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輯推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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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特務活動史》是一部關於國民黨特務組織及其活動曆史的研究專著,在全麵梳理海內外史料、親曆者迴憶資料基礎上,係統論述“中統”與“軍統”組織的源起、發展及改組的過程,生動描繪國民黨特務組織活動的細節,忠實還原隱晦深的曆史真相。
馬振犢先生現為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副館長、研究館員,長期從事國民黨、民國史研究。本書由他精心考證,曆時十年著成。2008年3月由我社初版後,受到廣大讀者青睞,並獲得南京市第十次(2007-2009)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奬。2010年12月,颱灣靈活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在島內齣版繁體版。此次再版,作者根據史料增補瞭若乾新內容,對部分內容進行瞭修改;我們訂正初版訛誤,重排體例,分上、下兩冊齣版。
內容簡介
《國民黨特務活動史》分為上下兩冊,在第一版基礎上修訂而成,對國民黨特務組織在中國大陸的整個活動史進行瞭細緻的梳理和生動的記述。全書用瞭大量原始史料,全麵客觀地論述瞭國民黨的特務組織之源起、發展及其活動,直到抗戰勝利後在大陸的沒落結束的曆史。全書融思想性、知識性、趣味性、文獻性於一體,文筆嚴謹而生動,不僅還原瞭曆史的本來麵目,而且拓展瞭民國史的學術研究範圍。
作者簡介
馬振犢,江蘇南京人,現任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副館長,研究館員,享受國務院特殊津貼,係江蘇省有突齣貢獻的中青年專傢,江蘇省“333高層次人纔培養工程”中青年科學技術領軍人。主要研究領域為民國檔案與民國史,齣版有《國民黨特務活動史》、《蔣介石與希特勒——民國時期中德關係研究》等12部學術專著,發錶論文90餘篇。
精彩書評
這部著作是作者對國民黨特務組織曆史活動一次初步的嘗試性研討。作者曆時十年,在廣泛而用心地搜集瞭國內外相關材料的基礎上,寫齣瞭這部書稿,這在國內史學界而言是對國民黨特務組織及其活動曆史的一次比較嚴肅的學術梳理,其學術價值和意義是值得肯定的。在寫作過程中,作者經過多年悉心查閱,搜集運用瞭海峽兩岸保藏的散布在開放全宗內的有關檔案資料,並遠赴英美等國查閱檔案,是一部運用檔案於特務史研究的作品。
——張憲文(南京大學中華民國史研究中心主任)
目錄
上 冊
第一章 國民黨特務組織之産生背景
第二章 國民黨特務組織之源起
第三章 抗戰前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及其活動(上)
第四章 抗戰前的國民黨特務組織及其活動(下)
第五章 抗戰初期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急劇發展
第六章 抗日殺奸
第七章 對日僞的鬥爭和利用
下 冊
第八章 抗戰中期的國民黨特務工作(上)
第九章 抗戰中期的國民黨特務工作(下)
第十章 中統對中共南方地下黨的大破壞
第十一章 “ 兩統”組織的對蘇對英閤作
第十二章 軍統的對美閤作——中美閤作所
第十三章 抗戰勝利前夕軍統組織的活動
第十四章 抗戰勝利後國民黨特務組織的沒落
第十五章 國民黨特務組織在大陸活動的結束
結 語
後 記
本書主要參考資料
精彩書摘
上冊
“特務”的定義辨析及其曆史迴顧
特務組織及特務政治的發達,依賴於內外兩方麵的因素,外因方麵正所謂是“亂世齣梟雄”,統治者麵對紛紜時局與眾多對手,急欲藉助非正常的組織與手段來搜集各方麵資訊,並以“快刀斬亂麻”及“黑、準、狠”的手段來打擊政敵,以高效地維護其統治地位,這是一般正常的民主社會政體下不需要和不可能存在的;在內因方麵,則是齣於統治集團主要是最高統治者的獨裁與暴力統治思想,以及對暴力強權執政手段的篤信。
曆史證明,如果一個最高統治者,哪怕他是一個封建皇帝,隻要他有一點開明思想,懂得民眾能夠“載舟覆舟”的道理,都不會感興趣並乞靈於特務統治,隻有行將沒落的統治者,纔會熱衷於使用這種人類社會最黑暗的統治手段並將之奉若神明。
但魯迅先生說過:“搗鬼有術,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來無有。”這句話恰恰點明瞭特務政治的特徵。古往今來,沒有一個腐朽的政權是能夠依靠特務統治來挽救其敗運的。統治者企望於恐怖暴力與屠殺的效用隻能是飲鴆止渴,其結果或可使之苟延於一時,但其暴虐行為卻從根本上動搖瞭其賴以生存的民心基礎,使之更迅速地走嚮徹底崩潰。普行特務統治是製造人民與統治當局相對立的最有效而迅速的手段,是把民眾推嚮絕境而使之不得不奮起反抗的“催化劑”,此所謂物極必反。
蔣介石對特務的要求
蔣介石曾於1935年1月1日在杭州對調查統計局特務人員公開發錶過一篇訓詞,題目是《特務人員之基本修養》。在這篇講話中,他毫不客氣地說:“有兩點最重要的意思要吩咐你們:第一,必須絕對服從命令;特務工作人員,就是領袖的耳目,你們所到的地方,就是領袖耳目所及的地方。你們如果不實實在在盡心盡力去工作,領袖的耳目,就失去瞭聰明,革命事業的進行,便會發生障礙。所以你們做耳目的人,務必要遵照首腦的意旨,慎重周密的去進行一切,因此你們工作上最要緊的條件,就是絕對的服從主管的命令,除服從命令之外,沒有你們個人意誌的自由……你們特務工作就是領袖的耳目,換句話講,就是領袖所用的革命工具。做工具的人,隻有死心塌地的絕對服從主管的命令,隨時準備為領袖犧牲自己的一切,主官要你們死就死、要你們活就活,絲毫沒有你們抉擇的餘地。第二,不許自作主張:你們特務工作人員既然是領袖的耳目與工具,隻以絕對服從為天職,自己的生命身體,都已經完全貢獻於領袖,那麼,個人的意誌,當然更不待說是沒有絲毫的自由瞭。尤其是對於政治方麵,不能在領袖主張之外,自己做一點主張……你們務必要以領袖或團體的主張為主張,以領袖或團體的意誌為意誌,纔是忠實的革命者,唯能如此,纔能推動革命事業以底於成功。”
蔣介石的這番講話充分體現瞭他對特務組織的定性與認識,即特務組織是其“耳目與工具”,並且是要完全俯首聽命的“禦用奴纔”,其地位是可想而知的,由此看來,蔣介石對特務的評價也不高,懾於內外壓力,蔣對特務是既要用之而又要限製,把他們培養成百分之百唯命是從的打手與奴纔,這一點是無疑的。
下冊
軍統晉東南站的活動
對山西太行山基地,戴笠甚為重視。1937年6月南口抗日戰役進行之時,他便下令成立瞭軍統局晉綏察區,派李果諶為區長赴太原,負責晉豫冀三省情報工作。山西淪陷後,他與第十三軍軍長湯恩伯商定,授予李果諶十三軍遊擊司令名義,設司令部於太行山,聯絡晉豫冀三省民間武力共同作戰。由於二戰區對軍事指揮權的異議,李果諶最後隻得交齣部隊給冀察遊擊司令孫殿英及河北民軍總指揮張蔭梧指揮。
1941年5月,軍統山西情報組被日僞破壞,捕去七十餘人,組長郭秀峰及關清華、張立君等被殺。為恢復山西情報工作,戴笠再派喬傢纔在駐軍二十七軍軍長範漢傑協助下,成立瞭軍統局晉東南站。
1941年鼕,喬傢纔自重慶攜帶電颱,召西安、洛陽站十人共去組建晉東南站。鬍宗南發錶其為第二十七軍軍部參謀處副處長、設計委員會視察委員,以便開展工作。當時駐地國民黨軍的諜報組織很差,喬傢纔決定重建,在範漢傑支持下,從開設短訓班培訓各師情報員開始,又調解瞭當地駐軍與地方“聯莊會”的矛盾,同時擴充瞭軍統在晉東南之組織。他們把重點放在破壞敵軍通信上,曾在一夜內拆毀瞭長治、高平、晉城三縣全部電話綫,運迴太行山,架起瞭二十七軍軍部至新五軍及各縣政府的電話。日僞軍為此氣急敗壞,嚴責民眾看守修復好的綫路,並在電綫杆上綁上手榴彈,杆下埋地雷以防止之。日軍還以飛機空投一信給範漢傑軍長,以很和緩的口氣寫道:“中央軍不應有此行動,希望以後不要再來破壞。”
軍統晉東南站在1941 年6 月至12 月中,據稱共襲敵據點三十餘處,斃日軍一百一十人。1942 年喬傢纔離開晉東南,調任財政部緝私署陝西緝私處處長。
抗戰勝利後的“搶收”與“劫收”(部分)
國民黨特務組織在抗戰勝利後的接收中,利用他們先入為主之便,充當瞭急先鋒的角色。僅以上海為例:軍統在上海劫收瞭敵僞及市民的多少財産,現已無法精確統計,但他們的貪腐行為在社會上已經造成瞭惡劣的影響,當時上海民間將進入城市的“忠義救國軍”、“彆動軍”軍統武裝噱稱為“穿山甲”。當時阮清源、郭履洲等忠救軍各縱隊、毛森總隊等如餓虎入市,將汪僞76號特工總部的全部財産,以及各大小漢奸的私産席捲一空,然後又擴大到各相關工廠企業、洋樓、銀行、醫院,無所不要,甚至為達攫取目的不惜敲詐綁票勒索,其中他們最看重汽車、洋房和金銀珠寶古物。上海人驚呼“強盜坯來瞭”。[13]這種狀況當然已被當局所瞭解。8月30日,中國戰區陸軍總司令部副參謀長兼南京前進指揮所主任冷欣,在報告京滬接收工作緻陸軍總司令何應欽的電文中說:“南京秩序,已漸安定;惟仍大多數機構(特工分子)自立名義,強收房屋及機關,已設法查禁。”9月1日,芷江陸軍總部電復:“據戴笠電稱:‘忠義救國軍阮清源,係去年12月,業經委座核準其所部八韆人開抵上海近郊大漕河,已轉飭靜待本部命令,方能開入市內;又據報各方麵在滬人員,多有軌外行動,請轉電嚴令製止,等語。’查該忠義救國軍非指定之受降部隊,應轉飭不可進入上海區;並對我各方麵工作人員嚴令約束,特電遵照!”冷欣收電後直接去電戴笠:“近以日寇投降,我國軍大部尚未開入陷區之前……抑且各雜色部隊以及地方痞棍,亦皆聞風而起,甚有假藉名義強占民居,妄繳槍械,綁架勒索,無所不為!以緻京滬一帶城市,內外秩序,頓遭破壞,造成極度恐慌現象,輿論沸騰,閭裏騷然!若不迅予遏製,後患殊堪憂慮。茲擬懇請我兄遴派能以統率多方麵之人員,剋日前來鎮懾,藉資維持地方秩序。”戴笠無奈之中,隻好將被控最多的阮清源關押起來。特務武裝的“劫收”進而引起瞭蔣介石、宋子文等人的齣麵乾預,說明其所作所為已實在過分。在蔣介石的命令下,戴笠無奈交齣瞭一大批贓物。
其後,在軍統局總務處長瀋醉清點總數時,尚保留有汪僞特工總部的全部財産、敵産東方漁業公司及四十艘機動漁輪、一傢大型鋸木廠、一傢三閤闆廠、日本東方經濟研究所及其附屬的東方圖書館等全部財産、日本海軍在江灣新建的俱樂部全部財産,還有十多個倉庫的物資與大量的建築材料。這些企業後來都歸軍統局所有,以其利潤為軍統局提供經費開支。
戴笠到滬不久的中鞦節那天,請一些經過“策反”的漢奸頭目及軍統上海各單位組長以上人員到杜美路宴會,赴宴的五百餘人,幾乎每人都乘坐自備小汽車前往,汽車停滿瞭附近四條馬路。戴笠看到這種場麵,也大吃一驚。他為避免引起外界的議論,宣布命令,今後集會除少數負責人外,其他人所乘汽車一律不準停放在辦事處附近。
軍統乾部們搶奪的洋房也為數不少。程剋祥、彭壽一夥搶占瞭餘慶路公寓、淮海路花園洋房兩座及江蘇路、五原路、長樂路等處的十數處高級住房;毛森將在法租界貝當路的公館變成瞭自己的私産;“忠救軍”第四大隊長和副大隊長占據瞭孫耀東愚園路和淮海路的花園洋房;阮清源則由上海市僞經濟局的一名科長為他弄到瞭華山路600弄的一座洋房。這些無識之徒,隻顧搶收,許多珍貴物品和資料竟毀於他們手中。新亞藥廠是一傢有相當規模的製藥廠,其圖書館收藏的一批珍貴藥書和製藥方麵的國外資料,竟被他們在劫收中銷毀。
……
前言/序言
好的,這裏為您提供一份關於其他曆史書籍的詳細簡介,內容不涉及您提到的《國民黨特務活動史(修訂本)(套裝上下冊)》: --- 《帝國黃昏:晚清的製度性危機與社會轉型(1860-1911)》 內容提要: 本書聚焦於晚清時期(1860年至辛亥革命爆發前夕)中國社會所經曆的深刻而痛苦的結構性變革。它並非簡單地敘述政治事件的更迭,而是深入剖析瞭在內憂外患的雙重壓力下,清帝國賴以維係的傳統治理體係是如何一步步走嚮解體的,以及轉型過程中湧現齣的復雜社會力量。作者運用社會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相結閤的視角,力圖還原那個特定曆史階段的內在邏輯與時代睏境。 第一部分:失衡的帝國:權力、財政與地方重構 本書首先審視瞭洋務運動和自強運動對傳統權力結構造成的衝擊。太平天國與撚軍起義後,中央集權的權威被削弱,地方督撫權力空前膨脹,形成瞭“強乾弱枝”下的“強枝弱乾”的奇特局麵。作者詳細考察瞭李鴻章、左宗棠等地方實力派在軍事、工業和外交領域積纍的資源,以及這種地方化治理模式在維護帝國穩定和推動現代化嘗試中的雙重作用。 在財政方麵,本書剖析瞭傳統以田賦為主的稅收體係在麵對巨額賠款(如《馬關條約》和《辛醜條約》)時的脆弱性。新式商業稅、厘金製度的興起,不僅為地方和中央帶來瞭新的收入來源,同時也深刻影響瞭傳統士紳階層的經濟基礎和政治立場。重點章節探討瞭中央政府如何試圖通過建立近代海關和藉外債來彌補財政赤字,以及這些舉措如何進一步加深瞭帝國對外部世界的依賴。 第二部分:知識的斷裂與現代性的湧入 本捲深入分析瞭思想文化領域的劇變。甲午戰敗成為中國知識界對傳統儒學正統性産生根本性懷疑的轉摺點。從“師夷長技以製夷”到“中體西用”,再到康有為、梁啓超倡導的維新變法,思想的脈絡清晰地展示瞭精英群體在救亡圖存壓力下的焦慮與探索。 本書特彆關注瞭教育體係的變革。廢除科舉、創辦新式學堂,是動搖瞭數韆年社會流動機製的重大舉措。新式知識分子群體——特彆是留學生——的齣現,帶來瞭西方政治哲學、社會科學理論的直接衝擊。他們如何看待祖國命運,如何將啓濛思想轉化為具體的政治主張,是本部分研究的核心。 第三部分:社會底層的湧動與革命的醞釀 晚清並非隻有精英的博弈,下層民眾的反應同樣關鍵。本書描繪瞭近代化對傳統社會肌理的撕裂。城市工人階級的初現、傳統手工業者的衰落,以及在鐵路、礦産開發中産生的土地矛盾,為社會衝突埋下瞭伏筆。 作者詳盡梳理瞭義和團運動的復雜性。它既是對西方宗教文化侵入的本土性、反抗性反應,也是在特定社會經濟環境下,農民和底層士紳對地方權力失範的一種激烈錶達。通過對義和團運動的地域性考察,本書試圖超越簡單的“迷信”或“愛國”二元對立的標簽,揭示其深層的社會動因。 同時,本書也細緻考察瞭早期革命團體的活動,包括興中會、光復會的組織結構、籌款策略以及與會黨的互動模式。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如何在不同階層中傳播,以及他如何將地方性的武裝起義逐漸塑造成一個具有全國視野的政治目標,是本書最後階段關注的焦點。 第四部分:終結:新政的睏境與王朝的謝幕 本書的最後部分聚焦於“清末新政”的內在矛盾。庚子事變後,清政府被迫進行“君主立憲”的改革,試圖在保留皇權的前提下實現體製現代化。然而,作者認為,新政的推行不僅未能及時安撫日益覺醒的士紳和市民階層,反而因其步伐的遲緩、改革的妥協性以及對地方資源的過度汲取,加速瞭中央權威的進一步流失。 預備立憲的失敗,地方督撫與立憲派的離心,以及新軍內部的復雜情緒,共同構成瞭辛亥革命爆發前的脆弱平衡。本書總結道,晚清的製度性危機並非源於單一的外部衝擊,而是由一個僵化的政治精英層在麵對多重現代化挑戰時,無法有效實現內部結構性重組的必然結果。 本書特點: 跨學科視角: 融閤政治史、社會史和經濟史的研究方法,提供更為立體的曆史圖景。 強調過程: 重點關注製度和觀念的漸進性演變,而非孤立的“大事件”。 地方與中央互動: 細緻分析瞭地方實力派在帝國權力再分配中的核心角色。 --- 《古希臘城邦的政治生態:民主、寡頭與公民的權利(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後)》 內容提要: 本書旨在為讀者構建一個關於古希臘城邦(Polis)政治生活的精細化圖景,重點聚焦於雅典民主製度的運行機製及其內在的張力,並將其置於與其他主要城邦(特彆是斯巴達的寡頭製度)的橫嚮比較之中。研究時間段主要集中在公元前五世紀,特彆是伯羅奔尼撒戰爭前後,這是城邦政治生態最為成熟和衝突最為激烈的時期。 第一部分:城邦的起源與公民身份的構建 本書首先追溯瞭希臘城邦的形成過程,從氏族社會解體到希臘人“大遷徙”後各地政治形態的分化。核心內容在於剖析“公民”(Polites)這一概念的誕生與界定。在不同的城邦,公民權的享有範圍、義務和特權存在顯著差異。例如,雅典如何通過梭倫改革和剋裏斯提尼改革,將政治權力從貴族手中逐步轉移到全體男性公民手中,並闡釋瞭“法律麵前人人平等”(Isonomia)的初步含義。 第二部分:雅典民主的運作機製與實踐 雅典民主是本書的核心案例。作者詳細拆解瞭雅典民主的運作機構:公民大會(Ekklesia)、五百人議事會(Boule)的職能、陪審法庭(Dikasteria)的運作模式以及抽簽製(Kleroteria)的意義。重點闡述瞭“雅典式直接民主”的效率與局限性,以及輪值製度如何確保瞭政治權力的廣泛流動性,但也可能導緻決策的短期化和民粹主義的風險。 此外,本書也批判性地考察瞭公民的邊界。奴隸、外邦人(Metics)以及女性在城邦政治生活中被排除在外的製度性根源,以及這種排斥如何鞏固瞭公民群體的政治團結和特權。 第三部分:寡頭政治的邏輯:以斯巴達為例 為瞭提供一個清晰的對比框架,本書詳細分析瞭斯巴達的獨特政治體製。斯巴達被描繪為一個建立在嚴格軍事化和社會控製基礎上的“混閤政體”。作者探討瞭斯巴達的兩位國王、長老會議(Gerousia)和監察官(Ephors)之間的權力製衡,以及“全體公民”(Homoioi)如何通過嚴格的公共教育(Agoge)和對希洛人(Helots)的壓迫來維持其統治結構。斯巴達的寡頭製度展示瞭一種在穩定性和軍事效率上超越雅典民主的另類模式。 第四部分:城邦間的競爭與伯羅奔尼撒戰爭中的政治衝突 伯羅奔尼撒戰爭被視為兩種政治模式——雅典的擴張性民主與斯巴達的保守性寡頭——不可避免的結構性衝突。本書分析瞭戰爭期間,城邦內部政治的劇烈波動:雅典城內的激進民主派與保守派的鬥爭,以及斯巴達對盟友城邦推行寡頭政治的乾預策略。 作者特彆關注瞭戰爭對城邦政治理念的侵蝕。從修昔底德的記載中可以看齣,戰時緊急狀態如何使得政治倫理退居次位,國傢利益(或說強權即公理)成為指導決策的唯一標準,最終導緻瞭城邦內部的政治道德滑坡。 本書特點: 製度的精微分析: 專注於具體機構的運作細節,而非宏觀的概念描述。 對比研究: 以雅典和斯巴達的對比,揭示古希臘政治模式的多樣性。 語境化解讀: 將政治實踐置於城邦的社會經濟結構(如奴隸製和戰爭需求)中進行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