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推荐
                                       套装书为单册封面,购买请以实物为准。
   
        《国民党特务活动史》是一部关于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历史的研究专著,在全面梳理海内外史料、亲历者回忆资料基础上,系统论述“中统”与“军统”组织的源起、发展及改组的过程,生动描绘国民党特务组织活动的细节,忠实还原隐晦深的历史真相。
        马振犊先生现为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长期从事国民党、民国史研究。本书由他精心考证,历时十年著成。2008年3月由我社初版后,受到广大读者青睐,并获得南京市第十次(2007-2009)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10年12月,台湾灵活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在岛内出版繁体版。此次再版,作者根据史料增补了若干新内容,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我们订正初版讹误,重排体例,分上、下两册出版。
  
      内容简介
          《国民党特务活动史》分为上下两册,在第一版基础上修订而成,对国民党特务组织在中国大陆的整个活动史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生动的记述。全书用了大量原始史料,全面客观地论述了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之源起、发展及其活动,直到抗战胜利后在大陆的没落结束的历史。全书融思想性、知识性、趣味性、文献性于一体,文笔严谨而生动,不仅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而且拓展了民国史的学术研究范围。     
作者简介
        马振犊,江苏南京人,现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研究馆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系江苏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333高层次人才培养工程”中青年科学技术领军人。主要研究领域为民国档案与民国史,出版有《国民党特务活动史》、《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中德关系研究》等12部学术专著,发表论文90余篇。     
精彩书评
          这部著作是作者对国民党特务组织历史活动一次初步的尝试性研讨。作者历时十年,在广泛而用心地搜集了国内外相关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了这部书稿,这在国内史学界而言是对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历史的一次比较严肃的学术梳理,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在写作过程中,作者经过多年悉心查阅,搜集运用了海峡两岸保藏的散布在开放全宗内的有关档案资料,并远赴英美等国查阅档案,是一部运用档案于特务史研究的作品。
        ——张宪文(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     
目录
   上 册
 第一章 国民党特务组织之产生背景
 第二章 国民党特务组织之源起
 第三章 抗战前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上)
 第四章 抗战前的国民党特务组织及其活动(下)
 第五章 抗战初期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急剧发展
 第六章 抗日杀奸
 第七章 对日伪的斗争和利用
 下 册
 第八章 抗战中期的国民党特务工作(上)
 第九章 抗战中期的国民党特务工作(下)
 第十章 中统对中共南方地下党的大破坏
 第十一章 “ 两统”组织的对苏对英合作
 第十二章 军统的对美合作——中美合作所
 第十三章 抗战胜利前夕军统组织的活动
 第十四章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特务组织的没落
 第十五章 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大陆活动的结束
 结 语
 后 记
 本书主要参考资料      
精彩书摘
        上册
      “特务”的定义辨析及其历史回顾
      特务组织及特务政治的发达,依赖于内外两方面的因素,外因方面正所谓是“乱世出枭雄”,统治者面对纷纭时局与众多对手,急欲借助非正常的组织与手段来搜集各方面资讯,并以“快刀斩乱麻”及“黑、准、狠”的手段来打击政敌,以高效地维护其统治地位,这是一般正常的民主社会政体下不需要和不可能存在的;在内因方面,则是出于统治集团主要是最高统治者的独裁与暴力统治思想,以及对暴力强权执政手段的笃信。
      历史证明,如果一个最高统治者,哪怕他是一个封建皇帝,只要他有一点开明思想,懂得民众能够“载舟覆舟”的道理,都不会感兴趣并乞灵于特务统治,只有行将没落的统治者,才会热衷于使用这种人类社会最黑暗的统治手段并将之奉若神明。
      但鲁迅先生说过:“捣鬼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这句话恰恰点明了特务政治的特征。古往今来,没有一个腐朽的政权是能够依靠特务统治来挽救其败运的。统治者企望于恐怖暴力与屠杀的效用只能是饮鸩止渴,其结果或可使之苟延于一时,但其暴虐行为却从根本上动摇了其赖以生存的民心基础,使之更迅速地走向彻底崩溃。普行特务统治是制造人民与统治当局相对立的最有效而迅速的手段,是把民众推向绝境而使之不得不奋起反抗的“催化剂”,此所谓物极必反。
      蒋介石对特务的要求
      蒋介石曾于1935年1月1日在杭州对调查统计局特务人员公开发表过一篇训词,题目是《特务人员之基本修养》。在这篇讲话中,他毫不客气地说:“有两点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们:第一,必须绝对服从命令;特务工作人员,就是领袖的耳目,你们所到的地方,就是领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们如果不实实在在尽心尽力去工作,领袖的耳目,就失去了聪明,革命事业的进行,便会发生障碍。所以你们做耳目的人,务必要遵照首脑的意旨,慎重周密的去进行一切,因此你们工作上最要紧的条件,就是绝对的服从主管的命令,除服从命令之外,没有你们个人意志的自由……你们特务工作就是领袖的耳目,换句话讲,就是领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只有死心塌地的绝对服从主管的命令,随时准备为领袖牺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们死就死、要你们活就活,丝毫没有你们抉择的余地。第二,不许自作主张:你们特务工作人员既然是领袖的耳目与工具,只以绝对服从为天职,自己的生命身体,都已经完全贡献于领袖,那么,个人的意志,当然更不待说是没有丝毫的自由了。尤其是对于政治方面,不能在领袖主张之外,自己做一点主张……你们务必要以领袖或团体的主张为主张,以领袖或团体的意志为意志,才是忠实的革命者,唯能如此,才能推动革命事业以底于成功。”
      蒋介石的这番讲话充分体现了他对特务组织的定性与认识,即特务组织是其“耳目与工具”,并且是要完全俯首听命的“御用奴才”,其地位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看来,蒋介石对特务的评价也不高,慑于内外压力,蒋对特务是既要用之而又要限制,把他们培养成百分之百唯命是从的打手与奴才,这一点是无疑的。
      下册
      军统晋东南站的活动
      对山西太行山基地,戴笠甚为重视。1937年6月南口抗日战役进行之时,他便下令成立了军统局晋绥察区,派李果谌为区长赴太原,负责晋豫冀三省情报工作。山西沦陷后,他与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商定,授予李果谌十三军游击司令名义,设司令部于太行山,联络晋豫冀三省民间武力共同作战。由于二战区对军事指挥权的异议,李果谌最后只得交出部队给冀察游击司令孙殿英及河北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指挥。
      1941年5月,军统山西情报组被日伪破坏,捕去七十余人,组长郭秀峰及关清华、张立君等被杀。为恢复山西情报工作,戴笠再派乔家才在驻军二十七军军长范汉杰协助下,成立了军统局晋东南站。
      1941年冬,乔家才自重庆携带电台,召西安、洛阳站十人共去组建晋东南站。胡宗南发表其为第二十七军军部参谋处副处长、设计委员会视察委员,以便开展工作。当时驻地国民党军的谍报组织很差,乔家才决定重建,在范汉杰支持下,从开设短训班培训各师情报员开始,又调解了当地驻军与地方“联庄会”的矛盾,同时扩充了军统在晋东南之组织。他们把重点放在破坏敌军通信上,曾在一夜内拆毁了长治、高平、晋城三县全部电话线,运回太行山,架起了二十七军军部至新五军及各县政府的电话。日伪军为此气急败坏,严责民众看守修复好的线路,并在电线杆上绑上手榴弹,杆下埋地雷以防止之。日军还以飞机空投一信给范汉杰军长,以很和缓的口气写道:“中央军不应有此行动,希望以后不要再来破坏。”
      军统晋东南站在1941 年6 月至12 月中,据称共袭敌据点三十余处,毙日军一百一十人。1942 年乔家才离开晋东南,调任财政部缉私署陕西缉私处处长。
      抗战胜利后的“抢收”与“劫收”(部分)
      国民党特务组织在抗战胜利后的接收中,利用他们先入为主之便,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仅以上海为例:军统在上海劫收了敌伪及市民的多少财产,现已无法精确统计,但他们的贪腐行为在社会上已经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当时上海民间将进入城市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军统武装噱称为“穿山甲”。当时阮清源、郭履洲等忠救军各纵队、毛森总队等如饿虎入市,将汪伪76号特工总部的全部财产,以及各大小汉奸的私产席卷一空,然后又扩大到各相关工厂企业、洋楼、银行、医院,无所不要,甚至为达攫取目的不惜敲诈绑票勒索,其中他们最看重汽车、洋房和金银珠宝古物。上海人惊呼“强盗坯来了”。[13]这种状况当然已被当局所了解。8月30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南京前进指挥所主任冷欣,在报告京沪接收工作致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的电文中说:“南京秩序,已渐安定;惟仍大多数机构(特工分子)自立名义,强收房屋及机关,已设法查禁。”9月1日,芷江陆军总部电复:“据戴笠电称:‘忠义救国军阮清源,系去年12月,业经委座核准其所部八千人开抵上海近郊大漕河,已转饬静待本部命令,方能开入市内;又据报各方面在沪人员,多有轨外行动,请转电严令制止,等语。’查该忠义救国军非指定之受降部队,应转饬不可进入上海区;并对我各方面工作人员严令约束,特电遵照!”冷欣收电后直接去电戴笠:“近以日寇投降,我国军大部尚未开入陷区之前……抑且各杂色部队以及地方痞棍,亦皆闻风而起,甚有假借名义强占民居,妄缴枪械,绑架勒索,无所不为!以致京沪一带城市,内外秩序,顿遭破坏,造成极度恐慌现象,舆论沸腾,闾里骚然!若不迅予遏制,后患殊堪忧虑。兹拟恳请我兄遴派能以统率多方面之人员,克日前来镇慑,借资维持地方秩序。”戴笠无奈之中,只好将被控最多的阮清源关押起来。特务武装的“劫收”进而引起了蒋介石、宋子文等人的出面干预,说明其所作所为已实在过分。在蒋介石的命令下,戴笠无奈交出了一大批赃物。
      其后,在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清点总数时,尚保留有汪伪特工总部的全部财产、敌产东方渔业公司及四十艘机动渔轮、一家大型锯木厂、一家三合板厂、日本东方经济研究所及其附属的东方图书馆等全部财产、日本海军在江湾新建的俱乐部全部财产,还有十多个仓库的物资与大量的建筑材料。这些企业后来都归军统局所有,以其利润为军统局提供经费开支。
      戴笠到沪不久的中秋节那天,请一些经过“策反”的汉奸头目及军统上海各单位组长以上人员到杜美路宴会,赴宴的五百余人,几乎每人都乘坐自备小汽车前往,汽车停满了附近四条马路。戴笠看到这种场面,也大吃一惊。他为避免引起外界的议论,宣布命令,今后集会除少数负责人外,其他人所乘汽车一律不准停放在办事处附近。
      军统干部们抢夺的洋房也为数不少。程克祥、彭寿一伙抢占了余庆路公寓、淮海路花园洋房两座及江苏路、五原路、长乐路等处的十数处高级住房;毛森将在法租界贝当路的公馆变成了自己的私产;“忠救军”第四大队长和副大队长占据了孙耀东愚园路和淮海路的花园洋房;阮清源则由上海市伪经济局的一名科长为他弄到了华山路600弄的一座洋房。这些无识之徒,只顾抢收,许多珍贵物品和资料竟毁于他们手中。新亚药厂是一家有相当规模的制药厂,其图书馆收藏的一批珍贵药书和制药方面的国外资料,竟被他们在劫收中销毁。
      ……      
前言/序言
       
				 
				
				
					好的,这里为您提供一份关于其他历史书籍的详细简介,内容不涉及您提到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修订本)(套装上下册)》:  ---   《帝国黄昏:晚清的制度性危机与社会转型(1860-1911)》  内容提要:  本书聚焦于晚清时期(1860年至辛亥革命爆发前夕)中国社会所经历的深刻而痛苦的结构性变革。它并非简单地叙述政治事件的更迭,而是深入剖析了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压力下,清帝国赖以维系的传统治理体系是如何一步步走向解体的,以及转型过程中涌现出的复杂社会力量。作者运用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相结合的视角,力图还原那个特定历史阶段的内在逻辑与时代困境。  第一部分:失衡的帝国:权力、财政与地方重构  本书首先审视了洋务运动和自强运动对传统权力结构造成的冲击。太平天国与捻军起义后,中央集权的权威被削弱,地方督抚权力空前膨胀,形成了“强干弱枝”下的“强枝弱干”的奇特局面。作者详细考察了李鸿章、左宗棠等地方实力派在军事、工业和外交领域积累的资源,以及这种地方化治理模式在维护帝国稳定和推动现代化尝试中的双重作用。  在财政方面,本书剖析了传统以田赋为主的税收体系在面对巨额赔款(如《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时的脆弱性。新式商业税、厘金制度的兴起,不仅为地方和中央带来了新的收入来源,同时也深刻影响了传统士绅阶层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立场。重点章节探讨了中央政府如何试图通过建立近代海关和借外债来弥补财政赤字,以及这些举措如何进一步加深了帝国对外部世界的依赖。  第二部分:知识的断裂与现代性的涌入  本卷深入分析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剧变。甲午战败成为中国知识界对传统儒学正统性产生根本性怀疑的转折点。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体西用”,再到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维新变法,思想的脉络清晰地展示了精英群体在救亡图存压力下的焦虑与探索。  本书特别关注了教育体系的变革。废除科举、创办新式学堂,是动摇了数千年社会流动机制的重大举措。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特别是留学生——的出现,带来了西方政治哲学、社会科学理论的直接冲击。他们如何看待祖国命运,如何将启蒙思想转化为具体的政治主张,是本部分研究的核心。  第三部分:社会底层的涌动与革命的酝酿  晚清并非只有精英的博弈,下层民众的反应同样关键。本书描绘了近代化对传统社会肌理的撕裂。城市工人阶级的初现、传统手工业者的衰落,以及在铁路、矿产开发中产生的土地矛盾,为社会冲突埋下了伏笔。  作者详尽梳理了义和团运动的复杂性。它既是对西方宗教文化侵入的本土性、反抗性反应,也是在特定社会经济环境下,农民和底层士绅对地方权力失范的一种激烈表达。通过对义和团运动的地域性考察,本书试图超越简单的“迷信”或“爱国”二元对立的标签,揭示其深层的社会动因。  同时,本书也细致考察了早期革命团体的活动,包括兴中会、光复会的组织结构、筹款策略以及与会党的互动模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如何在不同阶层中传播,以及他如何将地方性的武装起义逐渐塑造成一个具有全国视野的政治目标,是本书最后阶段关注的焦点。  第四部分:终结:新政的困境与王朝的谢幕  本书的最后部分聚焦于“清末新政”的内在矛盾。庚子事变后,清政府被迫进行“君主立宪”的改革,试图在保留皇权的前提下实现体制现代化。然而,作者认为,新政的推行不仅未能及时安抚日益觉醒的士绅和市民阶层,反而因其步伐的迟缓、改革的妥协性以及对地方资源的过度汲取,加速了中央权威的进一步流失。  预备立宪的失败,地方督抚与立宪派的离心,以及新军内部的复杂情绪,共同构成了辛亥革命爆发前的脆弱平衡。本书总结道,晚清的制度性危机并非源于单一的外部冲击,而是由一个僵化的政治精英层在面对多重现代化挑战时,无法有效实现内部结构性重组的必然结果。  本书特点:     跨学科视角: 融合政治史、社会史和经济史的研究方法,提供更为立体的历史图景。    强调过程: 重点关注制度和观念的渐进性演变,而非孤立的“大事件”。    地方与中央互动: 细致分析了地方实力派在帝国权力再分配中的核心角色。  ---   《古希腊城邦的政治生态:民主、寡头与公民的权利(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  内容提要:  本书旨在为读者构建一个关于古希腊城邦(Polis)政治生活的精细化图景,重点聚焦于雅典民主制度的运行机制及其内在的张力,并将其置于与其他主要城邦(特别是斯巴达的寡头制度)的横向比较之中。研究时间段主要集中在公元前五世纪,特别是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后,这是城邦政治生态最为成熟和冲突最为激烈的时期。  第一部分:城邦的起源与公民身份的构建  本书首先追溯了希腊城邦的形成过程,从氏族社会解体到希腊人“大迁徙”后各地政治形态的分化。核心内容在于剖析“公民”(Polites)这一概念的诞生与界定。在不同的城邦,公民权的享有范围、义务和特权存在显著差异。例如,雅典如何通过梭伦改革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将政治权力从贵族手中逐步转移到全体男性公民手中,并阐释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Isonomia)的初步含义。  第二部分:雅典民主的运作机制与实践  雅典民主是本书的核心案例。作者详细拆解了雅典民主的运作机构:公民大会(Ekklesia)、五百人议事会(Boule)的职能、陪审法庭(Dikasteria)的运作模式以及抽签制(Kleroteria)的意义。重点阐述了“雅典式直接民主”的效率与局限性,以及轮值制度如何确保了政治权力的广泛流动性,但也可能导致决策的短期化和民粹主义的风险。  此外,本书也批判性地考察了公民的边界。奴隶、外邦人(Metics)以及女性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被排除在外的制度性根源,以及这种排斥如何巩固了公民群体的政治团结和特权。  第三部分:寡头政治的逻辑:以斯巴达为例  为了提供一个清晰的对比框架,本书详细分析了斯巴达的独特政治体制。斯巴达被描绘为一个建立在严格军事化和社会控制基础上的“混合政体”。作者探讨了斯巴达的两位国王、长老会议(Gerousia)和监察官(Ephors)之间的权力制衡,以及“全体公民”(Homoioi)如何通过严格的公共教育(Agoge)和对希洛人(Helots)的压迫来维持其统治结构。斯巴达的寡头制度展示了一种在稳定性和军事效率上超越雅典民主的另类模式。  第四部分:城邦间的竞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政治冲突  伯罗奔尼撒战争被视为两种政治模式——雅典的扩张性民主与斯巴达的保守性寡头——不可避免的结构性冲突。本书分析了战争期间,城邦内部政治的剧烈波动:雅典城内的激进民主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以及斯巴达对盟友城邦推行寡头政治的干预策略。  作者特别关注了战争对城邦政治理念的侵蚀。从修昔底德的记载中可以看出,战时紧急状态如何使得政治伦理退居次位,国家利益(或说强权即公理)成为指导决策的唯一标准,最终导致了城邦内部的政治道德滑坡。  本书特点:     制度的精微分析: 专注于具体机构的运作细节,而非宏观的概念描述。    对比研究: 以雅典和斯巴达的对比,揭示古希腊政治模式的多样性。    语境化解读: 将政治实践置于城邦的社会经济结构(如奴隶制和战争需求)中进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