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为鉴,可以知兴衰”。本研究抛却族群整合、国家建构等宏大叙事,通过查阅大量尘封已久的文献、书籍等资料,并对搜集整理的清末至新中国800本左右的民族教科书实物进行研究比对,细致梳理了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百年的发展历史。本研究的论证以历史为纵轴,以公共政策分析(政府为什么这么做、政府做了什么、政府这么做产生了什么影响)为横轴搭建了研究过程的框架。在具体的研究中以民族学、教育学的视角考察了在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教育背景下,不同政府制订民族教科书政策的目标、过程及内容,重点对教科书的编审政策、印行政策、经费支持政策进行了分析,总结了各个时期民族教科书政策的特点,并对其政治整合及文化整合的功能影响进行了评价。
崔珂琰,女,1980年4月生人,籍贯陕西西安,教育学博士,西藏民族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少数民族教科书。
第一章 导言
第一节 研究的缘起
第二节 关键词的界定
第三节 研究的基本方法
第二章 历史溯源:中国古代民族文教政策
第一节 民族文教政策背景
第二节 民族文教政策的形态
第三节 民族文教政策的功能
第三章 萌芽:清末民初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1904~1926
第一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背景
第二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产生过程及内容
第三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特点与影响
第四章 成型:南京国民政府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1927~1949)
第一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背景
第二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产生过程及内容
第三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特点与影响
第五章 发展:新中国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1949至今
第一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背景
第二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产生过程及内容
第三节 民族教科书政策的特点及影响
第六章中国百年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的反思与启示
第一节 政策目标政治整合与文化整合的一贯性
第二节 政策过程的非连续性影响目标的达成
第三节 政策内容与结构影响政策功能的释放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采取了民族教科书政策“普通化”的导向。从1932年开始编写民族教科书,到1949年共完整编辑了两套,前后相隔15年的时间。当我们排除战乱、时代差距等客观因素后,并结合南京政府的民族观、政治理念,可以清晰的看出,这并不是偶然、随意的事件,而是政府为了整合族群,建立“国族”的目标而故意为之。如果说只编写蒙、藏、回等文字的民族教科书是为了满足这些民族的文化权利诉求,还不如说是政府迫于这些有潜在分裂倾向与能力的、人口数量较多的民族利益集团的压力。我们假想,如果不存在这些“实力”少数民族的压力影响,没有列强外部侵略势力的挤压,纯粹按照国民政府的想法,这些教科书的命运也多半会像杨镜岷编写送审的《夷语会话边民三字经》及《汉夷语对照边民三字经》一样被政府自己设置的编写标准给“过滤”掉。当然,历史不容假设,南京政府的做法完全符合教科书政策制定过程中国家与利益集团之间存在权利和利益的冲突与妥协法则。总之,南京政府教育部之所以编写数量极少的民族教科书主要目的是希望通过减少民族教科书的品种类型,用“均质化”的方式达到建立“国族”,整合族群的目的。从之后的影响看来,这样“普通化”的教科书政策导向没有达成族群整合的目标,反而将原本就存在隔膜的民族关系进一步撕裂。
清末,除了“民族”这一新的历史主体外,在这“三千余年一大变局”的时代同时出现了另一个新颖的事物---教科书,它的出现不但改变了中国人的知识结构,涵养并型塑了国民现代精神与价值系统,更是记录和叙述了中国民族和国家建构的历程。这两个新生事物的出现,诱发了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教育现象:以少数民族为主要读者的少数民族教科书的出现。
教科书的类型多种多样,教科书类型划分标准也不一而足,少数民族教科书是以读者的民族身份划分的一种教科书的类型。它产生于清末少数民族教育的现代转型中,生长在新式学堂里,是晚清政府改变中国传统民族文教政策放任自流的态度,对少数民族教育进行积极干预的产物。有了教科书,晚清、民国、新中国的中央政府必然针对其制定政策,行使现代国家对教科书的管理权力。于是,近百年来,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与国人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步伐相伴相行。那么,国人对近代由西方传入的“民族”观念进行消化、整合与重构的过程是否影响到少数民族教科书政策?在不同执政主体的民族观下,它是如何记录了中国人的国家建构、民族统合的过程?反之,面对如此宏大的历史叙事,少数民族教科书,如此微小的读本及其政策,在近百年的发展过程中,于此产生何种影响,发挥了什么功能?
这本书的理论框架构建得相当扎实,展现了作者深厚的学术功底。它超越了单纯的史学或教育学的范畴,融入了社会学、人类学乃至地缘政治学的视角。作者成功地建立了一套分析工具,能够有效地剖析特定历史阶段下,国家意志如何通过教育制度的微观设计,去影响和塑造多元群体的文化认同。读到探讨“身份建构”与“课程设置”之间张力的章节时,我感到自己的思维边界被不断拓宽,原来看似枯燥的教科书修订背后,蕴含着如此深刻的权力运作和文化博弈。
评分这本书的资料密度高得惊人,感觉作者在幕后进行了长达数年的田野调查和档案挖掘。我尤其赞赏作者在处理敏感议题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克制而又坚定的学人风骨。他没有一味地进行价值判断,而是将大量的原始材料、政策文件和口述历史片段呈现给读者,让读者自己去感受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例如,在分析某项试点政策的成效时,作者不仅引用了官方统计数据,还穿插了不同地区受访者的侧面描绘,这种多维度的交叉验证,使得结论的说服力大大增强,避免了将复杂的现实简化为扁平的口号。
评分初读之下,我便被作者那宏大而精微的叙事视角所深深吸引。他似乎拥有了一种罕见的、能够穿梭于历史长河与具体政策细节之间的能力。文字的行进如同涓涓细流,看似平缓,实则暗流涌动,每每在不经意间,便抛出了一个足以让人深思许久的核心议题。我记得有一段论述关于某个历史时期的教育理念转变,作者并未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巧妙地将当时的社会思潮、民族关系以及国际背景编织在一起,形成了一张复杂而又清晰的逻辑网。这种叙事方式,极大地提升了阅读的层次感,让人在获取知识的同时,也体验到了一种智力上的愉悦和挑战。
评分整体而言,这是一部需要静下心来细品的著作,它绝非那种可以囫囵吞枣的快餐式读物。它的价值在于其深厚的学术积累和严谨的论证过程,更在于它激发读者对历史、对民族关系、对教育本质进行深度反思的强大内驱力。合上书卷时,留下的不是知识点的堆砌,而是一种更为复杂和 nuanced(微妙的)世界观。对于任何一位对中国近现代史、民族研究或者教育政策史抱有严肃探究兴趣的人来说,这本书都是一个不容错过的里程碑式的文本。它提供的思考工具,远比书中的具体结论来得更为珍贵。
评分这本书的装帧设计确实让人眼前一亮,那种沉稳中又不失古典韵味的色彩搭配,让人在拿起它的那一刻,就感受到一种厚重的学术气息。纸张的选择也十分考究,触感温润,印刷清晰,即便是长时间阅读也不会感到疲劳。我特别欣赏扉页上那句引言,寥寥数语,却精准地勾勒出了全书的学术脉络,让人对接下来的探索充满了期待。书中的排版布局也体现了编者的匠心,段落之间的留白恰到好处,既保证了信息的密集度,又给予了读者喘息的空间。尤其是章节标题的设计,既有概括性,又不失文学色彩,仿佛在引导读者一步步走进一个深邃的思想迷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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