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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〇海宁王国维《史籀篇疏证序》曰:“史篇文字就其见于许书者观之,固有与殷周间古文同者。然其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推其体势,实上承石鼓文,下启秦刻石,与篆文极近。至其文字出于《说文》者才二百二十余。然班固、许慎谓《仓颉》、《爰历》、《博学》三篇文字,多取诸《史籀篇》。……《史籀》十五篇,文成数千,而《说文》仅出二百二十余字,其不出者必与篆文同者也。考战国时,秦之文字,如传世《秦大良造鞅铜量》,乃孝公十六年作,其文字全同篆文。《诅楚文》摹本文字,亦多同篆文,而彀、奓、、意四字,则同籀文。篆文固多出于籀文,则李斯以前秦之文字,谓之用篆文可也;谓之用籀文亦可也。则《史籀篇》文字,秦之文字,即周、秦西土之文字也。至许书所出古文,即孔子壁中书,其体与籀文、篆文颇不相近,六国遗器亦然。壁中古文者,周、秦间东土之文字也。然则《史籀》一书,殆出宗周文胜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而不行于东方诸国;故齐、鲁间文字作法体势与之殊异;诸儒著书口说,亦未有及之者;惟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是《史篇》独行于秦之一证。”又《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日:“秦之小篆,本出大篆;而《仓颉》三篇未出,大篆未省改以前,所谓‘秦文’,即籀文也。六艺之书,行于齐、鲁,爰及赵、魏而罕流布于秦,犹《史籀篇》之不行于东方诸国。其书皆以东方文字书之;汉人以其用以书六艺,谓之古文;而秦人所罢之文与所焚之书,皆此种文字;是六国文字,即古文也。观秦书八体中有大篆,无古文,而孔子壁中书与《春秋左氏传》凡东土之书,用古文,不用大篆;是可识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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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 评分钱先生大学者,读他的书受益匪浅
评分钱基博先生学广见深,所著皆深刻全面,不失古文家温厚性格。有担当的学人。
评分钱氏出身书香门第,四岁起即读《四书五经》,十五岁时读《资治通鉴》、《续通鉴》、《读史方舆纪要》等书。少年时期所受的教育,决定了他一生的学术走向。钱氏在思想上基本上秉持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根本理路,以中国传统的经史之学为自撰门径,同时亦以此为驾驭新知识、新学问的一种方法。辛亥革命兴,钱氏曾在军政府中任职,但其一生的事业主要还是在于教育。钱氏自十九岁始任家庭教师,二十六岁任无锡第一小学教员,二十九岁任吴江丽则女子中学教员,此后更历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国立浙江大学教授、湖南国立师范学院教授、国文系主任等职,直至最后以华中师范学院教职工的身份去世,钱氏一生可说是与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这种教育者的身份,使得钱氏在秉持和改造传统学术理念的同时,又十分注意传统学问的传播和普及。
评分钱氏著作甚多,对国学精研尤深,他曾将国学分为6类,小学、经、史、子、文、校雠。但这本类纂只选辑了前三类,该有下册,遗憾未得。所辑皆其同感的历史名人观点序、论,所谓述而不作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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