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體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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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源流與方法》：一、瞭解文化研究需從伯明翰學派開始
伯明翰學派引發瞭世界範圍的文化研究熱潮，對全球的人文學術界都産生瞭重大影響。文化研究在登陸中國之後，也立即對中國人文學科産生瞭重大影響。伯明翰學派作為文化研究的源頭和重要的派彆，對我們理解文化研究乃至糾正人們對文化研究的誤解都具有重要的意義。
二、本書是國內一部係統研究伯明翰學派的專著
全麵分析和闡述伯明翰學派的興起與發展狀況，分析其對即便在當今也依然是研究重點的各個主題，如亞文化、種族、性彆等，並通過比較，進一步闡述伯明翰學派與其他學派之間的復雜關係，闡述其學術地位與理論特色。
三、文化研究影響深遠，各個人文學科要藉鑒使用，甚至影響瞭人們的思維方式
文化研究已經成為當下諸多人文學科藉鑒使用的一種研究方法，甚至已經成為一種重要的知識生産的思維方式。迴到文化研究的原點——伯明翰學派，並對其進行全麵研究，將在理論上及研究主題上，對當下的文化研究産生重要影響，深化人們對文化研究的理解，甚至可以矯正人們對文化研究的某些誤解。
內容簡介
《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源流與方法》對伯明翰學派的理論發展做瞭詳細的梳理和分析，並著重從伯明翰學派的研究主題：亞文化研究、媒介研究、性彆研究、種族研究等方麵進行瞭分類研究，並與芝加哥學派進行瞭比較、分析。作者簡介
和磊，文學博士，山東師範大學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文化研究、西方文論的研究。精彩書評
這是國內第一部係統研究伯明翰學派的專著，材料詳實，尤以主題研究見長。伯明翰學派是文化研究的源頭，對於我們瞭解世界範圍的文化研究熱潮，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和意義。要瞭解文化研究，本書是不可多得的研究專著和參考書。——陶東風
目錄
001?緒 論一、寫作源起?001
二、研究綜述?002
三、研究思路與基本結構?008
四、關於伯明翰學派與英國文化研究?009
011?第一章?伯明翰學派的建立與發展
一、英國文化研究的興起?012
二、伯明翰學派發展簡史?022
三、文化研究的國際化?036
041?第二章?伯明翰學派理論範式的尋找與轉換
一、在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之間?045
二、阿爾都塞的結構主義理論?049
三、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霸權）理論?054
四、超越霸權：“福柯效應”與文化政策研究?062
五、從理查德·約翰生到喬治·拉倫?069
079?第三章?霍爾與伯明翰學派
一、霍爾的階級鬥爭曆程?080
二、撒切爾主義分析?095
三、霍爾的接閤理論?107
小結?121
122?第四章?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
一、亞文化概念的界定及其興起?124
二、亞文化的結構位置?132
三、亞文化的風格錶現及其被收編的可能?141
四、亞文化研究方法?149
五、個案分析：《學習勞動》?153
小結?160
164?第五章?伯明翰學派的媒介研究
一、威廉斯：傳播與文化共同體的建構?165
二、意識形態的再發現?171
三、從“編碼/解碼”到“全國”觀眾?180
四、個案分析：《監控危機》?187
五、政治經濟學維度及其對伯明翰學派的批判?197
203?第六章?伯明翰學派的女性研究
一、在知識和政治之間：WSG的建立與發展?204
二、現狀：女性從屬的全麵化?209
三、女性從屬的社會現實建構?213
四、彆樣的社會生活模式：默剋羅比的女性文化研究?220
五、精神分析與女性研究?235
小結?240
243?第七章?伯明翰學派的種族研究
一、戰後英國的移民與種族問題?244
二、霸權危機與種族問題?248
三、國傢對黑人的全麵監控?252
四、黑人形象的常識建構?257
五、黑人的反霸權鬥爭?262
六、 “女人的曆史”（herstory）：移民婦女走嚮抵抗
鬥爭的前颱?266
小結?271
275?第八章?比較：伯明翰學派與芝加哥學派
一、生態學與城市研究?276
二、青少年犯罪、越軌行為與亞文化研究?283
三、移民問題與種族研究?286
四、芝加哥學派的研究方法?289
295?結語?文化研究與知識生産
301?參考文獻
306?後記
精彩書摘
文化研究與知識生産邁剋爾·吉本斯等人在《知識生産的新模式：當代社會科學與研究的動力學》一書中，對知識生産模式做瞭具體的分析。吉本斯等人把知識生産模式分為瞭兩類，一類是傳統的知識生産模式（簡稱模式1），另一類是知識生産的新模式（簡稱模式2）。吉本斯等人通過比較，具體分析瞭模式2的特點。
首先，模式2具有突齣的情境性特點。所謂知識生産的情境性，指的是知識生産並不是某一單個學科內部的自然發展，而是更大範圍的多種因素作用的結果。或者說，新的知識生産由市場（寬泛意義上的）因素決定，這種市場源自“廣泛的社會和認知壓力的結果”，“産生於現有的問題解決的學科模式的失效和衰竭。” 正是因為現有學科理論在解決問題上的失效，纔催生瞭知識生産新的模式。因此，知識生産的新模式麵對的是問題，而不是某一學科的自我知識演進。這一點與文化研究所強調的語境性是完全相閤的。可以說，正是因為不同地域的語境差異，使得文化研究在全球旅行中形成瞭不同的文化研究，包括文化研究在中國的變異。
但是，這種知識生産的新模式並不是一種簡單的應用型學科。吉本斯等人指齣，像化學工程、航空工程或者最近的計算機科學等，它們是新的知識形式，但不一定是新的知識生産形式，因為，它們很快也成瞭模式1中以學科為基礎的知識生産的一部分。但是，模式2的情境更為復雜。這種情境是由一係列比很多應用性科學更加分化的知識和社會需求所決定的，而同時又可能促使純粹的基礎研究的進行。
其次，與應用性學科知識生産形式不同，模式2具有很強的跨學科性，這是模式2的重要特徵。在吉本斯等人看來，“跨學科具有很強的問題解決導嚮”，“其理論—方法論核心橫切那些已經完善建立起來的學科核心，其推動和構成通常是本地化的，因此任何一個這樣的理論核心對於進一步基於應用情境的本地化變異都是高度敏感的。” 吉本斯等人具體闡述瞭跨學科性的四個明顯特點：第一，跨學科性建立起一個獨特但又不斷發展的框架來引導問題的解決。這一框架在應用的情境下生成和維持。第二，盡管産生於一個特定的應用情境之中，跨學科性的知識還是發展齣自己獨特的理論結構、研究方法和實踐模式，盡管這些可能無法在當前的學科版圖上進行定位。這種成果是纍積的，盡管這種纍積可能會在一個主要問題得到解決之後嚮多個不同的方嚮發展。第三，與模式l中知識生産的成果通過體製上的渠道進行傳播不同的是，在模式2中，成果傳播給那些參與到生産過程中的人，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成果的傳播起初在其生産過程中就已經實現瞭。而隨後進行的傳播首先發生在最初的參與者們轉移到新的問題情境中時，而不是當他們在專業期刊或會議上發錶研究成果時。第四，跨學科性是動態的，它是在過程中解決問題。模式2的知識生産與一連串的問題情境之間的互動越來越密切。在模式1中，一個發現可能是建立在另一個發現之上的，而模式2中，發現存在於任何特定學科的限製之外，而參與者不需要迴歸到學科之中尋求確認。
總之，在吉本斯等人認為，在人文學科中，學科的邊界總是可以互相滲透的。我們很容易就能找到跨學科性和相互滲透的例子。對古典世界的研究曾經是曆史學傢、考古學傢、希臘拉丁文學專傢的專屬領地，現在，它們也在被人類學學者和科學的專門技術所提供的洞見所改變；哲學（通常是以淡化的倫理學的形式）已經滲入瞭大部分的應用社會科學。文化研究、城市研究、女性研究都是正在齣現的摺中式的跨學科研究。
模式2的第三個特點是反思性。反思性被認為是模式2知識生産的一個關鍵特徵。反思性就是要質疑，並將懷疑作為一種習慣，所有假設的前提都必須受到質疑，因為它們代錶瞭對傳統的盲目信任，並阻礙反思。所有烏托邦的藥方都必須被拋棄，因為它們預先排除瞭未來的反思。反思性必須是永無止境地開放的。甚至科學，甚至理性，都受到懷疑。
在吉本斯看來，人文學科的反思性也是現實壓力所激發的。首先，吉本斯等人指齣，如果我們不是以嚴肅、誠實的態度去拷問過去，就很容易陷入去道德化的相對主義。現在，人文學科的社會情境化比過去更加明顯、持久，而且還包含瞭諸多危險，因此更需要反思。其次，在現代社會中，行動者和結構之間的聯係也許是鬆散瞭，這使人們能夠通過自己的反思性行為修改這些限製性的結構進而形成行動的情境。第三，隨著文化工業的加速發展，以及人文學術的爆炸性增長，二手文獻的數量是如此龐大，原著反而被淹沒瞭，其重要性也在降低。由此導緻原創性的藝術或文學著作在增殖的評論麵前節節敗退，這就更需要反思性，甄彆數量巨大的二手文獻。
總之，吉本斯等人指齣：“人文學科的特徵並不僅僅在於它們以比自然科學更激進、連貫的方式展現瞭反思性，也不僅僅在於它們本質上是情境化的。人文學科的特徵在於，人們期望它們的反思性給整個人類經驗賦予意義，並豐富整個意義域。就此而言，它們與自然科學存在顯著的差彆。”
第四，吉本斯等人也討論瞭模式2與模式1不同的質量評估體係和標準。吉本斯等人指齣，模式2中對於工作質量和研究團隊進行評估的標準與傳統的學科知識是不同的。模式1中的質量從根本上依靠同行評議來對個人所作的貢獻進行評價，而質量控製則通過仔細選拔有能力的人來擔當評議人得以維持，評議人的選擇部分地由其先前對學科所作的貢獻來決定。所以，同行評議是一種質量和控製相互強化的過程。 這樣，模式1中的成功可以概括描述為由學科同行所定義的優秀。在模式2中，成功將包括諸如效率或實用性的額外標準，由許多涉及實踐、社會和政治的考慮來引導，因此，模式2的質量評估與應用相關。
吉本斯等人對知識生産新模式的分析對我們理解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義。根據吉本斯等人的論述，文化研究正是一種知識生産的新模式。它是在具體的情境壓力下興起的（無論中外），是對現實問題做齣的迴應；它是跨學科的，具有強烈的反思性和批判性，雖然這種反思和批判的對象中外並不完全一緻（如中國更多的是對文藝學學科的反思）；它在質量評估方麵遭到瞭一定的睏難，受到瞭來自傳統學科人員的質疑，但其影響力卻在不斷擴大，足見其“市場”還是很大的，而且國傢也專門允許研究生階段自主設立文化研究的二級學科。問題的關鍵還在於，文化研究在中國的登陸，不僅引發瞭全國性的關於文藝學的學科反思，同時對其他學科也産生瞭巨大的影響，引發瞭人文學科的反思，進而推動瞭中國人文學科的知識生産，這也正是本書寫作的緣由。因此，深入研究作為一種知識生産新模式的文化研究，對於文藝理論知識生産，尤其是當代中國的人文學科，具有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在伯明翰學派那裏，經由葛蘭西的霸權理論，文化研究應當是對社會霸權與反霸權、控製和反控製鬥爭過程的一種揭示與批判，而不應當僅僅是某一方麵的文本分析或大眾分析。揭示的目的是讓人看清真相，批判的目的在於引導人們走嚮反霸權的實踐，從而走嚮新的解放與進步，由此，文化研究是一項帶有啓濛性質的工程。在中國，我們尤其需要文化研究這種啓濛形式。中國幾韆年的文化造就瞭權力與壓製的深入與多樣化，可以說已成為瞭人們的“常識”。魯迅就以文學的筆法深刻地揭示瞭中國人在這種權力高壓下的生存狀態。隨著社會的發展與進步，民主程度的提高（如法律的建設、程序公正程度的提高、各種聽證會的召開等），人民的生存狀態也在逐步得以改善，但我們不能說霸權與反霸權的鬥爭就已停止。五四啓濛在某種程度上的未完成性，文革對民主的摧殘，改革開放對經濟建設的過高的強調，使得我們幾乎沒有時間去考察、去反思我們的體製問題，新社會舊體製依然存在，這些都使我們去思考和反思我們社會發展過程中的各種復雜情況。伯明翰學派倡導的雙重或多重視點，給瞭我們觀察分析問題的新路徑，它使我們真正全麵考慮問題的內在發展脈絡，而不是一味的批評或一味的歡迎。正是在對過程的關注中，我們觀察著現實、分析著現實、反思著現實，這是作為一個有機知識分子的責任和義務。當然，所有這些都必須考慮中國的語境問題。伯明翰學派的成立和發展，是建立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傢市民社會比較發達、民主程度比較高的基礎之上，而中國的現實狀況使我們在運用它的思想方法上必須做到具體分析，不可生搬硬套。
前言/序言
緒 論一、寫作源起
如果從1964年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簡稱CCCS）成立算起，文化研究的發展史也就僅有50多年的時間，但它已然成為瞭“目前國際學術界最有活力，最富於創造性的學術思潮之一” ，在社會科學或人文學術界産生瞭重大影響，對促進世界人文學術的發展起到瞭巨大的推動作用，甚至被認為已進入瞭西方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的中心。許多國傢的大學都開設瞭專門的文化研究課程或相關課程，並授予學位。大約在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文化研究登陸中國，立即對中國的文藝學乃至整個人文學科（如教育學、政治學、曆史學等）産生瞭重大影響。
當然我們也不能否認，文化研究在中國引起瞭很大的爭論，甚至是針鋒相對的，有的熱情肯定，有的斷然否定。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研究作為文化研究源頭的伯明翰學派，一方麵就是要讓人們從源頭上對文化研究有一個比較全麵和深入的瞭解，矯正人們對文化研究的一些誤解，進而更好地推進我們的文藝學乃至人文學科的發展；另一方麵，作為一種跨學科的知識實踐活動，文化研究力主打破學科界限，在反本質主義理論指導下，以問題為核心進行研究，這對於中國人文學科的知識生産無疑具有重要的啓示意義。此外，文化研究不僅僅是一種書本理論，書齋學問，它更強調對現實的關照與介入，而這些對於激發和提高中國知識分子參與現實的動力，也具有重要的啓示作用。
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伯明翰學派有其自身的獨特的研究問題的思路和方法，與法蘭剋福學派、芝加哥學派在西方學術界都占有重要的地位，但人們對後兩種人文學派研究得已經很多瞭，而對伯明翰學派的研究卻還不夠。因此，本書試圖在這方麵做更為深入係統的研究。
二、研究綜述
應該說，所有關於文化研究，尤其是關於文化研究曆史的著作，不能不提英國文化研究或伯明翰學派（關於這兩種稱謂的區彆與聯係，詳見後文）。就國外的研究情況看，特納（Graeme Turner）的《英國文化研究導論》（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 Introduction） 應該是“伯明翰學派”研究的經典著作，但它主要是從概念範疇的角度對英國文化研究進行闡述的，包括文化研究的觀念、文化研究簡史、文本與語境、受眾、民族誌、意識形態、政治、結論等，帶有教科書的性質，對伯明翰學派的研究缺乏係統性。
其他有關伯明翰學派的材料，往往都是著作中的某一章節，或僅僅一般性的介紹，如理查德·李（Richard E. Lee）在《文化研究的生平》（Life and Times of Cultural Studies，Durham：Duke University Press，2003）中，用兩章的篇幅探討瞭研究中心的知識發展史，探討瞭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的爭論，以及研究中心從工人階級文化嚮種族、性彆等範疇的轉變等，這是我們研究伯明翰學派的重要參考。杜德（Andrew Tudor）在《解碼文化》（Decoding Culture: Theory and Method in Cultural Studies，London：Sage，1999）中，也闡述瞭文化研究的理論與方法上的轉變與範式危機，其中就有關於伯明翰學派的論述。
此外，斯特裏納蒂在《通俗文化理論導論》（閻嘉譯，商務印書館，2003年），斯道雷在《文化理論與通俗文化導論》（第二版，揚竹山等譯，南京大學齣版社，2001年），麥剋蓋根在《文化民粹主義》（桂萬先譯，南京大學齣版社，2001年），多剋在《後現代主義與大眾文化：文化史》（吳鬆江、張天飛譯，遼寜教育齣版社，2002年），貝斯特、凱爾納在《後現代理論：批判性的質疑》（張誌斌譯，中央編譯齣版社，1999年）等著作中，也都有對伯明翰學派的闡述，但顯然不係統。凱爾納的《法蘭剋福學派與英國文化研究的錯位》（趙誌義譯，載餘虹等主編《問題》，中國人民大學齣版社，2003年第2輯）一文，探討瞭大多數人所忽視的一個問題，就是法蘭剋福學派與英國文化研究之間的關係，這對我們理解伯明翰學派有著重要的意義。
2007年，安·格雷（Ann Gray）等人編輯齣版瞭《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工作報告選》（CCCS Selected Working Paper, London: Routledge。2014年再版）兩大捲，這是目前國際上最為集中的伯明翰學派的論文選。此後，關於伯明翰學派的許多著作被再版印刷 。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西方學界對伯明翰學派的重視程度在逐步增強，這也促使我們加強對它的研究。
在國內方麵，除瞭上麵所列齣的譯介的國外著作中有對伯明翰學派的研究之外，也有專門研究伯明翰學派的論文或專著。比如2006年，山東大學的楊東籬完成的博士論文《伯明翰學派的文化觀念與通俗文化理論研究》（2011年，該博士論文以同名書名由山東大學齣版社齣版），應該算是國內有意識對伯明翰學派進行研究的論文。但該文主要就伯明翰學派的文化觀念進行梳理，很難說的上是“整體研究”。另外，該文對伯明翰學派的研究主要是對以威廉斯為代錶的文化主義的研究，在材料的選用上，對於伯明翰學派的許多集體著作涉及不多，這很難說就代錶伯明翰學派的特色，不能不說是一個遺憾。2008年5月，北京大學的徐德林完成瞭他的博士論文《英國文化研究的形成與發展——以伯明翰學派為中心》（2012年以《重返伯明翰：英國文化研究的係譜學考察》為名由北京大學齣版社齣版）。這是國內第一篇詳細考察伯明翰學派興起與發展的論文，材料豐富，對我們瞭解伯明翰學派具有重要的意義。2012年，北京語言大學的黃卓越教授齣版瞭他和幾位研究生的論文集《英國文化研究：事件與問題》（三聯書店），涉及英國文化研究的銀幕理論、道德恐慌研究、種族問題、通俗文化研究、文化政策研究、身份理論等，是對伯明翰學派的專題研究。
此外，國內也有不少闡述伯明翰學派的單篇文章，如趙國新的《英國文化研究的起源述略》（《外國文學》2000年第5期），就從英國文化研究的四部奠基之作——威廉斯的《文化與社會》和《漫長的革命》、霍加特的《讀書識字的用途》，以及湯普森的《英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入手，分彆探討瞭它們對英國文化研究發展的初期階段，即“文化論”階段的重要貢獻，這是我們理解伯明翰學派的起始。而王爾勃的《從威廉斯到默多剋：交鋒中推進的英國文化研究》（《西北師大學報》2005年第2期），則梳理瞭西方文化研究中威廉斯與伊格爾頓的“文化主義”與“結構主義”之爭、霍爾與默多剋的“文化研究”與“傳播政治經濟學”之爭，勾勒英國文化研究的理論源流。陸道夫在《英國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特質論》（《學術論壇》2003年第6期）中，闡述瞭伯明翰學派在研究目標和理論旨趣上所顯示齣的總體傾嚮，就是關注日常生活的大眾文化和大眾傳媒，批判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形態的壓迫性、虛僞性和欺騙性，積極建構具有主體性、能動性和批判性的大眾文化消費群體等。
另外，還有一些關於伯明翰學派分類研究，如黃曉武的《文化與抵抗——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外國文學》2003年第2期），就從早期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中“抵抗”觀念的建構，探討瞭伯明翰學派亞文化研究的特點。王臻則探討瞭伯明翰學派的對電視的研究（《伯明翰學派電視研究概論》，《甘肅廣播電視大學學報》2004年第2期），蔡騏、謝瑩探討瞭伯明翰學派的受眾研究（《英國文化研究學派與受眾研究》，《新聞大學》2004年夏）等。
在比較研究中，很多文章探討瞭伯明翰學派與法蘭剋福學派之間的異同，如馬馳的《伯明翰與法蘭剋福：兩種不同的文化研究路徑》（《西北師大學報》2005年第2期），張平功的《批評理論：從法蘭剋福學派到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學術研究》2001年第7期），孔令華的《論媒介文化研究的兩條路徑：法蘭剋福學派和英國文化研究學派媒介文化觀差異之比較》（《新聞與傳播研究》2005年第1期），時統宇的《從法蘭剋福到伯明翰——電視批評理論的西方思想資源再析》（《現代傳播》2002年第4期）等。這樣的比較研究對於我們進一步理解伯明翰學派具有重要意義。但是，伯明翰學派與法蘭剋福學派畢竟沒有多少交集，伯明翰學派的學者很少提及和引用法蘭剋福學派學者的理論和著作 。因此，本文並沒有對這兩個學派進行簡單的機械對比。不過，伯明翰學派與芝加哥學派之間卻有著較為密切的關聯，因此我們將專門分析兩種學派的關係及異同。
綜上所述，在伯明翰學派的研究上，最主要的問題是缺乏係統性，這會直接影響我們對伯明翰學派的整體認識，甚至會産生一些誤解。這種不係統性，一方麵來自我們對伯明翰學派的重視程度不夠。事實上，無論是在國外還是在國內，人們對伯明翰學派的研究要遠遠落後於對法蘭剋福學派的研究，甚至還不及對芝加哥學派的研究，這一點僅從齣版的專著中就可以清楚地看齣來。對伯明翰學派研究欠缺的另一原因是材料不足。雖然自2007年以來，伯明翰學派的著作資料，包括當時蠟版印刷的論文以及當時齣版的論文集被不斷再版，但是國內譯介的還很少 。因此，係統研究伯明翰學派，對我們正確認識這一學派具有重要意義，對我們思考文藝學學科建設乃至推進整個中國人文學科的發展，也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三、研究思路與基本結構
本書試圖全麵分析和闡述伯明翰學派的興起與發展狀況，分析其重要的研究主題（如亞文化研究、媒介研究、種族研究、性彆研究等），並通過比較，分析伯明翰學派與其他學派（主要是芝加哥學派）之間的關係與異同，闡述其學術地位與研究特色。
本書第一章闡述伯明翰學派的興起與發展軌跡，主要從曆史的角度闡述伯明翰學派的興起與內在發展理路。第二章集中分析伯明翰學派在其發展過程中的理論尋找與範式轉換，包括文化主義、結構主義、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以及後現代主義理論等。第三章分析的是伯明翰學派的一個重要代錶人物：斯圖亞特·霍爾。之所以把霍爾作為專章，是因為霍爾在伯明翰學派的發展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我們甚至可以說，霍爾的理論發展正體現瞭伯明翰學派（早期）的發展。因此我們把霍爾單列一章，也意在進一步分析伯明翰學派的發展之路。以下各章我們將逐一分析闡述伯明翰學派的主題研究，包括伯明翰學派的亞文化研究（第四章）、媒介研究（第五章）、女性研究（第六章）、種族研究（第七章）。最後一章（第八章），我們將比較伯明翰學派與芝加哥學派，以進一步認識伯明翰學派的研究特色。
四、關於伯明翰學派與英國文化研究
在本書正式開始之前，我們需要對這兩種稱謂做一區分，因為在學術界，伯明翰學派往往也被稱為英國文化研究，從而把這兩個概念給等同瞭起來。可實際上，這兩個概念並不完全等同，英國文化研究的範圍顯然要大於伯明翰學派。特納在《英國文化研究導論》中就指齣，英國文化研究並不僅僅隻有一個伯明翰中心，還有很多的“中心”，如1966年，裏茲大學（Leeds University）創立瞭“電視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Television Research），同年，萊斯特大學（the University of Leicester）設立瞭“大眾傳播研究中心”（The Centre for Mass Communication），1967年，倫敦大學設立英國第一個電影研究教席（chair in film studies）。而隨著1979年霍爾前往開放大學（the Open University），開放大學也成為瞭另一個重要的文化研究中心，尤其是其開設的大眾文化學位課U203，更是成為文化研究重要的代錶性課程。20世紀80年代以後，又有許多零散的小的中心齣現，如倫敦大學的格登·斯密斯學院（Goldsmith’s College）、曼徹斯特城市大學（Manchester Metropolitan University）等。 因此在這一意義上，我們很難把英國文化研究與伯明翰學派等同起來。
此外，我們也不能把一個學派限定在一個地域之內。一個學派之所以成為學派，並不僅僅是因為該學派之人都一直聚居在某一地域之內，而是因為這一學派有自己成熟的、獨特的分析問題的方法和理論，如法蘭剋福學派。對於伯明翰學派來說，同樣如此。最能體現伯明翰學派研究特色的時期，應該是在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差不多也就是霍爾領導中心的時候，而在20世紀80年代以後，伯明翰學派的研究慢慢偏離瞭以前所形成的顯著特點。正如黃卓越教授所說的，到瞭20世紀80年代末，伯明翰學派發生瞭很大變化，即從現代走嚮瞭後現代。伯明翰更多的代錶的是西方現代性的知識分子的觀念，後現代齣現之後，一方麵把過去的概念係統給解構瞭；另一方麵文化研究開始泛化，而文化研究的“泛化”所直接導緻的，就是伯明翰學派研究特色的消解，甚至脫離瞭伯明翰學派原有的研究理路，這基本上已經不能算是典型的伯明翰學派瞭。 在這一意義上，本書所研究的伯明翰學派，就主要集中在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當然也會前後有所延伸，以便清楚地看到其發展脈絡。
用戶評價
《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源流與方法》這本書，就像一位睿智的引路人，帶領我穿越瞭文化研究的迷宮。我原以為這會是一本充滿艱深理論的學術著作，但讀起來卻意外地流暢且富有啓發性。作者並沒有生硬地堆砌術語，而是將復雜的思想融匯於生動的案例分析之中，使得抽象的理論變得觸手可及。我尤其欣賞書中對“亞文化”的精彩解讀。在我的認知裏，亞文化常常與叛逆、邊緣聯係在一起，但這本書則揭示瞭亞文化背後更深層次的社會動因和意義。它不僅是青年一代對主流文化的反叛，更是一種在特定社會經濟條件下，尋求身份認同、構建社群歸屬、以及錶達內心渴望的獨特方式。書中對不同亞文化群體（例如，工人階級青年、女性群體等）的社會背景、文化實踐和意識形態進行瞭細緻的梳理，讓我看到瞭這些群體如何通過服飾、音樂、語言等符號，在主流文化中開闢齣一片屬於自己的生存空間。這種對邊緣群體文化創造力的關注，極大地拓展瞭我對“文化”的理解邊界，讓我看到瞭文化的多樣性和動態性。這本書讓我明白，研究文化，不能僅僅關注那些被奉為經典的作品，更要關注那些在社會邊緣悄然生長，卻同樣充滿生命力的文化實踐。
評分讀完《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源流與方法》，我感到思維被極大地拓寬瞭，原先對“文化”的理解，僅僅停留在藝術、文學等高雅範疇，這本書則將我帶入瞭一個更為廣闊的領域。作者對“文化”概念的重新定義，以及其研究對象從精英文化到大眾文化、亞文化的擴展，讓我看到瞭文化研究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我尤其著迷於書中關於“霸權”與“抵抗”的辯證關係。它不僅僅是簡單的二元對立，而是一種復雜而動態的互動過程。主流文化並非是不可撼動的，而是在與各種抵抗性文化的對話和張力中不斷演變。書中通過對不同曆史時期社會運動和文化實踐的分析，展現瞭普通民眾如何通過參與文化活動，來挑戰既有的權力結構，並爭取自身的權益。這種對底層文化創造力和抵抗精神的關注，讓我對社會進步充滿瞭希望。它讓我意識到，文化的變革，往往源於那些被主流社會忽視的、卻充滿生命力的個體和群體的努力。這本書讓我重新認識到，文化的力量，不僅僅在於其生産和傳播，更在於其參與和變革社會的能力。
評分當我拿起《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源流與方法》這本書時，我內心是充滿期待的，因為“伯明翰學派”這個名字在我接觸到文化研究這個領域時就如雷貫耳，仿佛是現代思想光譜中一個閃耀的坐標。我一直好奇，究竟是什麼樣的思想土壤孕育瞭如此具有影響力的理論體係？又是怎樣的研究方法，能夠讓一群學者在看似鬆散、變化多端的文化現象中，挖掘齣深刻的社會意義和權力關係？這本書的封麵設計，一種沉靜而又充滿力量的深藍色，也暗示著它所要探討的課題並非浮光掠影，而是需要深入肌理的洞察。我迫不及待地想翻開書頁，跟隨作者的筆觸，穿越迴那個文化研究剛剛萌芽的時代，去理解那些奠基性的理論是如何被提齣，又是如何一步步演化至今的。我期望能夠清晰地梳理齣伯明翰學派的核心概念，比如“霸權”、“主體建構”、“亞文化”等等，並且不僅僅停留在概念的羅列，更希望能深入理解這些概念背後的思想淵源，以及它們是如何被用來分析和解讀不同文化實踐的。更重要的是，我希望這本書能夠提供具體的案例分析，讓我看到這些理論是如何在現實生活中得到應用的，比如對流行音樂、電視節目、時尚潮流的解讀，這些都是我日常生活中接觸最多的文化元素，如果能從伯明翰學派的視角去重新審視它們，想必會有全新的收獲。我一直認為，理論的生命力在於其解釋現實的能力，而伯明翰學派似乎正是這樣一種能夠穿透日常錶象，觸及深層社會機製的理論工具。因此，對於這本書，我的期待是它能夠成為一本既有理論深度，又有實踐指導意義的著作，為我理解當代文化提供一副有力的眼鏡。
評分讀罷《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源流與方法》，我仿佛經曆瞭一場智識的洗禮，尤其是書中對“霸權”概念的深入剖析，讓我對權力運作的理解上升到瞭一個全新的維度。以往，我總習慣於將權力理解為一種顯性的、壓迫性的力量，比如政府的法令、法律的強製，但這本書則帶領我認識到，權力更深層的滲透，往往隱藏在日常的文化實踐之中，通過一種“同意”的機製，讓被統治者也心甘情願地接受統治階級的思想和價值觀。這一點在分析大眾媒介和流行文化時尤為深刻，書中通過對電視節目、廣告以及音樂的案例解讀，生動地展示瞭統治階級如何利用這些文化載體，將自身的主流意識形態 subtly 地灌輸給大眾，從而維持其統治地位。這種“被動接受”而非“強製接受”的模式，纔是最令人警醒的，因為它讓我們意識到，我們所認為的“自由選擇”，很可能早已被設定好的文化框架所規訓。作者引用的葛蘭西的理論，以及伯明翰學派學者們如何將這一理論本土化、具體化，進行細膩的社會學和文化學解讀，讓我對“文化”這一概念的復雜性和政治性有瞭前所未有的認識。這本書並非簡單地羅列理論，而是通過層層剝繭，將復雜的思想邏輯清晰地呈現齣來，尤其是在探討“文化資本”和“社會分層”如何與文化品味相互關聯時，更是讓我為之摺服。它讓我重新審視自己的文化消費習慣，以及我所欣賞的文化形式，是否也在無形中被某種社會力量所塑造。
評分這本書最大的價值在於，它徹底顛覆瞭我對“大眾文化”的認知。此前，我總是帶著一種精英主義的偏見，認為大眾文化是粗俗的、淺薄的，是缺乏藝術價值的。然而，《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源流與方法》則以一種全新的視角，將大眾文化視為一個充滿復雜意義和權力博弈的場域。書中通過對電視、電影、音樂等大眾媒介的細緻分析，揭示瞭大眾文化並非是單嚮傳播的，而是生産者、媒介和消費者之間不斷互動、協商、甚至衝突的産物。我尤其被書中關於“意義生産”的討論所吸引，它告訴我們，文本的意義並非固定不變，而是由接受者根據自身的社會經驗、文化背景和意識形態來解讀和再生産的。這意味著，同一個文化産品，在不同群體那裏，可能會産生截然不同的意義。這種“讀者反應理論”的影子，讓我對媒介的傳播過程有瞭更深刻的認識，也讓我意識到，作為文化産品的接受者，我們並非完全被動，我們也有能力去重塑和解讀意義。這本書讓我開始重新審視那些曾經被我忽視的、甚至鄙夷的流行文化，並從中發現它們所蘊含的豐富社會意義和潛在的抵抗力量。它讓我認識到，大眾文化也是一種重要的文化現象，值得被嚴肅地研究和分析。
評分《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源流與方法》這本書，最讓我醍醐灌頂的是其對“主體性”的深刻探討。以往，我總傾嚮於將個體視為被動的社會環境的産物，然而書中通過對“主體建構”的闡釋，讓我意識到，主體並非天然存在，而是在社會文化互動中不斷被塑造和協商的結果。尤其是在分析亞文化時，書中揭示瞭那些邊緣群體如何通過創造獨特的文化風格、符號和意義，來挑戰主流文化的規範，並在這種對抗中形成一種另類的、有力量的主體性。這種“抵抗”的視角，讓我對那些看似“非主流”的文化現象，比如朋剋、嘻哈等，有瞭全新的理解。它們不再僅僅是簡單的模仿或反叛，而是個體在特定社會曆史條件下，對自身身份認同和社會地位的一種積極建構。作者通過對不同案例的剖析，比如對青年亞文化的具體研究，讓我看到瞭這種主體性建構的復雜性和多重性。它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著社會變遷和個體經驗不斷演化。我從中獲得的啓發是，理解個體，不能僅僅停留在錶麵行為的觀察，更要深入其背後所承載的文化意義和身份認同的掙紮。這本書讓我認識到，即使在看似強大的社會結構麵前，個體也並非完全無能為力，通過文化實踐，他們仍然能夠發聲，塑造自我，並在某種程度上改變現實。
評分這本書最大的魅力在於，它讓我看到瞭“文化研究”這門學科是如何從一個相對邊緣的領域，發展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學術力量的。作者在書中對伯明翰學派發展曆程的梳理，堪稱一部精彩的學術史。從早期對工人階級文化的關注，到後來對大眾文化、青少年亞文化、性彆、種族等議題的深入探討，這一演變過程充滿瞭思想的碰撞和理論的創新。我尤其欣賞書中對於不同研究方法的介紹，它不僅僅是理論框架的展示，更是對具體研究路徑的探索。例如，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如何讓研究者沉浸到被研究者的生活環境中，去細緻地觀察和體察他們的文化實踐；文本分析的方法，如何讓我們透過錶麵的符號，解讀其中蘊含的深層意義；訪談的方法，如何讓我們傾聽個體的聲音，理解他們復雜的經驗和情感。這些方法論的介紹，對於我這樣希望進一步深入瞭解文化研究的讀者來說，無疑是極其寶貴的。它讓我認識到，研究文化，不僅僅是坐在書齋裏冥思苦想，更是需要走齣象牙塔，深入到鮮活的社會實踐中去。這本書讓我對文化研究充滿敬意，並激發瞭我進一步探索這個領域的興趣。
評分我一直對社會學中的“權力”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感到好奇，而《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源流與方法》這本書，則以一種極為係統和深入的方式，為我揭開瞭這層神秘的麵紗。書中對“意識形態”的批判性解讀，讓我深刻理解瞭權力是如何通過文化滲透到人們的思想意識中，從而塑造人們的認知和行為。我特彆關注書中關於“文化工業”的討論，它揭示瞭資本主義社會如何將文化産品進行標準化、批量化生産，並通過廣告、媒介等渠道進行廣泛傳播，以達到盈利和維持社會秩序的目的。這種對文化生産背後經濟動因的揭示，讓我對許多熟悉的文化現象，比如流行音樂的商業模式、電影的類型化生産等，有瞭全新的認識。它讓我意識到，我們所接觸的許多文化産品，並非是純粹的藝術錶達，而是被商業邏輯所深度影響和塑造的。同時，書中也探討瞭在看似鐵闆一塊的文化工業中，個體和群體仍然可能存在的抵抗和顛覆空間，這讓我對文化研究的復雜性和辯證性有瞭更深的體會。這本書並非簡單地批判文化工業，而是提供瞭一種理解和分析其運作機製的工具，讓我能夠更清醒地認識到，我們在消費文化的同時，也可能在不自覺地參與到某種意識形態的傳播之中。
評分《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源流與方法》這本書，讓我對“身份認同”這一概念有瞭更深刻的理解，尤其是其在文化實踐中的具體體現。書中對“主體建構”的闡釋，讓我意識到，我們的身份並非天生注定，而是在與社會文化的互動中不斷被塑造和協商的結果。我尤其關注書中對“意義的生産與接受”的討論，它揭示瞭在信息爆炸的時代，我們如何通過選擇和解讀不同的文化符號，來構建和錶達我們的身份。例如，我喜歡的音樂風格、穿著打扮、甚至我所支持的社會議題，都在無形中嚮外界傳遞著我的身份信息。書中通過對不同文化群體，如青年亞文化、女性群體等的案例分析，生動地展示瞭他們在主流文化中如何尋找自己的位置，如何在既有的框架下進行身份的協商和重塑。這種對個體在文化場域中積極能動性的強調，讓我對“被符號化”的當代生活有瞭更清晰的認識，也讓我反思，在信息洪流中，我們應該如何有意識地去構建和錶達自己的獨特身份。這本書讓我明白，文化不僅是娛樂和消遣，更是我們理解自我、理解他人、以及定位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的重要途徑。
評分這本書的敘述方式，與其說是在講解理論，不如說是在帶領我進行一次曆史的迴溯，感受文化研究從誕生之初，在時代的洪流中是如何摸索前進的。開篇時，作者對於20世紀中葉英國社會背景的鋪陳，以及當時社會思潮的演變，為理解伯明翰學派的齣現提供瞭至關重要的語境。那種充滿變革的躁動，以及對既有社會秩序的質疑，仿佛都凝聚在那一個個 seminal 的研究項目和學術討論中。我特彆喜歡書中對於斯圖爾特·霍爾等核心學者的生平介紹和思想軌跡的梳理，這使得抽象的理論變得更加鮮活和人性化。我仿佛能看到，他們在麵對社會現實時，是如何提齣問題，又是如何匯聚力量，共同構建起一個全新的學術場域。書中對於“文化”概念的演變，從最初狹義的精英文化，到後來對大眾文化、亞文化乃至日常實踐的關注，這一轉變過程本身就充滿瞭戲劇性，也體現瞭文化研究與時俱進的生命力。我尤其贊賞書中對“研究方法”的詳細闡述，它不僅僅是理論框架的介紹，更是對具體研究路徑的探索。例如，如何運用民族誌的方法去深入社區，如何通過文本分析來解讀文化符號，如何通過訪談來理解個體的經驗，這些都為我提供瞭一種可操作的學術工具箱。我從中學到的，不僅僅是“是什麼”，更是“怎麼做”。
評分很好的一本書
評分理解文化研究，係統學習
評分很經典的書，送貨快。
評分正版圖書，物流配送快，服務態度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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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分伯明翰學派：文化研究的源流與方法.貴瞭點
評分整體不錯是正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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