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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及人种学的回应》是作者在对黄祸论问题关注和研究10余年的基础上,所撰的国内为数不多的系统研究“黄祸论”的作品。
内容简介
《非常的东西文化碰撞:近代中国人对“黄祸论”及人种学的回应》:"黄祸论"是19世纪后期在西方主要国家出现的,针对中国和日本的煽动、污蔑和诋毁的核心话语之一,一直流行到二战结束。其败坏中国人和中国的形象,对中国造成了很大困扰和不良影响。西方国家和日本对"黄祸论"不乏研究,但完全没有涉及当时中国人的回应情况。而在中国,50年代以来,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几为空白。本书是作者在对“黄祸论”问题关注和研究10余年的基础上,所撰的系统研究"黄祸论"的作品。全书立足于本土话语,反映了在中国日趋强盛的新形势下中国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全新认识。
作者简介
罗福惠,1945年生,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兼任湖北省历史学会理事,湖北荆楚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湖北省炎黄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从事历史教学和研究近30年,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辛亥革命史、近代中国思想文化史、现代化问题、中日关系和思想文化交流史、地域文化史等。
目录
引言
一德国与奥地利的“黄祸论”
二俄国的“黄祸论”
三法国及比利时的“黄祸论”
四英国与澳大利亚的“黄祸论”
五美国的排华浪潮与远东战略
六西方文学作品和电影中的黄种人形象
七西方社会的不同声音
八长期在华之西人的有关议论
九日本与“黄祸论”
十中国近代的人种学回应
十一中国近代报刊的舆论回应
十二辜鸿铭的“文明论”回应
十三孙中山先生的综合回应
十四20世纪40至70年代的“黄祸论”变形
结语
主要参考文献
后记
精彩书摘
儒者倡导“恕道”,“犯而不校”是“恕道”最精要的表达,本意是“小人”冒犯了“君子”,“君子”不要计较。更不用说“君子”是不会去主动冒犯别人的。据说耶稣基督也教人左脸被人打了还要把右脸送上去,这不仅是一种宽恕和仁慈,还进而是视敌为友。但这种宽容、大度和高尚的德行,除了圣贤,以个体形式出现的人能够真正做到的并不多;而在由无数个体聚合组成的民族、国家之间,“犯而不校”的情形恐怕更是少之又少。
冒犯有程度之异,更有方式的不同。在不同的民族、国家之间,最轻微的是言语冒犯,比如歧视、丑诋对方;较严重者是在自己权力所及的范围内排斥、压制、遏阻对方,违背人道和公正的普世价值,剥夺对方的权利;最严重者则是诉诸武力,杀戮对方的军人和平民,攻占其领土领海,掠夺其财富和资源,甚至不惜灭其国而奴其种。而且历史事实证明,最初通过言语体现的歧视和丑诋,总是伴随着行动上的排斥、遏阻甚至战争,即不仅有“言”而且有“行”。任何言语都有刺激、煽动大众感情的作用,或者是唤起大众的某种信念与希望,甚或是煽起人们的疑虑与恐惧,达到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寻找借口的目的,博得大众支持,同仇敌忾。因此,这最初的寻衅言语,实际上隐含着制造舆论的动员作用;而被冒犯的一方也就不可能不加以注意和关切,从据理批驳、反唇相讥,直到对抗和报复,很难完全做到“犯而不校”。
对待争辩有两种基本态度。相信“真理(真相)愈辩愈明”者主张争辩;以为“真理(真相)不辩自明”者则不热衷争辩。争辩可能与“百家争鸣”的条件、氛围有关,所以先秦时期是中国辩者蜂起的时代。不过即使在那个时候,“好辩”也没给人留下好印象,所以孟子要用“不得已”为自己的“好辩”作解释。此后中国进入严格控制言论的专制时代,人们害怕“口舌贾祸”,渐渐从木讷蜕变为麻木。当然这也与中国人较为相信“真理(真相)不辩自明”的态度有关。明末清初颇长于说理的王夫之虽主张论辩,但强调论辩不要被“邪曲”之谈牵着走,而应以立起自己的“正论”为目标,“君子之言有物也。物也者,实也。言吾之是,非以折彼之非;言吾之直,非以辨彼之曲;言吾之正,非以争彼之邪”,然而“是之胜非,直之胜曲,正之胜邪,操常胜之势,揆之义而义存,建以为名而名正,何患其不胜哉?”也就是相信,立论只要以真理、真相为归,光明正大,对立面的邪说就会不攻自破了。客观地说,进入19世纪后期,中国的言论环境比以前宽松多了,各种舆论较前大增,但可能主要是因为语言文字隔膜之故,当时的中国人对西方“黄祸论”的言说情形知之有限,因此直接对“黄祸论”作出回应的并不多。
当然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原因影响到中国人对“黄祸论”大多采取不予置辩的态度。戊戌时期的维新志士谭嗣同的想法可以作为这种态度的代表。谭嗣同基于更强调民族自省的立场,多将批评的锋芒指向守旧、自大的“误国之臣”和“亡国之士”,说这些人“不虚心、不自反、不自愧、不好学、不耻不若人”;表示“吾何暇计外洋之欺凌我、虔刘我哉?责己而已矣”。他强调中国的出路在“自强”,并以为既然“名之曰自强,则其责在己而不在人”,“任彼之轻贱我,欺凌我,我当视为兼弱攻昧,取乱侮亡,则诋毁我者,金玉我也;干戈我者,药石我也”。显然这种认识有可取的一面,即凡事不忘先从自己一方找原因,不要一听言语冒犯,一见矛盾冲突就丧失理性和冷静,一切诿过于人而不反省自身。但是问题还有另外一面,如果对方有意寻衅,颠倒是非黑白,而受污者完全“失语”,就会导致积非成是,世界全无公理和正义可言了。所以对待他人的“丑诋”,不必多辩但也不可不辩。
鲁迅先生对待“黄祸论”的态度可谓独树一帜。20世纪初,鲁迅先生在《破恶声论》中曾批评当时中国人面对“黄祸论”的三种表现。一种是“自屈于强暴久,因渐成奴子之性,忘本来而崇侵略”;一种是“人云亦云,不恃自见”;一种是“援德皇威廉二世黄祸之说以自豪,厉声而嗥”。他既着重批评了恐惧或崇拜西方侵略者的奴隶性格,也嘲笑了因“黄祸”说而自豪的虚骄自大,视其为“梦中狂人”,强调“若夫今日,其可收艳羡强暴之心,而说自卫之要矣”。 20世纪30年代,即在鲁迅先生晚年,也有几篇文章涉及应该如何对待“黄祸论”的问题。如《准风月谈·黄祸》指出,三十年前德皇威廉二世称黄种人要席卷欧洲,中国“有些英雄听了这话,恰如听到被白人恭维为‘睡狮’一样,得意了好几年”。然而这些人“一面在做‘黄祸’的梦”,中国却仍在鱼烂瓦解,被他人欺凌宰割。“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这是强调中国人如果只是梦想强大或者自以为强大,会蕴含着极大的危险。当然鲁迅也不苟同那种过分自卑的态度,称“但倘说,20世纪的舞台上没有我们的份,是不合理的”。鲁迅:《准风月谈·黄祸》,同上书第十五册,第431—432页。
20世纪30年代初,当标榜“民族主义文学”的《前锋月刊》把当时中央军与阎锡山、冯玉祥之间的中原大战想象成蒙古人的“西征”,其后又无视日本人已经侵占中国东北三省,鼓吹“黄种人团结的重要”,讴歌“亚细亚勇士们张大吃人的血口”,客观上配合了日本人的反苏宣传时,鲁迅先生批评说这实在是要“先使中国人变成奴才,然后赶他打仗”,而“用民族主义来朦混读者”。而当西方的“黄祸论”者或其他人在谈到中国文明、制度、现状及中国人的性格和精神问题的时候,鲁迅先生并不赞同讳疾忌医,以为外人一说中国的缺陷就觉得是伤害了中国和中国人的尊严,其实更多的是认为“丢了面子”的态度。所以当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在其著作《中国人的素质》中较多谈到中国人素质的缺陷时,辜鸿铭在《中国人的精神·序言》《约翰·史斯密(即明恩溥)在中国》和《中国学(一)》等文章中力加批驳,而鲁迅先生却认为明恩溥批评中国人做事“撑场面的分量多”“这话并不过于刻毒”,他希望中国有人译出该书,让更多的中国人“看了这些,而自省,分析,明白哪几点说得对,变革、挣扎,自做工夫,却不求别人的原谅和称赞,来证明究竟怎样的是中国人”。总之,由于鲁迅先生一生最主要的是致力于与黑暗抗争及改造国民性,因此在对待西方人的寻衅、丑诋或客观的批评而中国人的回应又未必全然冷静、科学的时候,他主张中国人多做“自省,分析”,“变革、挣扎,自做工夫”,既不自卑,更不自大。鲁迅先生的这种态度,是同时代的日本人所没有的,在中国人中也不多见,因而具有特别的意义。而在中国刚刚开始走向强大,即有人“未富先骄”,中国人的素质亟须继续提高的今天,尤其值得珍视和记取。
我们还有一点自知之明,深知要写出这样一本系统总结之作,非我等力所能逮。但我们深信“人类共生”之理,憧憬人类和谐和世界大同,因此希望共生于地球上的不同种属、民族和国家的人,彼此之间能逐步消除歧视、猜忌和敌意,无论是对历史上的恩怨还是现实中的分歧,都能从客观的理性的态度出发,先求沟通和理解,真正做到“知已知彼”。但这种“知己知彼”不是为了“百战不殆”或者“不战而屈人之兵”,而是为了求同存异,进而“(扩)大同(缩)小异”,最终弃异求同。因此本书的内容,主要是在大量阅读中外文献的基础上,再现围绕“黄祸”这一话题展开的论辩史,虽有若干评论,但不多作人种学的、民族主义的或现代意识形态的批评。虽然历史学从来就带有一种“旧事重提”的特征,但从“致用”的目标出发,人类最需要的是从中总结出有益的经验教训。尽管西方有人认为中国人习惯引经据典,援引历史成例,是思维方法的显著不足,而且一直有人提出“人类果真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吗?”的难题,中国也有人视历史为“无用”且必须抛弃的“包袱”。对此我们只能简单地回答:历史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资源之一,理性科学地对待和借鉴历史,对于人类总是有益无害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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