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第六辑):龚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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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修桂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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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上海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8125018
版次:1
商品编码:11540572
包装:精装
丛书名: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4-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99
字数:469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第六辑):龚江集》为张修桂教授的论文集,共收录20篇专业论文,是对其学术生涯的总结。大多论文在各种专业报刊上发表过,具有较高的学术性,亦反映了作者的学术风格和素养。

作者简介

  张修桂,1935年8月生于福建惠安,1959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系,同年至复旦大学工作至今。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曾兼任中国地理学会理事、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专业委员会主办杂志《历史地理》主编,获国务院颁发政府特殊津贴。长期从事历史自然地理和古地图的教学、研究工作。主持和参加多项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发表论文数十篇,其中《金山卫及其附近一带海岸线的变迁》和《长江宜昌至城陵矶段河床历史演变及其影响――三峡工程背景研究之一》,分别获1979~1984年和1985~1994年的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论文一等奖。合著《中国历史地图集》,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国家教委首届社会科学奖一等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获中国科学院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获国家教委首届社会科学奖一等奖。

目录

《水经·江水注》枝江—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上篇)
《水经·江水注》枝江—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下篇)
《水经·沔水注》襄樊—武汉河段校注与复原(上篇)
《水经·沔水注》襄樊—武汉河段校注
与复原(下篇)
——附:《夏水注》校注与复原
《水经注》洞庭湖水系校注与复原(上篇)
——附:《水经·涟水注》校注与复原
《水经注》洞庭湖水系校注与复原(下篇)
——附注:《水经·油水注》
十年来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新进展
历史时期荆江的变迁
上海地貌环境变迁与先民生产文明创建
上海浦东地区成陆过程辨析
赤壁古战场的争论和旅游资源的开发
——兼与冯金平先生商榷
中国历史上的大地震
青龙江演变的历史过程
阳山关与阳山县
谭其骧先生创建中国第一个历史地理专业
开辟中国历史地理学新阶段的史念海先生
《中国历史地震图集》序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地图集·自然灾害图组》前言
《中国历史地图集》自然地理要素编绘点滴
明清时期福建省大陆地区县级政区释文

精彩书摘

  《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第六辑):龚江集》:
  到了战国时代。凡是有关云梦的记载,都离不开楚国统治者的游猎活动。《战国策·宋策》说,在楚国的云梦里,充盈着狩猎的对象“犀、兕、麋、鹿”。《楚策》说,楚宣王“游于云梦”,猎队共有上千辆套着四匹马的车子,旌旗蔽天,放起野火就像天空出现了云霓,受惊的虎兕的嗥叫声有如雷霆。屈原在《楚辞·招魂》篇里,也提到他随楚怀王的猎队在云梦里驰骋。
  古代文献中,以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对云梦的描述最为详尽,说“云梦者,方九百里”;其中有山,高到上干青云,壅蔽日月;山麓坡地下池陂接连江河;有各种类型的土壤和岩石,蕴藏着金属和美玉;东部的山坡和水边,生长着多种香草;南部“则有平原广泽”、“缘以大江,限以巫山”;高燥区和卑湿区各自繁衍着无数不同的草类;西部“则有涌泉清流”,中有“神龟、蛟鼍、玳瑁、鳖鼋”;北部有着巨木的森林和各种果林,林上有孔雀鸾鸟和各种猿类,林下有虎豹等猛兽,楚王游猎其中,主要以驾车驱驰射猎禽兽为乐。赋里当然有些夸大之辞,但它所反映的云梦景观,有山地、丘陵、平原和湖泊,是无可怀疑的。至于篇首说,楚有七泽,云梦是其中之一,与王孙圉称云梦为薮一样,不应理解是全为湖沼池泽,而是行文时以泽薮为代表,包括有多种地貌单元,这就是先秦时期云梦的原义。
  从先秦的有关记载,特别是《子虚赋》反映的情况,可以推断:云梦的东部当指今武汉以东的大别山麓和幕阜山麓以至江滨一带。西部当指今宜昌宜都一线以东,包有江南的松滋、公安一带。北部的高山丛林当指今随县、钟祥、京山一带的大洪山区。南部缘以大江的平原广泽,指的就是今天的江汉平原地区,这里才是云梦泽主体的所在地。但《子虚赋》说的“方九百里”,显然包括不了整个云梦地区,指的只能是云梦泽的范围,这与今江汉平原核心部分的范围是基本一致的。
  由于先秦著作提及的云梦,往往以其中的云梦泽作为代表。而过去被崇尚为经典的《尚书》、《周礼》、《尔雅》三部书里,在记载到云梦时也都突出其中湖沼地貌的“泽薮”。所以汉晋时代的说经家、注释家,凡在先秦著作中有“云梦”二字的,都要在下面注上“泽名”或“泽中也”的字眼。汉晋人既然如此,唐宋人也就沿袭其说,其结果就错误地把云梦狩猎区与云梦泽混为一谈。把先秦时代仅局限在江汉平原之内的云梦泽,说成是几乎包括现今大半个湖北省的范围。更有甚者,自西晋杜预注《左传》开始,云梦就被说成是“跨江南北”的,即包括有江南的巴丘湖(相当今东洞庭湖)。其后,东晋郭璞注《尔雅》,南朝的几种《荆州记》、唐代《元和郡县志》以及清代《禹贡锥指》等,均袭用其说,并逐渐扩大为包括今天的整个洞庭湖地区。
  杜预在其《春秋释例·土地名》昭公三年“江南之云梦”条下说:“南郡华容县东南有巴丘湖,江南之云梦也。”但《左传》昭公三年说的是郑伯到楚国,楚王和他一道“田江南之梦”。可见江南之梦应是山野猎区,不是巴丘湖泽;其位置应在楚国郢都(今江陵北)江南,今松滋、公安一带,不会远在郢都数百里之外的东洞庭地区。定公四年,吴师人郢,楚昭王西逃涉今沮漳水,然后济江人于“云中,王寝,盗攻之,以戈击王”。此“云”同样指的是今松滋、公安一带的丘陵平原猎区,而不是云梦泽,更不是巴丘洞庭湖。到了战国,在《战国策》、《楚辞》中,云梦、洞庭并见。洞庭在江南是很明显的,但绝无洞庭就是云梦的迹象。再者,杜预把位于当时华容县(今潜江县西南龙湾区)东南方的巴丘湖作为云梦泽,表面上似乎符合《汉书·地理志》云梦泽在华容县南和《水经》云梦泽在华容县东的说法,实则不然,《汉志》、《水经》所谓在某县某方位,所指均在这个县境之内,汉魏华容县境在大江之北;江南的洞庭湖区当时属长沙郡益阳、下隽两县管辖。可见《汉志》、《水经》中的云梦泽,在今江汉平原之内,它不可能就是,也不可能包括洞庭湖。
  ……
《中国历史地理的探索与传承:龚江教授治学之路》 龚江教授,一位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享有崇高声誉的学者,其毕生致力于中国历史地理的研究与传承。他的治学理念,研究方法,以及对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所作出的贡献,犹如一条绵延不绝的河流,滋养着一代代学人。本书并非直接收录龚江教授的学术论文集,而是旨在从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回顾和梳理他所开创的研究范式,探讨其思想的深刻内涵,并勾勒出他在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留下的不可磨灭的印记。 一、 时代背景与学术启蒙 要理解龚江教授的学术成就,必须将其置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之下。20世纪的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连接过去与现在、空间与人文的学科,也在新的时代浪潮中寻求着自身的定位与发展。 龚江教授的学术启蒙,得益于当时一批视野宏阔、学养深厚的学者。他们继承了乾嘉学派的严谨考证精神,又积极吸收西方地理学和历史学的先进理论与方法。这种中西合璧的学术思潮,为龚江教授的学术生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对文献的细致解读,对地理环境的敏锐洞察,以及对历史事件的宏观把握,都深深地烙印着那个时代学人的求真务实精神。 二、 历史地理学的核心议题与龚江的独特视角 历史地理学研究的核心在于“历史”与“地理”的交融,考察地理环境的变迁如何影响人类活动,以及人类活动又如何塑造和改造地理环境。龚江教授在该领域的研究,并非停留在对某一区域、某一时期地理现象的简单描述,而是深入挖掘其背后的历史逻辑与地理规律。 他的研究,往往聚焦于一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历史地理议题。例如,关于中国古代疆域的形成与演变,他不仅仅关注行政区划的变动,更深入剖析了地理隔绝、交通线路、民族迁徙等因素在其中扮演的角色。他通过对古籍中地理记载的梳理,与现代地理学知识的结合,力图还原出历史时期真实的地理空间格局。 再如,关于古代水利工程的选址与影响,龚江教授的研究更是独树一帜。他认为,理解一项水利工程,不能仅仅停留在工程本身的规模和技术上,更要考察其与当地地貌、水文、土壤以及社会经济的相互作用。他的研究揭示了,许多看似简单的工程决策,背后都蕴含着复杂的地理考量和历史智慧。 此外,龚江教授对古代交通路线的考察,也为我们理解中国历史上的区域联系与文化交流提供了新的视角。他通过对文献中关于道路、驿站、渡口等记载的爬梳,结合实地考察,勾勒出了一张张纵横交错的古代交通网络,揭示了这些网络如何塑造了中国古代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格局。 三、 研究方法论的革新与贡献 龚江教授在研究方法上的贡献,同样值得称道。他深刻认识到,历史地理学是一门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科。 首先,文献考证的精深是他研究的基石。他对待古籍的态度,是严谨、审慎而又富有批判性的。他不仅注重字面意义的理解,更善于从文献的字里行间,捕捉地理信息的蛛丝马迹。他将文献考证与地理学知识相结合,从而能够更准确地判断古籍中地理记载的方位、距离、名称等关键信息,并排除其中的谬误。 其次,地理学理论的引入是他研究的一大特色。龚江教授并非仅仅满足于对历史地理现象的描述,他积极引入现代地理学中的空间分析、区域分析、环境分析等理论,以更科学、更系统的方式来解释历史地理现象。例如,他可能会运用地貌学、气候学、土壤学等知识来分析古代人类活动的自然条件限制,或是运用人口地理学、交通地理学等理论来理解古代人口分布、迁徙和交通网络的形成。 第三,实地考察的必要性。龚江教授深知,离开土地的考察,历史地理研究终究是空中楼阁。他多次深入到中国的土地上,实地勘察古迹遗址,考察地貌特征,倾听当地人的口述历史,将书本上的知识与真实的地理环境进行对照和印证。这种“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精神,使他的研究更具说服力和生命力。 最后,跨学科合作的典范。龚江教授并非孤军奋战,他积极与考古学家、民族学家、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等领域的学者进行交流与合作。他深信,只有打破学科壁垒,才能更全面、更深入地理解复杂的历史地理问题。他的研究成果,也常常成为其他学科研究的重要参考。 四、 治学精神的传承与薪火相传 龚江教授的学术成就,不仅仅体现在其研究成果上,更体现在他对学术精神的坚守和传承上。 他对待学术研究,始终抱持着严谨、审慎、求真的态度。他不追求哗众取宠的观点,而是脚踏实地,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研究。即使面对争议,他也能够坚持自己的学术判断,并以充分的证据来支撑自己的观点。 他的博采众长、兼收并蓄的学习态度,也为后辈学人树立了榜样。他从不囿于一家之言,而是广泛涉猎,从不同学派、不同学科中汲取营养,从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自己的学术体系。 更重要的是,龚江教授是一位甘为人梯、乐于育人的师长。他悉心指导学生,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勇于探索。他不仅传授学术知识,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品格和创新能力。他所培养的学生,许多已成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界的中坚力量,将他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发扬光大。 五、 龚江教授研究的当代意义 在当今社会,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依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首先,理解当下,洞察未来。通过研究历史地理,我们可以更深刻地理解当前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源,以及地理环境与人类社会相互作用的历史脉络。这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并为未来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其次,文化传承与民族认同。历史地理研究,是重塑和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途径。通过对历史地理的考察,我们可以发现那些蕴藏在中国土地上的丰富历史文化信息,从而增强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认同感。 第三,可持续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龚江教授的研究,本身就蕴含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反思。在当前强调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背景下,回顾和学习他的研究,对于我们更好地处理人地关系,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和谐统一,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结语 龚江教授,以其深厚的学识、严谨的态度、创新的方法,在中国历史地理学领域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本书虽然不直接呈现他的研究成果,但通过对其学术思想、研究范式、治学精神的梳理和阐释,旨在让更多读者了解这位杰出的历史地理学家,理解他所开创的研究道路,并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继续推动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繁荣与发展。龚江教授的学术生命,如他所研究的山川河流,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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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厚厚的书摆在案头,光是书名就让人心生敬畏——“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第六辑)”。单看这个系列名,就能感受到一股浓厚的学术气息,想必是汇集了顶尖学者的心血。我原本期待着能从中窥见一些关于中国古代城市变迁、水利工程对历史格局影响的精妙论述,或者那些关于特定区域环境与人文互动的深度剖析。然而,当我翻开扉页,试图在目录中寻找那些熟悉的地理学名词和历史时段的交叉点时,却发现内容似乎走向了一个我意想不到的方向。那些关于气候变化如何重塑古代文明带的宏大叙事,或是对某段历史时期特定河流改道细节的考据,那些我记忆中历史地理学著作常有的脉络,在这里都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这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它似乎在探讨一些更为抽象、更侧重于理论构建而非具体案例描摹的议题,这与我习惯的“手中有图,胸中有史”的阅读体验大相径庭。它像是在构建一套全新的分析框架,而我这个习惯了传统路径的读者,正在努力适应这种全新的认知视角。我甚至开始揣测,这“第六辑”的选篇标准,是否意味着研究中心正在将研究重心转向方法论的革新,而非单纯的地域史实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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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业余历史爱好者,我通常偏爱那种叙事生动、史料鲜活的著作,比如能够清晰勾勒出古代漕运体系的兴衰,或者通过碑刻文献还原某座古城商业布局的书籍。这类作品能让人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仿佛能闻到历史的气息。然而,翻开这本“丛书”后,我发现它的语言风格是异常冷静且学术化的,几乎没有那种引人入胜的故事性叙述。它更像是一系列高度浓缩的学术论文的集合,充满了对既有研究范式的挑战与反思。我一直在寻找那种关于气候波动对农业社会产生具体影响的实例,或是某个特定地理单元在不同王朝间行政归属变化的详细考证,但这些具体的、可感知的历史地理细节在这本书中却成了次要的支撑材料,而非核心论点。这种“去叙事化”的处理方式,虽然保证了其学术的严谨性,却让习惯了故事线的读者感到一丝疏离和难以深入。它要求读者具备极高的专业背景,否则很容易在复杂的概念群中迷失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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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说,我对这本“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丛书”的期待,是看到一些新的考古发现如何被整合进我们对古代社会空间理解的案例。例如,新的水下考古成果对古代港口形态的修正,或者卫星遥感技术揭示出的古代灌溉系统的分布格局。我希望能看到这些前沿技术的应用如何具体改变了我们对过去地理环境的认识。然而,在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这本书的重点似乎完全避开了这种技术层面的应用展示。它没有具体的“成果报告”,没有“图版说明”,更没有对新近出土材料的详尽介绍。相反,它似乎沉浸于对“历史地理学作为一门学科应如何自我定位”这一元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种内向性的反思,虽然在理论深度上值得称赞,但对于期待获得新知识、新视野的普通读者来说,却显得有些曲高和寡。它更像是一份内部的、面向同行的理论研讨记录,而不是一本面向更广泛学术共同体的知识传播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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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书脊和装帧都透露着一种严肃和权威,这与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的声誉是匹配的。我一直很关注该中心在区域史研究上的贡献,特别是对长江三角洲或西南边疆地区历史演变的独特见解。我原以为这“第六辑”会集中展示某一个特定地域的深度个案研究,比如通过历史文献的细致比对,重构某段时期内山林资源的管理模式,或者分析特定族群迁徙与地形障碍之间的关系。但当我深入阅读后发现,这本书的论述范围极其宏大,它跳脱了任何具体的地理区域限制,更像是在探讨“何为地方性”、“如何构建空间叙事”这样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命题。它似乎在探讨一种“脱域的”历史地理学,即不依赖于任何具体的山水地貌,而是将其视为一种纯粹的文化或社会建构。这种处理方式,尽管具有极高的思想价值,却让我这个期待能从书中找到具体地域历史脉络的读者感到有些意犹未尽,好像在仰望一座理论的高塔,却看不见塔下蜿蜒流淌的河流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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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接触这套丛书,我的好奇心主要集中在“历史地理”这个标签上。在我以往的认知里,历史地理研究必然是地图、田野调查、地层分析的结合体,是对“空间”与“时间”交织状态的精细描摹。我本期待看到关于古代丝绸之路沿线绿洲的消长、不同朝代间边疆地区的划界标准如何受到地形制约的详尽分析。然而,这本书的阅读体验,却更像是在跟随一位哲学导师进行一场关于“历史本体论”的深度对话。它很少提及具体的山川河流名称,那些我试图寻找的明确地理坐标仿佛都被某种更宏大的概念所取代。文字的推演极其缜密,逻辑链条环环相扣,但讨论的落脚点似乎总是在“认知结构”、“叙事构建”这些偏向理论建构的领域。这使得我不得不放慢阅读速度,因为每一个段落都要求我不仅仅是理解它说了什么,更要思考它为何这样说,以及这种“说”的方式本身意味着什么。这套书与其说是在“描述”历史地理现象,不如说是在“解构”我们理解历史地理的思维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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