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欧亚备要）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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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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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史
吐蕃史
地方行政
政治史
欧亚备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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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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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128056

版次：1

商品编码：12300880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丛书名：欧亚备要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73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元史、藏史研究师生、古代民族史研究专员

本书以元代管理吐蕃地方的行政体制问题为中心，纠正了前人的某些疏失，或对旧说提出质疑，另立新说，使相关诸问题得以通解，为元代吐蕃地方政治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内容简介

元代是藏族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西藏地方结束了四百余年的混战与分裂，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成为元代中国行政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书就以元代管理吐蕃地方的行政体制问题为中心，系统深入地探讨了制约吐蕃地方行政事务的三股势力：出镇宗王、帝师和白兰王的地位与作用，并对其下辖机构一一作以考证。纠正了前人的某些疏失，或对旧说提出质疑，另立新说，使相关诸问题得以通解，为元代吐蕃地方政治史的研究开辟了新途径。

丛书简介：

“欧亚备要”丛书所谓“欧亚”指内陆欧亚（CentralEurasia）。这是一个地理范畴，大致包括东北亚北亚、中亚和东中欧。这一广袤地区的中央是一片大草原。在古代，由于游牧部族的活动，内陆欧亚各部（包括其周边）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上都有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内陆欧亚常常被研究者视作一个整体。

由于内陆欧亚研究难度大，早期的研究者要克服的障碍往往多于其他学科。本套丛书选择若干较优秀、尤急需者，请作者修订重印。这些原来分属各传统领域的著作（专著、资料、译作等）在“欧亚”的名义下汇聚在一起，有利于读者和研究者视野的开拓。

作者简介

张云，男，1960年7月生，陕西省周至县人，历史学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陕西师范大学西北民族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央民族大学“985”三期“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文化与边疆史地哲学与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学术委员会委员、四川大学"985工程"南亚与中国藏区研究创新平台特聘教授，西藏大学、西藏民族学院、青海民族大学等校客座教授，西藏博物馆特聘研究员，“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级人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国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理事、中国中外关系史学会理事、中国少数民族史学会理事、中国元史研究会理事。

精彩书摘

后记

1990 年9 月，我考上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师从陈得芝教授学习蒙元史。陈老师根据我的专业知识结构与兴趣所在，让我继续从事藏族古代史的专题研究，并从中确定博士学位论文的选题。遵从师命，我首先从目录学入手，广泛搜集资料，汇编成一部《藏族古代史论著目录》（40 余万字），掌握了完整的信息情报和国内外最新的学术研究动态。在征得导师的同意后，我以《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研究》为题，开始博士学位论文的研究和撰著工作。

论文题目确定后，我进一步搜集、阅读、分析和勘比资料。在汉文资料方面，我仔细地阅读了《元史》，并从中辑录出有关吐蕃的史料，同时对元代的金石碑刻、相关人物文集、地方志等，予以特殊的关注；在藏文资料方面，我对赏竹监藏的《朗氏世系史》（rlangs kyi po ti bse ru）、达仓宗巴·班觉藏卜的《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tshang）、班钦·索南查巴的《新红史》等书，以及元代藏文帝师法旨资料最为重视，参考时贤的译文，一一认真阅读。在此基础上，开始阅读国内外学者的专著论文。在外文论著方面，我重点阅读了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Tucci）教授的名著《西藏画卷》（Tibetan Painted Scrolls, Rome, 1949）、毕达克（L.Petech）教授的《中藏与蒙古》（或作《乌斯藏与蒙古》，Central Tibet and the Mongols: theYüan-sa-Skya Period of Tibetan History, Rome, 1990）和日本学者野上俊静先生的《元史释老传的研究》（京都，1978 年）等书，以及其他学者的大量卓有识见的相关论文，并翻译了《中藏与蒙古》一书（25 万余言）；在国内学者中，韩儒林、王森、东嘎·洛桑赤列、蔡美彪、陈得芝、陈高华、邓锐龄、王尧、黄颢、王辅仁、陈庆英、仁庆扎西、沈卫荣等先生的专著和相关论文，使我受益良多。

在广泛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我对元代吐蕃地方行政体制进行了更系统和更为深入的研究，形成我的博士学位论文。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语言的学习是我最为重要的一项内容，除了多种外语的学习与提高之外，陈老师开设的“审音与勘同”等课程，旁征博引，左右逢源，在研究方法上，使我受惠不尽。我还得到陈老师和南京大学研究生院的支持，来京半年，随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黄颢研究员研读藏文文献，黄先生的悉心指教，增强了我阅读藏文文献的信心与能力。我十分服膺唐代史学史家刘知几有关史家三长，即才、学、识缺一不可的论断。而且认为：从基本上说，“才”和“识”是一个相对而言的“定量”，而“学”则是一个“变量”，前者固然可以在后天的学习与训练中获得提高，但更多地来自禀赋，后者则完全是靠个人按正确的方法勤奋积累起来的，用力愈勤，收获愈大。基于这一种认识，我把更多的注意力用在勤奋努力方面，也希望“勤能补拙”“不我欺也”。1993 年7 月，我通过学位委员会的论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并来到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历史宗教所工作。在这里工作的4 年间，我应命参加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元以来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史研究》一书的撰稿工作（撰写10 万余言）和《夏格巴的〈西藏政治史〉与西藏历史的本来面目》（民族出版社，1996 年）一书的藏译汉工作等。独著出版了《丝路文化·吐蕃卷》（28 万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5 年）等书，发表了多篇有关唐代吐蕃史、元代吐蕃史及西夏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和译文。唯独没有想到我的博士学位论文能够出版，理由很简单：在讲求经济效益的大背景下，我不敢奢望有哪家出版社愿意贴钱出版这本过于专门化的学术著作。受朋友们的怂恿，1995年下半，我投稿给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博士文库”，很荣幸地得到负责编辑和丛书编委们的垂青，入选其中。随后，我即对原作做了增补与修改工作：利用藏文帝师法旨增补了部分内容；把我过去发表的几篇相关论文和首次发表的几篇论文作为附录，列于书后；增补了结语、职官译名、大事纪年表和人名地名索引等，力图使本书丰富和完整一些。现在，凝聚我多年心血、标志我人生重要里程的博士学位论文就要出版了，回顾这一段漫长却又感到短促的求学与研究工作历程，我的心情难以平静。

我首先要感谢生我养我的父母双亲，他们现在已年过花甲，却依然在田间辛勤地劳作着。我的父亲只上过5 年学，我的母亲从未进过学校的大门，但他们以自己的正直、善良、仁慈、明理、勤劳和乐于助人，赢得了乡邻的交口称赞；他们支持我们兄弟几人都考上大学，把孤独留给自己而无怨无悔。这种人格力量，一直在鼓励我珍惜每一刻时光，刻苦努力，不断进取。我想，也许正是千千万万个像我的父母那样平凡而又普通的人们，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我的学术研究生涯是从做硕士生时期开始的，我感谢带我跨入学术研究之门的周伟洲教授和王宗维教授，他们让我从想当诗人的残梦中清醒过来，严格调教，使我成为西北民族史（包括藏族史）研究队伍中的一名新兵。

本书是在我的博士生导师陈得芝教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的，陈老师博学多识、严谨敬业的精神和元史研究室扎实务实的学风给我以巨大的影响，也使我时刻感念于心，不能忘怀。我的学习与学术研究经历不乏坎坷与曲折，但我有幸得到许多前辈学者的关怀与指教，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蔡美彪研究员，历史研究所的陈高华研究员、余太山研究员，民族研究所的黄颢研究员、史金波研究员、照那斯图研究员、常凤玄研究员，中央民族大学的王尧教授、已故的王辅仁教授，宁夏社会科学院的李范文研究员，杭州大学的黄时鉴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陈振教授，南京大学的卞孝萱教授、丁国范教授、刘迎胜教授，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姚大力博士，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邓锐龄研究员、胡坦教授、陈庆英研究员等。本书能够出版，我要感谢“博士文库”编辑委员会的各位编委和本书的审稿人，感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领导和本书责任编辑冯广裕先生。冯先生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许多辛勤的劳动，在此深表谢意。

我感谢所有关心我、帮助我、鼓励我的长辈、老师和朋友。最后，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杨玲女士，在我南京求学最为艰难的日子里，她独自一人养育着我们的儿子，让我得以潜心读书，完成学业。我对元代吐蕃史的研究，时间不长也不精，我的能力和水平都很有限，本书中难免会存在不足甚至错误之处，热切欢迎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与指正。

（节选）

一

元代是藏族历史发展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西藏地方结束了四百余年的混战与分裂，正式纳入中央王朝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成为元代中国行政版图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元朝中央政府在吐蕃地方括户、置驿、征兵、征税、驻军并建立起一整套完备的行政体制与制度，以实施统治，这一点已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尽管还有一些论者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宣扬西藏地方在元朝时期的独立性，但是没有一个人能举出一件确凿的事实来说明当时的西藏地方不在元朝中央政府的统辖之下，或自成体系。因此，此类主张，除了其政治煽动性之外，并没有任何事实依据，从而也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本书不予辩驳。元代藏族史，尤其是有关元朝中央管理吐蕃地方行政体制的研究，时间并不太长。

若从20 世纪初印度学者达斯（S.Ch.Das）利用藏文史书《汉藏史集》等探讨元代在吐蕃地方括户、置驿的论著算起，至今还不到一百年，然而，所取得的成就已颇为可观。国外以意大利藏学家图齐（G.Tucci）的集大成著作《西藏画卷》和毕达克（L.Petech）的《中藏与蒙古》为代表。前者利用藏、汉文献对元代在西藏地方的置驿、设立十三万户、确立帝师统领等，进行了全面探讨，并对十三万户的内部组织体制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是当时元代西藏地方史研究的一部划时代的学术专著，颇受学术界推重。后者则是作者毕达克多年研究元代藏族史的成果结集，对于元朝在乌思藏地方设立行政机构，以及帝师、本钦的地位，括户，置驿，划分十三万户诸措施均予论列，十分引人注目。尽管此二部著作均有一定的缺陷与不足，但其在元代西藏史研究中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前者尤甚。野上俊静对《元史·释老传的研究》，取得了最引人注目的成果，其中关于功德使司、宣政院等机构，桑哥、杨琏真加等人物，以及释道之争等事件的探讨，多超出前人。相关的重要成果，还有伯希和（P.Pelliot）关于蒙古语Colgel即汉文的“路”的研究，罗列赫（Roerich）关于13—14 世纪蒙古与西藏关系的研究，魏里（T.V.Wylie）对蒙古初次入藏的研究，冈田英弘对早期蒙藏关系的研究，费拉丽（A.Ferrari）对《卫藏圣迹志》的笺注与研究，麦克唐纳夫人对《汉藏史集》（rgya bod yig tsang）的研究，陆宽田（L.Kwanten）对元代蒙藏关系的研究，弗兰克（H.Franke）对胆巴的研究，魏里对白兰王恰那朵儿只的研究，史伯岭（E.Sperling）对必里公官巴（sgom pa）及吐蕃与宋蒙关系，以及旭烈兀（hu la hu 或hu la ）与吐蕃封地关系的研究，毕达克（L.Petech）对吐蕃与宋蒙关系，以及元代藏族宰相桑哥的研究，佐藤长对元末明初西藏地方形势的研究，福田洋一、石滨裕美子对西藏佛教宗义的研究，石泰安（R.A.Stein）对西藏文化的研究均令人注目。国内对元代西藏地方制度史的研究起步稍晚，韩儒林关于元代对西藏地方实施管理的论文，是第一篇有影响的专论。嗣后，王忠撰文全面探讨了中央王朝管理西藏地方制度的发展过程。 1965 年，王森《关于西藏佛教史的十篇资料》油印面世，这是一部学术水平很高的专著，从而把有关元代西藏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可惜“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一工作被中断。“文化大革命”后，元代西藏地方行政制度史的研究开始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东嘎·洛桑赤列（dung dkar blo bzang vphrin las）《论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是一部颇具特色的专著；黄颢译《新红史》，旁征博引，间以辨析，时有新意，这些都为元代西藏制度史研究的发展，给予推动之力。陈得芝《元代乌思藏宣慰司的设置年代》，提出并论证了萨斯迦本钦即乌思藏宣慰司为首宣慰使，还对吐蕃三路宣慰司的设置时间加以论断，把这一问题的研究引向纵深。同一作者还撰有关于元代入内地藏僧事迹的论文，创获良多。王辅仁、陈庆英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内有专章探讨两族关系，颇为可观。此后相关的重要论文有：陈庆英关于元代在西藏所封的白兰王的论述9 ，陈庆英、史为民关于蒙哥汗时期的蒙藏关系的探讨，洛桑群觉、陈庆英、祝启源等关于元代在吐蕃置驿的考释与论述，苏晋仁关于藏汉佛经总目对勘的研究，黄颢关于元代在西藏括户的论述，陈高华关于杨琏真加与杨暗普父子族属事迹的论述，沈卫荣关于元代十三万户的系列研究，以及元代在西藏实施统治的探讨，陈庆英关于帝师、宣政院、本钦和吐蕃三区（cholkha gsum）行政建置的论述，任乃强、泽旺夺吉关于元代朵甘思行政机构的论述3 ，仁庆扎西关于西平王府今地等的论述，都有一定的价值。邓锐龄的《元明两代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关系》，是有关这一领域十分精审的论述。此外，王辅仁、索文清的《藏族史要》，蔡美彪等的《中国通史》第七册，黄奋生著《藏族史略》，藏族简史编写组所编《藏族简史》，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均占用笔墨论述了元代西藏地方的历史与制度，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在藏文史籍的整理出版方面，东嘎·洛桑赤列、恰白·次旦平措等藏族学者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郭和卿、黄颢、陈庆英等对于藏文史书之汉译，付出了辛勤的汗水，这些为我们直接或间接利用藏文史书提供了方便。在汉文史书有关藏族史料的辑录方面，苏晋仁、陈燮章等做了不少工作。前人的研究成就卓越，但是存在问题依然很多，诸如：宣政院的权限如何？它与功德使司的关系怎样？元代在吐蕃建立了什么样的行政机构？究竟由谁来掌管吐蕃地方？宗王、帝师、白兰王在吐蕃的权力及互相关系如何？为什么本钦即是乌思藏宣慰使？十三万户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它的构成如何？三路宣慰司的建立年代、治地、范围及下辖机构是怎样的？等等，都需要研究。

本书即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利用藏汉文史书，第一次全面探讨元代统治吐蕃地方的行政体制。全书共分六章，第一章探讨了影响元代在吐蕃施政的三股势力：宗王、帝师、白兰王，对于他们在吐蕃地方行政中的权限与地位进行了较深入地分析，肯定了他们对吐蕃所具有的行政权力，同时也说明，在元朝建立后，吐蕃不是帝师的封土、宗王的封地或白兰王的领地，而是由宣政院直接管辖的一个地方行政区。并对帝师的生卒年，帝师制度，宗王早期在吐蕃分封的年代，领地范围及历任白兰王事迹，进行了新的探讨。第二章主要讨论元代管辖吐蕃地方的中央机构，较为详尽地考察了总制院、功德使司和宣政院的建立、沿革、职能与历任长使的事迹。说明宣政院是管理吐蕃地方的真正的权力机关，在其下设置有一整套行政机构，以实施统治。第三章以《元史·百官三》“宣政院”条所记“乌思藏纳里速古鲁孙等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及下辖诸机构为线索，探讨了元代设立在乌思藏地区的行政建置的职能，对乌思藏十三万户的建立及沿革，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宣慰司的治地、范围等予以探索。进一步证明本钦即乌思藏宣慰使。第四章以《元史·百官三》“宣政院”条所记“吐蕃等处宣慰司都元帅府”为线索，全面探讨了该宣慰司的建立年代、管辖范围、治地及几任长使，并对其下辖机构一一考订。第五章以《元史·百官三》“宣政院”条所记“吐蕃等路宣慰使司都元帅府”为纲，对该宣慰司的建立年代、治地、辖区范围及长使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对其下辖机构一一考订。第六章主要论述设立在吐蕃周邻地区的相关机构，及其与吐蕃的联系。本书通过以上六章的论述，试图勾勒出元代管理吐蕃地方的行政体制之轮廓，为全面深入地研究元代吐蕃史奠定基础，并用具体而微的史实说明元代对吐蕃实施统治之毋庸置疑，以及统治体制之一元特征。

本书后附录为作者已经发表和首次发表的、有关元代吐蕃地方制度史的9篇论文，即《论元代在西藏地方建政立制的基础》、《答失蛮其人及其经略吐蕃考实》、《Stod hor 考辨》、《释“萨斯迦本钦”》、《释“帝师之命与诏敕并行于西土”》等，是本书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具体补充了书中应有的一些重要细节。

前言/序言

　　张云同志的这部书稿，1993年夏，当他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时，曾寄给我一份打印本，那时披读一过，就认为这是部近年少见的体大思精之作。转瞬四年的时光逝去，张云同志取得博士学位，来北京中国藏学研究中心，与我成了同事。朝夕晤面替代了以往的书信往返，从工作到生活他不时地给我帮助，而且在一起时说古道今、论文谈艺，使我枯寂的独学生涯顿增了许多趣味，他的勤奋好学、孜孜不倦的作风更让我了解到这样一部优秀的学术著作之所以完成自有其优越的条件。现在张云同志复将旧稿修订，准备出版，命我写序。关于这个在元史和藏族史上的重要题目，我多年前曾试写过概论式的文章，感到深入研究有许多困难，所以浅尝辄止，在旧业荒疏、脑力日弱的今天，重读这部书稿，很难就其中章节细细评说，只能在赞赏之余，稍写几句。
　　这部书在时下青年学者的著作中是学术性相当强的一部。说它“体大”，是因为这个无论在学术上或现实政治意义上都非常重要的题目所囊括的方面颇广，要集合许多个案的研究成果才能够恢复历史的全盘面目，由于我们于今所能见到的史料仍然不足，一深入研究蒙古和元朝的治理藏族地区的政策、方针、组织、治所、官员、行政措施，等等，就会有荆棘塞途之感，而作者却具大气魄，不畏艰阻，将这个大题目解析为六章十八节，论述得面面俱到，结合为一个有体系性的著作。说它“思精”，是因为围绕这个题目，达斯（S.Ch.Das）早在20世纪初即利用藏文史书研究过，到40年代末，图齐（G.Tucci）在名著《西藏画卷》（The Tibetan Painted Scrolls）中也予以综述，50年代以来，国内有韩儒林、王森，国外有毕达克（L.Petech）诸家都做了精湛的论述。近20年来，国内学术界藏文史料的重刊、汉译以及有关论著的刊布，极尽一时之盛，欧美日学者的有关论文也纷纷发表，在这样的形势下，进入90年代，选写这个题目，不能不汲取诸家的精华，从旁人已达到的高度上再攀登新的峰巅。这非用心细密、照顾周到者很难做得出色。
　　然而张云同志写这部书不仅做了一次结账式的整理，而且能开拓进取。他总是一方面紧密地掌握原始资料，另一方面不懈地注意检核前人和同时代学者的成果，既虚己而博求，又循故而造新。采铜于山，不仅用以辨别通货成色的精窳，还能自铸良币供应于世。书中有不少独到的、精当的见解，举其要者：如说元代治藏方针在立朝前后数次演变；世祖、成宗二朝与西北藩王战争中西藏在地缘政治上的重要地位；元世祖与八思巴结成“檀越受施”关系之说之不可尽信；执掌吐蕃的权力全归在总制院即宣政院，而宣政院对其下属吐蕃三路的管理方式又各有特点；乌思藏“万户”名称早见于13世纪40年代；“十三万户”既非一朝建成，而亘元一代更是消长无常；吐蕃等处宣慰使司与脱思麻宣慰使司应指一事，此一宣慰使司与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之间有错综复杂的关系；考订宣政院历任长官姓氏，吐蕃等处宣慰使司和吐蕃等路宣慰使司的辖区、治所，等等，凡此种都部是取用汉藏双方史料，对比分析，更基于官制学、历史地理学、元史学的素养而引出的结论。

元代边疆治理与多民族关系研究的新视野本书聚焦于元代广阔的疆域背景下，特别是对边疆地区的治理模式与多民族关系的深入剖析。全书摒弃了传统的以中原为中心的史学叙事，转而从多元一体的视角，审视元朝在不同边疆地带采取的因地制宜的行政策略及其深远影响。第一部分：元朝对边疆的制度构建与整合本部分详细考察了元朝在不同地理、文化背景下的边疆行政架构的建立过程。重点探讨了“行省制度”在边疆地区的变异与适应性。元朝的行省制度，作为其核心的中央集权工具，在面对如漠北、西南夷、东北等地时，其权责划分、官员任命及财政征收等方面，体现出显著的灵活性和妥协性。一、漠北草原的“旗会”与部族联盟的重塑：书中对元代蒙古族内部的行政管理机制进行了细致梳理。元朝并未简单地将蒙古部落纳入汉地的郡县体系，而是通过册封、授予职衔、以及确立“达鲁花赤”制度等方式，在保留原有游牧部族联盟结构的基础上，实现了有效的政治控制。我们分析了“万户”与“千户”制度如何从军事组织逐渐演变为具有行政功能的社会管理单位，以及元廷如何利用宗教（如萨满教和藏传佛教）和世俗权力来维护对草原各部的绝对领导权。二、西南夷的“土官”与“流官”并置：针对西南地区复杂的山地民族和部落结构，本书深入研究了“土司”制度在元代的早期形态与实践。这一制度的核心在于“以夷制夷”，即承认并利用地方性的权威结构来协助元朝进行税赋征收、治安维护和徭役征调。研究对比了流官（派遣中央任命的官员）和土官在不同片区（如云南行省、四川行省西南部分）的治理效果、权力边界，以及双方在互动中产生的制度张力。这部分内容尤其强调了元朝在处理不同民族法律习惯冲突时所采取的实用主义态度。三、东北地区的卫所与驻防军：针对东北（包括辽阳行省及更远的地区），本书侧重考察了军事化管理对当地社会的影响。卫所制度的设立，不仅是为了防御外部势力，更是为了控制和管理当地的渔猎民族（如女真等）。我们探讨了卫所官员的世袭性、军户的职业固化，以及这些军事聚落如何成为元朝在东北地区扩散农耕文化和汉族移民的桥头堡。第二部分：元代的宗教政策与民族认同的塑造元朝的统治横跨欧亚，其对宗教的宽容政策是维系庞大帝国的关键一环。本部分将重点分析宗教在边疆治理中的中介作用。一、藏传佛教（萨迦派）在政治中的角色：书中详细论述了元代帝室与萨迦派僧侣之间建立的“授受关系”。这种关系超越了单纯的宗教供奉，上升为一种政治联盟。通过对元朝皇帝册封萨迦法王、设立宣政院的制度性分析，揭示了元廷如何利用宗教权威来间接管理高原地区，将庞大且复杂的藏区纳入其政治版图。研究关注了这一过程对藏传佛教自身组织结构带来的深刻变革，以及它如何成为维护元代统治合法性的重要工具之一。二、区域性信仰与国家祭祀的融合：此外，本书还考察了元朝对其他边疆地区地方性神祇、道教以及景教（聂斯脱里派基督教）的态度。元朝的统治者倾向于在不触动地方社会结构的前提下，将有益于维护社会稳定的信仰纳入国家祭祀体系，这体现了其包容性统治策略的复杂性。第三部分：边疆经济开发与资源利用边疆不仅是政治控制的区域，更是帝国资源的重要来源地。本部分关注元朝在边疆地区推行的经济政策及其对区域生态和社会结构的影响。一、驿站系统与物质流通：驿站系统是元代贯穿欧亚的神经系统。本书分析了驿站网络在边疆地区的具体布局，它如何加速了人员流动、信息传递，以及贵金属、特产（如皮毛、药材）的集中和转运。研究指出，驿站的设立在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的同时，也客观上促进了不同区域经济体的相互依赖。二、区域性资源的掠夺与开发：针对不同的边疆区域，元朝的经济开发重点不同。例如，在西南地区，对矿产和特定经济作物的控制；在东北地区，对森林和渔猎资源的垄断。本书通过对地方志、官员奏议以及考古资料的交叉印证，描绘了元代边疆经济开发的特点——即在保障军事和朝廷核心需求的驱动下，进行的快速而有时是掠夺性的资源开采。结论：本书认为，元代对边疆的治理实践，是游牧传统与农耕官僚制度相互碰撞、有机融合的产物。其行政体制的成功之处在于其地方分权化和民族差异化的策略，而非一味的中央集权。这种灵活的、多层次的治理结构，虽然为元朝的存续提供了动力，但也为后世的边疆治理留下了复杂的遗产。研究最终旨在提供一个更精细、更具动态视角的元代边疆史图景，强调制度的适应性、文化间的互动张力以及国家权力在不同文化土壤上的具体实践形态。

用户评价

评分☆☆☆☆☆

全书的结构安排，体现出一种高度的逻辑性和宏大的历史视野。它不是简单地罗列行政机构的名称和职能，而是以问题为导向，层层递进地探讨了元朝中央政府如何在其特殊的地理和民族构成背景下，去设计、去实施一套有效的统治方略。从最高层级的权力架构设计，到具体到基层管理细节的有效性评估，作者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分析光谱。这种由表及里、由宏观到微观的递进式展开，使得读者在阅读过程中，能够持续地建立起对元代这一复杂政治实体的整体认知。读完之后，那种知识点被系统化、结构化的满足感是极为强烈的，它成功地将分散的历史信息点，串联成了一张清晰、有逻辑的知识网，极大地提升了对元代地方治理模式的理解深度。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着实令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稳又不失典雅的气质，一下子就把我带回了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纸张的质感摸上去非常舒适，油墨的印刷清晰锐利，即便是复杂的历史地图和图表也能看得一清二楚。装帧上那种对细节的考究，从书脊的烫金工艺到封面封底的浮雕处理，都能感受到出版方在这次出版中所倾注的心力。这不仅仅是一本学术著作，更像是一件值得收藏的艺术品。翻开扉页，就能感受到一种扑面而来的历史厚重感，这对于初次接触元代史研究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非常友好的信号，它用视觉语言向我们承诺，接下来的阅读体验会是精致且有深度的。这种对实物呈现的重视，在当下这个数字阅读盛行的时代，显得尤为珍贵，让人愿意花时间静下心来，在书桌前细细品味。

评分☆☆☆☆☆

书中引用的史料之广博，实在令人叹为观止，这无疑是该书学术价值的核心所在。从常见的《元史》到那些散见于地方志、寺院档案乃至域外使臣记录中的零星片段，作者似乎都有涉猎。这种跨语种、跨文种的搜集和比对工作量是难以想象的，它极大地拓宽了我们对元代地方管理实践的认知边界。尤其是一些鲜为人知的地方行政文书的引用，极大地丰富了对理论与实际操作之间张力的理解。很多章节的论述，都是建立在对一手材料的细致辨析之上的，而不是停留在对二手资料的转述和引用。这种对史料的深耕，赋予了全书坚实的学术基石，保证了其研究成果的原创性和权威性，让读者能感受到历史的真实脉络，而非二手解读的扁平化描述。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风格，相对于一些传统学术著作，显得尤为流畅和富有张力。作者似乎有一种化繁为简的魔力，能够将那些极其繁复、充满专业术语的制度细节，转化为清晰可感的历史场景。读起来完全没有那种佶屈聱牙的枯燥感，更像是跟随一位学识渊博的向导，穿梭于元朝广袤的统治区域，亲眼观察不同民族和地域的行政实践是如何被整合、被塑造的。尤其是在阐述权力网络的构建时，作者运用了一种近乎于“场景重现”的手法，使得那些抽象的“宣政院”、“行省”的概念变得立体而鲜活起来。这种兼顾学术严谨性和可读性的平衡感，使得这本书不仅是专业人士的案头必备，也对有志于深入了解元代历史的普通历史爱好者极具吸引力。

评分☆☆☆☆☆

阅读体验上，这本书的行文逻辑可谓是严密如织，作者构建了一套极具说服力的分析框架。我特别欣赏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如何巧妙地将宏观的制度变迁与微观的个案研究相结合。比如，书中对特定地区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职能演变，描述得细致入微，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文献佐证，让人不得不信服其推导过程的严谨性。即便是对于那些久经史学界争议的问题，作者也展现出了极高的学术自觉性，不急于下定论，而是层层剖析，引导读者一同进入思辨的迷宫。这种叙事节奏的把控，使得即便是初读相关领域的人，也能顺着作者的思路，逐步理解元朝治理庞大疆域的复杂性与独特性。整本书读下来，感觉像是经历了一场精心策划的智力攀登，每攀登一步，视野都开阔一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