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时任联邦德国总理的科尔有着鲜明的个人执政风格,对德国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产生了重要影响。《德国统一史(第一卷)·科尔总理时期的德国政策:执政风格与决策(1982~1989)》从政治角度入手,运用大量政府档案、相关机构文件和第一手的访谈记录等珍贵文献,梳理了科尔总理领导下的联邦德国政府政策发展的历史脉络,并结合案例分析,力图完整呈现科尔总理执政时期的治理策略和政府行为。作者认为,在科尔执政期间,联邦德国对东德的政策有很大发展,并对两德的统一最终产生了积极效果。
作者简介
卡尔-鲁道夫·科尔特(Karl-Rudolf Korte),政治学和哲学博士,1958年生于哈根,先后在美因茨大学和图宾根大学学习政治学、日耳曼文学和教育学;1984年通过国家考试,1988年在美因茨大学获博士学位,1991年在哈佛大学任肯尼迪研究员,1997年在慕尼黑大学通过政治学教授资格答辩,曾任慕尼黑应用政治研究中心德国研究组主任,慕尼黑大学政治学系编外教师;出版多部关于德国政治体制、比较民主研究、德国统一进程和欧洲一体化的著作,1998年出版《联邦德国选举制度》一书。
刘宏宇,德国波鸿鲁尔大学文科硕士,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
目录
第一章 德国政策与执政的艺术
第二章 德国政策决策结构中的行政部门
第一节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治体系中的正式及非正式决策结构
第二节 民主德国政治体制中的行政决策结构
第三章 政府行为的发展过程
第一节 权力建构过程:波恩政府更迭
第二节 冲突调解程序:德国政策立场之争和第二份政府声明
第三节 政府行为的操作层面:就职出访和德意志内部关系谈判日程
第四节 德国政策执行方案成形:总理个人的贡献
第五节 首脑决策:科尔第一份民族形势报告
第六节 务实合作:十亿马克贷款担保和联手施特劳斯
第七节 有关增加军备的辩论:德德责任共同体
第八节 扩大政府中枢:特殊渠道谈判和朔伊布勒的代理权
第九节 贸易结算授信额一揽子谈判方案:首席谈判代表的较量
第十节 实力较量:科尔的领导风格和德波边界问题
第十一节 职能部门原则:文化协定
第十二节 决策压力:1986~1987年联邦议院竞选期间的政府行为
第十三节 巩固权力的过程:组阁和加强德国政策的主管权限
第十四节 科尔的权力感:昂纳克访问波恩的政治筹划
第十五节 联邦总理的外交克制:人权与民主德国的相关信息
第十六节 对德国政策价值观基础的考验:联邦总理遇到党派政治挑战
第十七节 谈判策略:为人道主义减负的关联交易(以过境贸易协定为例)
第十八节 党内及执政同盟的压力:决断之年
第四章 总结:科尔总理任职期间的德国政策
第一节 德国政策
第二节 决策过程
第三节 谈判分析
第四节 执政风格
附 录
研究资料与研究方法理论框架
注 释
原始资料目录
参考文献
媒体资料的分析使用
访 谈
组织机构图
德意志内部关系相关领域的数据资料与文献
致 谢
各类名称缩写一览表
德国政策大事年表(1982~1989年)
人名索引
内容索引
前言/序言
代 序
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以下简称:民主德国)按《基本法》第23条的规定加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以下简称:联邦德国),两个德国在分裂了41年后终于重新实现统一。
这次德国统一跟历史上的第一次德国统一完全不同。1871年的统一是奥托·冯·俾斯麦通过三次王朝战争实现的,而这一次统一,如果从赫尔穆特·科尔总理1989年11月28日向联邦议院提出《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点纲领》算起,到1990年10月3日举行统一庆典,没有放一枪一炮,没死一兵一卒,不到一年即完成了统一。这是以科尔为代表的德国政治家的伟大历史性创举。德国统一,标志着以德国分裂为基础、美苏分治为特征的“雅尔塔体制”的解体,对于今后欧洲和世界局势的发展,乃至德国的和平崛起有着深远影响。
联邦德国历届政府都针对民主德国坚定不移地推行一条反对分裂、实行德国统一的“德国政策”。二次大战结束后,战败的德国被四大战胜国美、苏、英、法分区占领,后来四大国为了其自身战略利益,逐渐把德国分裂成两个国家,并使之分别加入两大军事集团。面对这种人为的分裂,联邦德国政府一再援用四大国“关于击败德国并在德国承担最高权力的宣言”、“关于德国占领区的声明”以及“波茨坦协定”的有关条文作为解决德国问题的法律依据,要求实现在1937年12月31日时德国边界内的德国重新统一。1949年5月23日颁布的《基本法》的前言中也强调:“全体德国人民仍然要求,在自由的自决中完成德国统一和自由”。
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在科尔1982年10月担任联邦总理之前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1.阿登纳政府时期(1949.9~1963.10)的尖锐对立阶段。在这段时期,联邦德国视民主德国为“非法机构”,强调联邦德国“在德国获得完全统一之前是德国人民合法的国家组织”,即通常所谓的“单独代表要求”。1955年12月起,联邦德国推行“哈尔斯坦主义”,目的是在国际上孤立民主德国。2.艾哈德政府、基辛格政府时期(1963.10~1969.10)的解冻阶段。艾哈德政府虽然无意从根本上改变阿登纳政府对民主德国的强硬政策,但在1966年3月通过《和平照会》表示对民主德国不使用武力,表现了明显的灵活政策。基辛格政府修正了“哈尔斯坦主义”,为后来的“新东方政策”的成功实施提供了重要经验。但这两届联邦政府在三个重大问题上,即不承认民主德国是主权国家、不承认奥德河-尼斯河线为边界以及关于柏林地位问题上,没有根本改变。3.勃兰特政府时期(1969.10~1974.5)实施“新东方政策”和两德关系正常化阶段。勃兰特政府创造性地提出了著名的“以接近求转变”的新思想,1972年12月同民主德国签订了《基础条约》;1974年3月,两国各自向对方首都派驻“常驻代表”,从而为两个德国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实现关系正常化奠定了国际法基础。4.施密特政府时期(1974.5~1982.10)的两德关系平稳发展阶段。这一期间,联邦德国同民主德国签订了一系列关于经济贸易、邮电通讯、交通、科技文化、非商业性支付往来、环境保护、保健等协定。1981年12月,联邦德国总理赫尔穆特·施密特首次访问民主德国,访问虽无令人鼓舞的成果,但两德总理找到了共同点,即“深信再也不允许从德国的土地上发生战争”。
科尔政府时期(1982.10~1989.11)继承并发展了历届联邦政府的“德国政策”,果断抓住历史机遇,迅速实现了德国统一。科尔政府的“德国政策”具有三大显明特色。
首先,对社民党人主政时期的“新东方政策”全面继承,大力推行与民主德国之间的经济、文化和人员的交流与合作,以增进民族统一的感情。
“新东方政策”是社民党人维利·勃兰特的创造,而科尔作为当时的反对党领袖曾对其予以猛烈抨击,挖苦其为“承认政策”。不过科尔执政后抛弃党派偏见,全面继承了“新东方政策”。他在1983年5月4日发表的政府声明中明确表示:“联邦德国的德国政策始终基于:《基本法》《德国协定》……《基础条约》……”。科尔在1984年3月15日发表的《处于分裂状态德国的民族形势报告》中强调:“目前,在德意志土地上存在着两个国家,但是只有一个民族……德意志民族先于国家的建立,而且存在至今,这对我们的未来十分重要。”在科尔看来,德意志民族并不是通过国家来赢得认同的,而更多的是通过自身历史、共同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发展确认的。所以,他把“德国政策”的重点放在培植民族统一感情上。于是,他对民主德国人道主义措施方面也全面体现了德国政策的连贯性,如继续向民主德国提供经济援助、提高民主德国旅游者的“欢迎费”、放松紧急家庭团聚限制,等等。
科尔在改善两德关系、增进民族情感方面付出了许多努力。例如,他针对民主德国外汇紧缺的困境,力排众议先后于1983年和1984年分别向民主德国提供了10亿马克以及9.5亿马克的贷款。他还不惜动用提高“无息透支贷款”、增加无偿经济援助、减免民主德国国债等手段,来推动两德经济贸易。科尔执政期间,两德还签订了许多重要科技、经贸协议。大众汽车公司跟民主德国签订的总值为5亿马克的生产线合同即是其中之一。
其次,积极推动两德高层晤谈与访问,激发民族感情,为两德统一寻找共同点。
科尔执政期间十分重视与民主德国领导人的会晤与访问。例如,科尔于1984年2月和1985年3月,利用参加苏联领导人葬礼,积极开展“葬礼外交”,先后两次与民主德国领导人埃里希·昂纳克晤谈,达成了“我们的国家是分裂的,但德意志民族继续存在”,有责任“竭尽全力不再在德意志领土上发生战争”的共识。1987年9月,民主德国领导人昂纳克应科尔邀请,对联邦德国进行了自两个德国成立以来的首次正式访问。这次访问诚然是两个德国关系史上的“里程碑”;但更为重要的是,它极大地激发了两个德国人民之间早已存在的民族感情,这种民族感情是实现两个德国重新统一的强大推动力;这次访问还使两个德国找到了更多共同点:双方一致同意要为欧洲的和平共处做出努力,“在德国的土地上永远不应再发生战争,在德国的土地上必须创造和平”。这次访问,实质上是科尔政府“德国政策”结出的硕果。
第三,果断抓住稍纵即逝的历史机遇,迅速推进德国统一。
1989年秋,在东欧剧变的影响下,民主德国政局发生骤变,11月9日夜晚“柏林墙”倒坍。当科尔得知这一消息时,正在访问波兰的途中,以致他说“自己是在不适当的时候待在不适当的地方”。但是,科尔敏锐意识到这对德国统一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于是,科尔在事先没有同他的西方盟国美、英、法商量的情况下,便于11月28日在联邦议院发表了著名的“消除德国和欧洲分裂”的《十点纲领》,即通常所说的“关于德国统一的十点纲领”,公开把德国统一提到了世人面前。由是,科尔以他的睿智和果敢,把德国迅速推上了历史性的统一之路!
19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的自由选举产生了以“尽快实现统一为目标”的民主德国新一届政府,加速了民主德国的自我崩溃和两德统一进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部副主任、学部委员周弘教授要我为她主持翻译的四卷本《德国统一史》的卷1《科尔总理时期的德国政策——执政风格与决策(1982~1989年)》写篇序言。恭敬不如从命,于是写了上面一点认识,不足为序。
顾俊礼
2015年6月30日
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太阳宫宿舍九如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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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堪称作者的巨著,这位当代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在书中探讨了过去和现在的匠人的工作;他把身体劳动和伦理道德联系起来,他质疑当今公认的衡量工作好坏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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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不错吧,有点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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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维尔讷·魏登菲尔德(Werner Weidenfeld)生于1947年,1975~1995年任美因茨大学政治学教授,1986~1988年,任巴黎索邦大学非教席教授。自1987年起,担任联邦政府德美合作协调员。自1995年起,任慕尼黑大学政治体制与欧洲统一教席教授。此外,魏登菲尔德还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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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过去实际发生的事情的述说,第二层次则是指对这种述说背后起支配作用的观念进行反思和解释,后者有时也称或。我们可以分别称之为一阶科学史和二阶科学史。一阶的科学史和二阶的科学史是密切关联的。我们称之为“历范围、不同内容和不同到牛顿这段历史时期。这段时期,科学思想发生戏剧性的变革,为迎接新思想的到来所需要的细节上的改变,一环紧扣一环,每一环节都由一个伟大的人物来完成,整个科学的进展仿佛是早已安排好了的一幕戏剧的开演。这样的历史当然使思想史或观念史大有用武之地,可是这种情况在科学史上并不总是出现。到了18世纪,科学发展的线索就不那么分明了,科学史不再是在少数几个成熟学科中观念的变革史,而是许多新学科的诞生史。美国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家托马光学与静力学这五大学科属于古科学在科学革命时期的转变,更多地归因于人们以新的眼光去看旧现象,而较少得力于一系大地依赖实验,库恩称之为培根科学,因为培根曾在他的发展设计过兰图。库恩指出,数学传统的古典科学和实验传统的培根科学直到19世纪仍然是分离的、独立发展的,不能用一种发展模式来套全部的科学史。库恩的观点对我们认识思想史编史方法的局限性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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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信用分 我的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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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维尔讷·魏登菲尔德(Werner Weidenfeld)生于1947年,1975~1995年任美因茨大学政治学教授,1986~1988年,任巴黎索邦大学非教席教授。自1987年起,担任联邦政府德美合作协调员。自1995年起,任慕尼黑大学政治体制与欧洲统一教席教授。此外,魏登菲尔德还是《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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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双十一京东购物太爽了,过去想要的货这次几乎收回了,不过还有一些想要的总是显示无货,活动截止后马上就有货了。这是商家的营销阴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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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之间的货币、经济和社会联盟是“德国统一的基石”(特奥·魏格尔,Theo Waigel),尽管它与经济学原理相违背,但联邦政府还是迈出了这一步。根据那些原理,必须等到民主德国经济生产率逐步达到与西德同等的水平之后,才可实现货币统一以及接踵而来的国家统一。然而,大多数东德人不愿经受如此漫长的等待,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尽快像西德人那样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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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一下两德统一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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