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基本文库：先秦政治思想史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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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著

图书标签:

• 国学
• 先秦
• 政治思想史
• 历史
• 哲学
• 文化
• 传统文化
• 思想史
• 中国古代思想
• 经典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51236

版次：1

商品编码：10943895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2-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02

字数：154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国学基本文库：先秦政治思想史》对先秦政治思想史做了独具特色的梳理，还尝试将中国古代文明与西方文明做比较研究。著者分析了儒、道、墨、法四大政治思想流派的哲学观点与政治主张，还分别论述了统一、寝兵、教育、生计、乡治、民权等颇具时代意义的话题。作为先秦政治思想史研究的名作，至今依然堪称了解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必读书。

作者简介

梁启超（1873年-1929年），广东新会人。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九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同年结识康有为，投其门下。1891年就读于万木革堂，接受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并由此走上改良维新的道路，时人合称“康粱”。曾倡导文体改良的“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是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其著作合编为《饮冰室合集》。

内页插图

目录

序论
第一章 本问题之价值
第二章 问题之内容及资料
第三章 研究法及本书研究之范围

前论
第一章 时代背景及研究资料
第二章 天道的思想
第三章 民本的思想
第四章 政治与伦理之结合
第五章 封建及其所生结果
第六章 阶级制度兴替状况
第七章 法律之起原及观念
第八章 经济状况之部分的推想

本论
第一章 时代背景及思潮渊源
第二章 政治思想四大潮流及研究资料
第三章 儒家思想（其一）
第四章 儒家思想（其二）
第五章 儒家思想（其三）
第六章 儒家思想（其四）（孟子）
第七章 儒家思想（其五）（荀子）
第八章 道家思想（其一）
第九章 道家思想（其二）
第十章 墨家思想（其一）
第十一章 墨家思想（其二）
第十二章 墨家思想（其三）
第十三章 法家思想（其一）
第十四章 法家思想（其二）
第十五章 法家思想（其三）
第十六章 法家思想（其四）
第十七章 统一运动
第十八章 寝兵运动
第十九章 教育问题
第二十章 生计问题
第二十一章 乡治问题
第二十二章 民权问题
第二十三章 结论

精彩书摘

书中此一类语句甚多，不必枚举。要之此为孟子学说中极主要的精神，可以断言；后此董仲舒所谓“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即从此出。此种学说在二千年社会中，虽保有相当势力，然真能实践者已不多。及近十余年泰西功利主义派哲学输入，浮薄者或曲解其说以自便，于是孟董此学，几成为嘲侮之鹄。今不能不重新彻底评定其价值。
营私罔利之当排斥，此常识所同认，无俟多辨也。儒家——就中孟子所以大声疾呼以言利为不可者，并非专指一件具体的牟利之事而言，乃是言人类行为不可以利为动机。申言之，则凡计较利害——打算盘的意思，都根本反对，认为是“怀利以相接”，认为可以招社会之灭亡。此种见解，与近世（就中美国人尤甚）实用哲学者流专重“效率”之观念正相反。究竟此两极端的两派见解孰为正当耶？吾侪毫不迟疑的赞成儒家言。吾侪确信“人生”的意义不是用算盘可以算得出来。吾侪确信人类只是为生活而生活，并非为求得何种效率而生活。有绝无效率的事或效率极小的事，吾侪理应做或乐意做者，还是做去。反是，虽常人所指为效率极大者（无论为常识所认的效率或为科学方法分析评定的效率），吾侪有许多不能发见其与人生意义有何等关系。是故吾侪于效率主义，已根本怀疑。即让一步，谓效率不容蔑视，然吾侪仍确信效率之为物不能专以物质的为计算标准，最少亦要通算精神物质之总和。（实则此总和是算不出来的。）又确信人类全体的效率，并非由一个一个人一件一件事的效率相加或相乘可以求得。所以吾侪对于现代最流行的效率论，认为是极浅薄的见解，绝对不能解决人生问题。
……

前言/序言

国学基本文库：先秦政治思想史 （一） 导论：古国时代的思想脉络与政治变革 先秦时期，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是中国古代文明的黎明，也是政治思想孕育初萌的关键阶段。这个时代，我们见证了从氏族社会向国家社会、从神权政治向理性政治的巨大转变。而《国学基本文库：先秦政治思想史》正是试图梳理这一巨变中的思想洪流，揭示先民们如何在这风云变幻的时代，探索政治的本质，追寻理想的国度，并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书所涵盖的“先秦”，大致从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延续至秦朝统一六国（公元前221年）之前。这一漫长的历史跨度，恰恰是中国早期国家形态形成、政治制度演进以及思想体系确立的核心时期。它经历了夏、商、周三代的更迭，尤其是周朝分封制下，诸侯争霸，各国竞相图强，由此催生了思想的空前活跃，史称“百家争鸣”。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政治不再仅仅是统治者颁布政令、维系秩序的工具，它开始成为一种被深刻反思、被积极构建的社会活动。人们开始追问：什么是“道”？如何才能实现“天下太平”？君主应该具备怎样的德行？百姓的福祉又该如何保障？这些最根本的政治哲学问题，在先秦思想家的笔下得到了最生动、最深刻的解答。 《国学基本文库：先秦政治思想史》之所以以此为起点，是因为先秦时期的政治思想，其根基之深厚，影响之长远，是后世任何一个时代都无法比拟的。它奠定了中国政治文化的基调，塑造了中国人的政治思维模式，其核心理念，如“民本”、“德治”、“礼法”、“天命”等，至今仍在深刻地影响着我们的社会。 本书的编写，并非简单地罗列先秦诸子的政治观点，而是力求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语境中，理解思想产生的动因，洞察思想发展的逻辑，并分析其在政治实践中的应用与局限。我们将考察从原始社会的部落联盟，到夏商的早期国家，再到周朝的宗法分封制，以及春秋战国时期新兴的君主专制和集权趋势，这些政治形态的演变，无不为政治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和养分。 例如，周公制礼作乐，在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同时，也体现了早期“德治”的思想萌芽。到了春秋战国，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剧烈变动，礼崩乐坏，传统的政治秩序受到挑战，这促使各家思想家不得不重新思考政治的根本。 《国学基本文库：先秦政治思想史》将从以下几个层面展开： 历史背景的梳理： 深入剖析夏、商、周三代以及春秋战国的政治制度、社会结构与文化特征，为理解先秦政治思想奠定坚实基础。 主要思想流派的探讨： 全面考察儒家、道家、法家、墨家、名家、阴阳家等主要学派的政治主张，分析其核心概念、理论体系与实践方略。 重要思想家的解读： 重点阐释孔子、孟子、荀子、老子、庄子、韩非子、墨子等代表性思想家的政治哲学思想，揭示其思想的独创性与时代意义。 政治思想的演进与流变： 追踪先秦政治思想从早期朦胧的“道”的观念，到对“德”、“仁”、“义”的推崇，再到对“法”、“势”、“术”的强调，以及对“兼爱”、“非攻”的呼吁，梳理其发展的脉络与内在联系。 思想与政治实践的互动： 考察先秦政治思想如何在诸侯国的变法图强、政治实践中得到应用，以及其对后世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的深远影响。 通过对这些内容的系统梳理与深入研究，本书旨在帮助读者构建一幅清晰、完整的先秦政治思想图景，理解那个时代先贤们探索政治真谛的艰辛与智慧，从而更好地认识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体悟中华民族独特而厚重的政治智慧。 （二） 儒家：仁爱与秩序的政治理想 在先秦诸子百家中，儒家思想无疑对中国政治文化产生了最为深远的影响。其政治理想的核心，可以用“仁”与“礼”两个字来概括。儒家并非不关注政治，相反，他们将政治视为实现社会和谐、人民安乐的根本途径。然而，他们所追求的政治，不同于后世那种纯粹的权力斗争或功利算计，而是一种充满人文关怀、强调道德教化的政治。 1. 孔子：“德治”与“仁政”的奠基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政治思想集中体现在《论语》之中。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周朝礼崩乐坏，社会动荡不安的春秋时期。他目睹了诸侯争霸，民不聊生，深感政治失序的根源在于统治者道德的沦丧。因此，他提出了“德治”的政治理念。 “德治”的内涵： 孔子认为，一个理想的政治，应该是以德为本的。他强调“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如果统治者能够以自身的德行感化民众，那么天下自然会归附，无需使用强制手段。“君子以身作则”，统治者的道德修养至关重要。他提出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并非僵化的等级制度，而是强调各安其位，各尽其责，从而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 “仁政”的实践： “仁”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仁”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道德修养，更是政治实践的根本原则。一个仁德的君主，应该“爱人”，以民众的福祉为重。“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孔子反对花言巧语，主张实干兴邦。他提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恕”道，以及“推己及人”的“忠”道，都是实现“仁政”的重要途径。他反对穷兵黩武，提倡“克己复礼”，认为只有通过道德的自我约束和恢复礼制，才能实现真正的和平与稳定。 “礼”与“乐”的作用： 孔子强调“礼”在政治中的重要性。“礼”是维系社会秩序、规范人伦关系的重要工具。“不学礼，无以立”（《论语·季氏》）。在政治层面，他主张“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意思是说，仅仅依靠政令和刑罚，民众虽能避免犯罪，但不知羞耻；而以德政和礼制来治理，民众不仅能遵守，而且会懂得羞耻，真正地归服。同时，“乐”也具有教化人心的作用，通过和谐的音乐，可以陶冶情操，促进和谐。 2. 孟子：“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 孟子（约公元前372年—公元前289年），继承并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将“民本”思想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对后世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仁政”的进一步阐发： 孟子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这是对“民本”思想最直接、最深刻的表述。他将民众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君主的权力来自于民众的拥护，如果君主失德，不能使民众安居乐业，那么他就不配享有统治的权力。 “仁政”的实践方略： 孟子针对当时各国的统治者，提出了具体的“仁政”方略，例如“王道”的政治理念。他主张统治者应该推行“恒产”制度，保障民众的基本生活，“为政者， ought to have a fixed property for the people”。只有民众衣食无忧，才有可能思考道德和政治。他还强调“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认为这种恻隐之心是实行“仁政”的道德基础。 “民之所恶，民之所好，而能顺民意，此仁政也。” 孟子认为，一个好的政治，应该顺应民意，满足民众的愿望，摒弃民众的厌恶。他甚至提出了“革命”的合理性，认为如果君主残暴不仁，人民有权推翻他，这在当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 荀子：法治与礼制的结合 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与孟子并称“孔孟”，但他的政治思想与孟子有所不同，更倾向于强调“法”与“礼”的结合，以及人性的“性恶论”。 “性恶论”与“隆礼重法”： 荀子认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也就是说，人的本性是趋向于恶的，之所以有善行，是后天通过学习和教化（“伪”）而获得的。基于此，他认为仅凭道德感化是不足以治理好国家的，必须辅以严格的法律和规范的礼制。 “法”与“礼”的互补： 荀子并非完全否定“礼”，但他认为“礼”的作用在于区分等级、规范行为，而“法”则是保障社会秩序、惩治邪恶的有力武器。他主张“隆礼而治，则治；隆法而治，则乱”。也就是说，将礼法结合起来，才能实现长治久安。他的“法”包含了一整套的制度规范，强调“法不阿贵”，无论贵贱，都要受到法律的约束。 “隆礼”的社会功能： 尽管强调“法”，荀子也认识到“礼”在社会教化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礼”能够帮助人们认识等级，明确身份，从而减少矛盾，维护社会和谐。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在先秦时期，通过对“仁”、“德”、“礼”、“民本”等理念的阐述，构建了一个以道德教化和秩序维护为核心的政治理想。孔子奠定了基础，孟子将其发展为“民本”思想，而荀子则在强调“性恶论”的基础上，将“礼”与“法”有机结合，为后世的政治实践提供了丰富而多元的思想资源。 （三） 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哲学 道家思想，以其对“道”的深刻洞察和对“自然”的推崇，为先秦政治思想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一种与儒家截然不同的政治哲学。道家并不排斥政治，但他们所追求的政治，是一种“无为而治”的最高境界，一种顺应自然、返璞归真的治理模式。 1. 老子：“道”与“无为”的政治智慧 老子（生卒年不详，约在春秋时期），《道德经》的作者，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他的政治思想，深刻地体现了其对宇宙本体“道”的理解，并将之应用于政治实践。 “道”的政治意蕴： 老子认为，“道”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也是一切规律的体现。“道”是超越一切言语、概念、人为设定的。因此，理想的政治，应该是符合“道”的。这种符合“道”的政治，表现为“无为”。 “无为而治”的内涵： “无为”并非无所作为，而是指不妄为、不强为，不违背自然规律。“无为”的最高境界，是“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第五十七章》）。这意味着，统治者应该尽量减少干预，不扰民，不扰物，让社会自然发展，人民自然安乐。 “圣人”的政治形象： 老子所推崇的“圣人”，是一位不露锋芒、不尚虚名、不贪图权力、不喜爱战争的统治者。他主张“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道德经·第十七章》）。意思是说，当统治者功成名就，但百姓都认为这是自然而然的结果，而不是统治者刻意为之，这便是最高的政治境界。 反对“巧伪”与“战争”： 老子对当时社会盛行的“仁义”、“礼智”等概念持批判态度，认为这些都是“道”的遗弃。他认为，过多的仁义和巧智，反而会扰乱人心，使社会变得复杂。“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道德经·第十九章》）。他还强烈反对战争，认为“兵者，不祥之器，不得已而用之”（《道德经·第三十章》）。 2. 庄子：超越政治的自由精神 庄子（约公元前369年—公元前286年），继承了老子的思想，但其政治思想更侧重于一种精神上的自由与超越。他虽然也谈论政治，但更多的是通过否定和讽刺，来揭示现实政治的荒谬性。 “逍遥游”的政治寓意： 庄子推崇“逍遥游”，即摆脱世俗的束缚，追求精神上的自由。这种精神，也体现在他对政治的看法上。他认为，真正能够达到“逍遥”境界的人，是不被外物所役，不被功名利禄所累的。 对现实政治的批判： 庄子通过寓言故事，尖锐地讽刺了当时的政治家们汲汲营营、追名逐利的嘴脸。他认为，那些所谓的“圣人”、“贤人”，不过是虚有其名，他们被权力、名誉所奴役，反而失去了真正的自由。 “无政府”倾向的解读： 庄子的一些思想，带有明显的“无政府”倾向。他认为，社会越是受到人为的规范和干预，就越是混乱。最好的治理，就是不治理，让万物按照自己的规律发展。这与老子的“无为而治”有异曲同工之妙，但庄子更强调的是个体精神的解放。 “坐忘”、“心斋”的政治启示： 庄子提出的“坐忘”、“心斋”等修养方法，虽然是针对个体精神而言，但也可以引申出一种政治智慧。当个体能够做到“坐忘”，即忘掉自我、忘掉外物，他便能够以一种更超然、更客观的态度去看待政治，不被情绪所左右，不被私利所蒙蔽。 道家思想，以其“无为而治”的理念，为后世的政治统治者提供了一种“休养生息”、“以静制动”的思路。它并非否定政治的必要性，而是强调一种更高明的治理方式，一种顺应自然、减少干预的智慧，从而使政治回归到其最朴素、最本质的目的——保障人民的安乐。 （四） 法家：富国强兵的集权之道 法家，作为先秦诸子中唯一一个以“法”作为核心思想的学派，其政治主张鲜明而激进。在春秋战国这个礼崩乐坏、各国竞相图强的时代，法家思想应运而生，并最终成为秦朝统一六国的理论基石。法家关注的焦点，是如何通过一套严密的法律制度和君主权威，实现国家的富强和长治久安。 1. 商鞅：变法图强的实践者 商鞅（约公元前390年—公元前338年），是法家思想重要的实践者。他在秦国推行的变法，深刻地改变了秦国的面貌，为其最终统一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重农抑商”与“奖励军功”： 商鞅变法的核心是“重农抑商”，鼓励农民耕战，抑制商业发展，从而将国家资源集中于农业生产和军事力量。他大力推行“奖励军功”的政策，将爵位、土地、官职与军功直接挂钩，极大地激发了秦国士兵的战斗力。 “户籍”、“什伍”制度： 为了加强对民众的控制和管理，商鞅建立了严格的户籍制度，并将民众按照“什伍”进行联保，形成互相监督的机制，从而有效地防止了犯罪和逃亡。 “燔 sách”与“统一度量衡”： 商鞅还推行“燔 sách”政策，焚毁民间收藏的儒家经典，打击非法的学说，以统一思想，维护君主的权威。同时，他统一了秦国的度量衡，促进了经济的交流和国家的统一。 2. 申不害：“术”的运用者 申不害（约公元前400年—公元前337年），法家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更侧重于君主如何运用“术”，来驾驭臣下，巩固权力。 “君人者，必知君所以与臣之所以”： 申不害认为，君主必须了解臣子们的动机和行为，才能有效地控制他们。他提出了“术”的概念，即君主秘密的、不为人知的统治手段。 “因事以utico，因臣以TID”： 申不害主张君主应该“因事而utico”（根据事情来赏罚），“因臣而TID”（通过臣子的表现来了解其品行）。意思是说，君主应该通过具体的事务和臣子的实际表现来判断他们，而不是听信谗言或凭空猜测。 “主制御臣”的智慧： 申不害强调君主应该掌握“名”（君主下达的命令）和“实”（臣子实际做到的事）之间的关系，做到“名实相符”，从而防止臣子欺君、弄权。 3. 韩非子：集法家之大成者 韩非子（约公元前280年—公元前233年），是战国后期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吸收了前代法家思想的精华，并将其系统化、理论化，形成了完整的法家政治哲学体系。 “法、术、势”三位一体： 韩非子认为，君主治国必须依靠“法”（法律制度）、“术”（君主驾驭臣下的手段）和“势”（君主的权威和地位）这三者相结合。法律是治国的根本，手段是驾驭臣下的工具，而权威是保证一切得以施行的前提。 “明法、论势、定律”： 韩非子主张君主应该“明法”，使法律条文清晰明确，易于执行；“论势”，分析君主所处的地位和权力，了解其优势和劣势；“定律”，根据情况制定相应的规章制度。 “以法治国”的政治目标： 韩非子坚信，只有依靠严密的法律制度，才能实现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秩序。他认为，君主应该“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从而打破特权，实现公平。 对儒家思想的批判： 韩非子猛烈批判儒家所提倡的“仁义”、“德治”，认为这些主张在乱世中是行不通的，反而会助长软弱和混乱。他主张“事在不疑”，对于不忠者，应严厉惩罚，绝不姑息。 法家思想，以其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和对君主权威的绝对强调，为先秦时期的政治实践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它关注的是如何通过制度和手段，最大化国家的力量，实现统一和稳定。虽然其严苛的统治方式也引起了争议，但其在建立集权国家、统一国家方面的影响，不容忽视。 （五） 墨家：兼爱非攻的平等理想 墨家，作为先秦时期一支重要的思想力量，以其“兼爱”、“非攻”的主张，以及严密的组织纪律，在当时的社会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墨家思想，与儒家的“差等之爱”不同，强调普世的、平等的关爱，并积极倡导和平，反对战争。 1. 墨子：“兼爱”与“非攻”的政治理念 墨子（约公元前470年—公元前391年），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是“兼爱”和“非攻”。 “兼爱”的普遍性： 墨子认为，爱应该是普遍的、不分亲疏的。“兼爱”就是要爱所有人，如同爱自己的父母子女一样。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根源在于“不相爱”，即有偏私和厚此薄彼。因此，他主张“兼相爱，交相利”，通过相互的爱和利益，来达到社会的和谐。 “非攻”的和平主张： 墨子将“非攻”作为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为此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他通过理论论证和实际行动，积极劝说各国君主放弃侵略战争，主张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争端。他认为，战争不仅给交战双方带来巨大的伤亡和损失，也给无辜的百姓造成深重的灾难。 “尚贤”与“尚同”： 墨子还提倡“尚贤”，即任用有才能的人，无论其出身如何。他认为，国家是否能够得到好的治理，取决于统治者是否能够选贤任能。他还主张“尚同”，即全国上下思想统一，服从于国家政令。但这与法家的“尚同”不同，墨子的“尚同”是建立在“兼爱”的道德基础之上的。 “节用”、“节葬”的经济主张： 墨子还提倡“节用”和“节葬”，反对奢侈浪费，提倡勤俭节约。他认为，将国家的财富用于战争和奢侈享乐，是对人民的极大损害。 2. 墨家的组织与实践 墨家不仅仅是思想学派，更是一个严密的组织。墨家弟子纪律严明，服从命令，他们曾多次派遣人员，运用其掌握的军事和工程技术，前往被侵略的国家，协助防御，实践其“非攻”的主张。这种实践性，使得墨家在当时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墨家思想，虽然在后世的影响力不及儒家和法家，但其“兼爱”、“非攻”的理想，以及对平等、和平的追求，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提醒我们，在追求国家富强和社会秩序的同时，也不能忽视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关爱与和平。 （六） 其他重要思想流派：名家、阴阳家等 除了以上提及的几大主要流派，先秦时期还有其他一些重要的思想流派，它们虽然在政治思想上的直接影响可能不如儒、道、法、墨，但同样为当时的思想文化增添了丰富的色彩，并对后世的学术发展产生了影响。 1. 名家：逻辑与语言的探索 名家，如惠施、公孙龙等，主要关注“名”与“实”的关系，以及逻辑推理的辩论。虽然他们并非直接探讨政治制度，但其对概念的精确性、逻辑的严谨性的追求，以及对事物之间关系的辨析，为后世的政治学研究提供了方法论上的启示。 “白马非马”等公案： 名家的辩论，常常令人匪夷所思，例如“白马非马”、“飞者不动”、“圆石而 गुणन”等。这些辩论并非空穴来风，而是试图探讨概念的界定、事物的本质以及逻辑的边界。 对概念的辨析： 名家对“名”（名称、概念）与“实”（实际事物）的深入探讨，有助于我们在政治实践中更清晰地界定概念，避免因概念混淆而产生的误解和争论。 2. 阴阳家：宇宙观与政治的联系 阴阳家，如邹衍等，以其“五行”、“阴阳”等宇宙观，试图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规律。他们将天象、节气、五行相生相克等观念，与政治、军事、人事相结合，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思维方式。 “天人感应”的政治解读： 阴阳家认为，天象的变化与人间的政治密切相关，例如天气的异常可能预示着政治的动荡。这种“天人感应”的思想，对后世的政治决策产生了影响，统治者常以此来解释和巩固自身的统治。 五行学说的政治应用： 五行相生相克的理论，也被用来解释王朝的更替，例如认为夏朝属水，商朝属火，周朝属金，而秦朝属水，等等。这种学说虽然带有一定的神秘色彩，但为理解古代政治的合法性提供了另一种解释。 3. 纵横家：权谋与辩术的实践 纵横家，如苏秦、张仪等，活跃于春秋战国时期，以其高超的辩术、权谋策略，在各国之间纵横捭阖，斡旋于政治舞台。他们的思想，虽然不形成系统性的理论，但其对政治关系的深刻理解、对人心的洞察以及对说服技巧的运用，都体现了当时政治斗争的智慧。 “合纵”、“连横”的策略： 纵横家的核心策略是“合纵”（联合六国，共同对抗秦国）和“连横”（拉拢六国，与秦国结盟）。这些策略的制定，离不开对各国政治利益、实力对比的精确分析。 辩术与说服力： 纵横家极其重视语言的艺术和说服力。他们通过巧妙的言辞，将自己的主张包装成符合对方利益的方案，从而达到说服的目的。 （七） 结语：先秦政治思想的时代印记与永恒价值 《国学基本文库：先秦政治思想史》所展现的，是一幅气势恢宏、色彩斑斓的先秦政治思想画卷。从儒家的“仁德”与“秩序”，到道家的“无为”与“自然”，再到法家的“富强”与“集权”，以及墨家的“兼爱”与“和平”，这些思想流派犹如璀璨的群星，共同照亮了中国政治文化的黎明。 时代印记： 先秦政治思想的形成，深深打上了其所处时代的烙印。 从神权到理性： 早期政治思想，如夏商时期的“天命观”，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而到了春秋战国，随着社会结构的变迁和理性思维的发展，政治思想逐渐摆脱了神权的主宰，开始更多地关注人的因素、社会的功能和制度的设计。 从统一到分裂： 面对周朝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混乱局面，各家思想家都在积极探索如何能够实现政治的稳定与统一。儒家希望通过道德教化恢复秩序，法家则主张通过集权和法律来强制统一。 从贵族到庶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庶民阶层的影响力逐渐增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在了政治思想中。墨家的“兼爱”和“非攻”，以及孟子的“民本”思想，都体现了对底层民众福祉的关注。 永恒价值： 尽管时代背景已经远去，但先秦政治思想所蕴含的智慧，至今仍然具有深刻的价值。 “民本”思想的生命力：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虽然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并非总能得到践行，但它却始终是中国政治文化中一股强大的道德力量，激励着后世的统治者关注民生，爱护百姓。 “德治”与“法治”的辩证关系： 儒家强调的“德治”与法家强调的“法治”，虽然看似对立，但实则互为补充。一个理想的政治，既需要法律的约束，也需要道德的引导。如何在两者之间找到平衡，至今仍是政治实践的重要课题。 “道”的智慧的启示： 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并非是消极避世，而是一种返璞归真、顺应自然的智慧。它提醒我们在追求效率和发展的同时，也要尊重自然规律，避免过度的人为干预，追求一种更加和谐、可持续的生存发展方式。 “兼爱”的理想的感召： 墨家“兼爱”的理想，虽然实现起来异常困难，但它所代表的平等、博爱、和平的价值追求，是人类社会永恒的向往。 《国学基本文库：先秦政治思想史》通过对这些思想的深入挖掘和系统梳理，不仅是为了回溯历史，更是为了启迪当下。它让我们看到，在人类文明的早期，先贤们已经开始对政治的本质、社会的构成、人性的善恶等问题进行深刻的探索。他们的思想，如同古老的灯塔，虽然历经风雨，却依然指引着我们前进的方向，为我们理解中华文明的根基，思考当代政治的挑战，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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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套《国学基本文库》实在是太棒了，我最近刚入坑，感觉打开了一个新世界的大门！特别是这本《先秦政治思想史》，虽然我之前对这段历史了解不多，但读起来一点也不枯燥，反而让人欲罢不能。作者的叙述非常清晰，逻辑性很强，把先秦时期那些复杂的思想流派和人物关系梳理得井井有条。我印象最深的是对诸子百家思想的解读，不仅仅是罗列观点，而是深入剖析了它们产生的社会背景和历史渊源。比如，读到墨家“兼爱非攻”的思想时，我才真正理解到，这不仅仅是一种道德说教，更是对当时战争频仍、民不聊生的社会现实的深刻回应。还有法家，在现代社会看来似乎有些冷酷，但书中将其置于那个礼崩乐坏、急需秩序的时代背景下，就显得尤为重要了。我特别喜欢作者在分析不同学派时，那种辨证的视角，既不偏袒，也不回避其局限性，让读者能够更全面、更深入地认识这些思想的价值。而且，这本书的语言也很有讲究，既有学术的严谨，又不失文学的韵味，读起来不费力，反而是一种享受。每次读完一章，都感觉自己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有了更深的认识，也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一些社会问题有了新的思考角度。这绝对是一本值得反复品读的经典之作，强烈推荐给所有对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感兴趣的朋友们！

评分☆☆☆☆☆

《先秦政治思想史》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场穿越历史的智力冒险。我以前总觉得先秦的思想家们高高在上，他们的言论离我们太遥远，但读了这本书之后，我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作者用非常生动活泼的语言，把那些抽象的政治哲学变得具体可感。我特别喜欢书中对各个学派代表人物的生平及其思想演变的介绍，这让我感觉他们不再是书本上的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挣扎的鲜活个体。比如，读到孔子为了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四处奔走，却屡屡碰壁的经历，我就更能理解“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句话的沉重与伟大。还有，书中对墨子“非攻”思想的详细阐释，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不仅仅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呼喊，更是基于对百姓疾苦的深切同情和对战争残酷性的深刻认知。而且，作者在对比不同学派的观点时，常常会运用一些生动的比喻和历史故事，让原本复杂难懂的理论变得通俗易懂，比如用“摸象”的比喻来解释不同学派认识的局限性，实在是太形象了。这本书让我觉得，先秦的思想家们，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他们的许多思考，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评分☆☆☆☆☆

最近翻阅了这本《先秦政治思想史》，着实让我领略到了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思想魅力。这本书并非那种晦涩难懂的学术专著，而是以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将那些闪耀着智慧光芒的先秦思想呈现在读者面前。我一直认为，要理解一个民族的根源，就必须深入其思想的源头，而先秦无疑是中国思想史上的一个璀璨高峰。书中的论述，将春秋战国时期那些伟大的思想家，如孔子、老子、墨子、韩非子等人的政治理念，置于他们所处的时代大背景下进行解读。这让我能更清晰地看到，他们的思想是如何回应当时社会最迫切的矛盾与挑战的。例如，儒家的“仁政”和“礼治”，在那个诸侯争霸、道德沦丧的时代，无疑是试图为混乱的社会寻找一种秩序与安宁的良方；而道家的“无为而治”，则是在对政治斗争的疲惫与无奈中，提出了一种返璞归真的治理哲学。法家更是直击时弊，以严刑峻法来重塑国家机器的效率。最难能可贵的是，作者在呈现这些思想时，并非简单地将它们视为历史的陈迹，而是时常引导读者思考它们在当下的现实意义，这让阅读过程充满了启发性。我仿佛能听到几千年前圣贤们的铮铮之言，与他们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这种感觉实在是妙不可言。

评分☆☆☆☆☆

我刚读完《先秦政治思想史》，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历史，更是关于智慧。我一直对中国古代的哲学和政治思想很感兴趣，但这方面的书读起来常常让我觉得有些枯燥，要么是过于学院派，要么是过于泛泛而谈。而这本《先秦政治思想史》却给我带来了完全不同的体验。作者对先秦时期各种政治思想的梳理，可以说是层层递进，逻辑严谨，而且非常有深度。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没有将任何一个学派的理论进行简单的好坏评判，而是将其置于历史的动态发展中，分析其产生的背景、解决的问题以及局限性。这让我能够更客观、更全面地理解诸子百家的思想精华。比如，书中对于法家思想的分析，就让我看到了其在当时重建社会秩序上的必要性，同时也指出了其可能带来的弊端。更让我惊喜的是，作者在探讨这些古代思想时，常常能联系到现代社会治理的现实问题，这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现实的意义。我感觉自己不只是在读历史，更是在学习如何思考，如何理解不同观点，如何看待复杂的社会现象。这本书的视野非常开阔，视角也很独特，绝对是一本让我受益匪浅的书。

评分☆☆☆☆☆

不得不说，这本《先秦政治思想史》给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我一直对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充满好奇，也知道那里孕育了无数闪耀的思想火花，但具体了解多少，却总觉得缺了点什么。这本书就像一位博学多才的向导，带领我深入先秦政治思想的迷宫。作者的笔触细腻而富有洞察力，他不仅仅是罗列观点，更是将这些思想置于生动的历史场景中，让我仿佛亲眼目睹了那些思想家们激烈的辩论与深刻的思考。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不同思想流派之间的联系与碰撞的描绘，比如，儒家、道家、法家等，虽然主张各异，但又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影响，这种错综复杂的思想网络，被作者梳理得清晰明了，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混乱。更让我惊喜的是，书中对于一些关键概念的解释，比如“道”、“仁”、“法”等，都极其到位，让我能够真正理解这些概念在当时的语境下所蕴含的深刻意义。读完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对中国古代的政治智慧有了更系统、更深刻的认识，也对那个时代的人们是如何思考社会、国家和人生的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本书的价值，远不止于历史的陈述，更在于它所蕴含的深刻的哲学思考和智慧启迪。

评分☆☆☆☆☆

梁教授的书就不用多说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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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活动就买了，也是不错的一本书。

评分☆☆☆☆☆

《先秦政治思想史》主要内容简介：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瞑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冕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

评分☆☆☆☆☆

《先秦政治思想史》主要内容简介：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烈宗教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瞑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冕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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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朋友买的，包装和封面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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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政治思想史》主要内容简介：人类全体文化，从初发育之日起截至西历十五六世纪以前，我国所产者，视全世界之任何部分，皆无逊色。虽然，我国文化发展之途径，与世界任何部分，皆殊其趋。故如希伯来人、印度人之超现世的热*观念，我无有也；如希腊人、日耳曼人之瞑想的形而上学，我虽有之而不昌；如近代欧洲之纯客观的科学，我益微微不足道。然则中国在全人类文化史中尚能占一位冕耶，曰：能。中国学术，以研究人类现世生活之理法为中心，古今思想家皆集中精力于此方面之各种问题。以今语道之，即人生哲学及政治哲学所包含之诸问题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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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17岁中举人。会试不第，从康有为学，倡导维新变法，为戊戌变法*之一。变法失败后，潜居国外，在日本创立《新民丛报》等。辛亥革命后，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等职。后又与蔡锷等组织护国军讨袁。后弃政治，治学术，在清华大学任教，并著述不辍，临终前还为辛弃疾做年谱。梁启超大力宣传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对晚清文学有许多方面影响。他的学术贡献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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