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宋代器物研究这个领域而言,能够系统性地汇集散落在各处的笔记材料,本身就是一项功德无量的工作。我发现这本书在材料的甄选上,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性和审慎性。它并没有仅仅停留在罗列前人观点的层面,而是似乎在试图构建一个更复杂、多维度的研究图景。那些原本散见于地方志、私人著述、甚至是一些不为人知的公文记录中的只言片语,都被细心地挖掘、考证并系统地编排在一起,这种对原始资料的忠实呈现,为后续的深入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我注意到其中一些对某一特定器物类型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记载差异进行了对比分析的段落,这种细致入微的处理,远超一般概述性文献的水平,透露出作者深厚的文献功底和严谨的治学态度。
评分这本书在学术贡献上的价值,我认为在于其极强的“可操作性”和“启发性”。它不仅仅是一份“已完成”的研究成果的展示,更像是一份面向未来的“工具箱”。当你面对一件实物,或者撰写一篇相关论文时,这本书提供的丰富的原始记录和侧面印证,无疑是极其宝贵的资源库。它强迫读者去思考:这些不同来源的笔记,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矛盾点究竟是什么?在对同一件器物进行描述时,不同作者的关注点有何不同?这种对史料的“再加工”能力,正是衡量一部优秀学术汇编的重要标准。它鼓励读者不要满足于既有的定论,而是要回归到最基础的语料中去寻找属于自己的解释路径,这份鼓励和支撑,对研究者而言是无价的。
评分阅读这本书的过程,与其说是被动接受信息,不如说是一次与宋代士大夫的隔空对话。我感受到了一种独特的学术呼吸感。编纂者在整理这些笔记时,显然没有采取机械的剪贴方式,而是通过精妙的组织和注释,让那些陈旧的文字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尤其是一些对器物铭文或相关历史事件的旁注,虽然篇幅不长,却常常能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帮助读者迅速理解当时语境下某些术语的特定含义,避免了现代人理解历史概念时的偏差。这使得即便是初涉此领域的新手,也能在专家的引导下,较为顺畅地进入复杂的学术脉络。它不像教科书那样冰冷,而是充满了鲜活的史料气息,让人在其中不断地发现新的线索和思考的支点。
评分坦白讲,一开始我担心,这样一部以“笔记材料辑录”为名的书籍,可能会显得过于零散和枯燥,更像是图书馆里尘封已久的索引。然而,实际的阅读体验完全颠覆了我的这种担忧。书中的材料虽然是不同时期、不同作者的记录集合,但通过其巧妙的编排和清晰的标注系统,形成了一种内在的逻辑张力。它像一张巨大的蜘蛛网,将看似不相干的片段巧妙地串联起来,揭示出宋代物质文化研究中那些隐藏的脉络和发展趋势。读完之后,脑海中对宋代工艺水平和审美情趣的认知,已经不再是几个孤立的、教科书式的印象,而是一个由无数细微观察和记录编织而成的、立体且鲜活的知识体系。它有效地填补了系统性宋代器物研究文献中的一个重要缺口。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那种古朴典雅的气质扑面而来,封面上的纹饰仿佛能将人瞬间拉回到那个烟云变幻的宋代。内页的纸张质感也十分考究,墨色清晰,排版疏朗有致,读起来非常舒适,即便是长时间研读也不会感到视觉疲劳。我尤其欣赏它在细节处理上的用心,比如章节间的过渡页,常常配有与主题相关的、但又经过精心挑选和处理的图像资料,这些辅助性的视觉元素极大地增强了阅读的沉浸感和学术氛围。整体来看,这不仅仅是一本知识的载体,更是一件具有审美价值的艺术品。它在触感和视觉上都传达出一种对历史的敬畏与珍视,对于那些同样热爱宋代文化和器物研究的同好来说,光是捧在手里,就已经是一种享受。这本书的物理形态本身,就是一种对所记录内容的致敬,体现了编者对文献整理工作一丝不苟的态度。
评分金石学和考古学成为独立研究的部门,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学、考古学
评分林欢生前将《宋代古器物材料》送导师王宇信审读,希望能够提些建议以便进一步完善。林欢逝世后,书稿一直保存在王先生手中,他睹物思人,悲痛之余,总想将这位才华横溢又口碑颇佳的女弟子的遗稿出版。但接触了许多出版界朋友后,他虽然竭力“鼓吹”此书稿的价值,但无一家出版社肯出版。因为像此类纯学术著作,况且又是一位在学术界名不见经传的新人之作,在经济上肯定要亏本。直到林欢逝世近十年后,上海人民出版社有关负责人毅然决定不要出版资助,而且在有关经费困难的情况下,另想办法筹资出版了本书。
评分李公麟《考古图》——又称《古器图》,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后期著名的画家,好古博学,善画工诗,多
评分欧阳修《集古录》——凡一千卷,一○六三年成书。此书收录了上千件金石器物,是学术史上第一部金石考古学专著。所收集器物,上自周穆王,下至隋唐五代,内容极为广泛。随得随录,不依时代编次。一○六九年,欧阳修子“撮其大要,别为录目”,成《集古录跋尾》十卷传世。
评分李公麟《考古图》——又称《古器图》,一卷。李公麟是北宋后期著名的画家,好古博学,善画工诗,多
评分金石学和考古学成为独立研究的部门,是宋代学术的一大成就。 宋代金石学、考古学
评分然而,一旦掌握权力,这些被我们今天记忆为明治藩阀(the Merjioli garchs)的反叛者们就发现,杰出的军事能力并不会自动保证政治的正当性。虽然天皇能够经由废除幕府而迅速复权,野蛮人却不是那么容易驱逐的。日本在地缘政治上的安全仍然和1868年以前同样脆弱。相当有意识地师法霍亨索伦的普鲁士——德国的19世纪中期的一种变形的“官方民族主义”——被作为巩固藩阀政府盼内部地位的基本手段之一。1868年到1871年间,所有残存的地方性“封建的”藩兵都被解散,东京因而能够以中央集权的方式垄断了所有暴力手段。1872年,天皇诏敕下令提高所有成年男性的识字能力。1873年——远在英国之先——日本引进了征兵制。与此同时,藩阀政权废除了武士这个法定的特权阶级;这个重要步骤不仅向天下英才(慢慢地)敞开了军官团的大门,也符合了如今已“可得的”公民民族(nation-of-citizens)的模式。日本农民从封建藩制的支配当中被释放出来,并且从此以后直接受到国家和商业性农业地主的剥削。接着在1889年制定了一套普鲁士式的宪法,而最终,男性普选权也随之来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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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识古字。收集到夏、商以后钟、鼎、尊、彝,都能考定世次,辨认款识。他的《考古图》对每件器物,都图绘形状,并解释其制作、铸文、款字、义训及用途,再作前序和后赞。有的学者认为,宋代“士大夫知留意三代鼎彝之学,实始于伯时(即李公麟)”(翟耆年《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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