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簡介
敦煌石窟位於中國甘肅敦煌。自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酒泉而建張掖、敦煌兩君5,並於敦煌設置玉門關以後,敦煌地區便成為古代中國通往中亞和歐洲的交通樞紐。西方早就有人稱它是中國絲綢齣口的名城、“絲綢之路”上的要道。
“絲綢之路”這個美稱,代錶瞭古代西方世界對以生産蠶絲而著名的古老國度的憧憬。中國特産的質地輕柔、色彩繽紛、閃閃發光的蠶絲織物在古代被視為人間珍寶。埃及女皇葛洛娥寶黛(Cleopothe)穿上瞭用中國輕紗製成的透體服裝以後,西方世界朝野為之大嘩,無不羨慕中國絲綢之華麗、美觀。自此絲綢的應用風靡一時,成為皇宮貴族豪華生活的象徵。
輕盈華美的中國絲綢,還以其富有民族風格的紋樣圖案吸引著西方人士。中國古代絲綢的圖案,在敦煌石窟中的佛像、飛天和供養人的衣飾上都有所反映。就是在佛座、寶蓋、藻井、廟堂內的幡燈、邊飾以及善男信女發願捐獻給佛堂做供養品的織物上,也都保存著完好的圖案。這些紋樣圖案,是研究中國服飾圖案和染織工藝曆史的寶貴資料。
敦煌石窟中,佛教圖像的服飾、衣冠、纓絡佩戴等,各因其塑造或繪製的時代以及所塑齣的善男信女的身份而異。有一部造像度量經,上麵除規定塑造佛像的比例尺寸,還規定丁佛像的衣著形式和色彩。所以敦煌石窟各時代佛像衣著的彩繪和用色都不一樣,在藝術造詣方麵的發展也不相同。特彆是佛與人所穿著的衣服裝飾圖案,更是隨著他們的時代風格、民俗習慣和流行風尚而創作和發展。這就為我們提供瞭各時代佛像及供養人服飾圖案的具體內容。
織物演變的曆史,尤其是作為“絲綢之路”上流行的染織圖案演變的曆史,反映瞭中國古代人民生産工藝技術的智慧和創造。這些織物充分發揮瞭優良的原料——蠶絲的作用。蠶絲細長柔軟、勻淨光滑,富有彈性,是織成薄紗細綢的理想縴維。《易經》上說:“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注雲:黃帝以上,衣鳥獸之皮,其後人多獸少,事或窮乏,故以絲麻布帛而製衣裳,使民得所宜也。)《蠶經》上也有“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元妃”的字句。《通鑒》上又說:“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元妃,始教民育蠶,始治繭以供衣服。黃帝造機杼以輔之。”這些文獻記載的古代傳說,說明中國是早利用蠶絲編織做衣服的國傢。自發明養蠶織絲,至今已四韆六七百年瞭。
作者簡介
常沙娜,女,滿族,浙江杭州人。1931年3月生於法國裏昂,1937年隨父母迴國。是我國著名的藝術設計教育傢和藝術設計傢、教授、國傢有突齣貢獻的專傢。
1945年至1948年在甘肅敦煌隨其父(著名畫傢常書鴻)學習敦煌曆代壁畫藝術。1948年赴美國波士頓美術博物院美術學院學習。1950年鼕迴國。1951年在清華大學營建係工藝美術教研組任助教。在全國高校院係調整後,於1953年調入中央美術學院實用美術係任教。1956年中央工藝美術學院成立,任染織美術係講師、副教授、教授。1964年加入中國共産黨。1982年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副院長,院學術委員會主任。1983年至1998年1月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院學術委員會主任。當選中國共産黨第十二、十三次全國代錶大會代錶,第七、八、九屆全國人民代錶大會代錶,第九屆全國人民代錶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第八、九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委員,中國美術傢協會第五屆副主席,首都第一屆女教授聯誼會會長。1960年曾被評為全國文教戰綫“三八紅旗手”,1982年中華全國婦女聯閤會授予全國“三八紅旗手”稱號。曾任國務院學術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中華全國婦女聯閤會第五屆執行委員,中國國際文化交流中心理事,歐美同學會副會長。
常沙娜教授是國內知名的敦煌藝術和藝術設計研究專傢,同時又是當代富有開拓精神的工藝美術教育傢,從事教學50年,培養瞭一批藝術設計的中堅力量。作為專傢和學者,她以重要的創作設計和齣版的專著而獲得瞭較高的聲譽。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她先後參加瞭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團徽設計和首都“十大建築”的人民大會堂宴會廳、民族文化宮以及首都劇場、首都機場、燕京飯店、中國大飯店等重點工程的建築裝飾設計和壁畫創作,並參與瞭首都國慶三十五周年慶典活動的總體設計顧問和組織工作。1997年香港迴歸,她主持並參加設計瞭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政府贈香港特區政府的紀念物“永遠盛開的紫荊花”雕塑以及裝飾性的刺綉花卉掛屏、敦煌風格的壁飾等作品。
內頁插圖
目錄
序
敦煌曆代服飾圖案簡析
圖版
十六國·北魏·西魏(366-556)
隋(581-618)
初唐(618-712)
盛唐·中唐(713-812)
晚唐(813-907)
五代·宋·西夏·元(907960,960-1279,1038-1227,1206-1368)
曆代服飾部分效果圖
前言/序言
敦煌石窟位於中國甘肅敦煌。自漢武帝元鼎六年(前111)分酒泉而建張掖、敦煌兩君5,並於敦煌設置玉門關以後,敦煌地區便成為古代中國通往中亞和歐洲的交通樞紐。西方早就有人稱它是中國絲綢齣口的名城、“絲綢之路”上的要道。
“絲綢之路”這個美稱,代錶瞭古代西方世界對以生産蠶絲而著名的古老國度的憧憬。中國特産的質地輕柔、色彩繽紛、閃閃發光的蠶絲織物在古代被視為人間珍寶。埃及女皇葛洛娥寶黛(Cleopothe)穿上瞭用中國輕紗製成的透體服裝以後,西方世界朝野為之大嘩,無不羨慕中國絲綢之華麗、美觀。自此絲綢的應用風靡一時,成為皇宮貴族豪華生活的象徵。
輕盈華美的中國絲綢,還以其富有民族風格的紋樣圖案吸引著西方人士。中國古代絲綢的圖案,在敦煌石窟中的佛像、飛天和供養人的衣飾上都有所反映。就是在佛座、寶蓋、藻井、廟堂內的幡燈、邊飾以及善男信女發願捐獻給佛堂做供養品的織物上,也都保存著完好的圖案。這些紋樣圖案,是研究中國服飾圖案和染織工藝曆史的寶貴資料。
敦煌石窟中,佛教圖像的服飾、衣冠、纓絡佩戴等,各因其塑造或繪製的時代以及所塑齣的善男信女的身份而異。有一部造像度量經,上麵除規定塑造佛像的比例尺寸,還規定丁佛像的衣著形式和色彩。所以敦煌石窟各時代佛像衣著的彩繪和用色都不一樣,在藝術造詣方麵的發展也不相同。特彆是佛與人所穿著的衣服裝飾圖案,更是隨著他們的時代風格、民俗習慣和流行風尚而創作和發展。這就為我們提供瞭各時代佛像及供養人服飾圖案的具體內容。
織物演變的曆史,尤其是作為“絲綢之路”上流行的染織圖案演變的曆史,反映瞭中國古代人民生産工藝技術的智慧和創造。這些織物充分發揮瞭最優良的原料——蠶絲的作用。蠶絲細長柔軟、勻淨光滑,富有彈性,是織成薄紗細綢的最理想縴維。《易經》上說:“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注雲:黃帝以上,衣鳥獸之皮,其後人多獸少,事或窮乏,故以絲麻布帛而製衣裳,使民得所宜也。)《蠶經》上也有“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元妃”的字句。《通鑒》上又說:“西陵氏之女嫘祖為黃元妃,始教民育蠶,始治繭以供衣服。黃帝造機杼以輔之。”這些文獻記載的古代傳說,說明中國是最早利用蠶絲編織做衣服的國傢。自發明養蠶織絲,至今已四韆六七百年瞭。
絲路遺韻:西域美術與文化史探微 作者:[此處填寫作者名] 齣版社:[此處填寫齣版社名] 齣版年份:[此處填寫齣版年份] --- 圖書簡介 《絲路遺韻:西域美術與文化史探微》是一部聚焦於中國西域地區,特彆是河西走廊沿綫,自漢代至宋元時期,在絲綢之路上繁榮發展的多元文化交融現象的學術專著。本書摒棄對單一藝術門類的刻闆梳理,轉而采取宏觀的文化史視角,深入剖析瞭這一地帶在宗教信仰、世俗生活、工藝技術以及藝術風格演變中所展現齣的復雜性和獨特性。 本書的寫作核心在於理解“中原”與“域外”兩種強大文化體係在此地相遇、碰撞、吸收與再創造的過程。敦煌作為重要的樞紐,其文化遺存無疑是研究西域文明的基石,但本書的疆域遠不止於此。我們將其視野拓展至樓蘭、高昌、龜茲、疏勒等沿綫重要綠洲城邦的曆史地理脈絡,力求描繪一幅更為廣闊、立體、充滿動態張力的西域文明圖景。 第一編:曆史的軸綫——絲路貿易與文化傳播的地理基石 本篇首先梳理瞭自漢代張騫通西域以來,不同曆史時期中央王朝對河西走廊的治理模式與文化輸齣能力。重點探討瞭佛教自印度次大陸東傳的路徑選擇、沿途的適應性變化,以及中原王朝在不同階段對西域文化采取的接納與排斥政策。 我們詳細考察瞭古代的交通網絡——不僅僅是陸上絲綢之路,還包括瞭與青藏高原、濛古高原的文化互動通道。通過對齣土文書、碑刻的考證,還原瞭不同時期商旅、僧侶、使節在沿綫綠洲的日常生活狀態,闡明瞭貿易不僅僅是物質的交換,更是藝術觀念和技術知識傳播的載體。例如,粟特語在中亞和河西走廊的廣泛使用,如何影響瞭當地的行政文書和宗教文本的記錄方式,是本篇著重探討的議題。 第二編:信仰的塑形——宗教藝術中的世俗化與本土化 宗教藝術是西域文明最直觀的體現。本書並未將焦點局限於佛教藝術,而是係統梳理瞭景教(聶斯托利派基督教)、摩尼教、伊斯蘭教等在河西走廊的早期傳播軌跡及其對本土審美的影響。 在佛教藝術部分,我們特彆關注瞭“犍陀羅藝術”嚮東傳播過程中,其希臘化風格在龜茲、焉耆等地的減弱與中國化過程。書中通過對早期石窟造像(如炳靈寺、榆林窟早期洞窟)的風格分析,提齣瞭“雙嚮滲透論”:即中原工匠吸收瞭西域對人體結構和衣紋處理的寫實手法,而西域本土藝術傢則逐漸采納瞭中原漢地流行的褒衣博帶、秀骨清像的審美趣味。 此外,本書深入分析瞭壁畫中世俗元素的介入。例如,供養人形象、世俗故事的題材被納入佛傳故事的敘事框架內。通過對壁畫中服飾、器物、建築細節的微觀分析,我們得以窺見西域上層社會和普通民眾的物質文化麵貌,這遠比純粹的宗教圖像更能揭示當時的社會結構。 第三編:技術與物證——工藝美術中的跨文化藉鑒 工藝美術領域是文化交流最活躍的場域。本篇細緻考察瞭金銀器、陶器、紡織品(如著名的“錦”和“綾”)的技術發展。 關於金屬工藝,本書對比瞭薩珊王朝風格(Sasanian Style)在唐代河西走廊金銀器上的體現。我們發現,特定的聯珠紋、對鹿紋和飛行紋飾,並非簡單模仿,而是與中原傳統的蟠螭紋、饕餮紋等母題發生瞭有趣的融閤,催生齣瞭一種獨特的“河西風格”。 在紡織品研究方麵,重點論述瞭緯綫起花技術(如漢代的直裾和唐代的聯珠團花)的地域差異。通過對齣土絲綢殘片斷代的比對,揭示瞭西域地區在絲綢生産鏈條中“中轉站”和“再加工中心”的關鍵作用。不同綠洲的染料來源、織造密度和圖案主題,反映瞭其在絲路分工中的獨特地位。 第四編:語言與書寫——文字符號的多元譜係 本編探討瞭西域文明在文字符號層麵的復雜性。敦煌和高昌地區齣土瞭數量龐大的藏文、迴鶻文、佉盧文、粟特文、梵文、古漢語文書。本書著重分析瞭這些文字材料所反映的法律體係、商業契約以及私人信函,揭示瞭在同一統治框架下,不同民族如何使用各自的語言進行交流和管理。 特彆是,本書對佛教寫經的“漢化”現象進行瞭深入探討,例如,在佛經翻譯過程中,中原固有的哲學概念如何被嫁接到印度的術語上,以及這些本土化的譯詞如何反過來影響瞭漢地佛教的進一步發展。 結語:遺失的中心與重建的路徑 《絲路遺韻》最終旨在論證,西域文化並非中原文化的附屬品或單純的受體。它是古代歐亞大陸文明交流中一個具有能動性的“中心”。這些綠洲城邦在吸收外來元素的同時,也積極地以自身的獨特經驗,對傳入的宗教和藝術進行改造,最終形成瞭具有鮮明時代烙印和地域特徵的文化體係。對這一體係的深入研究,有助於我們更全麵地理解中華文明的開放性與包容性,並為構建更宏大的歐亞文明史提供堅實的個案支撐。 本書適閤曆史學、藝術史、考古學、宗教學等相關領域的專業研究人員及對絲綢之路文化史抱有濃厚興趣的讀者。書中所引用的圖版和數據主要來源於近年來國內外的考古新發現,具有較高的學術參考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