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汉颍川太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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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宝记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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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179810
版次:1
商品编码:12267268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0-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08
字数:250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两汉颍川太守研究》是一部别开生面的断代区域文化研究著作。
  《两汉颍川太守研究》内容分为上、中、下三编,分别是两汉颍川郡概况、两汉颍川太守和两汉颍川籍太守。三编的内容也较为均衡,实实在在是一部新编的“两汉颍川志”,《两汉颍川太守研究》作者马宝记为了凸显地方长官治理对一个地区文化风俗的形成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所以用全书中一编内容之名定位书名,称为“两汉颍川太守研究”,单看这一书名,仿佛是一部断代的人物传记研究。

作者简介

  马宝记,河南许昌人,许昌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教授,中国史记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古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河南省三国文化协会副理事长、许昌市三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长期从事汉魏六朝文学与文化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出版《关羽图传》、《三国文化概览》(合著)、《中国古代文学》(合著)、《大学语文》(主编)等著作、教材十余部。发表司马迁及《史记》、三国文化、魏晋南北朝文学等方面的研究论文五十余篇。

目录

上编 两汉颍川郡概况
第一章 秦代初置颍川郡
第二章 西汉时期的颍川郡
一、楚汉战争时期的颍川郡
二、西汉时期的颍川郡
第三章 东汉时期的颍川郡
一、颍川郡与东汉王朝
二、东汉颍川郡的设置
第四章 两汉颍川郡的社会经济发展
一、颍川郡的地理环境
二、颍川郡农业发展概况
三、颍川郡手工业和商业发展概况
四、颍川郡的自然灾害
第五章 两汉时期颍川郡的世家大族
一、汉代颍川郡豪强地主的生成
二、汉代颍川郡世家大族的类型、基本情况及其代表人物
第六章 两汉颍川郡教育发展与世风民俗
一、汉代颍川郡文化教育的发达
二、颍川郡社会生活与民风民俗特点

中编 两汉颍川太守
第七章 西汉颍川太守
一、西汉颍川太守考述
二、西汉颍川太守的政绩
第八章 东汉颍川太守
一、东汉颍川太守考述
二、东汉颍川太守人数考
三、东汉颍川太守籍贯分布
四、颍川太守的出身、来源、任职时间、政绩及职后去向
五、东汉颍川太守与政治
第九章 东汉颍川太守的政绩
第十章 两汉颍川郡著名太守的施政风格与移风易俗
一、用铁腕惩治豪强的循吏赵广汉
二、以礼仪化解仇怨的仁吏韩延寿
三、以温和力行教化的明吏黄霸
四、以大义蔑视权贵的廉吏何并
五、以威武营造和平的大将寇恂
六、以真诚安抚反叛的良臣郭假

下编 两汉颍川籍太守
第十一章 西汉颍川籍太守
第十二章 东汉颍川籍太守
第十三章 两汉颍川籍太守的政治智慧
一、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积极献计献策
二、以建立新的封建王朝为目标,建功立业,泽被后世
三、维护国家统一与安定,立足边地,抗击入侵
四、执政为民,无私无畏,政名远扬
五、敏锐观察时局,准确判断,合理谋划
第十四章 两汉颍川籍太守的社会贡献
一、自我砥砺,品德高洁
二、淡泊名利,勤劳简朴
三、关心民瘼,同情弱者
四、移风易俗,造福一方
五、学识渊博,敬贤重才

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两汉颍川太守研究》:
  二、汉代颍川郡世家大族的类型、基本情况及其代表人物
  从字面意义上看,如果说,豪强地主更多地具有侵吞、强势、霸道等词义的话,那么,世家大族则更多是指权势、豪门、望族,前者更具有贬义,而后者更具有中性含义。当然,豪强地主和世家大族并不是截然分明的,往往很难区分,所以,《两汉颍川太守研究》在论及二者的相关问题时,仅仅是从某一方面的侧重点来谈,不对具体的某个家族作出划分。
  汉代颍川郡的世家大族按照形成原因、表现及特征,相对地,可分为贵族型、官僚型、世宦型、豪强型等几个类型。
  1.贵族型:指出身贵族,享受到一定的特权,如分封为王、占有封邑等,进而成为世家大族
  韩氏家族:韩氏家族的创始者为韩王信,汉十一年(前196年),韩王信因叛汉被杀。当年,韩王信是和韩太子一起去到匈奴的,到达颓当城的时候,韩王信生下了一个儿子,因此取名叫韩颓当,同时韩太子也生了一个儿子,取名叫韩婴。汉文帝十六年(前164年),韩颓当和韩婴率领手下人马降汉,汉封韩颓当为弓高侯,封韩婴为襄城侯。吴楚七国之乱时,弓高侯韩颓当功冠诸将。
  韩婴将爵位传至孙子,汉武帝元朔四年(前125年)以不敬失侯。
  韩颓当的儿子封龙頟侯,韩颓当的孙子韩嫣字王孙,深得武帝宠幸,出入永巷不禁,后因为奸情被皇太后知道了,太后大怒,派人赐韩嫣死。武帝代为谢过,但是仍然没有能够挽救韩嫣,最终,韩嫣被杀。韩嫣的弟弟韩说也很受武帝宠幸,因军功被封为案道侯,巫蛊之祸时与儿子韩兴都被戾太子所杀。韩说的另一个儿子韩增巫蛊之祸之后又袭爵被封龙頟侯,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代张安世任大司马车骑将军,领尚书事。“增世贵,幼为忠臣,事三主,重于朝廷。”韩增死后,儿子韩宝嗣爵,韩宝无子,国除。成帝时,韩增哥哥的儿子韩岑、韩岑的儿子韩持弓也为龙頟侯。王莽末年,韩氏家族食封断绝,失去贵族地位,转为乡里豪族。
  东汉时,移居到颍川舞阳的弓高侯韩颓当之后韩棱家“世为乡里著姓”,父韩寻,光武帝建武年间为陇西太守,韩棱官至尚书令、司空,韩棱子韩辅为赵相,韩棱孙韩演为太守、司隶校尉。韩氏的另一支、迁居到南阳堵阳的韩暨家,也在东汉时成为豪族。《三国志·魏志·韩暨传》注引《先贤行状》云:“暨,韩王信之后。祖术,河东太守。父纯,南郡太守。”韩暨在献帝时任乐陵太守,魏文帝时任太常,魏明帝景初二年(238年)去世,西晋时,韩暨的孙子韩寿之妻是贾充的女儿。贾充无后,以寿子贾谧为嗣,贾谧弱冠为秘书监侍中。韩寿的少子韩蔚,亦有器望。晋惠帝时兄弟并为赵王伦所诛,韩氏家族衰亡。
  韩氏家族在颍川郡的历史上是比较特殊的,韩氏自韩王信之后,多次被封侯,家族为官者也代不乏人,屡衰屡兴,最终成为影响深远的世家大族。
  从韩信封王到西晋贾谧、韩蔚兄弟被诛,历时五百年。其中,有不少韩氏族人在历史上颇有声名,
  ……

前言/序言

  颍川郡,秦王赢政十七年(前230年)始置,郡治阳翟(今河南禹州市),历汉、魏、晋、南北朝。晋移治许昌县(今许昌市东),至东魏武定七年(549年)移治颍阴县(今许昌市),并改名郑州。颍川作为郡名,前后历时近八百年。
  颍川名称的来源,是因为有流经境内的大河颍水(今名颍河),因水而名。郦道元《水经注》云:“秦始皇十七年灭韩,以其地为颍川郡,盖因水以著称者也。”①
  颍川郡所辖范围虽因朝代不同而各异,但大约相当于今河南许昌、漯河、平顶山等地区。
  颍川郡地处中原腹地,在自然条件方面具有非常优越的地位。在地理位置上,西部和西北部为低山丘陵地形,属伏牛山余脉。中部和东部为平原,属黄淮平原的一部分。与长安、洛阳自西向东连为一体,又与西南方向的南阳互为掎角,形成鼎足之势,并成为宛、洛东进通道。河流方面,境内主要有颍水、汝水、双洎河、清溟河等,对境内的农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颍水是境内最重要的一条河流,发源于阳城县(今河南省登封市),流经阳翟北人颍阴县、临颍县,出境后注入淮水。汝水流经颍川郡的父城县(今河南省宝丰县)、襄城县、郾县(今河南省漯河市郾城区),出境后也注入淮水。颍水和汝水水量充足,流域宽广,为颍川郡的农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自然资源。《史记·韩信卢绾列传》在谈到韩王信被封为韩王时云:“颍川北近巩、洛,南迫宛、叶,东有淮阳,皆天下劲兵处。”②可见颍川郡在地理位置上的重要性。高底河、清溟河等区域性河流,也为农业灌溉和交通、百姓饮食起居等提供了极为重要的便利条件。此外,汉末,曹操统一北方前后,在颍川郡大力开挖人工河,许县、颍阴县、临颍县、襄城县等都有人工河,为屯田和军输奠定了重要基础。境内的湖泊有萑苻泽(位于今新郑西)、洧渊(位于今新郑市)、棘泽(位于今长葛西南)、浊泽(位于今许昌市西)、狼渊(位于今许昌市西)等。①从土质上看,颍川郡的土质多为沙壤和壤土,透水通气性能良好,能够较好地保温保湿,是农业耕作的上乘土质。在气候条件上,颍川郡属于暖温带季风区,气候温和,光照充足,雨量充沛,无霜期长,四季分明。这种情况在以农业为主的古代中国显得非常重要。所以,清初历史地理学家顾祖禹说许州(即汉代颍川)“西控汝、洛,东引淮、泗,舟车辐集,转输易通,原野宽平,耕屯有赖……自天下而言河南为适中之地,自河南而言许州又适中之地也。北限大河曾无溃溢之患,西控虎牢不乏山溪之阻,南通蔡、邓实包淮、汉之防,许亦形胜之区矣。岂惟土田沃衍,人民殷阜,足称地利乎?”②
  颍川历史悠久,早在远古时期就有人类活动遗迹,目前发现的旧石器地点和古人类化石地点有八十余处,尤其是2007年许昌灵井遗址“许昌人”的发现,震惊了世界,当年即被评为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充分说明了颍川地区是中华民族悠久的文明之源。
  两汉时期的颍川郡,是颍川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与汉王朝的鼎盛相-致,颍川郡也达到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强盛。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两汉颍川太守研究》一书的详细简介,内容不包含该书的实际内容,专注于构建一个引人入胜的图书背景和主题介绍: --- 书籍简介:《光影交织:汉代地方行政的兴衰与郡守的权力边界》 导论:时代洪流中的地方权力核心 本书并非一部简单的史料汇编,而是一次深入的社会史与制度史考察,聚焦于东汉中晚期一个至关重要的地理区域——颍川郡。颍川,地处中原腹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文化重镇,更是东汉王朝政治舞台上人才辈出的“明星产区”。然而,郡守,这个自秦汉以来便承载着中央意志与地方治理重任的官职,在这样一个复杂、敏感的区域,其权力实践、地方影响以及最终的命运轨迹,却鲜有深入且系统的梳理。 本书旨在填补这一研究空白,通过对特定历史时期(东汉建武至汉末)的颍川郡守群体的细致剖析,揭示东汉郡级行政体系在帝国晚期所经历的权力结构重塑、士族政治的渗透与抗争,以及中央集权衰落过程中,地方大员如何游走于法度与人情、忠诚与自保之间的复杂博弈。 第一部分:制度背景与颍川的特殊性 东汉的郡县制并非一成不变的铁板一块。随着察举制的发展和地方豪强势力的崛起,郡守的实际权力已远超其法理范畴。颍川郡,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深厚的文化积淀(如陈寔家族的影响),成为观察这一制度演变的绝佳窗口。 本书首先会梳理汉代郡守的法定职权——从“掌其治”的司法权、军事指挥权(虎符的掌握),到财政、教化、吏员任免的行政权。在此基础上,我们将探讨颍川郡在特定时期(如党锢之祸后)所面临的政治压力与士人诉求。郡守的任命,往往是中央对地方士族势力的一种平衡或遏制,这使得每一位太守的到任,都成为一场微妙的政治角力。 第二部分:太守的“人”与“术”:权力实践的个案分析 我们并非机械地罗列历任太守的生平,而是将其视为特定社会情境下的行动者。本书将提炼出几个核心的“权力实践面向”进行深入剖析: 1. 吏治的张弛:从“宽仁”到“严峻” 东汉后期,对太守的评价往往呈现出两极分化:是侧重“宽仁爱民”,以赢得士人的赞誉与合作,从而确保地方稳定;还是采取“严明峻急”,以对抗地方豪强对官府权威的侵蚀?本书将通过对地方碑刻、私家文献中记载的施政手腕的残存信息,重建太守在处理地方纠纷、赈济灾荒、维持治安时的具体策略。这种策略的转变,反映了中央对地方控制力的消长。 2. 士族互动与“门生故吏”网络的构建 颍川是士族政治的发源地之一。郡守的有效治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成功地与当地的大家族建立起协作关系,或者至少不与他们公开决裂。太守的任命本身就带有“引荐”色彩,而其任期内如何选拔地方官吏、如何处理与本地名士的关系(如是否参与士人的清谈、对反抗朝廷的士人的态度),都决定了其在颍川的政治生命能否延续。本书将探讨,一些郡守如何巧妙地利用或驾驭了这种本土的“关系网络”。 3. 军事部署与边防的隐喻 颍川虽然不直接是边疆,但在汉末的战乱中,其战略地位凸显。郡守往往兼具“军”职,负责地方武装的调动和防务。太守在处理流民、流寇或地方武装冲突时的决策,不仅关乎治安,更是其政治忠诚度的试金石。我们将分析在黄巾之乱前夕及战乱爆发之初,颍川太守在军事部署上的关键决策,以及这些决策如何预示了东汉地方治理体系的全面崩溃。 第三部分:地方精英的视角与郡守的命运终结 本书的另一重要视角,在于“地方精英”对郡守的评价与反作用。士人、名士、乃至地方豪强,构成了对郡守进行“舆论监督”和“政治考核”的社会力量。太守的去职,是主动调离、被弹劾罢黜,还是在乱世中走向终结,都深深烙印着地方势力的影子。 通过对这一时期颍川郡守群像的描摹,我们试图展现:在中央权威逐渐虚化、地方权力碎片化的过程中,郡守这一关键节点是如何从中央的“代理人”异化为地方势力的“合作者”乃至“牺牲品”的。他们的升迁与沉浮,是东汉帝国由盛转衰的清晰缩影。 结语:历史的余音与制度的遗产 本书的最终目的,是通过聚焦颍川这一典型样本,为理解东汉地方行政体系的复杂性提供一个精细的切片。它不仅关乎个体官员的功过是非,更触及了权力如何在制度框架的松动中,被“人”重新塑造和填充的深层历史逻辑。对这些曾经主宰一方的太守们的研究,实际上是对一个庞大帝国由内而外瓦解过程的一次深入探寻。 ---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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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结构安排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编排逻辑极其清晰,充分体现了“研究”的本质——即系统地梳理和论证一个命题。作者采用了“断代+专题”相结合的方式,先是按照时间顺序梳理了颍川太守职位的兴衰脉络,随后针对几个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如黄巾之乱前后、党锢之祸期间)设置了专门的深度剖析章节。这种结构设计的好处在于,读者既可以宏观把握颍川郡作为“士人摇篮”的整体历史走向,又可以微观聚焦于特定历史时期下,太守这一权力核心如何应对危机和发挥其影响力。这种详略得当、主次分明的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信息获取的效率,让读者能够轻松地在历史长卷与关键细节之间自由切换,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连贯性和知识的吸收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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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让人眼前一亮。封面采用了仿古的宣纸质感,墨色苍劲有力,中央烫金的标题“两汉颍川太守研究”在光线下显得沉稳而古朴,透露出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我尤其喜欢它在细节上的处理,比如内页的纸张选择,并非常见的现代印刷纸,而是带有一点点粗糙纹理的米白色纸张,这使得阅读体验仿佛穿越回了那个遥远的时代。装帧的厚度也恰到好处,拿在手里有分量感,让人感觉这是一部经过精心打磨的严肃学术著作,而不是随便的通俗读物。书脊的处理也很讲究,文字清晰排列,即便是在书架上,它也能凭借其独特的气质脱颖而出,成为一件赏心悦目的陈列品。整体而言,这本实体书的出品质量,远超出了我作为普通读者对于一本专注于地方史研究的学术书籍的预期,它在视觉和触觉上都给予了读者极大的尊重与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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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花了大量时间沉浸于这本书的导言部分,虽然我并非历史学专业出身,但作者的叙事手法极大地降低了阅读门槛。他并没有一上来就抛出繁复的官职体系和生僻的地名,而是从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片段入手——比如颍川地区在汉代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它所孕育出的独特士人群体。这种“以小见大”的切入点非常聪明,瞬间抓住了读者的好奇心。接着,作者用极其流畅的笔触勾勒出东汉颍川太守这一职位的历史变迁,如何从一个简单的行政长官,逐渐演变成影响中央朝政的关键角色。这种叙述的层次感和递进性处理得非常到位,使得即便是复杂的人事调动和政治斗争,在作者的笔下也变得条理清晰,引人入胜,让人忍不住想要探究每一个太守背后的复杂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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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资料搜集工作简直是令人咋舌的详尽。我注意到,在涉及某几位重要太守的生平考证时,作者频繁地引用了各种残缺的碑刻拓片、地方志的零散记载,甚至是侧面对比了同时期其他郡县的记录。这种“多方求证、交叉比对”的严谨态度,让每一个论断都显得掷地有声,而非空穴来风。我特别是留意了关于某位太守治下水利建设的部分,作者不仅仅罗列了工程的规模,还结合了当时的农业技术水平和气候变化趋势进行了综合分析,这种跨学科的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我们对古代地方治理的认知。对于想要深入研究汉代地方行政史的同仁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极高的标准和扎实的参考基石,每一个脚注都可能隐藏着一条通往更深层次研究的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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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体会到了一种非常强烈的“现场感”,这不仅仅归功于详实的史料,更在于作者在行文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那种对历史人物命运的深沉关怀。他没有将那些太守塑造成脸谱化的“好官”或“坏官”,而是努力去还原他们在巨大历史洪流中的挣扎与抉择。比如,当描述一位太守需要在忠于朝廷与安抚地方豪强之间艰难平衡时,作者的笔触显得尤为细腻和富有同情心。他会分析当时的社会压力、个人出身背景如何共同塑造了这位官员最终的行为模式。这种对复杂人性的洞察,使得枯燥的政治史研究充满了温度和人情味,让人在合卷之后,依然能感受到那些远去的身影在历史的烟尘中栩栩如生,他们的困境与荣耀似乎也与我们产生了某种微妙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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