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宁全集(第43卷 1922.3-1923.1 第2版 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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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 列宁 著,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局 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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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ISBN:9787010171289
版次:2
商品编码:12269312
包装:精装
丛书名: 列宁全集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749
字数:656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共60卷,是我国自行编辑出版的版本,也是目前世界上收集列宁文献多的版本,共收载列宁文献9000多件。
  按照计划本次增订一是要根据近20年来《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使用中所发现的问题,以及新发现的列宁文献和国内外新研究成果,有必要对《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的部分译文进行必要的修订;二要是对新发现的列宁文献要按照列宁全集的收文原则进行增补;三是要根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列宁专题文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新译文对列宁引用的马恩论述进行必要的统一;四是要依据新的研究成果对各卷注释、索引等进一步修改完善。

目录

前言
1922年
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1922年3月6日)
关于接收新党员的条件(1922年3月9日、24日和26日)
致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属租让委员会主席(1922年3月11日)
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1922年3月12日)
就瑞典贷款谈判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922年3月13日)
就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策略问题给格瓦契切林的信(1922年3月14日)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出席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草稿的意见(1922年3月14日或15日)
就《俄共目前农村政策的基本原则》提纲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3月16日)
给格叶季诺维也夫的便条并附给埃王德威尔得的复信稿(1922年3月17日)
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并附给出国同志的指示草案(1922年3月17日)
伊伊斯捷潘诺夫《俄罗斯联邦电气化与世界经济的过渡阶段》一书序言(1922年3月18日)
就惩处犯罪的共产党员问题给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3月18日)
给尼彼哥尔布诺夫的便条并附关于合作社问题的意见(1922年3月18日)
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工作问题给约维斯大林的信(1922年3月21日)
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一个决议草案给约维斯大林和列波加米涅夫的信(1922年3月21日)
庆祝《贫苦农民报》创刊四周年(1922年3月23日)
就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政治报告提纲给维米莫洛托夫并转俄共(布)中央全会的信(1922年3月23日)
对苏维埃代表团在热那亚会议上的声明草案的修改意见(1922年3月23日)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3—4月)
1.开幕词(3月27日)
2.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3月27日)
3.关于俄共(布)中央政治报告的总结发言(3月28日)
4.对《关于俄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的补充意见(3月29日和4月2日之间)
5.关于农村工作决议的草案(给恩奥新斯基的信)(1922年4月1日)
6.关于《真理报》刊登广告问题的发言(4月2日)
7.闭幕词(4月2日)
俄共(布)中央全会关于书记处工作安排的决定草案(1922年4月3日)
我们付的代价太大了(1922年4月9日)
就三个国际的柏林代表会议问题向俄共(布)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建议(1922年4月9日和10日)
给查理普施泰因梅茨的信(1922年4月10日于莫斯科)
对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三个国际的代表会议的决议草案的意见(1922年4月11日)
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1922年4月11日)
对《纽约先驱报》记者的谈话(1922年4月14日)
就拉帕洛条约的报道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列波加米涅夫和列达托洛茨基的便条(1922年4月18日)
关于热那亚会议问题的函电(1922年4—5月)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出版格瓦普列汉诺夫文集的决定(1922年4月27日)
《接近新题材的旧文章》小册子序言——1922年版序言(1922年4月28日)
庆祝《真理报》创刊十周年(1922年5月2日)
就财政政策问题给格雅索柯里尼柯夫的信(1922年5月2日)
对有关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意见的答复(1922年5月5日)
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向中央委员会呈报实物税汇总数字的决定草案(1922年5月11日)
给约维斯大林的便条并附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的决定草案(1922年5月15日)
对俄罗斯联邦刑法典实施法草案的补充和给德伊库尔斯基的信(1922年5月15日和17日)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出席热那亚会议代表团的工作报告的决定草案(1922年5月15日或16日)
就发展无线电技术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922年5月19日)
论“双重”领导和法制给约维斯大林并转政治局的信(1922年5月20日)
就裁减红军问题给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信(1922年5月20日)
就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组成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5月23日)
致外高加索劳动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不晚于1922年5月26日)
关于同莱厄克特的租让谈判(1922年9—10月)
白璧微瑕(1922年9月10日以后)
给全俄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信(1922年9月17日)
关于成立苏维埃共和国联盟(9月26日)
就反对大俄罗斯沙文主义给列波加米涅夫的便条(1922年10月6日)
致巴库市工人(1922年10月6日于莫斯科)
致纺织工人代表大会(1922年10月10日)
致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1922年10月11日)
就对外贸易垄断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的信(1922年10月13日)
致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1922年10月16日)
就同德国公司财团的合同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信(1922年10月18日)
致全俄财政工作者代表大会(1922年10月20日)
致苏俄之友协会(美国)(1922年10月20日)
致技术援助苏俄协会(1922年10月20日)
致彼尔姆省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10月20日)
致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1922年10月24日)
给新解放的沿海地区的贺电(1922年10月26日)
答《观察家报》和《曼彻斯特卫报》记者M.法尔布曼问(1922年10月27日)
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1922年10月31日)
就俄罗斯联邦致各协约国照会的措辞问题给格瓦契切林和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信(10月31日)
致《彼得格勒真理报》(1922年11月1日)
致《真理报》(1922年11月2日)
致共产党人合作社工作者第一次国际代表会议(1922年11月2日)
关于合作银行的提纲(1922年11月2日)
致彼得格勒纺织工人(1922年11月3日)
致全俄统计工作者代表大会(1922年11月4日)
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1922年11月)
致莫斯科市和莫斯科省非党女工农妇代表会议(1922年11月6日)
致原米歇尔逊工厂工人(1922年11月7日)
致国营“输电”发电站职工(1922年11月7日)
致克林齐的斯托多尔制呢厂工人(1922年11月8日 )
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文献(1922年11—12月)
1 致共产国际第四次世界代表大会、彼得格勒工人和红军代表苏维埃(11月4日)
2 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1月13日)
就裁减军队问题提交俄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建议(1922年11月13日)
致北美俄国侨民(1922年11月14日)
致全俄农业展览会的贺词(1922年11月14日)
致“光明”社(1922年11月15日)
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1922年11月20日)
致全俄苏维埃工作人员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主席团(1922年11月22日)
关于削减海军舰只修建计划(1922年11月25日和29日)
致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1922年11月26日)
致国际工人援助会书记明岑贝格同志(1922年12月2日)
致在莫斯科召开的青年共产国际第三次世界代表大会(1922年12月4日)
对我国出席海牙会议代表团的任务的意见(1922年12月4日)
关于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分工的建议(1922年12月4日)
关于尼叶费多谢耶夫的点滴回忆(1922年12月6日)
对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家供给委员会报告的决定草案的补充(1922年12月6日或7日)
就政治局的议事规程提交全会的建议(1922年12月8日)
关于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和主席的工作制度的建议(1922年12月9日)
致全乌克兰苏维埃代表大会(1922年12月10日)
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提纲(1922年12月13日以前)
就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的分工问题给列波加米涅夫、阿伊李可夫、亚德瞿鲁巴的信(1922年12月13日)
关于对外贸易垄断(1922年12月13日)
关于在全俄苏维埃第十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问题给约维斯大林并转俄共(布)中央委员会委员的信(1922年12月15日)
最后的书信和文章
(1922年12月一1923年3月)
给代表大会的信(12月23日)
关于赋予国家计划委员会以立法职能(1922年12月27日)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12月30日)
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续)(1922年12月31日)

1923年
日记摘录(1923年1月2日)
论合作社(1923年1月4日和6日)
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1923年1月16日和17日)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向党的第十二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建议)(1923年1月23日)
宁肯少些,但要好些(1923年3月2日)
附录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材料(1922年3月)
《关于副主席(人民委员会和劳动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工作的决定》的材料(1922年4月)
《论“双重”领导和法制》一信提纲(不晚于1922年5月20日)
《在第九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常会上的讲话》提纲(1922年10月25日以后)
关于稳定卢布的札记(1922年10月底—11月初)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的提纲(1922年11月10日和13日之间)
《我们怎样改组工农检查院》一文的材料(1923年1月)
关于把出席热那亚会议的俄国代表团团长全权转授格瓦契切林的声明(1922年3月25日)
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代表登记表
列宁值班秘书日志(1922年11月21日—1923年3月6日)
……
插图

精彩书摘

  《列宁全集(第43卷 1922.3-1923.1 第2版 增订版)》:
  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一般任务,所有要点托洛茨基同志在第1-2期合刊上已经谈过了,而且谈得很好。我只想谈几个问题,把杂志编辑部在第1-2期合刊的发刊词中所宣布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计划规定得更确切一些。
  这篇发刊词说,团结在《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周围的不全是共产党员,然而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我认为,共产党员和非共产党员的这种联盟是绝对必要的,而且正确地规定了杂志的任务。如果共产党员(以及所有成功地开始了大革命的革命家)以为单靠革命家的手就能完成革命事业,那将是他们最大最危险的错误之一。恰恰相反,要使任何一件重大的革命工作得到成功,就必须懂得,革命家只能起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先进阶级的先锋队的作用,必须善于实现这一点。先锋队只有当它不脱离自己领导的群众并真正引导全体群众前进时,才能完成其先锋队的任务。在各种活动领域中,不同非共产党员结成联盟,就根本谈不上什么有成效的共产主义建设。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所担负的捍卫唯物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工作也是如此。可喜的是俄国先进社会思想中的主要思潮具有坚实的唯物主义传统。且不说格·瓦·普列汉诺夫,只要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就够了,现代的民粹派(人民社会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等)由于一味追随时髦的反动哲学学说,往往离开车尔尼雪夫斯基而倒退,他们被欧洲科学的所谓“最新成就”的假象所迷惑,不能透过这种假象看清它是替资产阶级及其偏见和反动性效劳的不同形式。
  无论如何,我们俄国还有——而且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疑还会有——非共产党员的唯物主义者,而吸收一切拥护彻底的战斗唯物主义的人来共同反对哲学上的反动,反对所谓“有教养社会”的种种哲学偏见,是我们不可推诿的责任。老狄慈根(不要把他同他那自命不凡而实际上毫无成就的著作家儿子混为一谈)曾正确地、中肯地、清楚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对盛行于资产阶级国家并受到它们的学者和政论家重视的那些哲学流派的基本看法,他说:当今社会中的哲学教授多半实际上无非是“僧侣主义的有学位的奴仆”。我们俄国那些喜欢自命为先进人物的知识分子,同他们在其他各国的伙伴们一样,很不喜欢用狄慈根所说的评价来考察问题。他们所以不喜欢这样做,是因为真理的光芒是刺眼的。只要稍微深入思考一下当今那些有教养的人在国家政治、一般经济、日常生活以及其他方面对于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依赖,就可以了解狄慈根这句一针见血的评语是绝对正确的。只要回顾一下欧洲各国经常出现的时髦哲学流派中的多数流派,哪怕只回顾一下由于镭的发现而兴起的哲学流派,直到目前正在竭力抓住爱因斯坦学说的哲学流派,就可以知道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阶级立场及其对各种宗教的扶持同各种时髦哲学流派的思想内容之间的联系了。
  ……

前言/序言

  本卷收载列宁在1922年3月6日至1923年3月2日期间的著作。
  1922年列宁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5月不幸中风,经过数月疗养,有所好转,年底再次中风,不得不停止工作。列宁在同疾病的顽强斗争中仍时刻关注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在病重期间,他还以惊人的毅力,口授了给党代表大会的信和五篇重要著作,为俄国和国际无产阶级留下了最后的理论遗产。
  在本卷收载的《论苏维埃共和国所处的国际和国内形势》、《俄共(布)第十一次代表大会文献》、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俄国革命的五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以及《答(曼彻斯特卫报)记者阿·兰塞姆问》等文献中,列宁总结了新经济政策第一年的实践,肯定了所取得的初步成就,论证了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和正确性,并提出进一步贯彻执行的具体任务和要求。
  实行新经济政策的第一个年头仍然是在饥荒和经济困难的条件下度过的。与往年不同的是,战火已经停息,第一次有可能整年把力量真正用在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任务上。实践表明,新经济政策对于克服困难、扭转局面已经收到明显的成效。列宁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一年多来的成就时首先指出,在金融体系方面,“真正重要的是稳定卢布的问题”,“这一任务具有决定意义”(见本卷第283页)。新经济政策开始的这一年,货币贬值的速度已经减慢。1921年7-9月出现了卢布第一次暂时稳定期,1922年5-8月又有第二次稳定期。列宁满意地指出:“我们在这里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就,就是说我们开始朝着稳定卢布的方向推动经济,这对于商业,对于自由的商品流转,对于农民和广大小生产者有极其重大的意义。”(见本卷第284页)在发展生产和改善人民生活方面成就也很显著。新经济政策大大提高了农民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得到了发展,农民战胜了饥荒,上交了粮食税,生活开始好转。轻工业生产已经普遍恢复并有所增长,工人生活状况也得到改善。工人和农民的不满情绪基本上平息了。至于重工业,虽然总的情况还很严重,但国家已积累了一些资金,可以把有限的资金用来发展重工业。列宁认为,这一年来的实际工作已经证明,国家能够经营商业,能够保持农业和工业的巩固阵地并向前发展。
  列宁认为,实行新经济政策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真正途径的探索,必须善于冷静地总结经验教训。他在向党的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作的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中总结了一年来执行新经济政策的三点教训:(1)用新经济政策来检验是否实现了与农民经济的结合。列宁指出:“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而且仅仅在于:找到了我们花很大力量所建立的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见本卷第78页)一年来的实践表明只是开始寻求而还没有真正实现这种结合。列宁深信,只要我们用全部力量去克服薄弱环节,我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个任务。(2)通过国营企业同资本主义企业的竞赛来检验共产党人的经营管理水平。
列宁全集(第43卷 1922.3-1923.1 第2版 增订版) 内容概述 《列宁全集》是一部系统梳理和呈现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革命生涯、思想理论以及对世界历史进程产生深远影响的文集。本卷,即第43卷,聚焦于列宁生命最后一年半的关键性思想与实践活动,涵盖了1922年3月至1923年1月这一极其重要的历史时期。作为“第2版 增订版”,它在原有内容的基础上,通过更加详尽的史料搜集、严谨的学术考证以及新增的文献补充,极大地丰富了对这一时期列宁思想的理解深度。 本卷所收录的文献,如列宁的著作、文章、演讲、电报、书信、指示以及会议记录等,生动地记录了苏维埃俄国在经历了国内战争的胜利后,进入新经济政策(NEP)实施阶段的关键时期,以及面对内外部复杂局势,列宁所进行的深刻的理论思考和策略部署。此时的苏联,正努力在经济恢复、国家建设、政权巩固以及国际关系等方面寻求突破。 核心议题与思想发展 1. 新经济政策的巩固与发展: 新经济政策作为苏维埃政权在严峻经济条件下的一种策略性调整,本卷详细展现了列宁对其的持续关注与深入思考。他不仅在理论上阐述了新经济政策的必要性、原则性及其与社会主义目标的内在联系,更在实践中不断解决其实施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这包括对商品货币关系的认识、对市场机制的利用、对个体经济和合作社的支持,以及如何在这种政策下继续保持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地位。列宁在本卷中对新经济政策的论述,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不断深化和细化,展现了他务实且富有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风范。他深刻地认识到,在落后的经济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经济手段,而新经济政策正是这种灵活性的集中体现。 2. 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与战略: 面对战后百废待兴的局面,列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复杂性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强调,社会主义并非一蹴而就的理想社会,而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改造过程。本卷中的文献,揭示了列宁在如何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方面所提出的多项战略构想。这其中既包括对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远景规划,也包括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视,认为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关键。他尤其关注如何将科学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与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相结合,以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同时,列宁也深刻反思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强调了党的建设、群众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以及在建设过程中保持清醒头脑、警惕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的重要性。 3. 国家机关的建设与改造: 在巩固政权、发展经济的同时,列宁高度重视国家机关的建设和完善。本卷收录的文献,反映了他对如何建立和运行一个高效、廉洁、服务于人民的苏维埃国家机器的深刻思考。他反复强调要精简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反对官僚主义的滋生。特别是在新经济政策背景下,如何处理国家与市场、国家与个体经济的关系,如何利用国家力量引导经济发展,以及如何健全法律体系,保障公民权利,都是列宁在本卷中深入探讨的议题。他对国家机关的改革,不仅是为了应对现实挑战,更是为了构建一个能够真正代表人民利益、服务人民的社会主义国家。 4. 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与外交策略: 尽管面临国内建设的巨大压力,列宁并未忽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本卷中的文献,反映了他对世界革命形势的持续关注,以及对如何推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思考。他坚持认为,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只是世界革命的开端,并对未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方向和策略提出了设想。同时,他也在积极地处理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争取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时间和空间。列宁在外交上的策略,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充分展现了他高超的外交艺术和战略眼光。 5. 文化、教育与意识形态建设: 列宁深知,物质文明的建设离不开精神文明的支撑。本卷中的文献,体现了他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高度重视。他认为,要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和政治觉悟,培养大批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的建设者。他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构想,强调了识字教育、科学普及、艺术发展以及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宣传和普及的重要性。列宁相信,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坚定社会主义信念的人民,才是巩固苏维埃政权、实现社会主义目标最坚实的基础。 史料价值与研究意义 《列宁全集》第43卷(第2版 增订版)的出版,对于深入理解列宁的思想体系,特别是其晚年思想的发展演变,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本卷所收录的增订内容,极大地丰富了对这一时期列宁思想的原始材料,为研究者提供了更加全面、详尽的研究依据。 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 增订版通过搜集和整理更多珍贵的历史文献,能够更真实、更全面地反映列宁在这一关键时期所面临的挑战、所进行的思考以及所作出的决策。这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的复杂性和艰巨性。 深化理论研究: 本卷所包含的列宁关于新经济政策、国家建设、文化发展等方面的深入论述,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通过对这些原始文献的研读,可以更准确地把握列宁主义的精髓,以及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创造性发展。 启迪当代社会建设: 列宁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所积累的经验和教训,特别是其关于经济发展、国家治理、文化建设等方面的深刻洞见,对于当代社会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本卷的文献,可以帮助我们从中汲取智慧,更好地应对当前社会发展中的各种挑战。 促进学术交流: 增订版的出版,为国内外学者提供了一个更加权威、完善的研究平台,有助于促进对列宁思想和苏维埃历史的研究,推动学术界的深入交流与合作。 总而言之,《列宁全集》第43卷(1922.3-1923.1 第2版 增订版)是一部极具分量的重要文献汇编。它不仅是研究列宁晚年思想及其对苏维埃俄国早期建设影响的宝贵史料,更是理解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特别是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的不可或缺的参考。通过本卷,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列宁作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和思想家,在生命最后时刻,依然以其卓越的智慧和坚定的信念,为人类的解放事业贡献着最后的思想光芒。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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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拿起这沉甸甸的《列宁全集》,我都有一种面对历史真相的敬畏感。这一特定时期的记录,清晰地勾勒出了一个革命领袖在面对“成功”后如何处理“后革命时代”的复杂挑战。我特别关注他对官僚主义的尖锐批评,这显示了列宁即便身居权力顶峰,依然保持着对革命初衷的警惕。这种自我反思的能力,在任何时代的领导者身上都显得尤为珍贵。书中对于国家计划与市场机制的互动描述,细腻到令人称奇,完全打碎了过去对“计划经济”的刻板印象,展现出其内在的复杂性和实验性。阅读这些文字,我深感历史的吊诡之处:一个试图终结资本主义的人,却不得不重新引入市场工具来挽救他的国家。这本书的翻译质量也保持了高水准,术语统一,句子结构既忠实于俄文原文的力道感,又确保了中文读者的理解流畅性,非常适合进行细致的比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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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封面设计得很朴实,封面的字体和排版透露出一种历史的厚重感,让人一拿到手就能感受到它分量十足。我这次主要关注的是它所收录的这一时期列宁的思想脉络,特别是他对新经济政策(NEP)的深入思考和实践的记录。阅读这些文献时,我常常会想象那个时代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们在艰难抉择时的情境。比如,关于市场经济的引入,列宁是如何权衡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与国家生存的现实需求的。书中的批注和注释也相当详尽,对于理解当时苏维埃政权的内部辩论和外部环境压力很有帮助。我特别留意了关于国家资本主义和合作社运动的讨论,这部分内容对于理解社会主义道路的多样性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远非教科书上那种单线条的描述所能比拟。这本书的印刷质量也值得称赞,纸张的质地和装订都体现了出版者对经典文献的尊重,即使是反复翻阅,也感觉非常耐用,这对于需要经常查阅的学者来说,无疑是个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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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对早期苏联史感兴趣的爱好者,我一直在寻找一套能够全面反映列宁思想发展的权威版本,而这一卷恰好涵盖了其晚期最重要的理论实践期。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对党内民主与集中制之间张力的探讨。列宁在面对日益庞大的官僚体系和对党内不同意见的处理方式上,展现出的那种审慎与果决并存的态度,令人深思。他并非一味地强硬,而是试图在维护党中央权威和吸收基层经验之间找到一个动态的平衡点。书中的文字风格,相比早期的革命檄文,显得更为沉稳内敛,带着一种久经考验后的深刻。我尤其欣赏它对外交政策和民族问题的论述,这些内容在理解苏联如何从一个区域性政权成长为世界性力量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整体来看,这套书不仅仅是史料的堆砌,更是一部活生生的政治哲学教科书,值得反复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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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卷书,仿佛穿越回了俄国国内战争刚刚结束、苏维埃政权开始舔舐伤口、着手重建经济的那个关键历史节点。列宁在这里展现出的那种务实主义和对理论的灵活运用,实在令人叹服。我惊喜地发现,其中一些关于意识形态与经济策略平衡的论述,即便放在今天讨论市场经济与政府调控的关系时,也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这不是那种空洞的、教条式的宣言,而是充满着对复杂现实深刻洞察的文字。我喜欢他那种直击核心、不绕弯子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讨论工人阶级领导权和农民阶级联盟的问题上,逻辑严密,论据充分。阅读时,我习惯性地会拿出笔来,在重要的论断旁做下标记,但很快我发现,标记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几乎每一页都有值得深思的地方。这套书的排版在保持严肃性的同时,也兼顾了可读性,段落划分清晰,使得即使是篇幅较长的政治报告,也不会让人感到晦涩难懂,非常适合深入研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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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提的是,这套增订版在细节处理上做得非常到位,这对于我们这些非专业研究人员来说,简直是福音。注释部分对一些特定历史名词和人名的解释,恰到好处地填补了背景知识的空白,使得阅读体验流畅了许多,避免了频繁中断去查阅其他工具书的麻烦。这一卷集中反映了列宁在面对国际孤立和国内经济濒临崩溃时的精神状态。他的文字里带着一种强烈的紧迫感,但底层逻辑始终清晰可见。特别是关于“文化落后”背景下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思考,简直是为所有试图走自己发展道路的国家提供了一份宝贵的经验总结。我个人认为,理解列宁的“政治遗嘱”——尽管这一卷主要在更早些时候——与理解他如何具体落实经济转向,是相辅相成的。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虽然低调,但内涵的丰富性是毋庸置疑的,它更像是一件传家宝,而不是一本普通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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