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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的東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國人對“黃禍論”及人種學的迴應》是作者在對黃禍論問題關注和研究10餘年的基礎上,所撰的國內為數不多的係統研究“黃禍論”的作品。
內容簡介
《非常的東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國人對“黃禍論”及人種學的迴應》:"黃禍論"是19世紀後期在西方主要國傢齣現的,針對中國和日本的煽動、汙衊和詆毀的核心話語之一,一直流行到二戰結束。其敗壞中國人和中國的形象,對中國造成瞭很大睏擾和不良影響。西方國傢和日本對"黃禍論"不乏研究,但完全沒有涉及當時中國人的迴應情況。而在中國,50年代以來,對這一問題的研究幾為空白。本書是作者在對“黃禍論”問題關注和研究10餘年的基礎上,所撰的係統研究"黃禍論"的作品。全書立足於本土話語,反映瞭在中國日趨強盛的新形勢下中國學者對這一問題的全新認識。
作者簡介
羅福惠,1945年生,華中師範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兼任湖北省曆史學會理事,湖北荊楚文化研究會常務理事,湖北省炎黃文化研究會副會長。從事曆史教學和研究近30年,研究領域主要涉及辛亥革命史、近代中國思想文化史、現代化問題、中日關係和思想文化交流史、地域文化史等。
目錄
引言
一德國與奧地利的“黃禍論”
二俄國的“黃禍論”
三法國及比利時的“黃禍論”
四英國與澳大利亞的“黃禍論”
五美國的排華浪潮與遠東戰略
六西方文學作品和電影中的黃種人形象
七西方社會的不同聲音
八長期在華之西人的有關議論
九日本與“黃禍論”
十中國近代的人種學迴應
十一中國近代報刊的輿論迴應
十二辜鴻銘的“文明論”迴應
十三孫中山先生的綜閤迴應
十四20世紀40至70年代的“黃禍論”變形
結語
主要參考文獻
後記
精彩書摘
儒者倡導“恕道”,“犯而不校”是“恕道”最精要的錶達,本意是“小人”冒犯瞭“君子”,“君子”不要計較。更不用說“君子”是不會去主動冒犯彆人的。據說耶穌基督也教人左臉被人打瞭還要把右臉送上去,這不僅是一種寬恕和仁慈,還進而是視敵為友。但這種寬容、大度和高尚的德行,除瞭聖賢,以個體形式齣現的人能夠真正做到的並不多;而在由無數個體聚閤組成的民族、國傢之間,“犯而不校”的情形恐怕更是少之又少。
冒犯有程度之異,更有方式的不同。在不同的民族、國傢之間,最輕微的是言語冒犯,比如歧視、醜詆對方;較嚴重者是在自己權力所及的範圍內排斥、壓製、遏阻對方,違背人道和公正的普世價值,剝奪對方的權利;最嚴重者則是訴諸武力,殺戮對方的軍人和平民,攻占其領土領海,掠奪其財富和資源,甚至不惜滅其國而奴其種。而且曆史事實證明,最初通過言語體現的歧視和醜詆,總是伴隨著行動上的排斥、遏阻甚至戰爭,即不僅有“言”而且有“行”。任何言語都有刺激、煽動大眾感情的作用,或者是喚起大眾的某種信念與希望,甚或是煽起人們的疑慮與恐懼,達到為自己的不當行為尋找藉口的目的,博得大眾支持,同仇敵愾。因此,這最初的尋釁言語,實際上隱含著製造輿論的動員作用;而被冒犯的一方也就不可能不加以注意和關切,從據理批駁、反唇相譏,直到對抗和報復,很難完全做到“犯而不校”。
對待爭辯有兩種基本態度。相信“真理(真相)愈辯愈明”者主張爭辯;以為“真理(真相)不辯自明”者則不熱衷爭辯。爭辯可能與“百傢爭鳴”的條件、氛圍有關,所以先秦時期是中國辯者蜂起的時代。不過即使在那個時候,“好辯”也沒給人留下好印象,所以孟子要用“不得已”為自己的“好辯”作解釋。此後中國進入嚴格控製言論的專製時代,人們害怕“口舌賈禍”,漸漸從木訥蛻變為麻木。當然這也與中國人較為相信“真理(真相)不辯自明”的態度有關。明末清初頗長於說理的王夫之雖主張論辯,但強調論辯不要被“邪麯”之談牽著走,而應以立起自己的“正論”為目標,“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實也。言吾之是,非以摺彼之非;言吾之直,非以辨彼之麯;言吾之正,非以爭彼之邪”,然而“是之勝非,直之勝麯,正之勝邪,操常勝之勢,揆之義而義存,建以為名而名正,何患其不勝哉?”也就是相信,立論隻要以真理、真相為歸,光明正大,對立麵的邪說就會不攻自破瞭。客觀地說,進入19世紀後期,中國的言論環境比以前寬鬆多瞭,各種輿論較前大增,但可能主要是因為語言文字隔膜之故,當時的中國人對西方“黃禍論”的言說情形知之有限,因此直接對“黃禍論”作齣迴應的並不多。
當然可能還有另外一種原因影響到中國人對“黃禍論”大多采取不予置辯的態度。戊戌時期的維新誌士譚嗣同的想法可以作為這種態度的代錶。譚嗣同基於更強調民族自省的立場,多將批評的鋒芒指嚮守舊、自大的“誤國之臣”和“亡國之士”,說這些人“不虛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學、不恥不若人”;錶示“吾何暇計外洋之欺淩我、虔劉我哉?責己而已矣”。他強調中國的齣路在“自強”,並以為既然“名之曰自強,則其責在己而不在人”,“任彼之輕賤我,欺淩我,我當視為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則詆毀我者,金玉我也;乾戈我者,藥石我也”。顯然這種認識有可取的一麵,即凡事不忘先從自己一方找原因,不要一聽言語冒犯,一見矛盾衝突就喪失理性和冷靜,一切諉過於人而不反省自身。但是問題還有另外一麵,如果對方有意尋釁,顛倒是非黑白,而受汙者完全“失語”,就會導緻積非成是,世界全無公理和正義可言瞭。所以對待他人的“醜詆”,不必多辯但也不可不辯。
魯迅先生對待“黃禍論”的態度可謂獨樹一幟。20世紀初,魯迅先生在《破惡聲論》中曾批評當時中國人麵對“黃禍論”的三種錶現。一種是“自屈於強暴久,因漸成奴子之性,忘本來而崇侵略”;一種是“人雲亦雲,不恃自見”;一種是“援德皇威廉二世黃禍之說以自豪,厲聲而嗥”。他既著重批評瞭恐懼或崇拜西方侵略者的奴隸性格,也嘲笑瞭因“黃禍”說而自豪的虛驕自大,視其為“夢中狂人”,強調“若夫今日,其可收艷羨強暴之心,而說自衛之要矣”。 20世紀30年代,即在魯迅先生晚年,也有幾篇文章涉及應該如何對待“黃禍論”的問題。如《準風月談·黃禍》指齣,三十年前德皇威廉二世稱黃種人要席捲歐洲,中國“有些英雄聽瞭這話,恰如聽到被白人恭維為‘睡獅’一樣,得意瞭好幾年”。然而這些人“一麵在做‘黃禍’的夢”,中國卻仍在魚爛瓦解,被他人欺淩宰割。“倘是獅子,自誇怎樣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豬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頭。”這是強調中國人如果隻是夢想強大或者自以為強大,會蘊含著極大的危險。當然魯迅也不苟同那種過分自卑的態度,稱“但倘說,20世紀的舞颱上沒有我們的份,是不閤理的”。魯迅:《準風月談·黃禍》,同上書第十五冊,第431—432頁。
20世紀30年代初,當標榜“民族主義文學”的《前鋒月刊》把當時中央軍與閻锡山、馮玉祥之間的中原大戰想象成濛古人的“西徵”,其後又無視日本人已經侵占中國東北三省,鼓吹“黃種人團結的重要”,謳歌“亞細亞勇士們張大吃人的血口”,客觀上配閤瞭日本人的反蘇宣傳時,魯迅先生批評說這實在是要“先使中國人變成奴纔,然後趕他打仗”,而“用民族主義來朦混讀者”。而當西方的“黃禍論”者或其他人在談到中國文明、製度、現狀及中國人的性格和精神問題的時候,魯迅先生並不贊同諱疾忌醫,以為外人一說中國的缺陷就覺得是傷害瞭中國和中國人的尊嚴,其實更多的是認為“丟瞭麵子”的態度。所以當美國傳教士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國人的素質》中較多談到中國人素質的缺陷時,辜鴻銘在《中國人的精神·序言》《約翰·史斯密(即明恩溥)在中國》和《中國學(一)》等文章中力加批駁,而魯迅先生卻認為明恩溥批評中國人做事“撐場麵的分量多”“這話並不過於刻毒”,他希望中國有人譯齣該書,讓更多的中國人“看瞭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幾點說得對,變革、掙紮,自做工夫,卻不求彆人的原諒和稱贊,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總之,由於魯迅先生一生最主要的是緻力於與黑暗抗爭及改造國民性,因此在對待西方人的尋釁、醜詆或客觀的批評而中國人的迴應又未必全然冷靜、科學的時候,他主張中國人多做“自省,分析”,“變革、掙紮,自做工夫”,既不自卑,更不自大。魯迅先生的這種態度,是同時代的日本人所沒有的,在中國人中也不多見,因而具有特彆的意義。而在中國剛剛開始走嚮強大,即有人“未富先驕”,中國人的素質亟須繼續提高的今天,尤其值得珍視和記取。
我們還有一點自知之明,深知要寫齣這樣一本係統總結之作,非我等力所能逮。但我們深信“人類共生”之理,憧憬人類和諧和世界大同,因此希望共生於地球上的不同種屬、民族和國傢的人,彼此之間能逐步消除歧視、猜忌和敵意,無論是對曆史上的恩怨還是現實中的分歧,都能從客觀的理性的態度齣發,先求溝通和理解,真正做到“知已知彼”。但這種“知己知彼”不是為瞭“百戰不殆”或者“不戰而屈人之兵”,而是為瞭求同存異,進而“(擴)大同(縮)小異”,最終棄異求同。因此本書的內容,主要是在大量閱讀中外文獻的基礎上,再現圍繞“黃禍”這一話題展開的論辯史,雖有若乾評論,但不多作人種學的、民族主義的或現代意識形態的批評。雖然曆史學從來就帶有一種“舊事重提”的特徵,但從“緻用”的目標齣發,人類最需要的是從中總結齣有益的經驗教訓。盡管西方有人認為中國人習慣引經據典,援引曆史成例,是思維方法的顯著不足,而且一直有人提齣“人類果真能從曆史中汲取教訓嗎?”的難題,中國也有人視曆史為“無用”且必須拋棄的“包袱”。對此我們隻能簡單地迴答:曆史是人類知識和智慧的資源之一,理性科學地對待和藉鑒曆史,對於人類總是有益無害的吧。
非常的東西文化碰撞 近代中國人對“黃禍論”及人種學的迴應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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