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平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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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默，蒙怀敬 编

图书标签:

• 廖平
• 近代思想史
• 中国思想史
• 文库
• 思想家
• 历史
• 文化
• 学术
• 中国近代史
• 哲学

出版社：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188782

版次：1

商品编码：11702227

包装：平装

丛书名：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32

内容简介

廖平先生深通六经，洞彻天人，能阐孔孟遗言，承周汉绝学。时值国社危于累卵，举国莫不思变图强，群以六艺为用之学，震眩于先生多变之论，鲜能得其旨要，甚者更以怪诞视之。而先生独能度越群伦，以“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自许，首揭“素王改制”为经学微言大义之核心；以《王制》为主脑，遍说群经，择善取同，新义创制，冀以保国、保种、保教，救亡而图存；且能顺应时代之变易，发展其改制理论之内涵；晚年更萌生突破六经藩篱之微意，自改制而进谈说革命，一扫魏晋以来近两千年传统经学之迂腐积习，开创一途辙新颖、立论高远独特之新经学。编者本此意选录先生讲论以为此卷，天学之论亦略备之，医经、刑法则概不与。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廖平（1852—1932），四川省井研县人，初名登廷，字旭陔，又作勖斋，后改名平，字季平。1874年中秀才，1876年补廪饩，调尊经书院肄业，至1886年始主讲井研来凤书院，居尊经前后十年，为研究经学之重要时期。1879年，得陪贡第一名，同年应乡试中举。1887年分教尊经，次年任尊经襄校。1889年中进士，依例当用知县，先生以亲老请改教职，部铨龙安府教授，并先后任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并任射洪县训导、安岳县教谕、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1906年停科举办学校后，先生为成都各学堂讲经学三年。民国二年（1913年）出席北京读音统一会，八月出席曲阜孔教会第一次全国大会。1919年在国专校长任内，忽患风痹，自是以后，言语蹇涩，右手右脚均拘挛，行动眠食非人不举。1922年辞校长职。1924年返井研。1932年逝世。

编者简介
蒙默，1926年生，四川省盐亭县人。195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20世纪50年代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60年代初调至四川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2年退休，受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之邀赴港访问并做学术演讲。先后发表论文六十余篇，撰写专著五种（三种系合作），四次获得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退休后专志于研究、整理蒙文通先生遗稿，出版《蒙文通文集》六卷及《经学抉原》、《中国史学史》等专集八种。
蒙怀敬，1987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现任中学教师。

目录

导言


今古学考
古学考
知圣篇
知圣续篇
经学六变记
四益馆经学四变记
五变记笺述
经学六变记
经学初程
经话
《经话》甲编卷一
《经话》甲编卷二
《经话》乙编
群经凡例
《穀梁》三种
起起穀梁废疾
释范
《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凡例

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
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证（选录）
群经总义讲义
改文从质说
尊孔篇
大同学说
天人论
《伦理约编》李序及附录
哲学思想论
上南皮师相论学书
与宋芸子论学书
答江叔海论《今古学考》书并序


廖平年谱简编
后记

精彩书摘

导言

廖先生名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清咸丰二年（1852年）生，家贫。
1872年，年甫二十一，即设帐授徒。1874年，中秀才。次年，尊经书院立，
择府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又次年，先生应科试，以优等补廪饩，调读
尊经书院。1889年成进士。历任蜀龙安、绥定府教授，尊经书院襄校，
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入民国，任四川国学
专门学校校长。1919年，病风痹，虽愈而偏瘫。1922年，辞国专校长职，
两年后，返井研，1932年卒，享年八十一岁。终生从事教育治学，著述达
百余种，以讲今文学著称。范文澜先生《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
始终专心讲论，堪称今文学大师的要算井研廖平”，是也。
（一）
先生逝世已八十余年，先生终生从事之经学研究，亦多年人道及，而在上
世纪80年代开始，忽渐有人研究先生，杂志上有文章论及先生，出版社有
先生文集和评传出版，是先生尚未为学林淡忘，亦云幸矣。
各种作品对先生之学术评价颇不同，学术乃天下公器，见仁见智，各有自由。
然有一说法颇令人难解。“廖平的经学六变，标志着经学到此终结。”
（《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四变以后……往往荒诞可笑，正说明经学到了
终点，这条路行不通了。”（《四川思想家·廖平》）“廖平的经学理论有着
自己的意蕴，这就是情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廖平评传》）此种异口同声
将先生与经学终结联系在一起之说，实为令人难于理解。先生之学多变，后期愈变
愈奇，幼眇难知，此先生之个人学术风格与思想方法，究与经学这门学科的终结
有何内在联系？当时尚有被称为最后一位古文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名气比廖先生更大，
又廖先生之多变与幼眇，为何竟不能挽回“经学终结”（如果经学真的终结的话）？
任何学术之产生、发展、变化皆受时代之制约，个人对学术之影响虽皆存在，但任何
个人皆不可能影响某种学术使之“终结”，对廖先生给予此种评价，实毫意义。
廖先生之学确为多变，后期尤为奇纵难知，遂致学人常因此而法把握先生学术之
核心。然先生多变之中有不变者在？学者率多能以先生之言：“某毕生学说，
专以尊经尊孔为主”作答。然此尊经尊孔之具体内核为何？则多茫然。其实，先生对
此亦自有回答，先生《廖氏经学丛书百种解题·序》言：

……或曰：学已三变，安知后来更异同？曰：至变之中有不易者存。故十年以内学已再易，而三传原编尚仍旧贯。唯大统各
经以宗旨未明，不敢编定。名曰三变，但见其求深，初未尝削札。（《光绪井研志·艺文》）

先生于此明确指出：“至变之中有不易者存”。学虽三变而三传则其未变者。三传为三部大书，
内容至为复杂，此“不易者存”之所“存”为何？《经话》甲编卷二言：

改制为《春秋》大门，自来先师多不得其意。
凡《春秋》所讥“非礼”皆周制。《春秋》斟酌
四代以定一尊，故即事见讥，以起改制之意。……

很清楚，《春秋》主旨即为改制。而《春秋》三传尤以《公羊》所言最多。《〈公羊补证〉凡例》言：
今于卷首刊《改制宗旨三十问题》以明旨趣……
此《改制宗旨三十问题》，《家学树坊》作《素王改制本旨三十题》，而在《公羊补证》刻本中
则又改作《素王制作宗旨四十问题》，于此可知，“改制”与“制作”实为同义词。先生于
《〈穀梁古义疏〉凡例》又言：
《春秋》改时制，所谓因监损益、择善而
从。托之六艺，于时事关。人多不明此
意，流弊甚多，今于各条间辑周制遗文佚
事，以见《春秋》改制之迹。
《春秋》虽以改制为主，然改制之事并不限于《春秋》。故先生又言：
经学以素王为主，受命改制乃群经大纲，
非《公羊》一家之言，惟《公羊》盛行于
汉，故其说独详耳。今以此为微言。（《群经凡例·〈公羊补证〉凡例》）
此处指出，此贯穿群经之“改制”，同时又被称为“微言”。吾人皆知，“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
之特点，然“微言”者何？或释为：“精微之言”，或释为“隐微之言”，皆可。然“微言”之具体内涵
为何？先生《王制学凡例》言：
孔子以匹夫制作，行事具于《春秋》，复
推其意于五经。孔子已殁，弟子纪其制度以为《王制》。《论语谶》：子夏六十四人撰
仲尼微言以事素王，即《王制》也。此篇
皆改制事，不敢讼言；所谓微言,王即素王也。（《群经凡例》）
此处“制作”亦即“改制”之同义词（同前），“讼言”即“明言”、“公言”之意。此不能明言、公
言之内容亦即改制。此处并言，改制亦不仅具于《春秋》，同时亦“推其意于五经”。故先生又言：“孔子修述六艺，其道则一，六艺皆孔子新订之制，迥非四代旧典。”（《群经凡例·〈四代古制佚存〉凡例》）
《素王制作宗旨四十问题》又说：“改制为圣人微言，自明心迹”，“译改之制，全在六经。空言立说，非干预时政”。是“空言”亦即“改制”之言。《今古学考》言：“《论语》因革、损益，唯在制度”。是“因革”、
“损益”亦皆“改制”之同义词。
在先生书中，“改制”或称“孔子改制”，或称“素王改制”，又或称“孔子素王改制”，其义皆同。先生又以孔子倡言改制乃受命于天，故又多作“受命改制”，或“受命制作”。《知圣篇》言：
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
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
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与今六部则例
相同。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此义
一立，则群经皆有统宗……
先生此文将“受命改制”在经学中之核心地位及其统领作用言之极明，苟能把握此旨以读先生之书，
则欲通晓先生之学固非大难矣。
（二）
改制为廖先生经学思想核心之义既明，则将进而考察廖学六变与改制学说之关系。
先生言经初变之学为“平分今古”。盖经学以汉代最盛，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
而经学独居学术统治地位。至西京之末，刘歆倚王莽之势于平帝时增立《古文尚书》、《毛诗》、
《周官》、《左氏春秋》四博士。然莽末丧乱，诸家博士皆不存。至东汉中兴复立学官，歆学四
博士未得复立，虽数次争立，皆未如愿。然其学大行民间，世称古学。而立于学官之今学十四博士
则日益衰微，魏晋而后，两京博士之学殆成绝响，唯《公》、《穀》二家偶见孑遗。由行世而立于
学官者皆为古学。嗣经学中历衰落者千数百年，学者竟渐不复知有“今、古”之事，“微言大义”之
旨亦不复明。故先生以分今古为两千年不传之绝学。至于清代，经学再盛，然亦不知今古之别，
乾嘉汉学鼎盛，常州有庄存与者，喜好《公羊》，著《公羊正辞》，专求微言大义，不事训诂名物，
与当时戴段显学大异。然尚不明家法，同时犹治《毛诗》、《周官》。其从子述祖始略知今古之说，
传学其甥刘逢禄，逢禄尝言：“后从舅氏庄先生治经，始知两汉今古文流别。”所著有
《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左氏春秋考证》，颇为学者所重。庄氏另甥宋翔凤亦从庄氏学，著《汉学今文古文考》、《拟汉博士答刘歆书》等，以反对古文经学，于是今文之帜乃张。庄、刘、宋皆
常州人，而常州学派之名遂扬于远近。刘弟子龚自珍、宋弟子戴望并善说《公羊》，其后魏源著
诗、书《古微》，《公羊春秋论》，皆以讥刺时政、经世致用为归依。而是时国事日非，今文之学乃日
昌，尤以南方各省为盛。此清世今文学兴起、发展之事，近世学者类皆能详。廖先生为晚清今学之殿，
然于常州之学与，对其影响最大者为张之洞，然张非学人，导其治学之启蒙而已。后湘潭王闿运来
长尊经书院，“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
孔广森”（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王初来，先生从王治《公羊》，乃知今古事，殊不久即与
王不合，次年转治《穀梁》，时在1880年，当年即纂《穀梁先师遗说考》四卷。次年，为《穀梁注》，
成书八卷，1884年改为《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十一卷，嗣编定《穀梁春秋内外编目录》三十七种，
都五十卷。先生治《穀梁》专明大义、求古说，分别三传异同，于是乃见家法之事，遂能度越前贤成
一家之学。先生以治《穀梁》读《王制》，见《王制》与《穀梁》所载礼制有不合，乃悟《王制》
于治经之重，嗣治《王制》，时引《穀梁》以相印证，偶参《五经异义》，见其多载今古制度异同之
事，乃作《〈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
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于是乃著为《今古学考》。前此之言今古者，虽论争数十年，皆未知其立异之根本所在。
学者或以文字为说，于是有“今文”“古文”之名，实则今古家之五经文本并出古文，所异者个别文字耳，
故以文字论，则或今与今不同，古与古不同，此显不足以别古今之为异派。学者又或以是否立学官为判，
而不别义例，则更不足训。先生据许、郑《五经异义》，所载几尽礼制，故先生言：“今古之分以礼制为主”，
“不在异文”。“今古礼制，以《王制》、《周礼》有明文者为正宗。”《学考》刊出三年，先生过苏州，
谒当时古文大师俞樾，樾亟称“不刊之书”。入民国，古学大师章太炎亦言：“井研廖平说经，善于分别今古，
盖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所不能上。”“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别今古，确
然不易。”（《程师》）刘师培先生亦古文大师，“方其作《王制集证》，犹不信有今古之分，及既接廖氏，晚成
《周官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遂专以礼为宗”（《经学抉原》）。而先
君子又言：“先生依许、郑《五经异义》以明今古之辨在礼制，而归纳于《王制》、《周官》……平分江河，
若示诸掌，千载之惑，一旦冰解。”后之学者“胥循此轨以造说，虽宗今宗古之见有殊，而今古之分在礼，则
皆决于先生说也”（《廖季平先生传》）。近世以来之论清代经学者，莫不述及道咸以后之今文学，虽其评价有
殊，其今古并论，则莫之能易也。然学者中亦似有持异议者，钱宾四先生在其《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
中言：“本书所收四文……皆为两汉今古文问题，其实此问题仅起于道咸以下，而百年来掩胁学术界，几乎
不主杨、则主墨，各持门户，互争是非，渺不得定论所见，而夷求之两汉经学之实况，则并如此所云云也。”
“盖今古文之分，本出晚清学者之偏见。”先生此语，含义模糊，把握为难。或据先生此言，谓：“可见，
钱先生认为两汉经学本今古文两派之争的事实。”余以为，如此理解未必符合钱先生之本意，盖先生于
《自序》中使用“门户之见”及“门户之偏见”二词，二词含义显不同，不可混淆。首言“门户”，古言“门户”
犹今言“学派”、“派别”。此为古今事实之不可避免者。学派、派别之不同，则其对某事物之认识、理解亦
必不同（或不全同），认识、理解不同，其见解亦不同，此可谓“门户之见”，此亦不可避免者。然由于
门户不同、见解不同，而又掺和“标新立异为自表襮之资”，杂以门户意气之私，此等见解则为“门户之偏见”，
此则处于可避免、不可避免之间。而余则认为：门户之偏见不可有，门户之见不能。不可因门户之见而滋生门户之偏见，亦不可因门户之偏见而否定门户之见。余读先生《自序》，揣其本意，当谓：晚清经师，论主张今文经师
之所说，抑主张古文经师之所说，皆不可信。盖其今古文之分，本出于今（古）文学者门户之偏见。其间杂有
“标新立异为自表襮之资，而又杂有门户意气之私”，所说都不符合“两汉经学之实况”，故“同样不可信”
而非“两汉经学本今古文两派之争的事实”。苟谓余不信，请共读钱先生《两汉博士家法考》一文。
世俗所称两汉经学中之“今文学”、“古文学”皆为误以其起源于文本之为“今文”、“古文”，此种误解早已
为学者辨明（龚自珍、吴汝纶皆有文），实当弃置毋论，然此名沿用已久，学人皆心知肚明其实指当为“今学”、
“古学”，可毋庸置辨。钱先生对此亦知之甚悉，于文中亦言之至明。先生文中明确指出：文字之古今，“本不
为当时所重，当时辨学术分野，则必曰‘古学’、‘今学’，不称‘古文’，‘今文’”。又言：“‘今学’、
‘古学’之辨，此东汉经学一大分野，亦不可不知也。”二学分野既大，且今学虽立学官，而古学则朝野并盛，
则二学之争势所难免，故钱先生文中亦特立有“白虎观议奏与今古学争议”一节，专论其事。其他数次争论，文中
亦皆略有道及。由此不难见出，钱先生必不会在《自序》中提出与经过修订而汇刊之论文中相反之论断。对钱
《序》作“两汉经学本今古文两派之争的事实”之理解，显为误解。此误解之产生，可能因钱《序》措辞有欠准确明白之故。
廖先生分今古之学，盖上承汉末两千年不传之绝学，竭二十年之力扶而复之，使儒经微言大义之宗旨复明于天下，故学者
多赞之，以之比于顾亭林之发明古音、阎百诗之攻《伪古文尚书》，“专精《王制》，恢复今古旧学，虽原本汉人，
然其直探根本，分晰条流，规画乃在伏贾之间，西汉以来此识力。以之比于顾、阎二君，未审何似”
（《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萧藩跋）此言是也。先生之分今古确为经学历史之一大贡献，然仅就“平分今古”以尊先生，
远不足以尽先生，盖平分今古只为经学之一学派问题，乃其表层意义，而分今古之深处，则更有经学思想之精微者存焉。
先生之分今古盖基于礼制，而今古之礼制则显然大异，廖先生言：古礼为周制，今礼为新制，“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
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而改制之说创焉。《今古学考》为专言分今古之作，卷上为二十表，专以
示今古之异同盛衰，卷下为经话，其一一条，所以演今古异同之关系，其中言及改制者竟达三十处之多，明确指出：
孔子之时弑君灭国者接踵，礼坏乐崩者相继，孔子感到实有不得不改之苦衷，欲改周文以相救，书之《王制》，寓之
《春秋》，并数言：“改制之文全在《王制》”。“为孔子手订之书，乃改周救文大法”。“《王制》
所言皆素王新制，改周从质，见于《春秋》”。故先生之学，特重《王制》、《春秋》二书。《王制》虽为《礼记》之一篇，
而其内容则囊括治国全局，先生概括为：“以后来书志推之：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
其言命官、兴学，则选举志也；其言巡狩、吉凶、军宾，则礼乐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马所掌，则兵
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大约宏纲巨领，皆已具此，宜其为一王大法欤！”故先生又言：“
孔子所改皆大纲，如爵禄、选举、建国、职官、食货、礼乐之类”，“至于仪礼节目与一切琐细威仪，皆仍而不改。
以其事文郁足法，非利弊所关，全用周制”。
先生经学一变之时，自今古礼制之异，乃悟孔子见周制积久弊多，继周当改，创立改制理论，订《王制》为改制标本。
（三）
《今古学考》刊行后，次年又写《续今古学考》，多变旧说。1888年分写为《知圣》、《辟刘》二篇，皆未即刊。1889年，先生应张之洞召去广州，住广雅书局，康有为（字长素）曾来相访。《经话》甲编尝记其事：
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己
间从沈君子丰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
及还羊城，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
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
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
以面谈再决行止。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
黄季度病未至，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
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
成矣。（《新学伪经考》刊于1891年，《孔子改制考》刊于1898年——笔者注）
《辟刘篇》、《知圣篇》为先生经学二变之代表作，《辟刘篇》后改为《古学考》，
1897年付梓；《知圣篇》于1902年成续篇，同年一并付梓。先生自谓：《辟刘篇》
所言为辟古，《知圣篇》所言为尊今。世人喜用“尊今抑古”以概括先生二变之旨，
然先生所著《孔经哲学发微》引己酉本则作“尊今伪古”，明斥古学为伪，实即不承认其
经学地位，此意实早已萌芽于《今古学考》，其《今、古学宗旨不同表》已明言：“今为经学派，
古为史学派”。书中虽言“从周”为孔子少壮之说，燕赵弟子未修《春秋》以前辞而先返，唯闻孔子从周之言，
是为古学起源，故“专用《周礼》”，而“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是皆以史学派视之，不以其为经学派也。
而《古学考》中则更谓“弟子亦闻古学先归之事”，且言“古学始于刘氏”，是所谓“古学不祖孔子”也。
又谓“刘歆取《佚礼·官职篇》删补羼改，以成《周礼》”，“以为新宝法”，此所谓“新学伪经”也。又言
“刘氏弟子乃推其书以说《诗》、《书》、《孝经》、《论语》，此皆东汉事。马融以后，古乃成家”。且更进
而否定“古学亦皆有经”之说，谓“凡经皆今学，即《孝经》、《论语》、《左传》、《国语》亦然，则固古经矣”。
又言“今、古学之分，师说、训诂亦其大端。今学有授受，故师说详明。古学出于臆造，故师说。……古学师承，
专以难字见长，其书难读，不得不多用训诂；本师说，不得不以说字见长。师说多得本源实义，训诂则望文生训，
铢称寸量，多乖实义”。苟古学真如此说，其为“伪学”尚何足疑。
兹再论《知圣篇》之所以“尊今”。《古学考》首句即言：“旧著《知圣篇》专明改制之事”。钱宾四先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言：“今刻《知圣篇》，非廖氏原著。原书稿本今藏康家，则颇多孔子改制说，顾颉刚
亲见之。”原本显当有不少精彩改制议论，惜今已不可得见。今本刻于戊戌之后，戊戌变法失败后，参与变法之
六君子惨遭杀害，变法首领康有为亦遭通缉，避难海外，六君子中之杨锐、刘光第皆廖先生挚友，变闻，先生“俯
首伏案，悲不自胜。旋门人施焕自重庆急促附书至，谓清廷株连甚广，外间盛传康说始于先生，请速焚有关诸书，于是新
撰之《地球新义》稿亦付之一炬”（《六译先生年谱》）。是否尚有他书遭同焚不可知，然专明改制之《知圣篇》
虽幸存而付剞劂前必经删削以求免祸则疑也。
《今古学考》最重《王制》，以为孔子手订之改制标本，而《古学考》则言：《王制》为“弟子推本孔经，作为大传”。
虽仍为群经大传，“六经制度，全同此书”，而《知圣篇》则更重六经，以六经为孔圣所作。经为孔作之说虽已见《今古学考》，
然仅载《今、古学宗旨不同表》一语，他讲论，先生所作《孔子作六艺考》今又不传，唯据《知圣篇》所载为说：

“《春秋》，天子之事”，诸经亦然。一人一心之作，不可判而为二。《春秋》未修之先，
有鲁之《春秋》；《书》、《诗》、《礼》、《乐》
未修之先，亦有帝王之《书》、《诗》、《礼》、
《乐》。修《春秋》，笔削全由孔子；修《诗》、
《书》、《礼》、《乐》，笔削亦全由孔子。

此外，篇中载“六艺皆孔子所作”、“六经，孔子一人之书”等简明词语尚多，毋庸赘引。六经既为孔圣所作，当即孔子
改制微言：《知圣篇》又言：

盖天命孔子，不能不作，然有德位，不能实见施行，则以所作者存空言于六经，托之帝王，为复古反本之
说。与局外言，则以为反古；与弟子商榷，
特留制作之意。总之，孔子实作也，不可径言作，
故托于述。
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
为素王，此经学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
事实，孔子徒托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

六艺既为孔子所作，而又即其改制之典章制度，此典章制度又
系托为五帝三王之事实，作为复古反本之资源，是即所谓“托古改制”之说也。其资源既来自虞夏四代，
其规模亦更为宏大完备，其意义亦更深远也。
是先生改制之说，一变据今古礼制之异而创为孔子改制之说，至二变则自以《王制》为标本之改时制，
发展而为以六艺为标本、托之帝王之事实而提出“托古改制”之新说。
前文已陈，1889年，康有为于广州读得《辟刘》、《知圣》二稿，并抢先成书问世，风行天下，骤得盛誉，
其社会地位亦随之提升，康弟子梁启超尝再述其事：
井研廖季平著书百种，初言古文为周公，今
文学为孔子，次言今文为孔之真，古文为刘
之伪，最后乃言今文为小统，古文为大统。
其最后说，则戊戌以后惧祸而支离之也。早
岁实有所心得，俨然有开拓千古、推倒一
时之概……固集数十年来今学之大成者，
好学深思之誉不能没也。……康先生之治
《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
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
畴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
……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
自南海也。（《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尝著《政学通议》，
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所著
……《四益馆经学丛书》十数种，颇知守今文家
法，晚年受张之洞贿通，复著书自驳，
其人固不足道，有为之思想受其影响，不
可诬也。（《清代学术概论》）
梁氏一再言：有为学术渊源出自井研、有为之思想受影响于井研，为“不可诬也”。然梁氏并未明白道出究系
何种思想影响有为？就上述对廖先生二变思想之分析，其言“古文为刘之伪”，岂不即《新学伪经考》之话外音，其
言“以改制言《春秋》……自南海”，岂不即《孔子改制考》之“此地银三百两”。此实不啻为康氏二《考》
剽自廖先生之自供状。
廖先生对康氏之影响，亦可自1897年7月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发予湖南巡抚陈宝箴、提学使江标之电报略见其状，电报略云：
……《湘学报》卷首即有素王改制……
尔后又复两见。此说乃近日《公羊》家新
说，创始于四川廖平，而大盛于广东康有
为。此说过奇，甚骇人听。窃思孔子新周、
王鲁、为汉制作，乃汉代经生附会增出之
说，传文并此语，先儒已先议之，然犹
仅就《春秋》本经言。近日廖、康之说乃
举谓六经皆孔子所自造，唐虞夏商周一切
制度事实，皆孔子所订治世之法，托名五
帝三王，此所谓素王改制也。是圣人僭妄而
又作伪，似不近理……以后《湘报》中
勿陈此义，如报馆主笔人有精思奥义易致
骇俗者，似可藏之箧衍，存诸私集，勿入
报章。（《六译先生年谱》）
电文所说，与廖先生所著尽会，其指素王改制
为廖先生所创而康氏大倡之，当亦非张之洞一人
之私见。梁氏知其事之不可以一手掩尽天下人
耳目，故在述说中含糊其辞，又更明言“改制”
乃康氏所创，实乃为其师之污行打掩护耳。廖
先生僻居西蜀，其书外传不易，世多不明真相，
于是或有于述变法运动事竟对先生不置一词，或
一笔带过，显非公正之论。梁氏非仅不置一词，
又更以“受张之洞贿通，复著书自驳”相诬，实乃欺人
太甚，钱先生读梁氏书，谓“长素书出于季平，长素自讳之，长素弟子不为其师讳也”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似以梁氏犹有谅直之行，实则先生受梁氏之骗深矣。
（四）
当张之洞电陈宝箴、江标戒报章勿载改制骇俗之议后，又命宋育仁再传“风疾马良，去道愈远”
之戒，并命不可讲今古学及《王制》并攻驳《周礼》，先生奉闻，为之忘餐废寝者累月
（见廖《谱》）。适先生《删刘》之条陆续通解，并作《五等封国说》、《三服、五服、九服、九畿考》
等数文以解说之。又削去《删刘》斥歆之语，嗣又并复函张、宋二氏，虽犹持己见，亦不能不有所退让，致宋函词语犹倔，而致张者则词情谦抑，
谓“平日以为万不能通之九畿、九州、五等封诸条，皆考其踪迹有以通之。诸经既统归于一是，则不必更立今古之名”。
至于《王制》，则谓：“论何经，自有本说，虽非《王制》，而《王制》之制已在其中，不必别求助于《王制》。
诚为不言今古、《王制》，其立国也如故，非去此遂不足以自存也。”（节引）显然仅系改其名而未变其实。《周礼删刘》之条，
既得《大戴》、《管子》佐证，则化腐朽为神奇，不仅不再受攻，且更奉为大统之书。“改今古之名为小大，《王制》
治内，以海外全球全以属之《周礼》，一小一大，一内一外，相反相成，各得其所，于经学中开此疆之世界，孔子乃
得为全球之神圣，六经乃得为宇宙之公言。”（此引《三变记》见廖《谱》）于是小统大统之学乃渐成，而先生经学乃
进入三变之域矣。此变固有张之洞所施之压力，而清廷镇压戊戌变法之残酷或尤更强大也。
三变改今古为小大，论说内容虽大变，然既以大统治海外，则不结不有以说之，于是有
《地球新义》、《皇帝疆域图》之作，则必驳严又陵“地球，周孔未尝梦见，海外，周孔未
尝经营”之言，而穿凿附会之说丛生矣，其召天下之嘲讽，以此为大，世人周知，可毋赘言。
其《图》至1915年始成，其事之难可知。
攻刘之事虽至三变而泯，而改制之事亦因戊戌之变而受挫，然不数年间清廷迫于内外之厄，不得已而再下变法之令，于是
改制之议再起，虽毁誉各殊，而言路则开，先生乃命其子作《家学树坊》，力辩时论素王改制有流弊之议，阐扬孔子受命
改制系为万世立法，在当时有不得不改之苦衷，《公羊》亦上传古制，汉世大臣之以《公羊》仕进者比比，何得谓为教叛
之书。殷之改夏，周之改殷，秦汉之改周，不有沿革损益之事，何足骇异。此实又为对素王改制之宣传。
三变之改今古为小大，由小推大，由中推外，六经之义亦面向全球五洲，改制之说不能不有所应对，而“改文从质”之义
遂亦随时代而发展。《今古学考》用殷质之义而取素王之说以为改制之主。《知圣篇》取文为文家之义，以“
中国古质家，所谓质，皆指海外”，“‘文、质’即中外、华洋之替字。……一文一质，谓中外互相取法”。然此仅启其端绪，盖所
重不在此也。戊戌进入三变，先生作《改文从质说》，乃大张中文外质之说，谓两千余年“中国文弊已深，不能不改”，
而“中外各自有长短弃取”，不得谓“我之师法专在质”，“以文质而论，彼此当互师”，“中取其形下之器，西取我形上
之道”。当今“时务之学，当分二途，学人之事，官吏主之；教人之事，师儒主之。……百僚当北面师考其养育富强文明
之治功，师儒一如该国，立校讲学”。此先生于三变中外开通之际，突破囿于中华之改制，提出中西互师之说，
其言“百僚当北面师考其养育富强文明之治功”，尚有可行性，其言派师儒出国“立校讲学”，则梦呓耳。
完成于1903年之《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证》为先生所著历时最久字数最多内涵最富之重头作品。1886年完成《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
赓即为《公羊》作注，1888年成《公羊补义》十一卷，原意在通三传之义，嗣以《穀梁》、《左氏》既各自成书，则《公羊》
亦当自成一家，故削去旁通二传之言，另起义例，至1902年成书十一卷，前后历时十六年，书中载有义和团、唐才常事，
是十六年间曾经多次补充修改，除根据经传之讥贬立改制义例外，更于“孔子改制外”多所阐发，故内容甚丰，意蕴颇繁，
胜义亦富，为先生论说改制集大成之作。先生后期喜读西书，尝言“今中西开通，必兼读西书”。故书中颇涉西义西事。
其基调虽仍为“改文从质”，然已不再仅为“学艺”，而已向“学政”、“学术”前进。
先生于书中时予指出：“中儒固当钻研泰西君相，尤宜讲求以为师法”。是其特别重视泰西君相之政术。先生于读西书后亦曾有所评述：
泰西言大同之学者著有专书数十种，大
抵皆出于教宗，本于墨子兼爱，与张子《西
铭》之旨相同，推博爱之指归，固有天下
一家中国一人识量……泰西国度正当，
童稚锐意善进，其言大同乃主尊敬，
论学术政事皆以争胜为进步之本，不知
皇帝专务化争，贤贤亲亲，乐乐利利，
各适愿争……（《补证》卷一）
不难看出，先生于泰西政俗尚偏见。而于西方艳称之议院，先生亦具特识：
泰西议院宗旨专在民权，皇帝之学则未尝思想及
之。考议院尝用《洪范》三人占从二人之
说，以人多者为主。考汉朝廷议，每当大
事，多由末职微员一人献议，举朝廷卿相
舍己相从，即《左传》以一人为善为多之说。
西人困勉，不能有此超妙作用。如英国外
交，牵掣于庸耳俗目，屡见报章。语曰：千
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西士高远者每苦
议院牵掣，盖议院寻行数墨则有余，谈言微
中则不足。以今日论，固已在功过相半之
地。（《补证》卷八）
泰西议院，通达民隐之善政。考《王制》
养老乞言……即议院之制。养国老于上庠，养庶
老于下庠，即所谓上下议院。……泰西革
命，因压制激而成。西报议院流弊，分党
贿成，牵掣阻挠，流弊亦可概见。窃以压
制甚深，议院固救时良法。……今为此说，
非废议院，盖议院外别有深远作用。（《补证》卷十）
先生以牵掣为议院之流弊，实为对议院之民权作用认识不足；
而以议院与“养老乞言”相比，则议院仅为通达民隐之咨询机构。是先生于议
院在民主政治中地位之理解尚有一步之隔。然尚能知“议院外别有深远作用”，
则亦非易易也。
先生又言：

《易经》之所以名易，即交易通商。地球
诸国，以其所有易其所，海外以商立国，
下方名商颂者，初以通商易财货，后以颠
倒易性情。鲁古文作旅字，行旅皆愿出于
其途，商旅皆愿藏于其市，上方曰旅人，
下方曰商人，以地中为市，彼此往来，交易而退，以
有易，各得其所。……即《诗》之爰得
我所。故通商为开化地球之一大问题。（《补
证》卷八）
能知“通商为开化地球之一大问题”，是亦一卓识也。
自上言之，是先生之素王改制思想不仅有取
于六经，亦且有取于泰西政学，特以对作为近代资
本主义民主制基础之议院，以及作为近代资本主义
生产基础之通商皆能有独特认识，而在讲论六经六纬时又曾指出“中国欲强，必先变法”，亦属
真知。是先生之变法改制学说显已日益进步，并已开始迈步走上近代化方向。
（五）
1902年，先生之学进入第四变天人之学。1918年进入第五变，小大天人。1921年进入第六变，以五运六
气说《诗》、《易》。自《四变记》、《五变记》、《六变记》考之，虽号曰天人，实尽言天、罕言人
：虽偶亦言“天人合一”、“由人企天”，而实皆天、人两橛，索解不得。所作论著多为岐黄堪舆之论，
余不学，不能读此。章太炎先生曰：“先生之学凡六变，其后三变杂梵书及医经、刑法诸家，往往出儒术外。”
诚然。先君子亦言：“晚年来学者，悉诏以小大天人之说，语汪洋不可涯涘，闻者惊异，则益为奇语以嘲之，
非沉思不能得其根荄，故世鲜能明其旨意之所在。”余并不敢论。然犹偶得先生四变后论六艺经传之书数种，
其论天者固幼眇难知，而其论世事虽多惊奇语，然犹有可解者，请试读之。
1905年，清廷下令罢科举、办学校，次年，先生应成都各校经学讲席之邀，编《群经总义讲义》二册以为讲授之用。
其中部分章节系就当时对经学之新解而作，颇有新意：
第一册第五课为《大小六艺》，先生言：《周礼·保氏》六艺曰：礼、乐、射、御、书、数；《汉·艺文志》六艺曰：
《易》、《书》、《诗》、《礼》、《乐》、《春秋》。二者同称六艺，当有大小之分。《保氏》为小，小学用之，
所谓小道小节；《汉志》为古大学之教，所谓大道大节，今必高等以上乃系此科。若系普通国民教育，即专在小六艺，
小学卒业后，分途谋生，出类拔萃者始入大学，以备国家人才之选，如汉元博士弟子员，今仕宦政治学堂与通儒院，入学后，因才
质所近分经入学，故《学礼》言帝入五学（东、西、南、北），必其时诸经乃皆有用。先生评科举制度云：科举入学，先读四书
五经，卒业后，改习他业，书皆用，国民日用必需之科学，如《保氏》六艺者，反致抛荒或未学。其最大之害，尤在四书五经入手就由童蒙之见解以立说，以致圣人穷天极地治国化民之大经大法，尽变为市井乡村之鄙言，遂致经术败坏，所以中国人才。害在下层社会，习非所用，民智不开，害虽在下，而流毒甚广。害主在上流社会，白头宰辅，与村蒙见解相同，所以
老大帝国种与教几不能保。故先生提出将大小六艺分开，国民习小六艺，应读之书、应讲之学极力求全，“六经虽不读可也”。
必入大学后，专求安上治民、移风易俗之学问，乃习六经，老大宰官不复以蒙事之见相夸耀，此成己成物之分、大小六艺
不可混同也。先生力批科举之害，而对普通国民教育则以“专在小六艺”，“六经虽不读可也”。身为经学大师，而出言
若此，则是六经究有何用？六经究当如何用？皆吾人所应深思者也。
第二册的一篇名为《新政真诠康者后篇》文中，先生提出一经义与变法关系之新解。批评康君公然对经义扬厉其辞：“谓泰西之能保民、
养民、教民，以其所为与吾经义相合之故……不知保民、养民、教民何须经义？外洋诸国唯不用经义，故能为所当为，亦犹尧舜三代时经义，故能日新其德。今欲取二千
余年以前一国自为之事，施诸二千余年以后五洲交涉之时，吾知其必扞格而不相入矣。中国之不能变，盖经义累之也。”
先生之意盖谓六经之义当须活用，不能活用则扞格不通，反为中国改制变法之阻力。然如何始为活用？又如何始能活用？
是又为倡通经致用者提出一大问题也。惜《讲义》第二册今不可见，此节仅见廖《谱》所引，书中当更多精奇之论也。
今存先生暮年说经之书，唯1909年所撰《尊孔篇》及1913年所撰《孔经哲学发微》二作。《发微》虽后作，其精审反不及
《尊孔》。《尊孔篇·序》言：“学经四变，书著百种，而尊孔宗旨前后如一，散见各篇中。或以寻览为难，乃综核大纲”，
写为此篇，分为微言、寓言、御侮、祛误四门。“言经必先微言，微言者即素王制作，不可颂言，私相授受。”故四门之首
即为微言，微言即是素王改制，是先生讲经数十年，虽至暮岁犹首重改制，是改制为先生治经一贯宗旨，岂不信欤！
先生在篇中除重申微言（改制）为尊孔首务外，又提出一教化问题。先生言：“教亡而国何以自立”，盖以教化为立国之本，苟教
化犹存，则其国虽亡，而“爱国保种之念自油然而生”，是其国犹可把握时机乘势复国。苟若教、国后先并亡，则其国将
万劫不可复矣。如古埃及、古希腊、古墨西哥，其国虽今日犹存，地犹其地，人犹其人，而其文明教化早已非旧，典非
其典，教非其教，虽见其祖，已弗能识，是其犹得谓为古埃及、古希腊、古墨西哥之国乎？即其种亦渐变而不可保矣。
故保国、保教、保种三者，保教最为重要，实为其核心焉。我中华“教化始于孔子”，立于孔子，传于孔子，故保教则
必尊孔；六经为中华教化之核心载体，故保教亦必尊经。苟能保教，则爱国保种之念自油然而生，则国（国家）、种（民族）
亦必随之而存。是先生所言尊孔乃其旗号，尊经乃其方法，保教乃其实质，故读先生此篇必明此义，知尊孔非仅尊崇孔子
其人，而更重在尊奉孔子所创之教，方不辜负先生迟暮之年犹为讲说此“教”之一片苦心也。
最后，略言先生晚期“革命”之说。1916年，王闿运《跋竹庵诗录》言：“廖倡新说，谈革命，遂令天下纷扰。”
唯不知王翁具体所指。廖《谱》载：1923年，“宗泽回井研，令将《公羊补证》中与革命有关文字录出，作为《外编》，
未果”。是先生晚年确有谈论革命之事，且有意作论革命之书。经检《公羊补证》，其于泰西革命之事固略有道及，
而于江浙学人谈论革命之说亦略有所评，然皆远不足与王翁之责相副，此实足惜。唯《补证》中于“弑君称人”
之例则颇有特释：
今天下学术趋重贵民轻君之说，孟子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得乎丘民为天子，
与土芥、寇仇云云。按此乃经传常言，非
孟子所独传……（《春秋》）凡弑称人为
君道，讨贼称人为众辞，君道许复仇，
记溃为许下叛上，重民之义与泰西同，非
许君专制于上，不奉法度，苛虐小民。（《补
证》卷一）
《春秋》之义，弑君道称人，所以伸民
气、孤君权也。立君以为民，若酷虐以害
民，则许臣下得仇之，孟子所谓寇仇。《春
秋》所以许报仇，泰西力信民权，与《春秋》
之义同……（《补证》卷八）
……一人肆虐，民不聊生，汤武之事，经未尝
不主革命。（《补证》卷一）
类此之说尚有多条，未审如此论说可以当先生“谈革命”之义否？
明洪武时，孟子以民贵君轻之论，几被撵出文庙，而先生竟敢在清廷专制统治下发表此等言论，
诚可谓为保国、保教、保种而“私畏”者矣！
“改制”为先生终生说经之宗旨、讲论之大义，且能随时代之变易而发展其讲说之义旨，
晚年更由“倡改制”而“谈革命”，虽其详已不可得闻，而此固思想发展之趋势也。世之言廖
先生思想学术者，咸多仅知六变天人小大之说，而旁置精金美玉之理于不顾，今谨略为读者陈之，
是耶！非耶！幸有以教之。

前言/序言

卷首语：思想的潮涌与时代的巨擘 历史的巨轮滚滚向前，总有那么一些思想的火种，在时代的洪流中燃烧，照亮前行的道路。中国近代，一个风云变幻、跌宕起伏的时代，孕育了无数为民族命运奔走呼号、为国家前途呕心沥血的思想家。他们或在烽火硝烟中探索救亡图存之道，或在思想启蒙的道路上播撒新知的种子，或在社会变革的浪潮中勾画未来蓝图。他们的思考，他们的言论，他们的实践，共同汇聚成一股磅礴的思想洪流，深刻影响了中国近代历史的走向，也为今天的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的编纂，正是为了铭记这些伟大的灵魂，传承他们的思想精髓。本卷，我们将目光聚焦于一位承前启后、影响深远的思想巨擘——廖平。虽然本卷的内容不包含廖平先生本人的论著，但我们旨在从更广阔的视野，去理解那个孕育了廖平式思想的时代背景，以及与他同时代、同命运的众多思想先驱们所迸发出的思想火花。我们将通过对那个波澜壮阔年代的梳理，勾勒出中国近代思想演进的清晰脉络，展现那些与廖平先生同样重要的、为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复兴贡献了智慧与力量的杰出人物。 时代之殇：旧学式微与西学东渐的交织 晚清时期，中国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长期的闭关锁国，使得中国在科技、军事、制度等方面与西方列强差距悬殊，一次次的战败和不平等条约，如同重锤般敲击着国人的神经。传统的儒家文化、科举制度，在严峻的现实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应运而生，标志着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场深刻的变革——西学东渐的拉开序幕。 然而，西学东渐并非一帆风顺，它伴随着激烈的思想碰撞与文化冲突。一部分人坚持“中学为体”，试图在维护传统的基础上吸取西方技术，以求自强；另一部分人则认识到，仅仅学习技术不足以挽救民族危亡，必须引进西方的政治制度、思想文化，进行更深层次的变革。正是这种激烈的争论，催生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诸多重要流派和杰出人物。 群星璀璨：救亡图存的先行者们 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涌现出了一批批为国献身的先行者。魏源，这位早期的启蒙思想家，在《海国图志》中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打破了中国长期以来“天朝上国”的迷思，开启了国人对外来文化的关注。他的思想，虽然仍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其敢于突破传统、放眼世界的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严复，更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一座丰碑。他将西方的哲学、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如其翻译的《天演论》，将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入中国，深刻地改变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民族自强的意识。他对“民权”、“民生”、“民治”的阐释，对后来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严复不仅是翻译家，更是杰出的思想家，他对中国文化的反思，对西方思想的批判性吸收，都展现了他思想的深刻与前瞻。 康有为和梁启超，作为戊戌变法的领导者，更是将思想的变革与政治的实践紧密结合。康有为以其“公羊学”为理论基础，主张变法图强，学习西方君主立宪制，其《康南海自编年谱》、《论语注》等著作，展现了他对中国古代思想的创造性解读，以及对政治改革的强烈渴望。而梁启超，则以其笔端的“革命”，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他创办报刊，发表大量政论文章，将维新思想深入人心，他的《少年中国说》更是激发了无数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与使命感。梁启超在后期的思想转型，也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在面对复杂现实时，不断反思与调整的动态过程。 革命的召唤：推翻帝制与建立新国的探索 辛亥革命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在这场伟大的变革背后，是无数革命思想家的不懈努力。 孙中山，无疑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先行者。他的“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为中国的革命指明了方向，他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也展现了他思想的与时俱进。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推翻帝制，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他的革命思想和实践，至今仍激励着我们。 邹容，这位年轻的革命家，以其《革命军》一书，用激昂的语言呼唤革命，号召人民推翻满清政府，建立“中华共和国”。他的文字充满了激情与力量，直接触及了当时中国社会最敏感的神经，成为推动革命的重要思想武器。 秋瑾，这位巾帼英雄，不仅用她的生命实践了革命，更以她充满胆识与热情的诗文，唤醒了无数女性的革命意识。她对封建礼教的批判，对妇女解放的呼唤，在当时无疑是惊世骇俗的，但她却以其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勇气，成为了中国近代史上不可磨灭的女性革命者。 思想的多元与分歧：民主、科学与文化的争鸣 除了政治革命的思想，中国近代思想史同样是一个思想多元、观点争鸣的时代。陈独秀和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更是将思想的解放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后改名为《新青年》）上，高举“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旗帜，猛烈抨击封建礼教，倡导个性解放、思想自由。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对西方启蒙思想的引入，为中国思想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胡适，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提倡“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主张“人权”，反对“迷信”，力图用科学的方法和态度来改造中国社会。他对白话文的提倡，对中国文学的革新，同样功不可没。 然而，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道路上，思想家们也并非铁板一块。关于中国文化应如何走向，中国社会应如何发展，各种不同的声音和主张此起彼伏。李大钊，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创始人，在五四运动后，逐渐转向马克思主义，将目光投向了苏俄革命的道路，这标志着中国思想界出现了新的思潮方向。 传统的回响与现代的转型：知识分子的艰难抉择 在这些风起云涌的思想变革中，我们不能忘记那些身处时代十字路口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有的在保守与激进中挣扎。 例如，一些学者，在接受西方思想的同时，仍然试图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精神资源，他们对中国古代哲学、历史的重新发掘，试图在古老智慧中寻找应对现代挑战的启示。这种“中学西学”的融合与调和，也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条重要的线索。 《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的编纂，正是希望能够勾勒出这样一幅波澜壮阔的思想画卷。即使本卷不直接收入廖平先生的著作，但通过梳理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描绘与他同时代、同气象的众多思想巨擘们所迸发出的思想光芒，我们能够更深刻地理解廖平思想的价值与意义，更能体会到中国近代思想家们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所付出的艰辛努力和卓越贡献。他们的探索，他们的争鸣，他们的牺牲，共同谱写了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恢弘篇章，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

评分☆☆☆☆☆

这本书的语言风格，可以说是大气磅礴中蕴含着对细节的极度偏爱。作者似乎有一种魔力，可以将晦涩的哲学思辨，转化成清晰、有力的书面表达，这对于理解中国近代思想的转型至关重要。我特别留意到作者在处理不同学派之间的交锋与融合时所采取的平衡视角。他既不偏袒任何一方，也没有简单地进行“对错”的裁决，而是致力于还原当时各方思想交锋的真实场景与内在逻辑。这种近乎冷静的、超然的观察视角，极大地提升了本书的权威性。读到后半部分，我开始思考作者是如何在庞杂的史料中提炼出如此精炼且富有洞察力的核心论点的，这背后无疑是长期的、艰苦的案头工作和敏锐的批判性思维的支撑。每一次阅读，都有新的理解被激发出来，它促使我不断地去审视自己对近代史的固有认知，这才是好书的真正价值所在。

评分☆☆☆☆☆

这本书的装帧与版式设计也值得称赞，拿在手里就有一种沉甸甸的学术重量感。但更重要的是其内容本身所展现出的历史责任感。它没有回避那个时代思想家们在探索出路过程中所经历的巨大代价和内心的煎熬。特别是对于那些在激进变革与保守持守之间摇摆不定的知识分子的描绘，入木三分。作者通过梳理一系列关键的论战和文本，构建了一个思想光谱，让读者能够直观地看到，任何一种新思想的诞生，都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吸取了旧思想的养分，并在与对手的激烈碰撞中淬炼而成。我个人认为，本书最成功之处在于，它成功地将“思想史”和“政治史”紧密地编织在一起，让人理解到，思想的流变是历史进程最深层的驱动力之一。它提供了一种多维度的、立体的视角，来审视那个关键时代的知识精英群像。

评分☆☆☆☆☆

我发现，这本书的结构具有一种内在的韵律感，仿佛是遵循着某种历史辩证法的节奏展开的。开篇的宏大叙事迅速将人带入历史情境，随后进入具体思想家的个案分析，最后又回归到对整体思潮影响力的总结与评估，布局严谨而富有张力。作者对于“影响”的界定非常精妙，他不仅关注了直接的理论继承，更深入挖掘了那些被忽视的、潜移默化的文化心理层面上的遗存。这种对细微之处的捕捉能力，使得全书的论证更加丰满和可信。阅读时，我常常会暂停下来，在脑海中重构作者所描述的那个社会环境，想象当时的知识分子是如何在信息闭塞、环境剧变的压力下进行艰难的抉择。这本书不仅是一部思想史的梳理，更像是一部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侧写，它所传递出的那种对真理的执着与探求的勇气，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潮澎湃，催人深思。

评分☆☆☆☆☆

这部作品的探讨深度令人印象深刻，它仿佛是一把精密的解剖刀，缓缓剖开了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思想变迁的肌理。作者对于那些关键转折点的把握，精准而有力，没有丝毫的含糊不清。尤其是在论述个体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选择时，那种细腻入微的心理刻画，常常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代入感。他似乎能洞察到那些思想巨匠在面对旧有框架崩塌时内心的巨大震动与彷徨。阅读过程中，我多次停下来，反复咀嚼那些关于“现代化”与“本土性”之间张力的论述。那不是简单的理论堆砌，而是基于对史料的深刻理解后提炼出的洞见。整本书的结构布局极为考究，逻辑链条层层递进，读到酣处，仿佛能清晰地看到思想的火花是如何在那个动荡的年代里被点燃、蔓延，最终形成燎原之势。对于想要深入理解中国近现代思想脉络的读者来说，这本书无疑提供了一个坚实而又充满启发性的参照系。它不仅仅是在讲述“发生了什么”，更是在探讨“为什么会这样发生”，以及“由此带来了怎样的深远影响”。

评分☆☆☆☆☆

读罢全书，我深感作者在叙事节奏的掌控上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它不是那种枯燥的学术专著，而是充满了张力的历史叙事。某些章节的推进，犹如一场精心编排的戏剧，悬念迭起，引人入胜。我尤其欣赏作者对于复杂思想体系进行“去魅化”的处理方式——他并没有将这些思想人物神化，而是将他们置于具体的时空背景下，还原了他们作为“人”所面临的困境、妥协与局限。这种真实感，让那些宏大的理论变得触手可及。书中的引证和注释体系也做得极为扎实，但它们巧妙地融入了正文的讨论之中，既满足了学术探讨的严谨性，又没有打断一般读者的阅读流畅度。我感觉自己仿佛是跟随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穿梭于历史的迷宫，每走一步，都能清晰地辨认出前人的足迹和他们留下的思考碎片。这种阅读体验，是许多同类著作所难以企及的，它在保持学术高度的同时，成功地实现了与更广泛读者的有效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