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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湛侯 著

图书标签:

• 中国文献学
• 文献学
• 中国文化
• 学术研究
• 历史文献
• 古籍整理
• 文化遗产
• 图书史
• 版本学
• 中国学术

出版社： 杭州大学出版社

ISBN：9787810356848

版次：2

商品编码：11038834

包装：平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08-07-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62

字数：400000

内容简介

《中国文献学新编》对涉及文献学的诸如记录文献的载体，文献的体裁，文献的体例以及文献的版本类型，鉴别方法等等作了详细的阐述。书后还附有大量关于中国文献学研究成果的论文，全书内容丰实，具有较强的理论性、科学性、系统性及知识性，从中读者可对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有一个完整系统的了解。
综观我国文献学理论，大致有以下三个特点：（一）理论的形成和发展都比较迟，“术先学后”，本是符合我国古典理论发展规律的，我国封建社会注重经学，注重词章，理论一门从来就比较薄弱，文献学更其如此；（二）文献学中各个门类理论发展得不平衡，一些技术性、实践性比较强的门类，理论比较贫乏，而像校雠，目录、方志诸门，历史悠久，各界的理论也较丰赡。（三）理论与实践联系比较密切，中国文献学理论，都是从文献研究与文献整理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及其形成一种学说之后，又回过来推动和指导实践。这是中国文献理论的优秀传统和显著特色，是值得珍惜和发扬的。

目录

自序
绪论
第一编 形体编
第一章 记录文献的载体
第一节 甲骨
第二节 金石
第三节 简牍
第四节 缣帛
第五节 纸
第六节 胶片与磁带

第二章 文献的体裁
第一节 文献内容的体裁
著作 编述 抄纂
第二节 文献编纂形式的体裁
文书 档案 总集 别集 类书
政书 表谱 图录 丛书 方志

第三章 文献的体例
第一节 古书多无书名
第二节 古书不题作者
第三节 单篇别行之例
第四节 序传常置全书之末
第五节 篇章题目列于正文之后
第六节 古书的附益
第七节 内篇与外篇
第八节 先秦子书不皆出于手著
第九节 子书与文集之流变
第十节 古书的篇与卷

第四章 文献的体式
第一节 简策体式
第二节 卷轴体式
卷子装（卷轴装） 旋风装
第三节 折叠体式
梵夹装 经折装
第四节 册页体式
蝴蝶装 包背装 线装
……

精彩书摘

第二节文献编纂形式的体裁
（一）文书古代盟约、公文、契约、书札、案牍以及文字图籍等，如侯马盟书、敦煌文书、吐鲁番文书、徽州文书。
侯马盟书春秋晚期晋定公十五年到二十三年（前497—前489）晋国世卿赵鞅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的约信文书。1965年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在发掘山西侯马晋城遗址时发现。盟书又称“载书”。《周礼·司盟》：“掌盟载之法。”注：“载，盟誓也，盟者书其辞于策，杀牲取血，坎其牲，加书于上而埋之，谓之载书。”当时诸侯和卿大夫间举行盟誓活动，盟书皆有数本，一本埋在盟所或沉于河，以取信鬼神，与盟者各持一本归，藏于祖庙或司盟之府。出土的侯马盟书计5000余件，字迹比较清楚的有656件，每件最少10余字，最多达200余字，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圭形的玉石片上，字迹一般为朱红色，少数为黑色，字体近于春秋晚期的铜器铭文。侯马盟书的发现，对研究中国古代文书、古代盟誓制度、古文字以及晋国历史都有重大意义。
吐鲁番文书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古墓葬区出土的东晋到元代（公元4—14世纪）这一历史时期的纸质写本文书。主要是汉文，也有古粟特、突厥、回鹘、吐番文等。19世纪末，在敦煌文书被劫掠的同时，吐鲁番文书也先后遭到来自俄、英、德、日等国人的掠夺。至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外陆续发表了一些中国吐鲁番文书的考释材料，颇引入深思和注视。20世纪中叶，我国考古学者黄文弼两度赴该地考察发掘的研究成果，至1954年始发表于中国科学院出版的《吐鲁番考古记》中；自1959年起，我国新疆考古工作者在吐鲁番墓葬区进行十余次大规模发掘和清理，写成的发掘报告和文书简介，在70年代后期分别以普及本和图版本陆续出版，吐鲁番文书就其性质可分为以下4大类：（1）公府文书有朝廷诏敕、律文、籍帐以及各级军政机构的文牒；（2）私人文书包括世俗及寺观所有的衣物疏、功德疏和其他各类疏，以及契券、遗嘱、辞、启、信牍等；（3）古籍有儒家经典、史书、诗文、启蒙读物等；（4）佛教经论、道教符篆、醮辞经文以及其他宗教的文书和典籍。吐鲁番文书早于敦煌文书，其中以唐代公私文书数量最多，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诸方面的原始文献资料。
敦煌文书甘肃省敦煌县莫高窟所出5—11世纪的多种文字古写本。1900年道士王圆篆发现于莫高窟17窟藏经洞。1944、1965年又续有发现。遗书总数超过4万件，其中汉文写本在3万件以上，另有少量刻印本。遗书多为卷轴式，写本题款有记年者近千件，年代最早者为西涼建初元年（405），最晚者为宋咸平五年（1002）。汉文写本的百分之七八十写于中唐至宋初。敦煌汉文写本中佛典占95％，包括经、律、论、疏释、赞文、发愿文、忏悔文等；非佛典文献占5％，包括经、史、子、集四部，其中曾发现一些很有价值的佚书。敦煌文献中最有珍贵史料价值的是官私文书。官文书有符、牒、状、帖、榜文、判辞、过所、公验、度牒、告身籍帐等，私文书有契券、社司转贴、帐历、书牍、分家产文书、遗书等。其中租佃契、典地契、借贷契、买卖契、雇佣契等，都是研究唐五代至宋初社会经济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
徽州文书明代安徽徽州地区的文书，包括官府文告和私人契约等。明代徽商势力雄厚，徽州经济和文化都很发达，文书契约存留至今的比较多。现在安徽、北京、南京、天津一些图书馆和科研单位多有收藏。．其中官府文书有官府颁发的文告、编发的户帖、清册供单、鱼鳞图册、催征税粮条鞭长单、审图小票、审定户由、归户册等；私人文书契约多属程、汪、胡、王等大户的文件，如收租底、分家合同等等。这些文书对于研究明代徽州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关系、租佃制度、商业资本的发展以及封建宗法制度的状况，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二）档案具有查考、使用价值，经过立卷归档集中保管起来的各种文件材料，称为档案。古代档案，先后以甲骨、简牍、金石、缣帛为载体，造纸术发明以后，档案又以纸作为书写材料。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现代一些具有保存和查考价值的照片、影片、录音带也可存作档案。：我国档案起源很早，清末河南安阳出土的甲骨卜辞，“属于王室的文书记录，是殷代的王家档案”（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第46页）。存世和出土的西周铜器铭文，所记有册命、赏赐、志功、征伐、诉讼等各个方面的大事活动，史学家把这些铭文看作“《周书》之逸篇”（郭沫若《周代彝铭进化观》），也正因为它具有档案性质。1975年底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中出土的一千多枚秦简，其中大部分是秦代律法的原文和解释，是一批非常珍贵的律法档案。上述这些都是现存古代档案的实物。我国现存的档案实物，除上述甲骨档案、金文档案、简牍档案以外，以明、清档案所存为最多，大约还有一千多万件（册），主要保存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包括明清两朝中央机关和少数地方机关、少数个人的档案，共计74个全宗。其中明朝档案很少，只有三千多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时期的兵部档案，也有少数其他各朝档案。清朝档案在所藏明清档案中占绝大多数，从时间上看包括入关前天命前九年（1607）至宣统三年（1911）以及溥仪退位后于1912至1940年形成的档案，从所属全宗看，有中央国家机关的档案，有管理皇族和宫廷事务机关的档案，有军事机构的档案，有地方机关的档案，也有个人全宗的档案。从档案的种类租名称来看，上行文书、下行文书、平行文书、特定用途的文书均有：制、诏、诰、敕、题、奏、表、笺、咨、移、札、片、禀、呈、照、单、函、电、图、册等不下百种之多。从文字上看，绝大部分是汉文档案，一小部分是满文或满汉合璧档案，也有少量的外文档案和少数民族文字的档案。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从1925年起，编辑出版的各种档案史料汇编、目录、图集、论述文集等共有50余种，370余册，其中如《文献丛编》《掌故丛编》《清代文字狱档》《筹办夷务始末》等，为当时的史学研究，提供了不少新的材料，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新中国建立至1985年的35年中，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先后编辑出版的史料有21种，74册，约2472万字。其中《中法战争》《辛亥革命》《义和团档案史料》《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洋务运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等，都是非常有影响的档案史料集。
档案在历史研究中有重要作用。档案是人们在各项社会活动中自然产生的，是原始的文字记录，从未经过修改和加工，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材料，它可以直接反映出历史的原貌。档案与图书不同，图书是作者为了传播知识专门写给人看的，档案是作为人们交流的工具客观地产生而不是专门编写的。由于档案具有这种原始性和客观性，所以它比其他史料、典籍更加真实可靠。举例来说：研究明清史，一般都根据《明史》《清史稿》以及官修的会典、方略等史籍，其实这些史籍都是根据档案编写的，与档案比较，这些史籍又都属于第二手材料了。再如《清史稿》一书，虽然经过了长达14年的编纂，使用过清代国史馆历年收集的大量史料，可是却没有使用清宫秘藏的“大内档案”，因而《清史稿》在史实的论述和材料的引用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讹误和缺漏，成为憾事。对于档案典籍的重视和利用，是我国自古相传良好的历史传统，孔子整理六经，司马迁编纂《史记》，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章学诚编写地方
志，都重视搜求并使用过大量档案材料，取得卓越的成果，是据档修史、以档证史以及体现史档结合的突出的成功的范例。档案文献是我国文化遗产宝库中引人注目的瑰宝！
（三）总集汇集多人的单篇诗文为一书，称为总集，与别集相对而言。我国古代文献典籍采用“四部分类法”，其第四大类称为集部。《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总序》说：“集部之目，楚辞最古，别集次之，诗文评又晚出，词曲则其闰余也。”它把个人的诗文集称作“别集”，把许多人作品的合集或选本，称作“总集”，它在《别集类小序》中说别集的产生，始于东汉，盛于齐梁；同时在《总集类小序》中对于总集的产生，说了这么一段话：“《三百篇》既列为经，王逸所裒，又仅《楚辞》一家，故体例所成，以挚虞《流别》为始”。这说明总目编定者纪昀也认为《诗》《骚》应为先秦时代的总集，确已无疑，那么总集这种体裁的产生，并不迟于别集，当然定型租完善是后来的事。《晋书·挚虞传》说挚虞“撰古文章，类聚区分为三十卷，名日《流别集》，各为之论，辞理惬当，为世所重”。后人把《流别集》所作各种体裁文章的评论，集中摘出，成为专论，即《文章流别论》，论到的文体有颂、赋、诗、七、箴、铭等11种，原文已佚，尚有若干片段，散见于唐宋类书中。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自晋代以迄陈、隋，总集共有249部5224卷。挚虞的《文章流别集》、李充的《翰林集》、刘义庆的《集林》，是其中比较著名的，因为都已亡佚，今天所能见到的现存最早的总集，应是南朝梁萧统所编的《文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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