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以后,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正在发生深刻变迁,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近30年中国社会科学高速发展繁荣的局面正在走向终结。人文学术,特别是中国古典学术、传统文化研究正在从边缘重返主流。该书作者正是从这一判断出发,以非凡的洞察力和罕见的概括力,从全局上对这一变化作了大尺度的分析和极具启发性的阐述。作者提出“把中国‘中国化’”这一极富学术含量的命题,并从这一命题出发对官方和学界的一些文化动向进行了慧眼独具的讨论。其对当前中国人文大势的解读,视野宏阔,逻辑严密,颇具原创性,具有强烈的思辨色彩。例如,作者认为,传统文化要想走向世界,并成为国际思想界的主流,就必须与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自由主义展开深度对话。儒学要想成为二十一世纪的主导价值观,就必须根据自己的基本原则去创造出一种高于自由主义的生活方式。这些论说,远超流俗,体现了作者处理宏观问题的超强能力。书中对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如如何处理儒学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如何处理儒学与西方中心论的关系?如何处理儒学与现行的学科设置、学科体系、学科框架的关系等,都做了新颖独到的论述。尤具价值的是,书中对社会科学诸学科的转型之路也做了极富远见的勾画,提出社会科学诸学科的生命力和出路,在于把自己的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对中国经验和中国转型问题的探讨上,并向全世界提供对这种转型的说明和概括。作者认为,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等学科面临着一个本土化的转型,其本质就是把中国经验升华为一般的理论原则,从而修改、修订被我们视为普适规则的那些经济学预设、政治学预设、法学预设。本土化转型是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惟一出路。而中国学界的世纪任务,就是要煅铸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这些观点均具有不可忽视的学术意义。
序 本土化: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诉求/1
人文大势
中国向何处去:人文社会科学的近期走向/3
把中国“中国化”
——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型之路/30
历史上的“中国”该如何被叙述
——试答基辛格之问/47
倡导一种对待国学的理性态度/57
西方儒学研究新动向/62
我们必须以国家儒学院自期
——写在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重新组建之际/73
复兴儒学,山东肩负特殊使命/84
新启蒙仍是当下中国思想界的一支劲旅/89
2014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97
2015年度中国人文学术十大热点/103
近年儒学研究十大热点报告/111
重返本土的中国史学
从反思“文革”史学走向反思改革开放以来的史学/121
从史学理论重返历史理论/134
在创造历史中研究历史/144
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本土化”史学的回归/156
从“河东”到“河西”:历史学的冷热轮回/166
学苑省思
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顾颉刚——写在《顾颉刚全集》出版之际/177
把顾颉刚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在《顾颉刚全集》出版发布会上的讲话/186
《尚书》学:从顾颉刚到刘起/189
“顾颉刚研究”应更多地纳入到学术史范畴中去/196
启蒙的悖论——庞朴与八十年代传统文化的复兴/199
庞朴:出入于史学、朴学和哲学之间/211
庞朴先生纪略/218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痛悼张金光先生/224
学术与意识形态的高度绾合——山东大学1950年代文科辉煌的由来/235
走一条不为时风所动的厚重办刊之路——为庆祝《文史哲》创刊60周年而作/241
走一条宽广的人文学术人才培养之路/245
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观察中国——《文史哲》英文版发刊词/252
坚持“学术本位”鼓励成名成家——对“学术立校”主张的初步理解/255
从“谁主沉浮”到“我的工作在哪里”/260
与媒体谈传统文化复兴
推进儒学研究重建礼仪之邦/267
与新华网记者谈儒学/280
中国文化内部各大板块之间应该展开对话——“凤凰国学”就“儒墨高端对话”访王学典教授/286
协同创新打造国际一流儒学重镇——访儒学高等研究院执行副院长、
《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308
汉学与宋学并重德治与法治共进/318
历史学若干基本共识的再检讨及发展前景——访王学典教授/325
“数十年人文思潮之起伏尽收眼底”——访《文史哲》杂志主编王学典教授/346
让世界了解中国人文学动向/356
对话,文明相处的最好方式/361
文史复兴:重建山大人文学科的话语权和号召力——访王学典教授/367
不图腰缠十万贯,但求坐拥五车书/378
本土化:学术与意识形态的双重诉求
所有关心中国时局的人都会发现,最近几年,整个中国的思想气候、文化气候、学术气候都在发生巨变,整个舆论环境正在被重构。这一状况正在促使人文社会科学产生结构性改变。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这艘巨轮已远离起航时所依托的反“文革”海岸,进入到一片相对陌生的水域。静水深流,烟波万顷,在这片空旷的水域里,这艘巨轮将会驶往何方:“文革”、“西方”还是“传统”?抑或某个未知的彼岸?这是所有关心中国未来的人们最想知道的。本书所收文章,反映了笔者近年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跟踪观察和初步思考。
在我看来,整个中国正在朝着更加本土化的方向发展,当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任务是加速向本土化转型。促成这一趋势性变化的当然有意识形态因素。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综合国力在世界经济格局中掌握相当话语权之后,当局希望在世界文化话语体系中也能掌握相应话语权,这大概就是近年来主流学术机构纷纷高扬“构建中国话语体系”大旗的出发点。但本土化显然还有更充分的学术自身的原因,——我们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20世纪初以西方特别是以欧美学术为蓝本建立起来的。这个体系的所有层面和板块主要是西方的,包括所有的研究范型、理论工具、方法路径、设计旨趣等,基本上是一种全盘性的横向移植。这套西方的解释体系与中国经验之间存在着巨大的脱节,则是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学界有目共睹的事实。此一脱节现象近年表现尤剧。当“理论”和“模型”与“经验”不符时,我们应该放弃或调整什么是不言而喻的。这就是“本土化”或“中国化”主张的由来。譬如,中国近三十多年来以快速工业化为内容的经济奇迹的发生,用西方的“经济模型”是无法解释的,但我们又没有同步发展出基于中国经验的自己的“模型”,所以呼唤本土模型的主张应运而起。
其实,中国的本土化趋势早已被海外观察家敏锐地捕捉到了。当今世界所发生的最重大事件,就是在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下,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重心正在东移。著名的《金融时报》首席外交事务评论员吉迪恩?拉赫曼先生用“东方化”这一概念来概括这种转移。他最近出版的专著《东方化:亚洲世纪的战争与和平》,已经引起西方主流学界的普遍关注。2016年8月15日,拉赫曼在《金融时报》发表《全球重心东移,西方霸权式微》的专栏文章,再次对他所提出的“东方化”及“东方化时代”概念进行了强调。我认为,拉赫曼提出的这两个概念十分重要:西方人眼中的“东方化”,不正是我们自己眼中的本土化吗?最近,著名汉学家包弼德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说,“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发展,在借鉴世界先进技术与文化的同时,更应着眼于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中国历史上许多思想家关于社会制度、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如何改善人类福祉的看法,对于今天的中国和世界仍然具有借鉴意义”(见《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无论这些西方人作出这样的判断有何初衷,都表明他们已经观察到中国的现代化试图要走一条或许与西方不同的道路。
如同前面所说,本土化,已成为当下学术和意识形态的共同诉求。尽管来路与去向可能并不一致,但怀抱这一愿望的学者与政治家在这一点上可能已走到一起。这其中无疑包含着官方的政治考量,但更多的则是处在大过渡时代的中国学术发展的必然要求。正是因为存在这种纠缠,所以对本土化取向进行否定的学者往往会将学术本土化归结为对政治的依附。这其中多多少少存在着误解。关于本土化的争论往往成为意识形态上的站队,原因也在于此。这也反映出转型期中国学术的一种无奈。
自从本书的若干篇章刊布之后,不少朋友,特别是熟悉并关心我的老朋友,就产生了一个疑问:这个人是不是也“转向”了?有的朋友甚至开玩笑说,早岁“西学”,晚年“中学”,是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一个常见的现象,现在又添了一个新例证。笔者的解释是:这些文章不过是指出了一些正在发生的变迁,某种已形成趋势的走向,如此而已。这就如同我说天要下雨或已经下雨了,并不意味着我祈盼下雨和不希望下雨一样,我只是指出了一个事实而已。这样解释是想说明: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是不应混淆的两回事。
笔者认为,在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之间,前者似乎对学者更为重要,因为它是所有认知形成的基础。即使事实判断与价值立场存在冲突,我们也必须本着对对象负责的精神首先作出事实判断。这是一个学者,特别是一个学术史研究者应该独立于研究对象的最起码要求。坦率地讲,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的转向与我及相当一部分有启蒙背景的人的心理预期有着不小的差距,也屡屡有让人感到愕然之处,但我觉得,个人的情感倾向与揭示出真正的学术变迁相比并不更加重要,在学术研究中我们只有尽量克制自己的好恶,才能更加接近真相本身。
将散见于众多报纸、杂志上的演讲、访谈、报告等结集出版,是河北人民出版社王静兄的提议,没有他的动议和催促,笔者是想不起来做这项工作的。这项工作的繁杂是可想而知的,克服这种繁杂将这一工作完成的是山东大学墨子研究所副教授郭震旦博士。震旦是我的老学生和同道,是他把我一些多年未曾实现的愿望变成了现实,在这个过程中,完全没有任何工作之外的考虑,纯属牺牲,这种古风让我感动。本书稿能通过上海人民出版社问世,刚刚卸任的王兴康社长是“助产士”,笔者与兴康兄结识已有15年的历史,他的见识及为人的磊落与豪爽,使我们一见如故,长期合作。通过兴康兄,又幸遇本书责编张钰翰兄,钰翰兄以他的学养和精湛的编辑功夫,使本书稿以如此理想的面貌呈现在读者面前。感谢上述诸位。
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理解“中国化”的内涵和外延。它不仅仅是在梳理近些年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脉络,更是在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定调。作者在书中反复强调,要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桎梏,要以更加开放和自信的心态,去构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这让我感到非常振奋,也意识到肩上的责任。我一直在思考,如何在我的学术研究中,真正体现出“中国化”的理念?这本书给出了很多启发,比如在跨文化交流的研究中,我们是否能够提供一套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解读视角?在教育领域,我们是否能够构建一套更符合中国学生认知特点的教学方法?它让我明白,这不是一项一蹴而就的任务,而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探索过程,需要我们每一个学者的不懈努力和持续创新。
评分这本书带给我的惊喜,在于它对“中国化”这个概念的丰富阐释。我原以为“中国化”更多的是一种文化层面的融合,但作者将其提升到了哲学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高度。他强调,这不仅仅是简单的“本土化”,而是要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这意味着,我们要有勇气去审视和质疑那些被奉为圭臬的西方理论,要去挖掘和提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并将其与当代中国实践相结合,形成新的理论体系。我特别欣赏作者在书中对“实践理性”的强调,认为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立足于中国解决实际问题的需要,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这本书让我明白,学术研究不是空中楼阁,而是要为现实服务,为国家发展提供思想支撑。它给了我一种全新的视角去看待我所熟悉的学科,让我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让我的研究也“中国化”起来。
评分这本书的题目就足够吸引我了,"把中国‘中国化’" 这个说法很有意思,让我好奇作者究竟想探讨的是一种怎样的“中国化”过程。我一直觉得,任何学科,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都应该根植于其本土的文化土壤,才能真正发展出独特的生命力。这本书似乎正是在尝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同时,又能够让它更加契合中国自身的历史文化语境?这让我联想到许多领域,比如历史学,我们应该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辉煌与局限?哲学上,中国传统的智慧,如儒家、道家思想,在当代社会是否还有价值?甚至在社会学、心理学等领域,我们是否过于依赖西方的理论框架,而忽略了中国人在群体和个体层面的独特经验和思维模式?我期待这本书能够提供一些深刻的洞见,帮助我理解如何将那些被西方学界普遍认可的理论,巧妙地融入中国独特的文化传统和现实需求之中,从而形成既有普遍意义又不失本土特色的学术研究。这不仅是对学术本身的一种探索,更是对中华文化自信的一种建设。
评分读完这本书,我最大的感受是,它真的颠覆了我一些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固有认知。我一直以为,很多理论都是普适的,是跨越国界的。但这本书让我看到,即便是看似客观的社会科学,其研究方法、理论框架,甚至提问的方式,都深深地打上了文化烙印。作者在书中对某些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在中国应用的局限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让我意识到,生搬硬套不仅会削弱理论的解释力,甚至可能误导我们的判断。比如,在解读中国社会现象时,如果完全套用西方关于个体主义的理论,可能就难以理解集体主义文化下的社会关系和行为模式。我特别喜欢书中关于“主体性”的讨论,强调要从中国自身的历史进程和文化脉络中去理解和建构我们的主体性,而不是被动地接受外部的定义。这让我开始反思,我们自己在研究中国问题时,是不是也常常在不经意间受到了西方学术范式的“规训”,而忽略了我们自身独特的经验和价值。
评分这是一本充满思想张力的作品。它并没有回避现实中的挑战,而是直面我们在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过程中所遇到的种种困难。作者在书中举了许多具体的例子,比如在经济学领域,如何理解中国过去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并从中提炼出不同于西方自由市场理论的解释?在政治学层面,如何阐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治理模式,并赋予其独特的理论内涵?这些都是非常棘手但又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尤其对书中关于“话语权”的论述印象深刻,它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范畴,更关乎国家形象和文化认同。当我们能够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理论去解释世界,去讲述中国故事的时候,我们才真正获得了自主。这本书就像一位引路人,在迷雾中为我指明方向,让我看到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希望,也看到了这条道路的艰辛与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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