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 时代文艺出版社
ISBN：9787538746884
版次：1
商品编码：1164520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0
字数：249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 我国明清史杰出奠基者孟森先生的代表作。◆ 孟森先生有关明清两代历史的专题考证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著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等。
内容简介
《明史讲义》为明清史研究开拓者孟森先生的代表作之一，这本讲义是根据他20世纪30年代初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稿编纂而成。全书分为二编：第一编总论，主要介绍了明史在史学上的地位和明史体例；第二编分论，分为《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七章，对明朝各个时期的史实进行了高度概括，见识高远、考证翔实、轮廓清晰，在明史研究领域有着深远的影响。作者简介
孟森，（1869—1938），中国近代明清史学科的杰出奠基人之一。其有关明清两代历史的专题考证文章，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了极大轰动；著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等。目录
第一编 总论/1第一章 明史在史学上之位置/2
第二章 明史体例/5
第二编 各论/13
第一章 开国/14
第一节 太祖起事之前提/14
第二节 太祖起事至洪武建元以前/20
第三节 明开国以后之制度/26
第四节 洪武年中诸大事/54
第二章 靖难/69
第一节 建文朝事之得失/69
第二节 靖难兵起之事实/74
第三节 靖难后杀戮之惨/83
第四节 靖难后明运之隆替/87
第五节 靖难两疑案之论定/92
第六节 仁宣两朝大事略述/97
第七节 明代讲学之始/104
第三章 夺门/107
第一节 正统初政/107
第二节 土木之变/111
第三节 景泰即位后之守御/114
第四节 景泰在位日之功过/124
第五节 夺门/130
第六节 成化朝政局/137
第七节 弘治朝政局/148
第八节 英宪孝三朝之学术/153
第四章 议礼/156
第一节 武宗之失道/156
第二节 议礼/175
第三节 议礼前后之影响/188
第四节 隆庆朝政治/203
第五节 正嘉隆三朝之学术/212
第五章 万历之荒怠/214
第一节 冲幼之期/214
第二节 醉梦之期/223
第三节 决裂之期/237
第四节 光宗一月之附赘/241
第六章 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245
第一节 天启初门户之害/245
第二节 天启朝之阉祸/253
第三节 崇祯致亡之症结/268
第四节 专辨正袁崇焕之诬枉/272
第五节 崇祯朝之用人/275
第六节 李自成张献忠及建州兵事/277
第七章 南明之颠沛/291
第一节 弘光朝事/291
第二节 隆武朝事/295
第三节 永历朝事/299
第四节 鲁监国事/305
精彩书摘
第一章 开国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世或言明太祖曾奉韩林儿龙凤年号，为其后来所讳言，此不考史实而度以小人之心者也。明祖有国，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渐废弛则国祚渐衰，至万历之末而纪纲尽坏，国事亦遂不可为。有志之人屡议修复旧制，而君相已万万无此能力，然犹延数十年而后亡。能稍复其旧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别有根柢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而国祚亦与明相等。明主中国二百七十七年，清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故于明一代，当措意其制作，措意明之制作，即当究心于明祖之开国。
第一节 太祖起事之前提
《明史》断代起于洪武元年，而叙明事者不能以洪武纪元为限，当以太祖起事之始为始。《史》《本纪》如此。陈鹤《明纪》，自注起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夏燮《明通鉴》起至正十二年，皆与《本纪》相应合。夫言明一代之史，除一支一节之纪述不可胜数外，自以正史为骨干。而变其体，则有《纪事本末》、有编年之《纪》及《通鉴》。《纪事本末》成于《明史》之前，其取材不限于《明史》。后来《明史》既成，清代又以勅修名义成《通鉴辑览》之《明鉴》及《纲目三编》。《明纪》及《明通鉴》乃敢准以下笔。清代之治《明史》者终不免有应顾之时忌，此俟随时提清。今欲知史之本义，莫重于为法为戒。人知明之有国，为明驱除者群雄，不知群雄亦当时之人民耳。何以致人民起而称雄，颠覆旧王朝，而使应时而起者得取而代之？此非群雄之所能自为，乃统治人民之元帝室迫使其民不得不称雄，不得不群雄中造就一最雄者而与天下更始也。叙群雄者，以至正八年起事之方国珍为始。其实民得称雄，已为较有知识、较有作用之健者，其人已不肯冒昧首祸犯令于清平之世，一皂隶缚之而遂就法，盖已知纲纪尽弛，行之可以得志而后动也。故推元末之乱本，不能不溯元室致乱之故。
元之武力，自古所无，大地之上，由亚而欧，皆其兵力所到，至今为泰西所震惊。乃入中国不过数十年，遂为极散漫、极脆弱之废物。其故维何？所谓“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凡历朝享国稍久者，必有一朝之制度。制度渐坏，国祚渐衰。有经久难坏之制度，即有历久始衰之国祚。有周之制度，即有周之八百年；有汉之制度，即有汉之四百年；唐宋皆然。惟元无制度，其享国即在武力之上，其能钳制人民数十年而后动者，即其武力之横绝历代也。元之无制度，若但为其书不传，则亦正有《元典章》等传本，岂知元即有因袭前代之文物，元之当国者正绝不行用。此当从《元史》中于奏疏文求其反证，乃可得之。
顺帝至正三年，监察御史乌古孙良桢以国俗父死则妻其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父母死无忧制，遂上言：“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云：‘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人、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人、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奏入不报。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大鄂尔多儒学教授郑咺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不报。元至至正，已为末一年号，不过数年，濒于亡矣，而犹以夷俗自居，曰“列圣未遑之典”，可知开国以来无不如是。其曰“议法之吏”，则固未尝不言立法，惟法特为汉人、南人设耳。
元之国境广大，民族众多，蒙古谓之国人，中国本部谓之汉人，自余谓之各国人，亦云色目人。色目之中，西藏亦一色目，而又以信佛之故，纵西僧为暴于国中。录《元通鉴》一则为例：
武宗至大元年戊申正月己丑，西番僧在上都者，强市民薪，民诉于留守李璧。璧方询其由，僧率其党持白梃突入公府，隔案引璧发，捽诸地，棰扑交下，拽归闭诸空室。久乃得脱，奔诉于朝，僧竟遇赦免。未几，其徒龚柯等与诸王妃争道，拉妃堕车殴之，语侵上，事闻，亦释不问。时宣政院方奉诏，言：“殴西僧者断其手，詈之者截其舌。”皇太子帝母弟仁宗。亟上言：“此法昔所未有。”乃寝其令。
此时尚为元之全盛时代，混一中国未及三十年，其了无制度如此。至元之兵力，西人至今震慑，然考之《史》，元亦并无经久之兵制，一往用其饥穷为暴、胁众觅食之故伎，侵掠万里，既得温饱，即伎俩无复存焉，非若历代军制既定，威令久而后渝者比。再录《元通鉴》一则见例：
成宗元贞二年丙申十月，赣州民刘六十聚众至万余，建立名号。朝廷遣将讨之，观望退缩，守令又因以扰良民，盗势益炽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选请自往，即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镇、元明善二人持文书以去，众莫测其所为。至赣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语曰：“不知有官法如此。”进至兴国，距贼营不百里，命择将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乱之人悉置于法，复诛奸民之为囊橐者，于是民争出自效，不数日，六十就擒，余众悉散。军中获贼所为文书，具有旁近郡县富人姓名，霆镇、明善请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报于朝，博果密召其使，谓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若以军功为问，但言镇抚无状，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书，但请黜赃吏数人而已，不言破贼事。时称其不伐。
当成宗时，去统一中国仅十余年，元贞二年，距世祖之死仅二年，而蒙古在中国之兵力已如此。有事每倚汉人，惟宰相尚为世祖时顾命旧臣，能容汉人，汉人因亦乐为之用，间有盗乱，旋即平之。至顺帝时之群雄，其起因大有可言矣。《明史》叙群雄以方国珍为始，起于至正八年，顺帝即位之第十四年。其前至元三年，顺帝亦用至元纪年，与世祖同年号，亦其无法度之证。顺帝即位之第五年，广州朱光卿反，汝宁棒胡反，以后各地蜂起，久者亘数年不定。而元之所以处分此事，则蒙古既不足用，又仇汉人使不为用，夫然后群雄乃起，而群雄中遂有明太祖其人，固知能成大事者，非轻逞其一朝之忿者也。其时中国之不能不反元者，据述之如下：
至元三年广州变起之后，四月癸酉，禁汉人、南人、高丽人不得执持军器，有马者拘入官。是为因乱事而益歧视人民。是月，诏省院台部宣慰司廉访司及部府幕官之长并用蒙古、色目人。是为歧视人民而绝多数人登进之路。五月戊申，诏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等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诛捕之法以闻。是为以种族之嫌忌，令已仕者皆不安于职。八月癸未，弛高丽执持军器之禁。是为无自卫权者独有汉人。又其前二月己丑，汝宁献所获棒胡弥勒佛小旗、伪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时大臣有忌汉官者，取所献班地上，问曰：“此欲何为邪？”意汉官讳言反，将以罪中之，侍御史许有壬曰：“此曹建年号，称李老君太子，部署士卒以敌官军，反状甚明，尚何言？”其语遂塞。是又以逆臆之心料汉官或为汉人轻减反者罪名，则可将汉官皆坐以逆党，而一律铲除之以为快。是岁，巴延请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帝不从。是为宰相起意屠戮汉人，先就人数最多之姓为始。以姓分应杀不应杀，设想已极不道，帝虽不从，此风声已不可令天下闻矣。后于至正十一年，巴延已败，托克托代为相。六月，《通鉴》又书云：“丞相托克托议军事，每回避汉人、南人；方入奏事，目顾同列，韩伯高、韩大雅随后来，遽令门者勿纳。入言曰：‘方今河南汉人反，宜榜示天下，令一概剿捕。蒙古、色目因迁谪在外者，皆召还京师，勿令诖误。’于是榜出，河北之民亦有变而从红军者矣。”红军者，是年刘福通起，用红巾为号，谓之红军。未几，芝麻李、徐寿辉相继起，皆用红巾，红军遂遍各行省。明年，郭子兴起于濠，濠为太祖所居，遂亦相从而走险矣。《明史》所立群雄之传，以方国珍为起事之最先，其以前之旋起旋灭者不计，即其以后如芝麻李之不久为元所灭者亦不计，以太祖所托始之故，郭子兴不但有传，且序于群雄之首。所为传者共八人，其后三人：扩廓帖木儿、陈友定，虽起自义兵而能自发展，与群雄略同。然既尽忠于元，在明代修《元史》时当入之，如扩廓之义父察罕帖木儿，已入《元史》矣，扩廓事亦附见。但从顺帝出亡后，尚有屡图兴复之兵，《元史》竟截去不载。友定之殉元，尚在顺帝未遁之时，何以亦不与察罕为同类？至把匝剌瓦尔密，尤为元之宗室，据其封国，不肯降明而死，何为与群雄同列？《元史》无宗室传，故不辑为有系属之传，然有《诸王表》，亦未于云南王忽哥赤之后列至把匝剌瓦尔密，遂以最后殉国之宗王，亦不入《元史》。至《明史》乃纪之为群雄之列。清修《明史》因之，于《明史》中列元臣传。清又于《明史》中遗张煌言、李定国、郑成功等，今乃入《清史稿》。此与明修《元史》有意漏落扩廓等若相应和。此一异也。
……
前言/序言
《老北大讲义》出版说明自1898年建校以来，北京大学作为中国第一所国立大学，当仁不让地成为一座重镇。我们很难在“重镇”的前面加上合适的定语，如果挂一漏万地勉强做一下尝试，那么，如下关键词应该无法忽略：教育、学术、思想、文化传承；如果再在这些严肃的字眼儿前做个补充，我们应该谨慎地加上——心目中。
因此，这句话完整地表述出来，或许是这个样子的——北大是我们心目中一座教育、学术、思想和文化传承的重镇。
从语法的角度来看，离中心词越远的形容词，它的定语功能越弱，因此，这个“心目中”的限定作用其实很让人怀疑——难道事实不是这样吗？难道北大只是无数人在心中塑造的神圣殿堂吗？
确实如此，在我们没有条件走入北大的课堂，在我们没有聆听教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甚至在我们没有阅读这套《老北大讲义》之前，它只不过存在于我们渴求学业、探求人文理想的心目中。如今的我们很难跨越时空触摸“五四”时期的红楼，也再无可能听到黄侃挤兑胡适的精彩言辞——但好在，校址课堂可以变换，教授先生可以逝去，但这套《老北大讲义》，仍然使这座学术思想的重镇触手可及般呈现在我们的面前，而不仅仅再让我们于心目中憧憬和描摹。事实上，又有什么比文字著述能流传得更远更久，同时又能连缀百年与今日、先贤与遗产呢？
这套《老北大讲义》，就是这样与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如此接近，它来自于塑造这座重镇所需的基石——现在我们依然无法用准确的词汇总结出给神殿做基石所必要的成分。好在北大建校百年后的大洋彼岸，美国斯坦福大学明确拒绝了国务卿赖斯重回母校任职的申请。一位教授这样阐述他的理由：赖斯为之服务的政府破坏了正义、科学、专业、正直等基本的学术价值观，斯坦福不应该再让她回来。美国人在现代文明中体会到“学校”的本质精神，而早在百年前社会思想纷杂的乱世中，北大的学者便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了“勇气”二字，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启蒙。
正是基于勇气之下的正义、科学、专业、正直，老北大的讲义直到如今，依然在现代学术和思想史上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原因似乎很简单：它只为良知负责，而不掺杂任何功利；原因却也很复杂：能够做到这一点，并不是仅有愿望和坚持那么容易。因此，我们很难想象，这套《老北大讲义》，是如何穿越百年风云，在思想的多次变革和社会的动荡过后，依然能够熠熠闪光。
或许所有的答案早在蔡元培先生的一句话中：“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之义。”这是北大的立校之基，是北大的教育准绳。但是，如果我们抛开了学校与教育的因素，就会清晰地看到现代学术与思想发轫的源头。正是本着这种精神，这套《老北大讲义》呈现出大多数人意想不到的面貌：
其一，它涵盖了文学、史学、艺术、哲学，甚至更多的边缘学科。而我们大概很难想到那些目前几近符号化定格的先贤竟会如此“跨学科”，在某个非专项的细小考证上侃侃而谈；
其二，在同类学术问题的思考上，各教授的观点未必一致甚或相左。课堂上也经常有明讥暗讽、互相贬低之类的掌故。但这并不妨碍落了下风的一方，以独立的精神和学术的品格坚持自己；
其三，在当时的情况下，教授们对西方现代哲学思想或历史观念的了解并不很深，哪怕对本国正在发生的白话文运动也多有不成熟的看法，但这并不妨碍以客观踏实的精神大胆探求；
其四，即或放在今天，我们依然看到著述中鲜活的思路和治学原则。或许其所述内容业已陈旧，但其字里行间跳动的思想却是今天的所谓巨著中缺少的灵魂。
正因为如此，《老北大讲义》不仅仅是小小课堂的教学工具，更是现代学术和思想发轫的第一媒介。因为有了李大钊的《史学要论》，才有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首次公开而正式的传播；因为有了胡适的西方哲学讲义，才有了对西方文明尤其是现代思潮的进一步了解；因为有了钱玄同和刘半农的汉语研究，才有了推动白话文运动的基本依据……当我们无法亲临北大课堂，当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大师辈出的年代时，这套《老北大讲义》像一座桥梁沟通了时空，轻易地在我们脚下搭建了一条通往中国学养源头的路。
然而，对这些珍贵思想文化遗产的整理和推广，看似轻易简单，实则困难重重。在首批推出的著述中，我们不得不仔细考虑作者的成就与影响，也不得不考量每一本书的内容价值，甚至还得兼顾品种的丰富性和学科的完整性，因此，难免有遗珠之憾。
此外，有些影响较广的著述，此前亦有各种单行本见于市面。编者虽然力求呈现出更多的新品种，填补文化传承上的空白，但考虑到这是国内首次完整地以“老北大讲义”的概念进行编纂出版。所以，我们也在严谨衡量的基础上推出了类“旧作”。
而其中最大的困难在于，很多著述仅有存目，出版本十分罕见。但让我们十分快慰的是，在编选的过程中找到了很多孤本，不日将陆续付梓——在兴奋与欣喜之余，我们也不免惧怕，如果再不出版，它们，这些一流学者的毕生心血与思想学术的经典，恐怕后人再难读到了。
正因如此，我们希望这套书的出版，能够延续我们“心目中”的那座殿堂，否则，很难说再过百年后，北大是不是一座空中楼阁，会不会只是个在口头传颂的一段传奇。
编者
2009年3月
孟森《明史讲义》
张中行先生对孟森的回忆是所有纪念文章中最为传神的。其中说：“（孟森上课时）眼睛永远在讲义之上，不往讲台下看。他只会写，不会口头发挥，所以所谓讲课就是念讲义，认真，准确，一字不差……也就因为潜心治学，在明清史方面有突出的造诣。学生有时候形容他，说现时白菜多少钱一斤他不知道，可是成化或雍正年间，谁打谁一个嘴巴，他必记得清清楚楚。”
孟森（1869-1937），字莼孙，号心史，世称为孟心史先生。他被公认为中国近代清史研究的杰出奠基人，其著作是近代清史研究第一代的最高水平。
孟森早年着意于学术﹑政治﹑经济等诸多领域，曾撰写翻译了一些有关法学及经济学的著作。中年时又为著名实业家张謇亲近幕友，曾参与了清末立宪运动。清末民初，孟森逐渐脱离政治活动，开始专力于治史。
1929年起，孟森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清朝入关前历史，撰成讲义《清朝前纪》。1931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讲授“满洲开国史”等课程。编纂《明元清系通纪》，著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对史实进行考订叙述，多有发明创见，所作评议，亦具精辟独到之处。
孟森治史，在传统方法上吸收了近代史论研究方法，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清史专家王钟翰先生给予孟森史学研究成果极高评价：其“不过三十余年，而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自非后辈末学所能望其肩背者也”。
这部《明史讲义》是孟森先生20世纪30年代在北京大学授课时的讲义。孟森先生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所授课程有四门为“明清史”和“满洲开国史”、“明清史料择题研究”与“清史研究”。其中，第一次开设“明清史”课，是在1932-1933年度，为一年的学时。以后每隔一年开课一次，到1937年夏为止，总共开过3次。从1935年秋天起，“明清史”
一课，不再仅是二年级必修科，也是一、三、四年级学生必修科。而在1936-1937年度第三次开课时，授课内容与计划做了重大调整。简单来说，就是因为史实太过丰富，不能讲得过于简略，所以实际上将“明清史”分为“明史”、“清史”两课，分别为一年的课时，隔年授课。其中，《明史讲义》全书分为二编：第一编总论明史在史学上的地位和明史体例；第二编分为《开国》《靖难》《夺门》《议礼》《万历之荒怠》《天崇两朝乱亡之炯鉴》《南明之颠沛》七章，对明朝各个时期的史实进行了考订，多有发明创见。
《宋史新探》：一部以制度演变为核心的北宋社会经济史研究 作者： 王鸿儒 出版社： 华夏文源出版社 出版日期： 2023年10月 定价： 128.00元 开本： 16开 装帧： 精装 --- 内容简介 《宋史新探》并非一部传统的帝王将相编年史，而是聚焦于北宋（960-1127年）这一历史时期，以国家制度的动态演变为核心脉络，深入剖析其独特的社会结构、经济运行模式以及思想文化生态的学术专著。本书旨在超越以往侧重于军事失败或道德评价的传统叙事，力求从更精微的制度层面，理解北宋如何在一个前工业化社会中，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以及最终导致其军事脆弱性的内在逻辑。 全书共分为七个主要部分，共计三十余万字，结构严谨，论证充分，大量引用了出土文献、契约文书以及以往被忽视的藩镇和地方志资料，为研究者提供了大量一手材料的解读视角。 --- 第一编：中央集权与官僚体制的再构建（约32000字） 本部分是全书的基石，详细考察了宋太祖赵匡胤建立政权后，如何系统性地瓦解唐末五代以来的藩镇割据局面，并确立了一套高度集权但又注重文官制衡的政治架构。 核心议题包括： 1. “更戍法”的深层影响： 探讨了轮换禁军将领制度对削弱军事贵族势力、巩固中央军权的作用，以及由此产生的军事专业性不足问题。 2. 文官政治的制度化： 重点分析了“知州”与“通判”之间的权力制衡机制，以及枢密院、参知政事等机构的职权划分，指出这种设计如何在确保决策效率的同时，也埋下了冗官冗政的种子。 3. “举错”与“风宪”体系的权力膨胀： 详述了御史台和谏官系统在北宋的空前活跃，及其对行政效率的正面激励与负面掣肘。 --- 第二编：财政基础：赋税体系与货币经济的革新（约45000字） 宋代经济的繁荣是其政治与文化成就的重要保障。《宋史新探》将大量篇幅用于解析宋代独特的财政结构，尤其是其对商业税和间接税的高度依赖，这与前代截然不同。 主要研究内容： 1. “免役法”的争议与实施： 深入分析了王安石变法中“免役法”的初衷及其在不同地区（如江南、河北）实施效果的差异，论证了该法如何加速了乡村土地关系的变动。 2. 盐铁专营与“常平仓”的运作： 详细梳理了国家垄断性贸易如何成为中央财政的主要支柱，并结合《青苗法》的实施案例，评估了国家干预市场对中小商户的影响。 3. 纸币的诞生与管理困境： 首次将“交子”的产生置于区域性商业信用的角度进行考察，而非仅仅视为中央的财政工具。分析了南宋“会子”泛滥的早期制度性根源。 --- 第三编：士绅阶层与乡村社会（约38000字） 本书认为，北宋的社会稳定主要依赖于一个新兴的、具有文化认同感的“士绅”阶层。《宋史新探》致力于描绘这个阶层在乡村治理中的实际角色。 内容聚焦： 1. 科举制度与社会流动： 探讨了科举录取率的提高如何稀释了传统门阀的权力，并使地方上的“宿儒”通过教育网络建立起新的权威。 2. 义庄、书院与地方自治： 通过对地方族谱和乡规民约的解读，展示了士绅在宗族事务、水利修建、教育推广中承担的非正式治理职能。 3. 租佃关系的深化： 考察了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如何导致佃农比例的上升，并分析了官僚地主与民间地主在收租策略上的差异。 --- 第四编：商业革命与城市生活（约35000字） 北宋的商业繁荣突破了唐代的限制，出现了夜市、瓦子等新现象。《宋史新探》着重探讨了城市管理制度的松弛与创新。 重点领域： 1. “坊市制”的瓦解： 详尽分析了开封等大城市中，政府如何放弃对商业时间的严格管制，以及这种自由化对城市经济的刺激作用。 2. 海外贸易与明州港： 对比泉州与明州（宁波）的贸易政策，揭示了宋廷在鼓励“进贡”外衣下的商业扩张战略，以及市舶司的实际操作机制。 3. 手工业的专业化： 以瓷器业（如定窑、景德镇）为例，分析了技术创新如何与区域性的商业资本相结合，形成区域性产业集群。 --- 第五编：思想的转向：理学兴起与儒学的新解释（约28000字） 文化上，宋代理学代表了儒家思想的重大转向。本部分侧重于思想的社会根基，而非单纯的哲学思辨。 研究方向： 1. “道学”与官僚选拔的关联： 探讨了程颢、程颐、朱熹等人的思想如何逐渐被官方精英阶层所接受，并成为判断官员道德水平的标准。 2. 佛道二教的“内化”： 分析了宋代对佛教和道教的态度，指出国家如何通过兼容并包（如对禅宗的实用主义利用）来维护意识形态的平衡。 3. 史学观念的进步： 考察了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鉴于往事，有以知来者”的实用史学观，及其对现世政治的指导意义。 --- 第六编：军事体制的脆弱性与边防困境（约25000字） 本书对宋代军事制度的分析持批判态度，认为其内部的系统性矛盾是导致“靖康之耻”的根本原因。 核心论点： 1. “重文抑武”的制度性代价： 揭示了对武将的过度防范如何在制度层面彻底解除了军队的战斗意志，形成了“有官无将”的局面。 2. 厢军与禁军的结构性矛盾： 比较了服役年限、待遇和战斗力的巨大差异，并分析了冗兵问题对财政的拖累。 3. 边境策略的摇摆： 结合辽、西夏的史料，分析了澶渊之盟后，宋廷“岁币”政策背后的经济学考量与政治伦理困境。 --- 附录：制度变迁时间轴与关键人物关系图（约5000字） 本书最后提供了详细的附录，包括北宋历次重大改革的时间节点对照表，以及历代宰相、枢密使、重臣之间的错综关系网络图，方便读者梳理复杂的政治脉络。 --- 《宋史新探》的学术价值在于： 它提供了一个多维度、跨学科的分析框架，将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融为一体，旨在向读者呈现一个结构复杂、充满张力，却又极具创新精神的北宋王朝。本书是历史学、经济史学、政治学研究者深入理解中国古代中世纪社会转型的重要参考读物。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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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内容组织逻辑性简直可以用严谨来形容，作者显然对史料有着极其深刻的理解和梳理能力。它不是简单地按照时间顺序堆砌事件，而是巧妙地将复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潮的演变脉络串联起来，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比如，在论述某个特定时期的政策变动时，作者总能追溯到更深层次的制度根源，并预判其对后世产生的连锁反应，这种“见微知著”的分析视角，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深度。我发现很多其他同类书籍往往在关键转折点上处理得较为粗糙，但此书对那些“历史的岔路口”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剖析，每一个选择的背后都有详实的论据支撑。读完一个章节，我感觉自己像是跟随一位经验极其丰富的向导，穿越了漫长的历史隧道，而非仅仅是走马观花地看了一遍文献摘要。这种结构上的精妙，使得即便是庞大的历史信息，也能被读者清晰、有条理地吸收。
评分这套书的装帧设计真是让人眼前一亮，厚实的纸张拿在手里沉甸甸的，很有分量感。封面设计简洁而不失大气，那种沉稳的色调很符合历史著作的基调。我特别喜欢它内页的排版，字体大小适中，行距处理得恰到好处，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眼睛疲劳。而且，书中穿插的一些历史地图和人物肖像的插图，印刷质量非常高，细节处理得很到位，为理解当时的地理背景和人物形象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装订上也看得出是用心了，翻阅起来很顺畅，完全没有那种廉价书籍容易散页的担忧。对于我这种既注重阅读体验又对书籍质感有一定要求的读者来说，单从物理层面上讲，这绝对是一件值得收藏的精品。它不像某些历史普及读物那样轻飘，而是散发着一种对历史严肃对待的匠人精神，光是摆在书架上，都觉得能提升整个书房的文化氛围。
评分从学术价值的角度来看，这本书的参考价值是毋庸置疑的。它引用的史料来源广泛且权威，注释详尽，对于想要进一步深入研究特定历史阶段的读者来说，无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起点和坚实的基础。我注意到作者在引用古代典籍时，不仅标注了出处，还常常对一些关键术语或历史背景进行简要的解释，这对于非专业出身的读者来说，简直是福音。它避免了那种生硬地抛出古文或不加解释的概念，使得知识的传递更加顺畅和高效。更重要的是，它展现了一种批判性的思维框架。作者并非盲目接受传统史观，而是敢于对既有的结论提出审慎的质疑，并用新的史料和角度去重新审视。这种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体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正直的学人品格，让人由衷敬佩。
评分这是一套非常适合“慢读”的书籍，它不鼓励你囫囵吞枣式地快速浏览，而是邀请你停下来，思考，甚至与历史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我发现自己经常会在读到某个历史事件的描述后，合上书本，陷入长时间的沉思，思考它对当今社会治理结构可能产生的某些微妙影响。这本书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不仅仅是在“讲历史故事”，更是在“解构历史逻辑”。它将历史的演进视为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来对待，展示了制度、地理、文化如何在相互作用下塑造了一个时代的命运。对于那些对政治哲学、制度变迁有兴趣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提供的参照系和分析工具是极其宝贵的。它强迫你跳出“现在进行时”的思维定势，用更宏大、更深远的历史维度来审视一切，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思维训练。
评分作者在行文风格上展现出一种老派学者的风范，笔触细腻老道，用词精准而富有画面感，但又绝不故作晦涩。他似乎懂得如何在学术的严谨性与大众的可读性之间找到一个绝佳的平衡点。我尤其欣赏作者在描述那些重大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和决策过程时的那种洞察力。他没有将历史人物简单地脸谱化，而是尝试从当时的社会环境、个人性格乃至细微的宫廷政治角力中去探寻其行为的动因。读到某些关键的朝会场景或军事部署时，仿佛能闻到空气中紧张的气息，感受到决策者的压力。这种叙事上的张力，使得原本可能枯燥的史实叙述变得栩栩如生，充满了戏剧性的张力。这是一种高明的叙事技巧，它要求作者不仅是历史的记录者，更是人性的洞察者，这一点上，此书做得非常成功。
评分给单位职工书屋买的包装很不错，快递也很快
评分书不错，上次是装反了，而且返修的很快，一天时间就修好了，谢谢！
评分稍逊清史讲义的著作。但是也是学习明史很好的教材。
评分包装精美送货快，还没用，买来囤着
评分好书，慢慢看。
评分正版。质量特别好
评分好
评分很好 慢慢阅读大家的作品，感受历史的变迁，不错
评分包装精美送货快，还没用，买来囤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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