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初的国会:晚清精英救国之谋1910-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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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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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ISBN:9787510833052
版次:1
商品编码:11591593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93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指出:“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很少如愿以偿,许多预期的目的在大多数场合都彼此冲突,相互矛盾,或者是这些目的本身一开始就是实现不了的,或者是缺乏实现的手段的。这样,无数的个别愿望和个别行动的冲突,在历史领域内造成了一种同没有意识的自然界中占统治地位的状况完全相似的状况。行动的目的是预期的,但是行动实际产生的结果并不是预期的,或者这种结果起初似乎还和预期的目的相符合,而到了最后却完全不是预期的结果。”
  1910-1911年间,满清资政院召开会议预备修宪,推动君宪政体,但结果却令国人失望,立宪派在绝望中改弦易辙,走向共和。
  虽然满清政权最终走向了崩溃,而资政院的精英们在政治、教育、财政、经济等诸多方面的顶层设计和治国理想,给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一笔可资借鉴的丰厚遗产。

作者简介

  李德林,著名财经作家,《证券市场周刊》编委、主编助理,“影响中国环宇传媒盛典年度经济报道”、“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最具影响力财经传媒人”等奖项获得者。2004年出版《德隆内幕》荣获该年度“最受中国企业家欢迎的十大商业图书”。著有《高盛阴谋》《暗战1840》《黄光裕真相》《干掉一切对手》《帝国之殇》《改革现场》等多部作品。

目录

序言:世间已无老佛爷
天字一号案(上)
天字一号案(下)
再见状元郎
新闻的界限
议会是江湖
泣血的国会(一)
泣血的国会(二)
泣血的国会(三)
泣血的国会(四)
辫子里的刀(上)
辫子里的刀(下)
昭雪六君子(一)
昭雪六君子(二)
昭雪六君子(三)
昭雪六君子(四)
致命的饥荒(上)
致命的饥荒(下)
亡国的股灾(一)
亡国的股灾(二)
亡国的股灾(三)
亡国的股灾(四)
亡国的股灾(五)
弹劾军机案(一)
弹劾军机案(二)
弹劾军机案(三)
弹劾军机案(四)
弹劾军机案(五)
天朝的预算(上)
天朝的预算(下)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天子一号案(上)
  1910年10月4日下午1点30分,资政院预备国会第一次议会开场。
  落座的议员们发现议长溥伦未到,整个会场开始骚动,议员们交头接耳。身为道光皇帝的曾孙,同治皇帝去世后,溥伦一度是最热门的皇位继承人,但在慈禧太后的操纵下,溥伦与皇位擦肩而过。1907年,清廷筹备资政院,慈禧太后为弥补溥伦政治上的损失,任命溥伦为资政院总裁。今天是资政院预备国会第一次审议国事,议长岂能缺席?
  资政院秘书长金邦平站起来,扫了一圈会场,示意议员们安静:“今日议长赴会议政务处会议要件,以故不能到会。”金邦平的话音未落,会场再次骚动,清廷当前第一要务就是宪政改革,宪政改革的头等大事就是资政院开预备国会,难道还有比预备国会更大的事发生了?在会场旁听的国际观察团瞠目结舌,面对一开场就乱哄哄的清廷预备国会不断摇头。
  议员们走进会场之时,遥远的欧洲塔霍河河口叛军如云,里斯本皇宫硝烟四起。10月3日,葡萄牙的两艘巡洋舰在共和党的鼓动下叛变,国王曼努埃尔二世下令里斯本卫戍部队镇压叛变军舰,可卫戍部队拒绝执行国王的命令,反而联合叛变的海军合围里斯本四周。10月4日清晨,叛变的巡洋舰开始炮轰皇宫,国王曼努埃尔二世逃亡英国伦敦。
  摄政王载沣第一时间收到了里斯本的情报,对于欧洲老派的彪悍君主王朝的覆灭,清执政精英们颇有兔死狐悲之感。庆亲王奕劻曾当面向慈禧太后提出过警告,宪政是“民之趋向”,“拂民意是舍安而趋危,避福而就祸”。尽管葡萄牙从1820年就开始实行君主立宪制,可在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下,国王依然是唯一的主宰,最终连里斯本的卫戍部队都抛弃了国王,站到了叛军一边。
  清执政精英们对里斯本的武装起义惶恐不安。里斯本起义前夕,民众纷纷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最终在共和党人的煽动下军队叛变。现在的清王朝正在重现葡萄牙的危机。1909年10月14日,大清帝国除新疆之外,全国二十一个行省成立了地方议会机构咨议局,这一天成了各界“为我国人民获得参争权之第一日”,舆论将咨议局看做“否极泰来,上下交通之气象”加以讴歌。整个国家笼罩在立宪派狂热的开国会喧嚣之中。
  张謇是地方议会的领袖,这位慈禧太后六十寿辰恩科状元于1909年10月14日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同一天,立宪派狂热分子汤化龙当选为湖北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当选为四川咨议局议长。一时间,“英才荟萃,海内震动”。清执政精英们万万没有想到,位于帝国东部、中部和西南的三位议长最终成了清政权的掘墓人。张謇在当选议长后,通电全国提议各省咨议局联合起来,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
  慈禧太后去世之前已经签署命令,预备立宪以九年为限,1909年召开各省的立宪会议,1910年召开全国立宪会议,1917年召开国会。但各地咨议局的议员们对开国会已经迫不及待,张謇的提议一出,各地纷纷响应,均派出代表到上海共商赴京请愿大计。1909年12月8日,长沙修业学校教员徐特立听闻长沙代表启程赴上海,“乃觅刀自断左手小指,濡血写‘请开国会,断指送行’八字”,并托人将此血书转交代表。
  张謇领导的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第一次会议于1909年12月18日在上海召开,湖南代表罗杰、刘善渥展示了徐特立的血书,殷赤淋漓,字迹斑斓,与会代表无不感奋。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到达北京,由直隶代表孙洪伊领衔,列队向都察院呈递联名请愿书,要求“期以一年之内召集国会”。并向一些王公大臣分别呈交请愿书副本,希望能够得到他们的赞助。
  1910年1月20日,请愿国会代表团的请愿书由都察院呈递到摄政王载沣手上。请愿血书深深地刺激了载沣,全国的民众对宪政的热情犹如岩浆喷薄而出,一旦答应了请愿团提前召开国会的请求,朝廷的威信将受制于民众。更重要的是中央货币、财政改革均未有效推进,一旦国会召开,国家推行君主立宪政体,没有统一的货币和强有力的财政保证,宪政的改革将成为国会各派政治势力的玩偶。
  载沣以慈禧太后的命令将开国会的请愿给挡回去了,各地的请愿代表们不断地在北京进行各种各样的集会,试图游说满蒙王公进谏摄政王早开国会。1910年1月30日,请愿代表们在北京公开成立了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凡是在1909年各省签名请愿者皆为会员,请愿速开国会同志会章程规定,非国会成立之日,同志会不得解散。令清执政集团恐慌的是同志会还号召会员鼓吹舆论,游说各种社会团体、民间组织,分头请愿。
  张謇作为国会请愿运动的发起人,连续在1910年4月、6月主持第二次、第三次请愿运动会议。徐特立的血书也被印成红色传单,分送各省流传。各地不断出现血书请愿,将血书“以购国会,国会乎,政党乎!血乎!”邮寄请愿代表。爱新觉罗王朝龙兴之地的东三省请愿团更是泣血高呼:“东三省在帝国主义侵略下,今年疆界日蹙,权利日亡,财力日竭,人心日变的迫切情形,之处九年立宪之期,万难以从容以待。”
  东三省请愿团的哭泣令远在柏林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都愤愤不平,他怒斥载沣为首的清执政精英“荒唐”,放任日俄两国霸占东三省,“他不知道吗?它是属于他们的,他们皇朝的发祥之地”,威廉二世怒斥日俄在东北的行为简直就是“强盗们的分赃”。威廉二世大骂不赞成中国进行迅速改革的日本“无耻”,日本担心北京国会一开,影响自己在满洲的利益。
  皇朝的发祥地都落入日俄之手,满蒙执政集团已经成了国际上的笑料。现在国内的民众在各地咨议局的鼓动下请愿不断,各地咨议局还组织进京请愿团,督请中央早日立宪。清执政精英们发现,士绅精英云集的咨议局正在成为新的权力中心,他们逐步架空了地方督抚们的实权,地方督抚为了自己的利益同咨议局纷争不断,导致民众同政府离心离德,地方督抚为了转移地方矛盾绑架中央,一旦中央不能满足地方的要求,里斯本的悲剧将在北京上演。
  ……

前言/序言

  序言:世间已无老佛爷
  慈禧太后内心崩溃的最后一刻,将清朝的权杖交到了年轻的摄政王载沣手上。
  慈禧太后将政权交到摄政王手上时,整个国家的经济已经恢复到鸦片战争之前的水平,年均一亿两千万两白银的出超贸易扭转了帝国经济七十年的出口颓势。预备立宪更是慈禧太后留给摄政王消弭国内各派势力分歧的最大政治遗产。
  身为皇族宗室,年轻的摄政王是幸运的。但是,他没有多尔衮那样的定夺之功,更无多尔衮那样的开创伟业,清朝的掌权者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将国家托付给了这位毫无尺寸之功的年轻人。
  二十五岁的载沣以摄政王执政亮相国际舞台之时,成为当时全球最有权势的“80后”,西方的舆论一片欢腾,将这位年轻人誉为“初升的太阳”,夸赞摄政王身居九重却有着国际视野。没错,在罢黜政治强人袁世凯后,摄政王的执政集团中皇族少壮派成了主角,他们都拥有留洋的背景,他们在政治、军事、财政等诸多方面都有现代化视野。以梁启超为首的改革派对摄政王寄予厚望。
  摄政王柄国之初,传统的士大夫已经成功地向现代精英转变,以梁启超为首的改革派在立宪的旗帜下如火如荼地进行改革的顶层设计,北京城的亲贵们奔走于改革派之门。改革的精英们不断地触碰帝国的政治红线,试图通过渗透意识形态进行柔性的政治体制改革。改革犹如一锅煮沸的水,无论是朝堂枢臣,还是贩夫走卒,对摄政王的执政集团充满信心。一度对革命信心满满的孙中山,在一次次城市暴动失败后,面对摄政王执政集团的改革新气象,都只能默默地在美国人的餐厅端盘子。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的一声枪响,在美国餐厅里看到报纸的孙中山没有任何的兴奋之感,他领导了太多次这样的城市暴动。在孙中山看来,武昌城的新军暴动很快就会被载沣的新军镇压。孙中山遗忘了一个重要的军事情报,武昌起义的那一天,摄政王直接控制的军队正在北方小镇滦州进行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武昌那个被推为第一位共和国都督的黎元洪,这之前曾率领湖北的两营兵马参加了滦州秋操。
  孙中山错了。
  武昌城的枪声成了推倒清政权的多米诺骨牌,各路流亡海外的革命党星夜兼程回国,紫禁城的御前会议却在为谁南下平乱争吵不休。摄政王望着慌乱的皇族少壮派长叹不止,狡黠的庆亲王奕劻已经暗中调动北洋新军拱卫自己的宅邸。一夜激烈的争吵过后,由有德国军方势力支持的陆军大臣荫昌乘火车南下武昌,可是在武昌郊外,他就被百多名下地干活的农民给吓得肝胆俱裂,急令火车向北开。
  武昌城的硝烟正浓之时,北京城的资政院精英们纷纷登台,谴责铁路国有的罪魁祸首——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一份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的文件送到了摄政王的手上。可一切都晚了。大思想家严复议员的大清国歌还没有来得及奏响,大清王朝崩溃了。在汉江上远望硝烟滚滚的武昌城,刚刚经过滦州秋操的摄政王军队,他们拥有德国最新的军事装备,却在手持汉阳造的湖北新军面前兵败如山倒。清朝的状元巨商、宪政改革领袖张謇仰天长叹,他脑子里已经有了一篇华丽的清帝逊位诏书。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崩溃。
  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曾经出现过康乾盛世,在鸦片战争之后,也曾经试图通过经济改革来局部推动政治改革,昙花一现的同光中兴令不少的改革派看到了王朝的希望。1900年八国联军将清朝的最高执政者慈禧太后赶到了西安,预备立宪成了清执政集团重拾帝国荣光的希望。摄政王的皇族少壮派们这一次怎么未能灭掉武昌城的革命之火?谁将清政权推向了死亡的深渊?改革的精英们在政权垮台的前夕到底在干什么?
  一连串的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改革在清朝最后的五十年中已经成了主旋律,即便是世人认定最顽固的慈禧太后,无论是经济改革,还是像戊戌变法那样激进的政治改革,没有慈禧太后的首肯是难以推行下去的。慈禧太后在生命的最后一刻,留给摄政王的宪政遗产不仅没能消弭多股政治势力的分歧,相反成了分化摄政王执政集团的催化剂。利益集团丢尽了天朝的脸,让毫无政治智慧的摄政王成了权力的孤儿。
  一个时代的终结有千万个理由。我试图通过晚清改革精英们的系列救国韬略入手,洞见清王朝崩溃的根源,资政院成了最佳的视觉切入口。在武昌城枪响的一年之前,来自全国各地的政治精英们在北京资政院济济一堂,他们在北京的预备国会现场紧张地审查政治、军事、财政、意识形态等事关改革顶层设计的方案,在争吵中达成了共识,最终都送到了摄政王的案头,他们希望将慈禧太后的宪政遗产变成现实,让宪政之花在封建的土壤上盛开。
  改革就是一场利益的重组,尽管改革精英们的顶层设计犹如一把把钢刀,但既得利益集团们却在用手中的权力捍卫着他们的利益。可是,由德国军械装备起来的摄政王军队难掩王朝的虚弱。摄政王的执政集团内部党阀森森,试图通过军事、经济改革来推动全面立宪改革的摄政王,疲于七党暗斗,被执政集团七党和国际势力搞得内外交困。
  世间已无老佛爷。年轻的摄政王无力调和各大政治势力的分歧,无论是纷争不断的资政院,还是明争暗斗的紫禁城,摄政王犹如一具木偶,只是在枢廷之上陪着他的小儿子看令他厌倦的宫廷闹剧。
  既得利益集团们拒绝在最后一刻向宪政改革让步。曾经试图通过自上而下进行宪政改革的精英们,最后只能擦干脸上的泪水,投向共和的怀抱。
暮云低垂:辛亥前夜的社会图景与思想脉络(1900-1911) 本书旨在深入剖析1900年至1911年间,中国社会在剧烈动荡中酝酿的复杂思潮、底层变迁及精英群体的多元抉择。此阶段是中国传统帝国体制瓦解与现代国家构建初期激烈碰撞的十年,其复杂性远超单一的政治事件所能涵盖。 第一部分:帝国黄昏下的社会肌理 本书首先对庚子事变后的中国社会结构进行细致的描摹。我们不再仅仅关注京畿的权力真空,而是深入到地方社会,特别是华中、华南地区,考察传统士绅阶层在“新政”冲击下的分化与重塑。 一、商业阶层的崛起与诉求的萌芽: 新政推行中,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涌现出第一批具有现代商业意识的企业家群体。本章详述了他们如何通过商会、实业公所等半官方组织,逐步将经济诉求转化为政治话语。重点分析了他们对保护私有财产、统一货币、建立规范化法律体系的迫切需求,以及这种需求与传统官僚体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我们通过对上海、天津、广州等地商业公文和私人信函的梳理,展现了商业精英们在“忠君”与“爱国”之间摇摆的内心挣扎。他们是新政最直接的受益者,但也最先感受到体制的僵化。 二、教育革命的异化效应: 新式学堂的普及,培养了一批接受西方或日本教育的青年知识分子。本书着重探讨了教育革命带来的“双重断裂”:与传统儒家伦理的断裂,以及与地方宗族关系的疏离。这些受过新式教育的群体,许多人并非直接参与革命党活动,但他们对现有官僚体制的低效与腐败抱有强烈的批判精神。他们构成了舆论场的中坚力量,通过报刊、译著,悄然改变着公众对“国家”与“主权”的理解。我们特别关注了留学生群体在东京、上海等地组织学习社团的活动,这些社团侧重于思想启蒙而非直接的军事部署。 三、民间信仰与社会动员: 在权力真空的地带,传统民间组织,如会党、秘密社团,并未完全消亡,而是以新的面貌渗透到社会动员之中。本书区别于传统史学对会党的片面妖魔化或过度浪漫化,考察了他们如何利用宗教情感和传统的互助网络,在乡村动员中发挥作用,尤其是在地方治安的维护和反抗胥吏盘剥的行动中。这种深层的社会动员力量,为后来的政治变局提供了庞大的潜在参与基础。 第二部分:思想的激流与观念的更替 1900至1911年,是中国思想史上一个极其活跃的“熔炉期”。各种输入和本土化思潮相互碰撞,形成了复杂的思想图景。 一、国家观念的重塑:从“天下”到“国民”: 本书深入辨析了“国家”概念在中国知识分子心中的演变。梁启超的“新民说”无疑是核心,但我们更关注其他声音的补充与制衡。例如,严复对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引入,如何被用来论证改革的紧迫性;以及保皇派知识分子,如早期康有为的追随者,如何试图在维护君主的前提下,构建一种基于“义务”和“公民权”的现代国家认同。这种对“国民性”的探讨,是理解政治变革深层动力的关键。 二、自由与秩序的张力: 在学习西方政治体制时,“自由”与“秩序”的矛盾贯穿始终。立宪派对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推崇,本质上是对在不彻底破坏社会结构的前提下实现政治参与的渴望。他们担忧激进的共和主义会导致社会失序与列强入侵。本书细致梳理了立宪派与革命派在“渐进”与“激进”路线上的争论,这种争论不仅发生在海外,更体现在国内省咨议局的辩论中。议员们在讨论地方自治权和中央集权度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界定未来中国的权力边界。 三、革命思想的本土化解读: 辛亥革命的理论基础固然来自西方,但其传播和接受过程充满了本土的适应。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特别是民权主义,在中国特定语境下的解释,使其更贴近民众对反抗压迫的朴素愿望。我们分析了革命党人如何利用民间禁书、秘密小册子,将复杂的政治纲领转化为易于理解的“排满”、“均产”等口号,从而完成对底层社会的情感动员。 第三部分:体制内外的博弈与失焦 新政的推行,并未如预期般巩固清廷的统治,反而暴露了其结构性弱点,加速了权力的下移。 一、地方督抚的半独立化倾向: 在镇压义和团和地方叛乱的过程中,袁世凯、张之洞等汉族重臣的军事和财政权力急剧膨胀。本书分析了这些实力派如何利用“督办”权限,在财政上独立于中央(例如设立地方税收系统),并开始培养自己的新式军事力量(如新军)。这种“中央疲弱,地方坐大”的趋势,为日后清廷的覆灭埋下了结构性的隐患。 二、军事现代化与政治忠诚度的悖论: 新军的建立本是强国之本,但由于其训练和物质待遇优于旧式军队,军官群体产生了强烈的阶层认同和职业自豪感。在清末,这些新军军官的忠诚对象首先是他们的上级和自己所效忠的“新事业”,而非遥远的朝廷。我们考察了武昌起义前夕,新军内部的士官生与教会学校毕业生的思想交流,揭示了军事力量如何从“维护秩序的工具”转变为“颠覆秩序的主体”。 四、立宪运动的“最后一搏”: 本书对“皇族内阁”的组建及其引发的后果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这不仅仅是一次政治失误,而是清政府放弃与新兴士绅阶层合作的明确信号。立宪派从体制内的改革者,迅速转变为体制外的重要反对力量。我们通过对资政院辩论的记录,展现了他们如何从“乞求改革”转向“要求权力”,为辛亥年的政治真空期准备了成熟的政治精英。 结语:预示的未来 1911年是一个断裂点,但其所有基础都在前十年打下。本书通过对社会、思想、地方权力结构的层层剖析,意在展现一个多线索、多层次的晚清社会。那时的中国,既充满了对现代化的渴望,也承载着数千年未解的结构性矛盾。所有的努力与挫败,都汇聚成一股不可逆转的洪流,指向一个全新的开端。本书力求提供一个更具纵深感的历史视角,理解这场变革的复杂成因与深远影响。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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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的叙事视角非常独特,它巧妙地避开了宏大叙事中常见的英雄主义和脸谱化处理,而是聚焦于晚清末年那群在时代洪流中挣扎、思索的知识分子和官员群体。阅读过程中,我仿佛置身于历史的迷雾之中,观察着他们如何在一个摇摇欲坠的旧体制内,试图用“体面”的方式寻求变革。作者对当时政治生态的描摹细致入微,无论是朝堂上的龃龉,还是私下的密谋,都展现出一种近乎纪录片般的质感。尤其引人深思的是,书中对“救国之谋”的探讨,并非简单地罗列出清末的各种政治派系及其主张,而是深入挖掘了这些精英们在面对“西学东渐”与“祖制难移”之间的思想张力。他们的每一步决策,都充满了矛盾与权衡,既想保住清室的尊严,又深知不变革便无以存续。这种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智慧与无奈,被作者以一种冷静而富有同理心的笔触刻画出来,让人读后久久不能平静,对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所承受的巨大历史压力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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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成功地将“晚清精英”这一群体从历史的边缘拉回到了中心舞台,展现了他们在面临王朝倾覆时的精神困境和政治实践。它并非简单地讲述“革命”的发生,而是深入剖析了“革命前夜”的思潮与博弈。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描述那些精英阶层在面对“改革失败”后的心理变化时所展现的细腻笔触。那种从“寄希望于体制内改良”到“最终绝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一系列失望、自我怀疑和最终决断的复杂心路历程。阅读这本书,就像是进行了一次深度的心理侧写,它让我们得以理解,为什么在那个特定的历史关口,即使是再有远见的知识分子,也难以找到一条完美无瑕的“救国”路径。它提供了一个理解历史深层动力的独特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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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叹的是作者对细节的掌握与考据的严谨性。这本书读起来完全不像是一本严肃的历史专著,反而更像是一部情节跌宕起伏的政治惊悚小说,但其情节的真实性却无可置疑。我特别欣赏作者如何通过对档案、私人信札甚至一些地方志的交叉比对,重建起一个极具现场感的“幕后世界”。那些在光绪末年逐渐浮出水面的、试图以渐进方式推动宪政的改良派士绅,他们的每一步试探、每一次与顽固派的周旋,都被描绘得淋漓尽致。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他们那种“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巨大心理负担。书中对“国会”这一概念在当时语境下的复杂解读,也颠覆了我以往的刻板印象——它不仅是西方的政治舶来品,更是晚清精英们试图用传统儒家伦理来重新包装和消化的一个政治工具。这种对历史概念进行深度语境化的处理,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学术价值和阅读趣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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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节奏把握得极好,它仿佛带着读者进行了一次高强度的“沉浸式体验”。从历史的开端,到最终的爆发点,时间跨度虽然集中,但信息密度却恰到 গৌ。不同于一些侧重宏观政治格局的论述,此书更像是从“微观的齿轮”入手,去映射“宏观的机器”是如何在压力下运作并最终失灵的。我尤其关注到作者对精英群体内部不同派系间微妙关系的处理,比如立宪派与激进派之间那种时而合作、时而猜忌的复杂互动,这使得历史的进程不再是单一直线的,而是充满了岔路和回旋。每一次关键会议的场景重现,都充满了张力,仿佛能听到当时空气中弥漫着的焦虑与希望的混合气息。它让我明白,历史的转折往往不是由某一个伟人一锤定音,而是由无数个关键时刻中,无数个精英阶层成员的集体决策与误判所共同塑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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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晚清史抱有浓厚兴趣的读者,我必须赞扬这本书在语言运用上的克制与精准。作者没有陷入华丽辞藻的堆砌,而是选择了最贴合史实的、略带古朴感的现代汉语来重构历史场景。这种冷静的叙事风格,反而让历史的悲剧性更加凸显。它没有直接评判这些“救国之谋”的成败,而是将判断权交给了读者。我自己在阅读过程中,不断地在“历史的必然性”与“个体的能动性”之间摇摆。那些曾被视为“保守”的举措,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或许是唯一能被接受的妥协;而那些被寄予厚望的“制度设计”,最终却成为了加速旧秩序崩溃的导火索。这种历史的悖论感,是本书留给我最深刻的印象,它教会我用更复杂的眼光去看待任何一场社会转型期中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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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给后来的中国留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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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德林老师的书没的说 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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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李德林风格,有些故弄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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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阅读,了解真正晚清的精英在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巨变中的反省自查,有过的坎坷与曲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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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很优惠,书很不错,希望活动的书籍能够更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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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作者在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的讲座才决定去买 好好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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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看好看好看好看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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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李德林风格,有些故弄玄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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