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现状(2014—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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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绪军,黄楚新,王丹 著
图书标签:
  • 媒体融合
  • 中国传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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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16171042
版次:1
商品编码:11889593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国家智库报告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7
字数:40000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媒体融合发 展现状(2014-2015)》从2014年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 导小组通过《关于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 的指导意见》以来,中国的媒体融合发展进入深化的 新阶段。媒体融合,既是全球传统媒体在新媒体环境 下转型的大势所趋,也是我国国家战略的规划需求, 是技术与市场双推力作用下的必然结果。在新传播技 术的高速发展下,媒体发展格局与媒体秩序发生重大 变化,受众阅读习惯、信息获取方式深刻改变。以报 刊、广电为主体的传统媒体面临生存危机,以微博、 微信、新闻客户端为代表的新媒体发展迅猛。因此, 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融合发展,有利于发挥传统媒体内 容生产优势和新媒体的技术优势,将利益效果*大化 。过去的这一年,我国媒体在融合发展道路上进行了 战略化转型规划、媒体电商化发展、整合重组媒体组 织机构、多途径资本融合等新探索、新尝试,取得了 一定效果。未来,移动互联和智能物联领域将成为媒 体融合发展的主战场,创新传统体制机制、*新传统 新闻传播理念、重构商业模式等将成为媒体融合的重 点与难点。

目录

一 总体概况与整体态势
二 融合现状与焦点透视
三 问题分析与影响解读

精彩书摘

  《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现状(2014—2015)》:
  新传播技术的发展使传统媒体生存环境变得日趋恶劣。据《2014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数据,2014年,全国报纸出版营业收入同比下降10.2%;利润总额同比下降12.8%46家报刊传媒集团主营业务收入与利润总额分别降低1.0%与16.0%;报业集团中有17家营业利润出现亏损,较2013年又增加了2家。报纸出版收入的减少,报业集团利润的降低甚至是亏损表明了传统媒体市场份额的减小,生存空间变窄,面临生存危机。自2014年1月起,国内一系列的传统报刊相继停刊,《新闻晚报》《天天新报》《房地产时报》《Oggi今日风采》《竞报》《心理月刊》《程序员》《教育与出版》《都市主妇》《读者原创版·全世爱》《电脑乐园游戏》《杂文报》《长株潭报》……这张名单还在不断增加中。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新媒体如火如荼的发展态势。据艾瑞咨询数据,2014年中国网络广告市场规模达到1540亿元,同比增长40.0%。一些大型互联网公司广告收益颇丰。2014年,百度广告营收超过490亿元,同比增长为53.5%,位居第一。淘宝广告营收超过375亿元,位居第二。
  新媒体的发展使传统媒体自身的内容生产优势和渠道优势降低,传统媒体面临严峻的生存考验。在网络化和数字化社会,媒体传统的新闻生产流程被淘汰,取而代之的是去中心化的扁平式的新闻生产。丰富的新媒体产品和平台使用户生产内容优势尽显,也使传统媒体逐渐失去了对信息发布渠道的专有控制。
  ……

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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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现状(2014—2015):一场深刻的变革浪潮 2014年至2015年,是中国媒体领域发生深刻变革、迈入关键转型期的两年。在技术飞速发展、用户行为习惯剧烈转变以及政策导向日益明确的驱动下,传统的媒体格局被前所未有地挑战,媒体融合的浪潮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了中国的每一个角落。这并非一次简单的技术升级或内容叠加,而是一场涉及体制机制、生产流程、传播理念乃至社会生态的系统性重塑。本书将聚焦于这一时期中国媒体融合的复杂图景,深入剖析其核心驱动力、关键特征、面临的挑战以及初步显现的成果,力求展现一场正在发生的、影响深远的媒体变革。 时代背景:技术革新与用户迁移的双重奏 理解2014-2015年中国媒体融合的现状,必须将其置于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下。智能手机的普及率已达到惊人的高度,移动互联网成为信息传播和获取的主流渠道。社交媒体的蓬勃发展,如微信、微博等,不仅改变了人际沟通的方式,更成为信息扩散的重要节点,其UGC(用户生成内容)模式的崛起,挑战了传统媒体的内容垄断地位。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逐步成熟,为媒体融合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使得内容生产、分发、互动等环节都能实现更高效、更智能化的运作。 与此同时,用户的媒介消费习惯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用户不再满足于单向度的信息接收,而是追求个性化、碎片化、互动化的阅读体验。他们期待跨平台、多终端的内容获取,并乐于参与到内容的讨论和创造中。这种用户需求的转变,迫使传统媒体必须摆脱固有的思维模式,拥抱变化,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并发展。 政策引领:国家战略下的转型与探索 在中国,媒体融合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有力引导和推动。2014年,中央深改组明确提出“推动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将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这一战略部署为媒体融合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政策保障,鼓励各级各类媒体打破壁垒,整合资源,实现一体化发展。 在政策的鼓励下,国家层面在多个维度上展开了积极的探索。例如,鼓励国有媒体集团进行改革,剥离不良资产,聚焦核心业务,加大对新兴媒体的投入。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内容生产、平台建设、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的支持政策,为媒体融合的深入推进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加强了对互联网信息内容的监管,旨在构建一个健康有序的网络传播环境。 关键特征:融合的“形”与“神” 在技术、用户和政策的多重作用下,2014-2015年中国媒体融合呈现出以下几个关键特征: 1. 内容生产的“一体化”与“多元化”: 传统媒体开始尝试打破内容生产的边界,将文字、图片、视频、音频、H5等多种形式的内容进行整合,以适应不同平台和用户的需求。一些媒体成立了专门的新媒体部门,或者在原有采编流程中融入了更多互联网思维,从“内容生产”向“产品开发”转变。例如,新闻报道不再仅仅是文字稿,而是可以配上短视频、图解、甚至AR/VR的体验。同时,鼓励和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内容生产,丰富内容来源,提高内容的吸引力和生命力。 2. 传播渠道的“平台化”与“分发化”: 传统媒体意识到,仅仅依靠自身渠道已经难以触达庞大的用户群体。因此,积极拥抱第三方平台,将内容分发至微信公众号、今日头条、微博、抖音等新兴传播平台,实现“内容多端分发”。同时,也开始着力构建自己的用户平台,如APP、小程序等,试图重新掌握用户入口,构建自己的流量生态。这种平台化的策略,是媒体试图在新的信息传播格局中重新找回话语权的关键一步。 3. 技术应用的“智能化”与“数据化”: 技术成为媒体融合的“催化剂”和“助推器”。大数据技术被用于分析用户行为,洞察用户需求,从而指导内容生产和传播策略。人工智能开始在内容推荐、自动写作、智能审核等领域进行初步尝试,提高了内容生产和分发的效率。云计算则为海量媒体内容的存储、处理和分发提供了技术支撑。2014-2015年,尽管这些技术尚未达到如今的成熟度,但其在媒体领域的应用已经初露锋芒,预示着媒体运作模式的深刻变革。 4. 用户互动的“社群化”与“参与化”: 媒体不再仅仅是信息的发布者,更是与用户沟通、互动、共建的平台。通过评论、点赞、转发、弹幕等功能,用户得以参与到内容的传播和二次创作中。一些媒体开始建立社群,鼓励用户交流互动,形成用户粘性。这种社群化和参与化的趋势,意味着媒体与用户之间的关系正在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甚至形成一种共生关系。 5. 商业模式的“多元化”与“探索性”: 传统媒体赖以生存的广告收入在数字时代受到巨大冲击,迫使媒体积极探索新的商业模式。这包括但不限于:基于内容付费的订阅模式(如知识付费)、电商导流、品牌活动、IP开发、以及利用自身流量和影响力进行增值服务等。2014-2015年,这些新商业模式的探索尚处于早期阶段,许多尝试仍在摸索中,但已经展现出摆脱传统广告依赖的决心和方向。 挑战与困境:转型路上的荆棘 尽管媒体融合的势头强劲,但2014-2015年,中国媒体在转型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挑战和困境: 1. 体制机制的制约: 传统媒体的体制机制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快速适应市场变化和技术变革。国有体制下的层层审批、考核机制的滞后、以及人员观念的固化,都可能成为媒体融合的“绊脚石”。如何打破体制壁垒,建立灵活高效的运营机制,是媒体融合能否成功的关键。 2. 人才瓶颈: 媒体融合对人才提出了新的要求,既懂内容创作,又懂技术应用,同时具备互联网思维的复合型人才严重短缺。传统媒体的采编人员需要进行大规模的技能再培训,而新兴媒体领域的人才又面临着高薪和激烈的竞争。 3. 内容同质化与质量下滑的隐忧: 在追求流量和时效性的过程中,一些媒体可能出现内容同质化、低俗化的问题,甚至以牺牲内容质量为代价来吸引眼球。如何在融合中坚守媒体的专业性和社会责任,是媒体融合过程中必须警惕的风险。 4. 技术投入与回报的平衡: 新兴技术的应用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而这些投入是否能带来预期的回报,仍然存在不确定性。如何在技术升级和成本控制之间找到平衡点,考验着媒体的战略眼光和运营能力。 5. 用户信任与品牌重塑: 面对海量信息和鱼龙混杂的网络环境,重建用户对媒体的信任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传统媒体在转型过程中,如何保持其公信力和品牌价值,避免在嘈杂的信息洪流中迷失自我,至关重要。 初步成果与未来展望 尽管挑战重重,2014-2015年的中国媒体融合也取得了一系列初步成果。一些传统媒体通过有效的融合实践,成功拓展了新的用户群体,找到了新的增长点,并初步构建了多元化的盈利模式。例如,一些地方媒体在移动端的表现亮眼,部分中央媒体也开始在短视频、直播等领域崭露头角。 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是中国媒体人集体反思、积极探索、勇于试错的宝贵时期。媒体融合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从业者的思维模式正在发生转变。尽管前方的道路充满未知,但2014-2015年,无疑是中国媒体迈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的重要起点,为未来更深远的变革奠定了基础。本书旨在通过对这一时期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现状的细致梳理和深入分析,为理解和把握中国媒体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一份有价值的参考。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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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关于媒体融合的书籍,尽管我尚未翻开,光是书名《中国媒体融合发展现状(2014—2015)》就足以勾起我诸多思考。在那个时间段,移动互联网的浪潮正以不可阻挡之势席卷而来,传统媒体的阵痛与新媒体的野蛮生长交织出一幅复杂且充满张力的图景。我预感,作者必然会深入剖析门户网站如何调整策略以应对社交媒体的崛起,地方电视台、报纸等传统巨头在数字化转型中遭遇了哪些具体的体制性阻碍与技术瓶颈。更引人入胜的是,2014到2015年,恰逢“互联网+”概念被提升到国家战略高度,这种自上而下的推动力,究竟是如何作用于媒体行业的微观实践的?我期待看到具体案例分析,例如,哪家传统媒体率先尝试了付费墙的构建,其用户反馈如何?或者,新兴的算法推荐机制在那时是如何初步影响主流舆论场的构建与分化的。这本书的价值,或许就在于它精准地捕捉了那个转折点——传统媒体尚未完全沉沦,而新媒体的生态体系也远未成熟的“混沌期”,为我们理解后续十年媒体格局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参照坐标。它不像现在许多总结性的著作那样,带着后见之明去评判得失,而是如同一个现场记录者,忠实地呈现了当时的摸索、焦虑与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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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封面,我的脑海里立刻浮现出一种对时代侧影的强烈好奇。2014到2015年,对于很多行业而言,不过是寻常的一两年,但对于媒体而言,那简直是翻天覆地的剧变前夜。我猜想,书中一定浓墨重彩地描绘了资本是如何大规模涌入内容创业领域,催生了大量我们今天耳熟能详或早已销声匿迹的自媒体MCN机构。彼时,内容生产的底层逻辑正在被颠覆,从“专业主义”向“用户参与”的转移过程是痛苦而剧烈的。我特别想了解,在那个阶段,内容创作者们是如何平衡商业变现的诱惑与保持内容质量的专业操守的?是迎合流量的“标题党”横行,还是真的有探索出可持续的、健康的商业模式?另外,从宏观层面看,政府监管层面是如何迅速跟进并试图规范这个狂飙突进的新兴业态的?这种自上而下的规则制定,与市场自发形成的传播生态之间,必然存在着张力和博弈。这本书如果能细致地梳理出当时监管机构的政策风向变化,将极具参考价值,因为它决定了后续几年内容审查和平台责任界定的基础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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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是书名中“现状”二字,就暗示着一种冷静的、非浪漫化的叙事姿态。媒体融合的叙事在当时常常被包装得过于光鲜亮丽,充斥着“重塑”“颠覆”等高频词汇。我倾向于相信,这本聚焦于具体年份的作品,会更加关注那些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幕后”细节。比如,在传统媒体内部,一线采编人员面对新技术和新考核指标时的真实感受如何?他们是否真的获得了足够的培训资源,还是更多地沦为被动接受指令的执行者?融合过程中的组织架构调整,是顺利的“嫁接”,还是痛苦的“排异反应”?此外,我好奇作者是如何界定“融合”的标准和进度的。融合是简单的“技术叠加”——即把纸质内容搬到App上,还是真正实现了“平台再造”——即内容生产流程、分发逻辑、乃至新闻价值的判断标准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这种对融合深度的剖析,远比泛泛而谈融合的必要性要重要得多。我期待看到的是数据支撑下的、具有实证精神的对那一时期“融合瓶颈”的坦诚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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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这样一个长期关注舆论生态的人来说,2014-2015年无疑是一个分水岭。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微信和微博,已经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影响力,开始挑战传统“把关人”的权威。这本书,我希望它能深入剖析在那个特定时期,信息茧房效应是如何开始显现和加剧的。算法推荐的初步应用,是如何悄然改变用户获取信息的广度与深度,并可能在多大程度上固化了社会群体的观点?更关键的是,在主流媒体试图“触网”的过程中,他们是如何应对“去中心化”的传播格局的?他们是主动拥抱了这种去中心化,还是在努力重建新的权威中心?这种权力结构的微妙转移,是评估媒体生态健康与否的核心指标。我希望看到作者能提供一些关于用户行为数据(即便不是官方数据,也应是基于可靠观察的推断)的支持,来论证特定平台在影响公共议程设置方面所扮演的实际角色,而非仅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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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翻此书名,我就感到一种扎实的学术气息,仿佛它是一份面向专业人士的“行业年报”而非面向大众的普及读物。我推测,本书的撰写必然依托了大量的行业报告、政策文件解读以及对媒体高层的深度访谈,目的在于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多维度的发展图谱。2014至2015年,中国正处于深化改革的关键阶段,媒体作为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其融合路径必然是高度政治敏感且具有中国特色的。因此,我对书中对“中央厨房”等一体化平台建设的探讨抱有极大的兴趣。这些自上而下的技术整合,其目标究竟是提高生产效率,还是为了加强意识形态的统一管控?两者往往是相辅相成的。我更期待作者能够超越简单的“技术驱动论”或“政治驱动论”,去探索两者如何在中国特定的政治经济结构下相互作用,塑造出一种独特的媒体融合模式。这种模式,既要体现技术革新的要求,又要服从于国家传播战略的整体部署,这种内在的辩证关系,是理解中国媒体发展的核心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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