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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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添谷芳秀 著，李成日 译

图书标签:

• 日本外交
• 中等国家
• 战后日本
• 国际关系
• 地缘政治
• 外交政策
• 东亚
• 日本政治
• 安全研究
• 区域研究

出版社：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ISBN：9787509770863

版次：1

商品编码：11673018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5-0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12

字数：126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通过对战后日本外交政策演变的分析，认为战后日本外交在宪法第9条和《日美安保条约》的制约下，基本上采用了所谓吉田茂的“中庸”路线，但这一外交路线受到左右两派的攻击，造成了“和平国家日本”和“大国日本”的分裂，并对日本通向“正常国家”的外交构成极大的障碍；进而又从“中等国家”外交的角度分析了战后日本外交的主体性，认为日本应放弃追求“大国外交”，从日本自身及国际形势的实际出发，采取“中等国家”外交的策略，这样反而更有利于日本外交主体性的发挥。

作者简介

　　添谷芳秀，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教授，著名的国际政治及日本外交研究专家，其研究方向是国际政治、亚太及东亚地区国际关系和日本外交。1979年从日本上智大学外国语学部英语专业毕业，1981年获得日本上智大学国际关系专业国际学硕士学位，1987年获得美国密西根大学政治学专业国际政治学博士学位。曾先后担任财团法人和平安全保障研究所研究员，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和现代韩国研究中心主任，日本外务省咨询小组成员，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理事，亚细亚政经学会评议员，国际文化会馆评议员，美国亚细亚协会国际评议员，等等。多次参与日本国内外政策的制订与讨论，如担任“21世纪日本构想恳谈会”成员（1999～2000年）、日本经济产业省产业结构审议会（地球环境小委员会）委员（2003～2005年）、日本防卫设施中央审议会委员（2000～2009年）、“新时期关于安全保障与防卫力量的恳谈会”委员（2010年）、“日韩新时代共同研究项目”第一分科会委员长（2009～2010年）等。
　　
　　李成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精通日文和韩文，主要研究领域为中美日大国关系、东北亚国际关系和日本外交。先后取得北京大学政治学与行政管理系（现政府管理学院）法学学士学位、国际关系学院法学硕士学位，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研究科法学博士学位。曾在北京师范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做博士后工作，在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法学部做访问研究员，在韩国东西大学国际学部任助教授。2010年出版专著《中国的朝鲜半岛政策》（日文），2013年出版合著《朝鲜半岛的秩序重组》（日文），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9篇。

目录

中文版序
译者序
前 言
序 章为什么是中等国家外交
一 日本国家形象的分裂
二 冷战的结束和1955年体制的崩溃
三 中等国家外交的视角
四 大国外交的幻想——为了避免逆向修宪

第一章 战后日本外交的回顾——吉田路线的深层内涵
一 战后日本外交的扭曲
二 冷战以前
三 冷战的发生和日本
四 吉田路线的诞生

第二章 高度增长期的纠葛——对吉田主义的反思
一 围绕吉田路线的政治构图
二 《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
三 池田外交和大国日本
四 佐藤荣作的自主性外交和对美协调
五 吉田主义

第三章 缓和时期的日本外交——在中、美、苏战略博弈的狭缝里
一 中、美、苏三大国和日本
二 20世纪70年代的中日关系
三 中等国家外交的萌芽

第四章 无核中级国家论的实践——中曾根外交的实质
一 中曾根外交和吉田路线
二 自主防卫论和无核中级国家论
三 防卫政策的体系化
四 对安全保障的多角度探讨
五 中曾根外交

第五章 国际安全合作的探索——后冷战时期的日本外交
一 冷战的结束和中国
二 20世纪90年代日本的变化
三 亚洲地区多边安全机制和国际安全合作
四 日美安保关系的制度化
终 章中等国家外交的构想
一 战后日本外交的构图
二 中等国家外交与国际安全合作
三 人类安全
四 东亚共同体和中等国家外交的合作
参考文献
后 记

前言/序言

　　在战后的日本外交里，“看不见的手”始终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中国读者所担忧的日本的“民族主义”，既是对那只“看不见的手”的失望和不满，又往往被“看不见的手”所阻止。
　　例如，1951年签订的《日美安保条约》，到了1960年才被修改为现在的《日美安保条约》。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当初的动机，是从“民族主义”立场出发，通过日美关系的“对等化”，试图加强日本的主体性。但修改后的《日美安保条约》，却更加明确了日本在防卫安全政策上的对美依存的制度化。
　　1964年岸信介的胞弟佐藤荣作就任首相的时候，希望就日本的核武器问题同美国总统举行首脑会谈，并直率地向美国转达了自己的想法。但是10年以后，1974年佐藤荣作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1967年佐藤荣作担任首相时期，提出了“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这是他获奖的最重要原因。对上述两个事例，本书将进行详细考察。
　　中国的读者可能将此理解为日本文化的特征——“真心”和“表面”。但是，从政治学角度来看，希求日本主体性的“民族主义”往往被“看不见的手”所控制，在该平息的时候就得到平息。那个“看不见的手”的正体，就是本书作为分析框架所提出的“宪法第9条和日美安保体制”（简称“九条安保体制”）。本书明确指出，根据战后日本的经验，日本的“民族主义”冲动始终未能超越“九条安保体制”。日本的防卫安全保障政策受到宪法第9条和《日美安保条约》的根本性制约，具有与中国或美国截然不同的“中等国家”特征。
　　战后日本以“九条安保体制”为基础，把大部分资金预算和人力资源集中投入外交政策领域，对此，用“中等国家外交”的概念来说明比较恰当。日本不仅向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提供财政、人力的支援，在国际机构里努力防止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而且为促进包括韩国、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和地区合作提供援助，冷战后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PKO）和促进人类安全的活动，等等。战后日本集中精力推行这些领域的活动，毫无疑问都是典型的“中等国家”型的外交活动。
　　从外部世界理解日本时，很容易出现一些混乱，这是因为“九条安保体制”里存在着两大结构性问题。第一，无论是宪法第9条，还是《日美安保条约》，本质上都制约日本的主体性和自立性，从而容易伤害“经济大国”日本的国家主义者的自尊心。尽管如此，虽然“九条安保体制”曾经发生过动摇，但通过战后整个历史过程反而又得到了加强。那是因为“九条安保体制”使日本的军事侵略历史意识深深扎根于中国、韩国等亚洲各国，而且日本社会也感受到历史的沉重负担。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九条安保体制”应该更加准确地被称为“九条安保历史体制”。
　　“九条安保体制”始终存在的另外一个结构性问题，就是日本社会和舆论围绕外交政策而产生的分裂。1946年制定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时候，还没有发生冷战。当时中国正处于国共内战时期，朝鲜半岛也没有完全分裂。但是到了1947年，欧洲地区开始发生冷战以后，1948年8～9月朝鲜半岛分裂为朝鲜和韩国，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9月，日本签署《旧金山和约》，同日又与美国签订了《日美安保条约》。换句话说，战后日本宪法是在冷战发生以前制定的，是对日惩罚的战后处理的核心；而《日美安保条约》是美国在冷战体制下需要日本的时候所制定的一种机制。
　　在日本国内，以战后宪法作为国策而维护的舆论和政治力量，与冷战体制下形成的以日美安保作为基轴的现实路线之间产生了全面对立。本书将详细说明，“九条安保体制”的扭曲结构是如何导致战后日本国家认同意识分裂的。其结果是，日本政府在政治上难以触动修改宪法问题；战后日本的保守势力虽然提出修宪主张，但在现实中只能在宪法框架内推行政策立案和运营。
　　随着冷战秩序瓦解，各种安全保障问题大量出现，“九条安保体制”开始显现出种种局限性。虽然“九条安保体制”从根本上制约日本的自立性，但旧的问题以新的形式再次浮现。2006年就任首相的安倍晋三就以“摆脱战后体制”和“有所主张的外交”为口号而主张修宪，这是具有象征性意义的。一旦追求日本主体性和自立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那么他们就可能会否认“九条安保体制”的基础上所存在的侵略亚洲的历史，这是其一贯的思想立场。也就是说，这种思想是存在于“九条安保体制”之外的。
　　尽管如此，从结果来看，当前第二届安倍政权的外交政策依然被“看不见的手”所引导，仍然被限制在“九条安保体制”的框架内。然而，主张“摆脱战后体制”的思想上的冲动，虽然存在于“九条安保体制”的框架之外，实际上却是“九条安保体制”框架内的变化。为了让中国读者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一点，在此先进行简单的说明。
　　对安倍晋三首相试图推行的外交安保政策的变革，大多数外国人认为这是日本的“正常国家化”。日本政治家小泽一郎1993年出版的《日本改造计划》（讲谈社）所主张的“正常国家论”主要有两点：第一，“国际社会上认为理所应当的事情，日本也应理所应当地负起自己的责任”；第二，“面对人类共同的课题，日本应自觉做出最大的努力”。具体而言，就是小泽一郎一贯主张的自卫队要全面参加联合国维和活动。小泽一郎的“正常国家论”基本上立足于国际主义观点的问题意识。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得到重大进展，如自卫队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活动、“重新确认”日美同盟等。这些都作为政策论或者法律论在“九条安保体制”框架内进行，而且正如当时频繁使用的“国际贡献”一词所显示出的那样，基本上都根据国际主义思路而得以实现。
　　在这一时期，宫泽喜一内阁的“关于慰安妇问题有关调查结果的河野洋平内阁官房长官谈话”（1993年8月4日）、时任日本首相细川护熙在国会就职演说中对“侵略”的明确使用（1993年8月23日）以及在与时任韩国总统金泳三的首脑会谈中明确表示的道歉（1993年11月7日）、战后50周年之际对“侵略”亚洲表示道歉的“村山富市谈话”（1995年8月15日）、1996年以后致原“慰安妇”的时任日本内阁总理的道歉信（桥本龙太郎、小渊惠三、森喜朗、小泉纯一郎等）、小渊惠三和时任韩国总统金大中发表的《日韩联合声明》中明确体现出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1998年10月8日）以及同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的《中日联合公报》里明确写入的“侵略”和“深刻的反省”（1998年11月26日），等等。这些都与日本政府从正面对待历史问题并从国际主义观点出发的立场密切相关，是日本调整冷战后外交安全保障政策的结果。
　　不知从何时开始出现将“正常国家”理解为日本推动国家主义的看法，这种看法并不仅仅局限于中国、韩国等近邻国家，而且在关注这一问题的欧美国家知识分子心中生根发芽。虽然这些认识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但都认为：日本“正常国家化”意味着日本传统意义上的军事作用将“觉醒”，最终将通过修宪实现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行使军事力量的目的。这种认识正在逐步扩散。与此同时，因为这种认识与日本国内的问题意识相差甚远，大多数日本人逐渐不再使用“正常国家”一词。然而耐人寻味的是，这样反而助长了国外的这种单方面认识。
　　在这样的社会整体氛围下，20世纪90年代以后自卫队作用的扩大、日美同盟的加强、日美同盟体系内的集体自卫权的“解禁”、修宪动向等，都引起了近邻国家的警惕。而且，中国和韩国对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不信任，不仅在知识分子层面上，而且已经在政府层面上占据主导地位。日本国内受到国外观点的影响，自由主义、国际主义言论的力量衰弱，国家主义言论的气焰更盛。同时，这些又使海外舆论对日本“正常国家化”的误解大增，这就是一种恶性循环。尤其是在这种认识背景下，2012年年底产生了第二届安倍政权。
　　安倍首相的思想如何具体反映到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里，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实际上，安倍首相与他对历史问题的复古主义态度相反，正如同被“看不见的手”所引导的那样，多次改变了自己的发言。安倍首相重新掌权以后，优先强调经济政策，较少谈及历史问题，而且曾经提出过的“摆脱战后体制”“有所主张的外交”等口号，到如今变成“积极和平主义”。
　　虽然他的动机是国际主义或者国家主义，但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并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冒着被误解的危险在此直言：即使日本能够参与联合国的集体安全保障和以日美同盟为基础的集体自卫行动，日本的安全保障政策和围绕日本的国际政治环境也不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如果日本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日美同盟的一体化反而会得到加强，从而依然限制日本的自立。另外，参加联合国集体安全保障在本质上也是如此。在这些动向的根基里基本上都存在国际协调主义。
　　美国著名的外交期刊《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2013年7～8月号上登载了以《日本复活》（Japan is Back）为题的对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采访纪实。在采访中，安倍首相表明:
　　即使日本修改宪法，能够行使集体自卫权，与加拿大相比，还将处于被限制的立场。
　　虽然安倍这么说是为了消除海外过度的担忧，但如果从“看不见的手”的引导作用来看，这一发言实际上反映了本书所分析的日本外交的“中等国家外交”本质。在本文开头，我们提到了岸信介担任首相时期的《日美安保条约》的修改和佐藤荣作担任首相时期的围绕核武器的应对策略。安倍首相跟这两位首相都有血缘关系，在他身上正发生着完全类似的现象。
　　从中国关于日本的“常识”来看，这种解释可能是难以完全接受的。但是，我希望读者在读完本书以后，再读一遍这篇序文。日本对中国的理解也是一样的，正确的相互理解是改善两国关系的第一步。恳切希望本书能够为此做出一点微小的贡献。
　　添谷芳秀
　　2013年11月

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与构想 一部深刻剖析战后日本外交战略演变，探寻其在国际舞台上独特定位的力作。 本书并非简单罗列日本的外交史事件，而是深入探究其核心理念——“中等国家”外交的形成、演变及其内在逻辑。作者通过严谨的历史梳理、丰富的文献资料以及对关键人物决策的细致分析，勾勒出战后日本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审慎地选择了一条既非超级大国也非微不足道的道路，而是努力塑造自身为具备独立自主性、理性务实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中等国家”。 引言：何谓“中等国家”？ 本书开篇即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概念：“中等国家”。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中等国家”并非一个固定不变的标签，而是一种动态的定位，关乎国家实力、战略选择、国际认知以及其在多边体系中的角色扮演。作者指出，日本在战后深刻反思其历史地位和国际责任，面对冷战格局下的东西方对立以及自身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必然要构建一套与其国力相匹配、符合其价值观的外交范式。这种范式，便是以“中等国家”自居，寻求一种既能维护自身利益，又能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的平衡姿态。 “中等国家”并非意味着“中庸”或“平庸”。相反，它要求国家在承认自身局限性的同时，充分发挥其优势，通过理性、灵活、多样的外交手段，在国际事务中扮演建设性角色。这种外交理念，促使日本在保持与美国同盟关系这一基石的同时，积极拓展与世界各国的联系，参与国际组织，推动多边主义，并以经济援助、技术合作、文化交流等非军事手段，塑造其负责任大国的形象。 第一章：战后黎明——历史的十字架与外交的重生 战败的阴影笼罩下的日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重建，以及如何重新定位其在国际社会中的角色，成为悬在决策者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本章深入剖析了战后日本国内围绕国家发展道路和外交方针的激烈辩论。从“和平宪法”的制定，到对过往军国主义的深刻反思，再到对摆脱对美国单方面依赖的初步设想，每一个选择都充满了挣扎与权衡。 作者着重分析了吉田茂等关键政治人物的战略思想。他们深刻认识到，日本无法在军事上与超级大国抗衡，也无法重拾昔日帝国荣光。因此，将国家资源和精力集中于经济建设，并以此作为提升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主要途径，成为了不可逆转的选择。这一时期，“经济立国”的方针确立，也奠定了日本“中等国家”外交的经济基础。同时，对和平主义的坚定承诺，以及对国际法的尊重，也成为了其区别于昔日强权政治的鲜明标志。 第二章：盟友的羁绊与自主的探索——冷战下的战略博弈 冷战的爆发，为日本的外交战略提供了新的背景。美国出于遏制共产主义的需要，将日本视为其在亚洲的重要盟友。日美安全条约的签署，无疑为日本的安全提供了保障，但也一度引发了关于国家主权的担忧。本章详细阐述了日本如何在维持与美国的紧密同盟关系的同时，逐步寻求外交空间的自主性。 作者指出，日本并没有将自身完全“附庸化”。通过在经济援助、对外开发援助（ODA）等领域的积极作为，日本逐渐在国际舞台上建立起独立的影响力。它利用其经济实力，在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并积极参与解决全球性问题，如发展援助、环境保护、疾病防治等。这种“规避冲突，促进合作”的外交策略，与其“中等国家”的定位不谋而合。 此外，本章还探讨了日本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承认历史问题的敏感性的同时，日本通过经济合作和文化交流，试图弥合分歧，建立互信，并积极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这些努力，都彰显了日本在国际社会中扮演一个“负责任的伙伴”的愿望。 第三章：经济巨人与和平鸽——“技术强国”的软实力外交 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的腾飞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经济巨人”。然而，伴随经济实力的增长，其在国际社会中的政治和安全角色也面临着新的审视。本章深入分析了日本如何利用其在科技、制造业、教育等领域的优势，构建其“技术强国”的形象，并以此为基础，推行其“和平主义”和“贡献型”外交。 作者重点关注了日本的ODA战略。这并非简单的撒钱，而是以技术援助、人才培养、基础设施建设为核心，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独立和可持续发展。这种长期、稳定、注重实效的援助模式，为日本赢得了广泛的国际赞誉，也使其在国际发展领域拥有了独特的话语权。 同时，本章也揭示了日本在国际安全领域的微妙平衡。在坚持“和平宪法”和不拥有进攻性军事力量的原则下，日本积极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并为国际和平贡献资源和技术。它试图通过“贡献型”外交，在不挑战现有国际秩序的前提下，提升其在安全领域的参与度和影响力。 第四章：后冷战时代的挑战与转型——全球化浪潮中的“中等国家”新课题 冷战的结束，世界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单边主义的抬头，地区冲突的激化，以及全球性挑战的日益严峻，都对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提出了新的课题。本章探讨了日本在后冷战时期，如何适应新的国际环境，调整其外交战略。 作者分析了日本在应对恐怖主义、气候变化、贫困问题等全球性挑战中的角色。它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推动多边机制改革，并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同时，本章也关注了日本国内围绕其国际地位和角色定位的持续讨论。一部分声音认为，日本应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甚至在安全领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另一部分声音则强调，应继续坚持和平主义原则，避免过度卷入地缘政治冲突。 本章还探讨了日本在地区安全合作中的作用，如其在东亚地区安全对话中的参与，以及与印度、澳大利亚等国的战略合作。这些举动，既是对国际形势变化的反应，也是其“中等国家”外交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寻求更具建设性角色的体现。 第五章：文化与软实力——“日本制造”之外的全球影响力 除了经济和技术优势，日本的文化魅力也为其中等国家外交增添了重要的软实力。本章从文化交流、教育合作、媒体传播等多个维度，阐释了日本如何利用其独特的文化符号，在全球范围内构建积极的国家形象。 从动漫、日剧到传统艺术、美食，日本的文化产品以其多样性和原创性，吸引了全球的目光。作者分析了这些文化产品如何在潜移默化中，增进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了解和好感，进而为日本的外交活动创造有利的社会氛围。 此外，本章还关注了日本在国际教育和学术交流方面的努力。通过奖学金项目、学术合作，日本吸引了众多国际学生和学者，为构建跨国界的知识网络和人文联系做出了贡献。这些努力，都在默默地塑造着日本作为文化输出国和知识交流中心的地位，进一步巩固了其“中等国家”的国际形象。 结论：永恒的探索——日本“中等国家”外交的未来展望 本书在结论部分，总结了战后日本“中等国家”外交的成就与局限，并对其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展望。作者认为，“中等国家”并非一成不变的终点，而是一个需要不断调整和适应的战略定位。在全球化深入发展，国际力量格局持续演变，以及区域性挑战日益突出的今天，日本的外交选择将面临新的考验。 日本是否会更加积极地参与全球安全事务？它将如何在复杂的地区关系中，扮演更加平衡和建设性的角色？它又将如何继续利用其软实力，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这些都是摆在日本面前的重大课题。 本书并非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引导读者深入思考。通过对日本“中等国家”外交历程的细致梳理和深刻剖析，作者希望能够启发我们理解一个国家如何在复杂的国际体系中，找到一条适合自身国情、又符合时代潮流的道路，并持续为世界和平与繁荣贡献力量。这部著作，为我们理解战后日本的外交智慧，以及探索“中等国家”在未来国际舞台上的可能角色，提供了宝贵的视角和深刻的洞见。

评分☆☆☆☆☆

这本书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分量，《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一看到这个标题，我就联想到一系列有趣的问题。比如说，“中等国家”这个概念究竟是如何在日本战后的外交政策中形成并演变的？ 是指经济实力上的中等，还是国际影响力上的中等？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 而且，“选择”和“构想”这两个词，暗示了日本在历史的关键节点上，并非被动地接受安排，而是主动地做出了自己的判断和规划。 我很好奇，作者是如何剖析这些“选择”背后的逻辑的？ 在冷战的大背景下，面对美苏两大阵营的夹击，日本作为一个战败国，如何在国际政治的棋盘上找到自己的位置？ 是依附于某一方，还是试图在中立和独立之间寻求平衡？ 那些“构想”，又描绘了怎样一幅理想中的国际秩序图景？ 是想成为地区稳定器，还是致力于全球治理？ 我尤其关注书中会不会深入探讨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如何将外交策略与之相结合，形成一种独特的“经济外交”模式。 毕竟，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是举世瞩目的，而这种经济实力又不可避免地会转化为国际影响力。 这本书的名字，仅仅一个标题，就足以勾起我无数的遐想，迫不及待地想翻开书页，一探究竟。

评分☆☆☆☆☆

《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这个书名本身就透露出一种深刻的战略意味。 “中等国家”这个定位，在我看来，是一种在国际舞台上寻求务实利益和稳定影响力的智慧体现。 我想，这本书一定会深入探讨，战后的日本是如何在自身实力和国际环境的约束下，精准地为自己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展开一系列的外交活动。 “选择”二字，让我联想到在关键的历史节点，日本领导人所面临的种种挑战和必须做出的艰难决断。 究竟是倾向于加入某一方阵营，还是试图保持一定的独立性？ 在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之间，如何取舍？ 这些“选择”背后，必然蕴含着复杂的国内政治博弈和国际关系考量。 而“构想”，则更像是对于国家未来发展蓝图的描绘。 我非常期待书中能够揭示，日本对于自己在全球经济、区域安全、乃至文化传播等领域，有着怎样的长远规划和战略设想。 这种从具体“选择”到宏观“构想”的演进过程，恰恰是理解一个国家外交政策形成机制的绝佳切入点，也是我迫切想要在这本书中找到答案的问题。

评分☆☆☆☆☆

《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光是这个书名就让我对作者想要探讨的主题充满了期待。 “中等国家”这个词，一下子就抓住了我的注意力，因为它暗示了一种介于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定位，这本身就意味着一种精巧的外交艺术和战略考量。 我很好奇，战后的日本究竟是如何给自己贴上这个标签，又是如何在这个定位下进行外交活动的。 书中提到的“选择”，我想必然会涉及大量关于日本在安全、经济、区域合作等方面的决策过程。 尤其是在冷战期间，日本是如何在美苏两大阵营之间周旋，如何平衡国内的政治力量，以及如何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潮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这些都是我非常感兴趣的方面。 而“构想”，则更像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和规划。 日本是否有着清晰的国家战略，想要在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是一个和平主义的经济强国，还是一个积极参与国际秩序构建的地区大国？ 我尤其关注书中是否会深入分析这些“选择”和“构想”背后的深层动因，例如日本的民族性格、历史记忆、以及国内政治经济的实际情况，这些都可能对外交政策产生深远影响。 这是一个非常吸引人的切入点，让我对这本书充满了探索的欲望。

评分☆☆☆☆☆

“中等国家”外交，这个概念听起来就非常 intriguing，尤其是放在战后日本这个特殊的历史语境下。 《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这个书名，立即让我想到，日本在经历了战争的浩劫之后，是如何重新审视自己在世界上的位置，并做出了一系列关乎国家命运的外交抉择。 “选择”二字，暗示着并非被动的接受，而是主动的参与和构建。 我猜想，书中可能会详细分析日本在不同时期，面对国际局势的演变，是如何权衡利弊，做出影响深远的战略性选择。 比如，在经济重建和发展过程中，日本的外交政策是如何服务的？ 又或者，在处理与邻国关系时，它又是如何运用“中等国家”的身份来寻求稳定与合作的？ 而“构想”，则更具前瞻性，我期待看到书中对于日本如何描绘自己未来的国际角色，如何参与全球治理，以及如何在本国利益和国际责任之间找到平衡的深入探讨。 这种从“选择”到“构想”的动态过程，对于理解战后日本外交的演变脉络，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让我对这本书充满了好奇。

评分☆☆☆☆☆

不得不说，《日本的“中等国家”外交：战后日本的选择和构想》这个书名，成功地引起了我对特定历史时期日本外交路径的强烈好奇。 “中等国家”这个标签，本身就带有一种策略性和定位感，它不是顶尖强国，也不是边缘小国，而是在一个相对区间内，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和影响力平衡。 这让我开始思考，在战后那个复杂的国际格局下，日本是如何定义和实践“中等国家”这个角色的。 是主动追求，还是被历史潮流所推挤？ 书中提到的“选择”，我想一定包含了诸多关键性的外交决策，比如在安全保障上如何处理与美国的关系，在经济发展上如何应对国际贸易规则，以及在意识形态上如何摆脱战前的历史包袱，拥抱新的国际秩序。 而“构想”，则更进一步，指向了日本对于自身在国际社会中的定位和未来发展的愿景。 是仅仅满足于经济繁荣，还是渴望在政治、文化等领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 我对书中对于这些“选择”和“构想”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它们如何共同塑造了战后日本的外交面貌，充满了探究的兴趣。 这种对国家定位的战略性思考，在当今全球化日益加深的时代，依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