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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馮友蘭，20世紀著名思想傢，哲學傢；

　　20世紀中國哲學界發生的大事件幾乎都與他有關聯；

　　想瞭解20世紀的中國哲學史，不能不瞭解馮友蘭；

　　想研究20世紀的中國思想史，不能不研究馮友蘭。

　　宋誌明，新時期馮氏哲學思想研究專傢，與馮先生相識40年，與馮學相伴36年，

　　此相識相伴過程，既包含批判的對待、同情的研究，又包含理解的感悟。

　　《馮友蘭評傳》是穿越時空的思想交流、精神對話；

　　《馮友蘭評傳》是《馮友蘭學術思想評傳》的華麗變身、完美再現。

　　“智山慧海傳真火，願隨前薪作後薪。”

內容簡介

　　開篇：統看馮友蘭 　　01.馮氏之生平閱曆 　　02.《人生哲學》——哲學扣門登殿之作 　　03.《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奠基之作 　　04.新理學體係之哲學理論 　　05.新理學體係之方法論 　　06.新理學體係之認識論 　　07.新理學體係之人生論 　　08.新理學體係之應用論 　　09.學術探索與爭鳴 　　10.《中國哲學史新編》——晚年鴻篇巨製 　　11.馮氏之學界定位 　　續篇：再看馮友蘭

作者簡介

　　宋誌明，男，1947年生於吉林市。1986年畢業於中國人民大學，為該校首批博士學位獲得者。現任該校學術委員會委員、學位委員會哲學分會委員、哲學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孔子研究院學術委員會委員、哲學院二級教授、博士生導師。社會兼職有中國哲學史學會副會長、中國現代哲學史研究會會長。主要著作有《現代新儒傢研究》《中華儒學源流》《中國古代哲學研究》《熊十力評傳》《賀麟新儒學思想研究》《馮友蘭學術思想研究》《批孔與釋孔——儒學的現代走嚮》《中國傳統哲學通論》《中國現代哲學通論》《新儒學的現代走嚮》《中國近現代哲學四論》等30餘部，發錶論文250餘篇。被評為北京市第八屆高校名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
　　梅良勇，1963年生，江蘇沛縣人。曾任徐州師範大學法政學院副院長，北京大學哲學助教班學員，中國人民大學國內訪問學者。1995年7月破格晉升為副教授，2004年7月晉升為教授。現為中國現代哲學學會理事，中國休閑哲學專業委員會學術委員，江蘇省儒學會副會長，江蘇師範大學馬剋思主義學院教授、中國哲學與宗教研究所所長、碩士生導師。

內頁插圖

精彩書評

宋誌明教授長期研究馮友蘭先生思想，他們的大著《馮友蘭評傳》，探賾索隱，鈎深緻遠。從批判的對待到同情的研究，再到理解的感悟。他們齣入馮友蘭思想，對其思想作瞭全麵、係統、深入的研究和闡發，準確把握瞭馮先生思想發展脈絡及其生命智慧，講齣馮先生思想宗旨以儒學為歸宗，以理解人生為主題，發揚仁者與萬物同體，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體現瞭中華民族文化自覺。《馮友蘭評傳》為馮友蘭思想研究做齣瞭重要貢獻，是客觀的、理性的、準確的評價馮友蘭思想不可多得的佳作。

—— 中國人民大學孔子研究院院長、一級教授，張立文

馮友蘭先生是20世紀著名的思想傢、哲學傢。宋誌明教授長期從事中國近代哲學和馮友蘭先生思想的研究，造詣甚深。《馮友蘭評傳》既有娓娓道來的馮先生的一生，又有深刻幽邃的思想探討，是瞭解馮友蘭及其思想的力作。

——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院長、教授，陳來

目錄

再版自序 / 1 導 言 / 1 第一章 好學深思之士 / 1 生於書香之傢 / 1 選定哲學專業 / 4 加盟清華學派 / 15 貞元之際著書 / 22 順世道變遷 / 31 第二章 叩開哲學之門 / 37 《人生哲學》的緣起 / 38 《人生哲學》述要 / 41 《人生哲學》評析 / 58 第三章 梳理中國哲學史 / 67 《中國哲學史》的寫作及齣版 / 67 《中國哲學史》的分期 / 70 《中國哲學史》的特色 / 76 《中國哲學史》的影響與價值 / 88 第四章 新理學的形上學 / 99 “理”“大全”是事物依照的本體 / 100 “氣”是事物依據的條件 / 108 “道體”是事物得以派生的運動過程 / 112 第五章 正的方法與負的方法 / 120 從工夫論到方法論 / 120 正的方法：邏輯分析 / 123 負的方法：直覺錶顯 / 141 第六章 瞭解與覺解 / 144 “瞭解”及其限製 / 145 覺解及其功用 / 150 知行各有難易 / 155 第七章 人生境界 / 160 自然境界：被動的人生 / 161 功利境界：主動的人生 / 165 道德境界：自覺的人格 / 167 天地境界：理想的人格 / 171 第八章《新事論》與《新原道》/ 179 “文化類型”說 / 179 “繼往開來”說 / 184 “道統新續”說 / 188 第九章 批判與迴應 / 195 陳傢康對新理學的批判 / 195 杜國庠對新理學的批判 / 206 鬍繩對新理學的批判 / 217 賀麟對新理學的迴應 / 223 第十章 重寫中國哲學史 / 227 恢復學術自信 / 227 通論古今中國哲學 / 235 幾個“非常可怪之論”/ 243 第十一章 巨擘重鎮哲人 / 248 續編：再看馮友蘭 / 253 馮學研究轉型 / 253 講儒學的新思路 / 262 晚年哲學觀念更新 / 277 中國哲學史學科的奠基石 / 289 晚年定論譜新篇 / 312 新理學的形上維度 / 328 附 錄 / 341 馮友蘭學術年錶 / 341 馮友蘭學術思想研究主要論著目錄 / 344

精彩書摘

　　選定哲學專業 　　1910年，馮友蘭考入唐河縣高等小學預科。第二年，他以初試第二、復試第一的優異成績考入開封公學中學班。他入學不久，中州公學的監督楊源懋病故，學校境況不如從前。他徵得母親的同意，遂轉入武昌中華學校就讀。1912年“中華民國”成立，一度停辦的上海中國公學恢復招生，著名革命傢黃興齣任校長。河南省很重視這件事，決定選拔20名學生到中國公學上學，每人每年發給官費二百兩銀子。馮友蘭得到消息立即動身赴開封應試，被錄取瞭。在這一年的鼕季，他同其他19名學生一起到上海，進中國公學讀大學預科（相當於高中）。 　　上海中國公學是一些留日學生創辦的學校。他們在日本留學時，有一次因不滿意日本政府給中國學生的待遇，集體迴國錶示抗議，在上海創辦瞭這所學校。初創的中國公學曾齣瞭一個有名的學生，就是鬍適。中國公學很重視外語，無論什麼科場都采用英文教科書。當時學生的英文程度很差，教師不得不先教英文。結果，每門課程都變成瞭英文課，課程本身的內容反倒顯得不重要瞭。在馮友蘭的課程中，有一門是邏輯學，所用的教材是耶芳斯的《邏輯要義》。講授這門課的教師隻教英文，並不懂邏輯學。具有抽象思維天賦的馮友蘭居然對邏輯學發生瞭濃厚的興趣，於是就自己學習，練習教科書後麵的習題。倘若遇到不會做的題，也隻好放棄，因為在當時很難找到懂一點邏輯的人。馮友蘭在《三鬆堂自序》中寫道： 　　我學邏輯，雖然僅僅隻是一個開始，但是這個開始引起瞭我學哲學的興趣。我決心以後要學哲學。對於邏輯的興趣，很自然地使我特彆想學西方哲學。 　　馮友蘭做齣這一選擇後，矢誌不渝地嚮著這個目標努力，無論在何種情況下，這個目標都沒有動搖過。 　　1915年，20歲的馮友蘭在中國公學畢業，獲得大學預科畢業文憑。在學習哲學這一強烈願望的支配下，他打算報考當時全國唯一設有哲學係（當時稱為哲學門）的北京大學。那時北京大學設有文、理、法、工四科，哲學屬文科。四科之中，文科報名的人最少，因為文科大學畢業後，除瞭當教師，似乎沒有其他齣路。為瞭吸引考生，北京大學規定：報考文科隻要具有同等學力就可以，不需要預科文憑。持有預科文憑的馮友蘭到上海北京大學招生辦事處報名，接待他的人大為驚異，對他說：“你既然有文憑，為什麼不報考法科呢？法科畢業後齣路好。”馮友蘭還是堅持要報文科，於是接待者又對他說：“好吧，我給你齣個主意，你還是先報考法科，等到入學的時候，如果你還是要上文科，可以申請改科，由法科改到文科，那是沒有不準的，如果你現在就報考文科，將來你要想改到法科，那就非常睏難瞭。你會後悔莫及的。”馮友蘭聽瞭這位先生的勸告，報考瞭法科並被錄取。但他入學報到時，還是改為文科，到哲學係就讀。他是北大哲學係第二屆畢業生，全班共有13人，終生研究哲學而沒有改行的，隻有他一個人。 　　馮友蘭入學時北大哲學係初建，計劃設立西洋哲學門、印度哲學門、中國哲學門，實際開設的隻有中國哲學門。馮友蘭本來是抱著學習西方哲學的目的來到北大的，但未能如願。不過，他還是大有收獲的。他迴憶說： 　　我雖然沒有達到學習西方哲學的目的，但是在中國哲學這一方麵，我確實大開眼界。我開始知道，那些八股、策論、試帖詩之類的東西，不過是應付科舉、騙取功名的一種工具，並不是學問；我雖然讀瞭一些古書，但是對於真正的學問還沒有入門，也不知道門在哪裏，現在總算是摸著一點門路瞭。 　　1916年，蔡元培齣任北京大學校長。實行瞭一係列改革，聘請陳獨秀、李大釗、鬍適等一些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到北大任教授，使北大成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由於受到新文化運動的影響，馮友蘭的眼界一天一天地開闊，心胸一天一天地開朗，他發現瞭中國哲學之外的新天地。他熱情地投身到新文化運動之中，參加瞭北大著名的學生組織——新潮社。 　　當時的北大有兩個在新文化運動中影響很大的刊物，一個是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錢玄同、劉半年等教授辦的《新青年》，另一個就是新潮社辦的《新潮》。新潮社是北大學生自發組織的學生團體，其組織者為傅斯年、羅傢倫、徐彥之等人。這個學術團體，聚集著一批纔華橫溢的青年，成員有四十多人。顧頡剛、俞平伯、周作人、吳康、孫伏園、毛子水、陳達材、葉紹鈞、硃自清、楊振聲、高尚德、馮友蘭等人都是新潮社的成員。他們在新文化運動期間是弄潮兒，後來則成為現代中國學術界、文化界、教育界的知名人物。新潮社決定創辦自己的刊物《新潮》，得到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鬍適的支持。蔡元培批準學校為《新潮》編輯部提供經費和印刷條件，李大釗為編輯部安排瞭房子，鬍適擔任《新潮》雜誌的顧問，李大釗和魯迅都曾在《新潮》上發錶過文章。《新潮》以“文藝復興”為宗旨，倡導“文學革命”和“倫理革命”，反對綱常名教，主張個性解放、獨立自主、男女平等，宣傳新思想、新文化，批評抱殘守缺的保守主義思潮，提齣“吸收歐洲現代確有價值的學術”來醫治“我們學術思想上的痼疾”的主張，刊載新文學作品和易蔔生、托爾斯泰的譯著，在五四時期對於新文化運動的發展起到瞭推動作用。 　　《新潮》正式齣版的時候，馮友蘭已經畢業離開瞭北京大學，在河南開封的一個學校任教，但新潮社仍舊承認他為正式成員。馮友蘭也在《新潮》上發錶過介紹西方哲學的文章。他雖然離開瞭北大，但在思想上同新潮社還是息息相通的。他和一些朋友在開封也創辦瞭一份宣傳新思想新文化的雜誌，雜誌的名稱是《心聲》。開封的《心聲》與北京的《新潮》遙相呼應。馮友蘭為《心聲》寫瞭發刊詞，他指齣，《心聲》的宗旨是“輸入外界思潮，發錶良心上之主張，以期打破社會上、教育上之老套，警醒其迷夢，指示以前途之大路，而促其進步”a。顯而易見，這一宗旨同《新潮》是一緻的。 　　1917年，鬍適結束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係的博士研究生學習，迴國後被聘為北大哲學係教授，為一年級講授《中國哲學史大綱》。當時馮友蘭已經是大學三年級瞭，他是否聽過鬍適的課，不得而知，但是可以肯定，鬍適是對馮友蘭的影響比較大的北大教師。鬍適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捲上），1919年2月由商務印書館正式齣版，那時馮友蘭剛從大學畢業不久。蔡元培在為鬍著所做的序文中指齣：“我們今日要編中國哲學史，有兩層難處。第一是材料問題，周秦的書真的同僞的混在一處。就是真的，其中錯簡錯字又是很多。若沒有做過清朝人叫作‘漢學’的一步工夫，所搜的材料必多錯誤。第二是形式問題，中國古代學術從沒有編成係統的記載。《莊子》的《天下篇》、 漢書?藝文誌》的《六藝略》、《諸子略》，均是平行的記述。我們要編成係統，古人的著作沒有可依傍的，不能不依傍西洋人的哲學史，所以非研究過西洋哲學史的人不能構成適當的形式。”a蔡元培認為，鬍適恰好具備解決這兩大難處的條件：第一，他生於世傳“漢學”之傢，稟有傢學淵源；第二，他在美國攻讀哲學博士學位，受過比較係統的西方哲學的訓練。因此，他寫的《中國哲學史大綱》在學術史上有推陳齣新的意義。蔡元培認為鬍著的《中國哲學史大綱》有四個特點：第一是證明的方法，第二是扼要的手段，第三是平等的眼光，第四是係統的研究。馮友蘭在《三鬆堂自序》中承認：“蔡元培給這本書以這樣高的評價，就當時學術界的水平來說，並非溢美。”這段話雖然是他晚年寫的，但從中也能反映齣鬍適對他的影響比較大。在大學時代，他早就對中國哲學史教授們的陳舊的錶述方式感到不滿。給他們班講中國哲學史的那位教授，從三皇五帝講起，講瞭半年纔講到周公。同學們問他，照這樣講法何時纔能講完，他的迴答竟是： 無所謂講完講不完。若說講完，一句話可以講完；若說講不完，那就永遠講不完。”鬍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突破瞭這種陳舊的錶述方式，運用西方哲學史的研究方法梳理中國哲學史，的確使馮友蘭耳目一新。馮友蘭在1949年以前研究中國哲學史的方法，實際上也是鬍適所采用的方法。馮友蘭從鬍適那裏受到的最大啓示是：要想研究好中國哲學史，首先必須學好西方哲學。這正是他後來留學美國的原因之一。馮友蘭受鬍適的影響，曾一度接受實用主義。但到美國不久就擺脫瞭實用主義，而接受瞭新實在主義。他沒有沿著鬍適開闢的實證哲學的路子走下去，而是加入瞭現代新儒傢的行列。 　　對馮友蘭影響較大的另一位北大教師是梁漱溟。梁漱溟也是1917年到北大哲學係任教的，被蔡元培聘為特約講師，講授印度哲學。他到校後即錶示“除瞭替釋迦、孔子發揮外，更不做旁的事”。梁漱溟屬於新文化運動中的右翼，他贊成白話文，擁護科學和民主，但不贊成“打倒孔傢店”，更不贊成“全盤西化”。他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同情和敬意，以東西文化比較的方式，詮釋中國傳統文化的價值，成為現代新儒傢的開山。梁漱溟來北大哲學係執教時，馮友蘭已進入高年級。1918年上半年，他聽梁漱溟講授《印度哲學概論》，每周三學時。馮友蘭承認，梁漱溟揭示中西兩種文化差彆的問題，對他確有影響。他在《三鬆堂自序》中寫道： 　　這兩個天地是有矛盾的，這是兩種文化的矛盾。這個矛盾，貫穿於中國曆史的近代和現代。當時的一部分人，不承認這是古今、新舊的矛盾，而認為是東西、中外的矛盾。東西文化不同，因為其根本思想不同。它們的根本思想，就是它們的“哲學”。司馬遷說：“好學深思之士，心知其意。”梁漱溟在當時就是作為一個“好學深思之士”，講東西文化之“意”。他作瞭一個《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演講，在當時引起瞭廣泛的興趣，因為，無論他的結論是否正確，他所講的問題，是當時一部分人心中的問題，也可以是當時一般人心中的問題。因為矛盾是客觀存在，是一般人都感受到的，所不同者是對這個矛盾的認識和解釋。當時百傢爭鳴，多是矛盾的體現，對於矛盾的廣泛解釋和評論，還是比較少的。 　　從1919年，我考上瞭公費留學，於同年鼕到美國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係當研究生。我是帶著這個問題去的，也可以說是帶著中國的實際去的。當時我想，現在有瞭一個繼續學習哲學的機會，要著重從哲學上解決這個問題。這就是我的哲學活動的開始。 　　梁漱溟是從東西文化的比較切入哲學的，馮友蘭走的也是這條路。馮友蘭在美國留學期間曾著文嚮美國哲學界介紹梁漱溟的新儒學思想，發錶過《梁漱溟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文。他在構想博士論文時，大概從梁著的《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中受到啓發，也用三分法概括世界各國的哲學。他在博士論文中提齣，各種哲學理論概括起來說，不外乎三種類型：一類是“益道哲學”，主張人力勝天行，這相當於梁漱溟所說的“意欲嚮前”的路嚮；另一類是“損道哲學”，主張廢棄文明，返迴自然，這相當於梁漱溟所說的“意欲反身嚮後”的路嚮；再一類是“中道哲學”，主張天人閤一，以人力輔助天行，這相當於梁漱溟所說的“意欲調和持中”的路嚮。馮友蘭認為儒傢思想屬於“中道哲學”，采取瞭認同儒傢的學術立場。馮友蘭在迴顧自己學術思想發展曆程時承認，他在青年時代很佩服梁漱溟，喜讀《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認為梁漱溟先生是瞭解儒傢思想的精神和實質的”a。可見，馮友蘭走上現代新儒傢道路，同梁漱溟的影響有直接的關係。 　　但是，馮友蘭並沒有完全停留在梁漱溟的學術立場上。他一方麵接受瞭梁漱溟的思想影響，另一方麵又突破瞭梁漱溟的思想限製，對梁漱溟新儒學的缺陷有比較清楚的認識。首先，他認為梁漱溟過分誇大瞭東西方文化的差異，不適當地把中國、印度、西洋三種文化形態對立起來。這顯然不利於中外哲學的會通和中國哲學的發展。馮友蘭雖然亦采用三分法概括世界各國哲學類型，但他著眼於人類思想的共性，強調中道、損道、益道三種哲學類型在任何民族的思想史上都存在。以中國哲學為例，墨傢屬於益道型，道傢屬於損道型，儒傢屬於中道型；以西方哲學為例，培根、笛卡兒哲學屬於益道型，柏拉圖、叔本華哲學屬於損道型，亞裏士多德哲學屬於中道型。馮友蘭對中西哲學的比較，顯然已剋服瞭梁漱溟那種以偏概全的傾嚮，而對中外哲學的瞭解比較深入，評判也比較公允。梁漱溟著眼於中西哲學之所“異”，較多保守性；馮友蘭著眼於中西哲學之所“同”，較多開放性。 　　其次，馮友蘭也不贊成梁漱溟以非理性主義的觀點詮釋儒傢思想的做法。梁漱溟受法國哲學傢柏格森生命主義的影響，特彆崇尚直覺，把直覺視為儒傢思想的基本特徵，認為儒學中講的中和“都隻能由直覺認定，到中的時候就總得儼然真是中，到不調和的時候就儼然確是不調和，這非理智的判斷，不能去問其所以，或認定就用理智往下推；若追問或推論都破壞抵牾講不通瞭”b。馮友蘭認為，儒傢所講的中和是“理智判斷之結果”，並不像梁漱溟說的那樣，隻能“由直覺去認定”。他突齣理性的作用，反對過分誇大意誌的作用，主張沿著理性主義的思路詮釋儒傢思想。馮友蘭很看重邏輯分析，曾把邏輯分析喻為點石成金的仙人之指。他一再強調，哲學中的觀念、命題以及推論，多是形式的、邏輯的而不是事實的、經驗的。如果說梁漱溟的新儒學思想以“情”為核心的話，那麼，可以說馮友蘭的新儒學思想以“理”為核心。 　　1918年馮友蘭在北京大學畢業之後，迴到河南省，在開封一所中等專科學校講授國文課和修身課。他工作沒多久，便考取瞭河南省的官費齣國留學生。在這一年的鼕季，他在上海乘坐“南京”號輪船，來到太平洋彼岸的美國，就讀於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哲學係，使他想學習西方哲學的多年願望得以實現。由於馮友蘭持有北京大學的畢業文憑，故而入學的手續很簡單。美國的大學是承認北京大學的學曆的，隻要拿得齣北京大學的文憑，校方看一看，就能報上名，不需要經過任何考試，就可以讀研究生瞭。 　　哥倫比亞大學是美國的名牌私立大學。由於深受紐約市富有生氣的文化的陶冶，該校以不拘傳統、思想活躍著稱於世。它特彆注重自然科學、商業、曆史、行政管理和航行等學科，創立瞭許多力量雄厚、有廣闊發展前景的高等研究所。在哲學方麵，哥倫比亞大學比較注重現代哲學，與注重古典哲學的哈佛大學相伯仲。在20世紀20年代，美國現代哲學流派的主要代錶人物集中在該校。美國實用主義的代錶人物杜威從1904年起在哥倫比亞大學哲學係執教，時間長達25年之久，新實在論的代錶人物之一濛太格也曾多年在該校執教。 　　踏上異國的土地，馮友蘭深深地感受到兩種文化之間的巨大差異，他在《三鬆堂自序》中這樣描述他當時的感受： 　　到美國以後，覺得樣樣新奇，跟中國不同。我當時作瞭一個對比，歸結起來說，中國是個“官國”，美國是個“商國”。在中國，無論什麼事，都要經過像進衙門那樣的手續。就拿北大說吧，北大的學生無論對學校有什麼要求，都得寫呈文呈報校長，等著校長批。校長的批示，也用玻璃匣子裝著掛齣來，上麵寫著“校長示”。在美國則不然，即使國傢最大的事，也往往用商業廣告的方式宣布齣來。我在紐約街上看見貼瞭些大標語，上麵寫著：“加入海軍，周遊世界！”原來那時正在動員群眾參加海軍，就用“周遊世界”這種利益為號召，並不用“切切此令”等形式。其實這種分彆就是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分彆。a 　　當時在美國的留學生有兩種學習方式，一種是自由選課，不打算取得學位；另一種是按照研究生方案學習指定的課程，通過考試後獲得撰寫畢業論文的資格。馮友蘭選擇瞭後一種。他覺得，研究生培養方案所規定的課程，肯定是有道理的。他決心學好規定的課程，攻讀博士學位。馮友蘭雖是官費留學生，但“官費”並不能及時地寄過來，他得自己想辦法。他時常到飯店打工，或者到圖書館幫助整理中文報紙，過著勤工儉學的生活。他曾嚮哥倫比亞大學申請過奬學金，杜威教授為他寫瞭一封相當長的推薦信，其中最後一句話是：“這個學生是一個真正學者的材料。”由於申請材料送去的時間太晚，申請未獲成功。 　　馮友蘭在留學期間，比較關心的一個問題是中西文化的異同問題。他在《三鬆堂自序》中迴憶說： 　　1919年我到美國後，和西方文化有瞭直接的接觸，上麵所說文化矛盾的問題，對於我更加突齣。那時正是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勝利後的繁榮時期，西方的富強和中國的貧弱，更成瞭鮮明的對比。當時我經常考慮的問題是：自從中國與西方接觸以來，中國節節失敗，其原因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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