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分子治村：徽州村治模式研究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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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世勇，贺雪峰 著

图书标签:

• 乡村治理
• 积极分子
• 徽州
• 村治模式
• 基层治理
• 社会发展
• 中国乡村
• 地方治理
• 乡贤文化
• 社区建设

出版社： 山东人民出版社

ISBN：9787209046688

版次：1

商品编码：10440229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9-01-01

页数：239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积极分子治村：徽州村治模式研究》是《中国村治模式实证研究丛书》之一，本套丛书汇集了来自湖北、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陕西、浙江、江苏、吉林、福建11个重要农业大省15个村庄的调查研究报告，描述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展现北方农村、中部农村和南方农村的非均衡性，透视中央农村政策在不同地域村庄的实践逻辑，为关心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读者提供生动的村庄现场，为政策研究部门提供有益的观点，为中国社会科学的本土化贡献微薄的力量！

内容简介

《积极分子治村：徽州村治模式研究》介绍了徽州一个普通村庄的村庄历史、乡风民俗、村民生产生活，讲述了一系列饶有趣味的村庄“故事”，着重分析了村治积极分子产生的内生机制及其所发挥的作用。通过积极分子这个关键词，我们将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个“空壳村”不仅公共品供给良好，而且村民自治的制度实践也达到了较为理想的状态。

作者简介

张世勇，1977年生，陕西华阴人，曾就读于西北大学和华中师范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社会学与乡村文化研究，先后在安徽、湖北、河南、陕西等地农村进行过300多天的驻村调研，发表数篇学术论文。

目录

总序
导言
第一章 村庄今昔
一、村庄概况
二、宗族的蜕变
三、村庄的历史记忆
四、村民记忆中的毛时代

第二章 婚姻与家庭
一、地域通婚圈的缩小
二、轻“生”重“育”
三、“两头登”的婚姻
四、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
五、妇女地位的上升

第三章 兼业经济下的经济伦理
一、兼业及经济结构
二、社会工资与换工互助
三、勤俭节约的经济伦理

第四章 乡风民俗与文化娱乐生活
一、清明节时的祖宗
二、乡风民俗
三、农忙与农闲
四、缺乏公共娱乐的闲暇生活

第五章 弱势群体的保护
一、被边缘化的老年人
二、老年人何以弱势
三、邻里相恤和公共救济

第六章 健讼穷理的徽州人
一、细事繁多
二、邻里纠纷：情理和法理之间
三、跨越村域的纠纷：一致行动能力的展现

第七章 积极分子与村庄公共品供给
一、村庄社会分层
二、积极分子主导下的民间组织
三、村庄公共品供给
四、公共品供给的拓展性讨论

第八章 积极分子治村
一、村级治理
二、"跑部钱进"
三、积极分子治村
附录1 龙峰村现代世系表（节录）
附录2 “采光权”纠纷中的诉状等
后记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村庄今昔
龙峰村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徽州古村落，历史文化气息浓郁。面对一个历史悠久的村庄，只有对其历史有所了解，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当下。本章先介绍村庄的历史与地理生态，随后，在分析村庄宗族蜕变的过程中对村庄性质做一概括，并结合村庄历史和自然环境勾勒村民的历史记忆。
一、村庄概况
龙峰村位于绩溪县西部，黄山余脉的东沿，村庄周围群山环绕，风光秀美。龙峰村现有耕地1267亩，其中水田1179亩，旱地88亩，人口约1720人，人均耕地不足0.7亩；林山面积5223亩，其中人工林1267亩，多为人民公社时期兴建。旱地多集中在村庄周围的山坡上，水田多集中在村庄东面和南面。
龙峰村古称龙井，是一个单姓世居的古村落，与胡适家乡相距不到一公里，据文献考证，龙峰村建村在北宋之前，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北宋太平兴国年间，龙峰村属修仁乡管辖。从元明至民国，龙峰村先后属修文乡、八都或龙井乡管辖。民国时期，随着国家权力下移，龙峰村设立了两个保，分别为石井保和中门保。人民公社解体之后，龙峰村设立村民委员会。1992年龙峰村划归上庄镇管辖。
龙峰村是上庄镇的第三大行政村，现辖胡姓本村、西村、葫芦岭和董家四个自然村，共十一个村民组。龙峰村地处大山，交通十分不便，近年来有一部分居民由于开厂、经商等原因搬迁到上庄镇开发区居住。胡姓本村是整个行政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全村由胡、程、董、曹等十三姓组成，其中胡姓占95％以上。①胡姓本村现有八个村民组，分别为方坦、桥上、中门、坎上、上井、路楼、横街、石井。其他三个小自然村分别为一个村民组，葫芦岭自然村和西村自然村的胡姓是胡姓的分支，董家自然村村民大多为王姓。
龙峰村胡姓人乃徽州望族明经胡的后裔，与邻村上庄的胡姓乃同祖世系。龙峰村档案资料丰富，至今仍保留着明嘉靖版族谱、清至民国的统宗谱和族谱，建国后的村级档案也保存完好。现存的这些宗族档案等文献资料，是研究明清徽州基层社会的珍贵资料。
偏隅山区的龙峰村并不封闭落后，明清时期就有大量村人行贾四方，与文化经济发达的浙沪交通。徽州人崇儒重教，受程朱理学的影响，在宗族组织及徽商的财力支持下，明清时期徽州的教育空前的发达，龙峰村也不例外。
龙峰村的文化教育有着辉煌的历史。千年书院桂枝书院的旧址仍在龙峰村的狮峰山上，明清时期村内的书院、书屋、文会、私塾相当发达。清末废科举之后，村人创办的桂枝小学，据称是当时鲜有的新学。龙峰村虽然没有名震寰宇的名人，但据村志记载，从元至清，胡姓人登进士第者共有5人之多，曾有4人在清朝拜资政大夫，取得秀才以上功名的胡姓人不下50人。新中国成立后村人后裔中为高级工程师或取得博士学位的人有40多位。②
“徽州多大姓，莫不聚族而居。”③龙峰村是典型的一姓一族聚居型徽州村落。龙峰村的宗族制度在明清时期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备，祠堂是村庄的管理机构。从龙峰村现存的民国时期《亲逊堂会议录》可以看出，直至新中国成立前龙峰村仍然是一个以宗族祠堂为管理中枢的自治型村落社区，祠堂完全承担了村庄管理的职能，是胡姓的最高权力机构。宗族通过祭祀、严格的谱系制度将族人统摄在宗族共同体内，管理祠田、祠山、祠学，进行水塘水口林维护，购米平粜赈济，维修祠堂等，都是宗族组织的管理工作。徽商的经济输入则是徽州村庄和宗族生存与发展的经济基础，以此文化教育得以发展，宗族的各种公共活动得以开展，村庄的基础建设日臻完善。④程朱理学为宗族共同体的形成提供了理念基础，徽州的宗族、村落文化、教育，乃至徽商的经商理念和家乡观念也都是依靠程朱理学统摄在一起。
亲逊堂是胡姓总祠，为明天启年问胡氏五门合力修建，气势宏伟，建筑精美，是绩溪县三大名祠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亲逊堂被作为村小学的校舍来使用，由于维护不善，20世纪90年代被拆除。历史上龙峰村共有七座祠堂，除亲逊堂之外，还有五个祠堂为胡氏的五个门派所有，分别为上门、下门、前门、后门和中门的支祠。其中以前门派人丁最旺，现在的龙峰村人以前门派的后裔最多，约占总人口的40％。
近年来，由于政府对宗族活动管制的松懈，徽州各地的农村兴起修谱修志之风，名义上的宗族活动有所复苏。无论是出于何种目的，龙峰村人假“宗族”之名开展过一系列活动，出版了志谱结合的村志《龙井春秋》，寻根祭祖等。
徽州介万山之中，徽州村落的选址一般都考虑到了“枕山、环水、面屏”的风水学要求。龙峰村坐落在黄山余脉的山坳之中，三面环山，村庄总面积约为5.21平方公里。龙峰村的地貌属含中山的丘陵区，从自然地理方面来讲，龙峰村是一个背山临田村落。

前言/序言

　　2000年前后，中国农村悄悄地发生了一场巨变，这是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本套丛书试图通过对全国十多个省不同村庄的调查，来描画巨变中的乡村中国图景。
　　治理之变
　　2000年前后，农民负担沉重，村级债务剧增，干群关系紧张，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李昌平用“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来描述当时的状况。
　　在农民负担持续加重，农村治理逐步陷入危机的同时，农村民主化进程不断推进，《村民委员会组织法》1988年试行，1998年正式实施，它强调“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从日渐严重的农村治理形势来看，村级民主对于解决三农困境作用甚微。
　　2003年，中央开始大规模推进以减轻和规范农民负担为目标的农村税费改革。2006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取消了针对农民的各种收费。取消农业税，意味着持续两千年的农业税历史的终结，意味着以农养工、以农养政时代的终结。不仅如此，2005年，中央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决定，开始大规模向农村转移支付财政资金，从而实现了由从农村提取资源到向农村输入资源的战略转变。
　　取消农业税减轻了农民负担，缓解了干群关系。之前因收取税费而造成的治理困境不复存在，农村基层治理制度开始发生变化。
　　取消农业税及附着在农业税上的各种农民负担，使得乡村组织的收入大为减少。乡村组织仅仅依靠自上而下的财政转移支付，难以维持运转。　　

《乡约新篇：徽州乡村治理的百年流变与创新实践》 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深度剖析徽州地区乡村治理的独特模式及其在时代变迁中的演进轨迹。从传统的乡约制度遗存，到近现代以来社会经济变革对乡村治理结构带来的冲击，再到当代中国乡村振兴战略下的新探索，本书力图勾勒出一幅徽州乡村治理的百年历史画卷，并从中提炼出其核心要素、内在逻辑以及可供借鉴的创新实践。本书 not only examines the theoretical underpinnings of these governance models but also grounds its analysis in rich empirical case studies drawn from diverse villages across the徽州 region, encompassing areas like黄山、宣城、池州等地。 详细内容： 第一章：历史的根脉——徽州传统乡村治理的基石 本章将追溯徽州地区深厚的乡约文化传统。徽州自古以来便是商贾重镇，发达的商业活动催生了独特的宗族文化和社会组织形式。本章将重点探讨： 宗族制度与乡约的协同作用： 深入分析以宗族为基本单位的社会结构如何与乡约制度相互依存、相互强化。探讨族规家法在规范村民行为、调解矛盾、维护社区秩序方面的作用。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治理智慧： 考察徽州地区基于地域特点、人口结构和经济形态所形成的适应性治理策略。例如，如何利用水系、山林等自然资源进行集体管理，以及如何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中维持社会和谐。 乡贤的角色与影响： 关注历代徽州地区涌现出的乡贤（如士绅、富商、退休官员等）在乡村治理中的积极作用。他们如何利用自身的社会地位、学识和财富，参与地方公共事务，兴办教育，赈济贫困，成为乡村秩序的维护者和社区发展的推动者。 传统治理模式的局限性： 在肯定传统治理智慧的同时，本章也将客观分析其在面对外部冲击（如社会动荡、经济转型）时的脆弱性和局限性，为后续章节的变革分析奠定基础。 第二章：时代的洪流——现代性冲击下的徽州乡村治理转型 本章将聚焦20世纪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的剧烈变迁，徽州乡村治理所经历的深刻转型。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探索与挑战： 分析民国政府时期对乡村的治理尝试，包括乡镇自治、保甲制度等，以及这些制度在徽州落地时所遇到的地方性挑战与适应。 新中国成立初期基层政权的建立： 探讨农村集体化运动如何重塑徽州乡村的权力结构和经济组织，人民公社制度在徽州地区的实践及其对传统治理模式的颠覆。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转型： 考察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乡镇企业兴起、人口流动等因素对徽州乡村社区结构、利益关系和社会资本带来的影响。分析村民自治的初步探索以及在实践中遇到的新问题。 传统文化与现代治理的张力： 探讨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乡约文化与现代法律、行政管理之间的互动与张力，以及如何在新的社会土壤中保留和传承有益的传统治理理念。 第三章：创新与融合——当代徽州乡村治理的新实践 本章将深入研究当前徽州地区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涌现出的各类创新治理模式。 “党建引领+”的治理模式： 重点分析中国共产党在推动乡村治理中的核心作用，如何通过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发挥党员在乡村事务中的先锋模范作用，整合各类资源，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 村民自治的深化与多元主体参与： 考察当代村民自治的实践，包括村民代表会议、村务公开、民主评议等制度的运行情况。分析村集体经济组织、专业合作社、社会组织、乡贤参事会等多元主体如何在乡村治理中发挥作用，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 智慧乡村建设与技术赋能： 关注数字技术、互联网+在提升乡村治理效率、改善公共服务、促进乡村产业发展方面的应用。例如，利用大数据分析优化乡村资源配置，通过线上平台加强信息公开和村民参与。 生态文明理念下的乡村治理： 深入探讨徽州地区在保护生态环境、发展绿色经济方面的治理实践。如何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融入乡村规划、产业发展和社区管理，推动乡村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传承与乡村活化： 关注徽州地区如何在乡村治理中挖掘和传承其独特的地域文化（如徽剧、徽商文化、徽派建筑等），通过文化旅游、非遗保护等方式， revitalizing 乡村，增强社区凝聚力。 第四章：经验的提炼与模式的建构——徽州乡村治理的内在逻辑与启示 本章将对前三章的分析进行系统性总结和升华，提炼出徽州乡村治理的独特经验和内在逻辑，并展望其发展趋势。 制度创新与在地化的统一： 总结徽州乡村治理如何在国家政策框架下，结合自身历史文化禀赋和现实需求，进行制度的创新与在地化改造。 多元主体协同的治理网络： 分析政府、市场、社会和村民在徽州乡村治理中的协同机制，以及如何构建一个高效、互信的治理网络。 乡贤文化在当代传承的路径： 探讨如何在现代社会中重新发掘和激活乡贤的积极作用，使其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力量。 文化自信与治理效能： 论述文化自信在重塑乡村认同、增强社区凝聚力、提升治理效能方面的重要作用。 面向未来的挑战与机遇： 预测徽州乡村治理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城乡差距、环境压力等挑战时的可能应对策略，并分析其在全国乡村振兴战略中的潜在示范意义。 本书特点： 宏观视野与微观洞察相结合： 本书既有对徽州乡村治理历史变迁的宏观把握，也深入到具体的村庄案例，进行细致入微的观察和分析。 理论深度与实践性并重： 既运用了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相关理论视角，又紧密结合徽州地区丰富的乡村治理实践，具有较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跨学科的研究方法： 融合了历史学、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等多个学科的研究方法，力求为读者提供一个多维度、立体化的徽州乡村治理图景。 丰富的田野调查数据： 书中包含了作者在徽州地区长期深入的田野调查成果，包括访谈记录、文献梳理、实地观察等，保证了研究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关注中国式现代化背景下的乡村治理： 本书的研究紧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和乡村振兴战略，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重要的理论与实践价值。 本书适合对中国乡村治理、地方历史文化、基层社会组织、社区发展等领域感兴趣的学者、政策研究者、基层干部，以及广大关心中国农村发展的读者阅读。通过对徽州乡村治理模式的深入剖析，本书旨在为理解和推进新时代中国乡村治理提供有益的参考与启示。

评分☆☆☆☆☆

作为一名对基层社会组织和社区发展感兴趣的读者，我发现这本书的内容极具启发性。作者对“积极分子”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进行了细致的描绘，让我了解到，基层治理并非总是需要大规模的机构或复杂的政策，有时候，几个有热情、有能力、有担当的个体，就能成为推动村庄进步的关键力量。书中所探讨的徽州村治模式，其核心在于激活村民的主体性，让那些真正关心村庄发展的人站出来，成为治理的主导者。我特别关注书中对于这些“积极分子”的选拔、培养和激励机制的分析，以及他们如何有效地动员和组织村民参与到村庄事务中来。这种自下而上的治理模式，在当今社会变革的背景下，显得尤为重要。我希望这本书能够引起更多人对基层治理的关注，也希望能够涌现出更多优秀的“积极分子”，为中国的乡村发展贡献力量。

评分☆☆☆☆☆

这本书的封面设计给我一种沉静而充满力量的感觉，那种徽派建筑特有的水墨晕染和青瓦黛石，仿佛就预示着书中所要探讨的基层治理，如同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在历史的沉淀中逐渐显露出其独特的肌理和生命力。书名“积极分子治村”本身就极具吸引力，它抛开了许多宏大叙事，将目光聚焦于“人”——那些在乡村最前沿默默耕耘、奉献的个体。我一直对中国乡村社会的变迁和治理模式非常感兴趣，尤其是在现代化进程加速的今天，传统的村落如何在新时代焕发生机，如何维系其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这些都是我思考的问题。这本书的题目让我看到了一个可能的答案，它似乎强调的是一种自下而上的力量，一种由普通村民中的“积极分子”所主导的变革。我期待书中能够深入挖掘这些“积极分子”的群体画像，他们的动机、他们的行动方式、他们面临的挑战以及他们取得的成就。我希望这本书不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而是能够通过鲜活的案例，展现出徽州村治模式的独特性和可复制性，让我对基层治理有更深刻的理解。

评分☆☆☆☆☆

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仿佛跟随作者的脚步，一同走进了徽州那一个个古朴而充满活力的村落。书中对“积极分子”这一角色的描绘，让我看到了中国乡村治理中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他们或许没有显赫的背景，没有高深的理论知识，但他们用最朴素的热情和最实际的行动，在村庄里播撒希望，解决问题。我尤其被书中一些具体的案例所打动，那些关于如何协调邻里矛盾、如何发展特色产业、如何改善人居环境的故事，都显得那么真实可信。这些“积极分子”的智慧和韧性，让我对乡村的未来充满了乐观。作者在分析这些案例时，并没有简单地赞扬，而是深入探讨了他们成功的内在逻辑，以及在不同情境下可能遇到的困境。这种审慎而深入的分析，使得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提供一种成功的模式，更在于揭示了乡村治理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从中看到了中国乡村治理的生命力，也体会到了普通人改变世界的力量。

评分☆☆☆☆☆

这本书的标题“积极分子治村”吸引了我，因为它指向了乡村治理中一个常常被忽视却至关重要的群体。我一直对如何在一个集体中实现有效的组织和协调感到好奇，尤其是在非营利的、基于熟人社会的乡村环境中。徽州村治模式的研究，让我看到了一个具体的、可供借鉴的范例。书中所描绘的“积极分子”不仅仅是热心肠的村民，他们似乎还具备一定的组织能力、沟通技巧和解决问题的智慧，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化解矛盾，带领村民朝着共同的目标前进。我希望书中能够详细阐述这些“积极分子”是如何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的，他们是如何处理与村集体、与村民、甚至与外部力量的关系的。这种对个体在基层治理中作用的深入挖掘，让我看到了乡村治理的生机和希望，也让我对中国乡村的未来发展充满了期待。

评分☆☆☆☆☆

这本书为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来审视乡村治理。我一直以为，乡村治理要么是政府的自上而下的指令，要么是经济发展带来的自然演变，但“积极分子治村”这个概念，让我看到了在两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更加微妙而强大的力量。书中所提到的徽州村治模式，似乎是一种将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理念相结合的典范。我很好奇，这些“积极分子”是如何在复杂的农村社会关系中找到自己的定位，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如何凝聚村民共识的。书中对这些问题的解答，让我对中国乡村社会的运作机制有了更深的认识。我尤其欣赏作者在论述中展现出的那种严谨的学术态度，既有对现象的细致观察，也有对理论的深入挖掘，使得整本书既有学术价值，又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这本书让我反思，在许多看似平静的村庄背后，都可能涌动着一股由“积极分子”引领的变革暗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