢吸引。在这个信息爆炸、人人都是“意见领袖”的时代,真正有深度、有温度的“言”却变得越来越稀缺。我们习惯了快捷的回复,习惯了短暂的交流,却很少有机会去坐下来,进行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对话。所以,当我看到“与之言集”时,我内心涌起一种久违的期待。我设想,这本书里或许收录了各种各样的对话,它们可能发生在不同的时空,关于不同的主题,但都蕴含着作者对生活、对人性、对世界的深刻洞察。或许,它也包含了作者与自己内心的对话,那些不为人知的思考,那些在夜深人静时悄然萌发的灵感,那些最终凝聚成文字的深刻感悟。我期待,这本书能够像一位智者,向我娓娓道来,用那些充满智慧和情感的语言,引领我探索更广阔的精神世界。我希望,它能够带给我一种宁静的力量,让我能够在喧嚣的世界中,找到内心的平和,重新审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去学习如何更真诚地表达,更深入地倾听。我迫不及待地想翻开它,去感受那些文字背后所蕴含的生命力,去汲取那些能够滋养我心灵的养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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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价格都不错,先收了,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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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荒废集》并非感佩于他的精准,而是歆赏他的恳切率性。按诸今日陈丹青的景况,其实不必非要说这些于己多事于人无益的言论。他很可以继续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安坐画室专心画画,间或出席些点亮别人的活动。这样的陈丹青大概更讨人欢喜。而他的这些议论也很可以是饭桌上的口水,而不必刊发出来惹人咒骂。但陈丹青还是持续书写,持续表达。是的,表达,完全听命于个人心智的表达,说出一己的看法想法。表达,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人最后的权利。纽约教会陈丹青“忠实自己,和自己相处”,同时也教会他如何表达自己。而回国后的种种言论无非是纽约的教育于他的后期作用。譬如他这回集子里三篇再谈鲁迅的文章。先是谈鲁迅与上海的关系,“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过去我们总是凸显、夸张鲁迅一个人,好像全上海只有一位文化人值得夸耀,值得纪念,这是对鲁迅的尊敬吗?”;谈鲁迅与胡适,“鲁迅、胡适,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物种与生态的问题”,“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关于鲁迅,也不是关于胡适,而是我们几代人被控制被洗脑的漫长过程”;谈鲁迅的《狂人日记》,“今天,《狂人日记》的犀利与才华仍然令人惊异,但历史高高抬举这篇很短的小说,并不仅仅因为才华,而是它恶毒的挑衅,以至它的影响远远超过鲁迅能够达到的想象”,“《狂人日记》中那两句有名的话:‘吃人’和‘救救孩子’。 这两句狂人的狂话,是小说的语言,是文学的语言,可是它说出后,迅速在历史狂飙中迷失,不再被看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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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荒废集》并非感佩于他的精准,而是歆赏他的恳切率性。按诸今日陈丹青的景况,其实不必非要说这些于己多事于人无益的言论。他很可以继续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安坐画室专心画画,间或出席些点亮别人的活动。这样的陈丹青大概更讨人欢喜。而他的这些议论也很可以是饭桌上的口水,而不必刊发出来惹人咒骂。但陈丹青还是持续书写,持续表达。是的,表达,完全听命于个人心智的表达,说出一己的看法想法。表达,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人最后的权利。纽约教会陈丹青“忠实自己,和自己相处”,同时也教会他如何表达自己。而回国后的种种言论无非是纽约的教育于他的后期作用。譬如他这回集子里三篇再谈鲁迅的文章。先是谈鲁迅与上海的关系,“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过去我们总是凸显、夸张鲁迅一个人,好像全上海只有一位文化人值得夸耀,值得纪念,这是对鲁迅的尊敬吗?”;谈鲁迅与胡适,“鲁迅、胡适,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物种与生态的问题”,“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关于鲁迅,也不是关于胡适,而是我们几代人被控制被洗脑的漫长过程”;谈鲁迅的《狂人日记》,“今天,《狂人日记》的犀利与才华仍然令人惊异,但历史高高抬举这篇很短的小说,并不仅仅因为才华,而是它恶毒的挑衅,以至它的影响远远超过鲁迅能够达到的想象”,“《狂人日记》中那两句有名的话:‘吃人’和‘救救孩子’。 这两句狂人的狂话,是小说的语言,是文学的语言,可是它说出后,迅速在历史狂飙中迷失,不再被看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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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杯很小,但我以我的杯喝水。”这是法国诗人缪赛的名句,但是说句实话,本书最大的缺点恐怕就是那种不自觉的、有意无意的居高临下。钟叔河自己说:只要所问的答得出,他都愿“与之言”。身为后辈只能说:那些旗帜招展、口号震天的岁月只是一段经历,不值得拿出来反复展览。毕竟,过分展示自己与过分可怜自己一样,时间久了无异于自取其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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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蠢萌,不知编书之苦,亦不知编书之乐。钟自忖还不到进“土馒头”的时候,出回忆录实在矫情,也不愿跟风。有后辈死缠烂打,于是就有了各退一步的访谈书——《与之言集》。当了一辈子编辑,自然从编书谈起。《走向世界丛书》和周作人著作酝酿和产生,时值大环境变革,跃跃欲试者少,战战兢兢者多。这一时期他心迹浮沉,书里谈得很细,涉及很宽,也很少隐饰,算是对好事者的一个爆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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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荒废集》并非感佩于他的精准,而是歆赏他的恳切率性。按诸今日陈丹青的景况,其实不必非要说这些于己多事于人无益的言论。他很可以继续像一些人所希望的那样,安坐画室专心画画,间或出席些点亮别人的活动。这样的陈丹青大概更讨人欢喜。而他的这些议论也很可以是饭桌上的口水,而不必刊发出来惹人咒骂。但陈丹青还是持续书写,持续表达。是的,表达,完全听命于个人心智的表达,说出一己的看法想法。表达,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也是人最后的权利。纽约教会陈丹青“忠实自己,和自己相处”,同时也教会他如何表达自己。而回国后的种种言论无非是纽约的教育于他的后期作用。譬如他这回集子里三篇再谈鲁迅的文章。先是谈鲁迅与上海的关系,“三十年代的上海之所以是三十年代的上海,就因为上海很看得起鲁迅,而鲁迅不很看得起上海”,“过去我们总是凸显、夸张鲁迅一个人,好像全上海只有一位文化人值得夸耀,值得纪念,这是对鲁迅的尊敬吗?”;谈鲁迅与胡适,“鲁迅、胡适,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而是物种与生态的问题”,“独尊鲁迅、抹杀胡适,不是关于鲁迅,也不是关于胡适,而是我们几代人被控制被洗脑的漫长过程”;谈鲁迅的《狂人日记》,“今天,《狂人日记》的犀利与才华仍然令人惊异,但历史高高抬举这篇很短的小说,并不仅仅因为才华,而是它恶毒的挑衅,以至它的影响远远超过鲁迅能够达到的想象”,“《狂人日记》中那两句有名的话:‘吃人’和‘救救孩子’。 这两句狂人的狂话,是小说的语言,是文学的语言,可是它说出后,迅速在历史狂飙中迷失,不再被看作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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