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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铁基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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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

ISBN：9787510463358

版次：1

商品编码：12361539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8-05-01

用纸：胶版纸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著名历史学者、博士生导师熊铁基先生倾心打造

一部诠释全球视野下秦汉时代文化发展脉略的重磅力作

重塑秦汉文化全景洞悉中华文明沿革历程

图文并茂脉略清晰雅俗共赏

一部了解秦汉时代历史文化沿革的入门经典读物

内容简介

作品综述了秦汉时期的文化，既利用了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又有自己的特色。作品概括地介绍了秦汉文化的历史背景，讲述了与文化有关的制度和政策。对文化的学术、思想、文学、风俗等几个重要方面均作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并注重其发展和彼此间的联系，注重其特点和新内容。作品有些章节内容，如“社会思潮”“礼仪与风俗”“文化的地域性”等，也有独到的见解。为了便于人们深入了解和研究秦汉时期的文化，作品附《文献与考古》一章，对这一时期的主要资料进行了介绍。

作者简介

熊铁基，1933年生，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史教学和研究，近年主要侧重思想文化史，特别是道家思想史的研究。著有《秦汉新道家略论稿》《汉唐文化史》《秦汉军事制度史》等；主编有《传统文化与中国社会》《中国帝王宰相词典》等。发表论文百余篇。

精彩书摘

第一章社会概况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统一的国家从秦汉王朝开始，中国历代的文化制度思想从秦汉时期开始初步定型。中国在世界上第一次崭露头角也是在秦汉时期。

第一节统一国家的形成和发展

一、秦人和秦国

公元前221年统一的秦王朝，至前207年就灭亡了，前后不过15年，而汉王朝西汉与东汉加在一起，整400年。但是，秦王朝的历史绝不可忽视，“汉承秦制”是有深刻含意的，大一统国家的一切历史都必须从秦讲起，秦的历史影响，从外国语言之称中国可见一斑。近代薛福成在《出使日记》中说：“欧洲各国，其称中国之名：英曰采依那，法曰细纳，意曰期纳，德曰赫依纳，拉丁之名曰西奈。问其何义，则皆秦之译。”还有较常用的“震旦”之类，也是因秦而名。

秦人早期的历史，直接的材料没有，春秋以后的记载，大多是传说。根据传说考正历史，生出了种种不同的推测：有人认为“秦为戎族”，有人认为“本是夏族的一支，即羌族的苗裔”，也有认为“秦本是东来的”。可靠的看法应该是秦属西方戎族，至少商周时期秦人已经是“在西戎，保西垂”了，《史记·秦本纪》中说，文公时“初有史以纪事”，当“文公东猎”时，“至汧、渭之会，曰：昔周邑我先秦赢于此，后卒获为诸侯”。追述可靠的祖先历史，即在西方。当然，秦人之始建国也就在西了。

秦国的建立是比较晚的。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时封秦襄公为诸侯，即为秦国的开始。但是，周平王虽“赐之岐（今陕西岐山东北）以西之地”，实际是一句空话，当时这一带布满了戎狄之人，“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建国的过程是十分艰苦的，秦襄公虽有不少作为，但并无实际战果，自己都死于伐戎之役中。以后，花了将近一百年的时间，到武公时期，整个关中的渭水流域才为秦国所控制，秦国的领地才真正得到稳固，并且从宣公（前675—前664年）以后，开始向东发展。

秦国不仅建国比较晚，它的华化也比较晚。从春秋时期到战国初年，华夏族的诸侯国（包括华化较早的）一直把秦国当戎狄看待，《史记·秦本纪》所谓“秦始小国僻远，诸夏摈之，比如戎狄”，所谓“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秦开国之始即“未能用周礼”（《诗序》），到秦孝公时，商鞅就曾说“始秦戎狄之教”（《史记·商君列传》）。可见其与中原华夏文化有所不同。

秦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不深，在客观上起了比较彻底地实行变法的作用。《史记·秦本纪》中记秦穆公和由余的一段对话颇有意思，穆公问由余：“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然尚时乱。今戎夷无此，何以为治？”由余回答说：“此乃中国所以乱也。夫自上圣黄帝作为礼、乐、法度，身以先之，仅以小治。及其后世，日以骄淫。阻法度之威，以责督于天下，下罢极则以仁义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篡弑，至于灭宗，皆以此类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怀忠信以事其上，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圣人之治也。”由余是位“亡入戎，能晋言”的晋人，深知中原文化之弊，而在比较落后民族的“文化”中找到了新生的因子。而商鞅正是把握了这一点，适应社会发展变化，实行了比较彻底的改革。

秦国逐渐巩固、强大，文化上却走着与中原各诸侯国不完全相同的道路。一直到战国末年，荀卿谈他“入秦”的观感时说：“……入境，观其风俗，其百姓朴，其声乐不流汙，其服不挑，甚畏有司而顺，古之民也；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观其朝廷，其朝闲，听决百事不留，恬然如无治者，古之朝也。故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是所见也。故曰：佚而治，约而详，不烦而功，治之至也。秦类之矣。”（《荀子·强国》）荀子所说的秦国的这种情况，恰恰是摆脱了西周“繁文缛节”“私门请托”“朋党比周”等旧的传统，这正是秦国能“四世有胜”的重要原因。

二、秦统一六国

在战国时期的诸侯各国中，秦国后来居上，不仅逐渐赶上并超过了原来强大的一些诸侯国家，而且最终吞并各国，建立了一个空前的大一统国家。

从战国中期开始，秦国先后经历了秦献公（前384—前362年）时期的改革和秦孝公（前361—前338年）时期的商鞅变法，被认为是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秦献公一即位就宣布“止从死”，明令禁止人殉制，无疑是对作为劳动力的人的重视。“为户籍相伍”，重视编制户籍，也是解决人的地位问题，在当时使“野人”与“国人”处于同等地位。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如迁国都、推广县制、“初行为市”等。

到商鞅变法时，就把秦献公已经开始的一些改革进一步深化、完善了。商鞅变法在政治、经济及文化思想各方面比较全面地展开，政治方面主要是“变法修刑”“劝战死之赏罚”等方面，同时“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也是集中和加强国家权力的重要措施。经济方面，“为田开阡陌”“初为赋”以及“平权衡，正度量，调轻重”等，均有划时代的意义，其他还有如改革不良习俗，“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等等。和任何一次改革一样，商鞅变法不是一帆风顺的，甚至商鞅本人最后都遭到了杀害。但变法是成功了，其结果是秦国空前强大，如后来李斯所说：“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诸侯亲服”（《史记·李斯列传》）。

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不仅“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还把眼光瞄准“帝王之业”，当变法取得显著成效之时，就与孝公谈秦魏关系，主张乘魏败于齐的机会伐魏，“魏不支秦，必东徙。东徙，秦据河山之固，东乡以制诸侯，此帝王之业也”。他亲自伐魏并取得了胜利。秦之所以“为战国霸君”，之所以“六世而并诸侯，亦皆商君之谋也”。

但是，统一大业，自孝公以后也整整经历了一个世纪。大趋势是，秦国的领域逐渐扩大，向东挺进稳步发展，与齐、楚、燕、赵等国进行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外交、军事多方面的斗争，所谓合纵连横，远交近攻等。秦国在斗争中日益强大，从惠文君称王开始，一直到秦王政时期，经历了五个国王，包括孝公，共为六世，所谓“续六世之余烈”。在这六世之中，先是称伯，后又称王，史书上的一些记载，如“楚、韩、赵、蜀来朝”，“天子贺”“天子致文武胙”“韩、魏、齐、楚、越（一作赵）皆宾从”等，一直到“周民东之，其器九鼎入秦”，都是秦国日益强大的反映。

到了秦王政时期，水到渠成，统一六国只是时间问题了。秦王政即位后，军事上继续稳步前进，连年向赵、韩、魏等国展开进攻。公元前241年，打败了最后一次赵、楚、魏、韩、卫的五国联军，关东六国再也没有联合攻秦的可能。秦国也就开始了统一六国的进程，公元前230年灭韩，前228年灭赵，前225年灭魏、灭燕，前223年灭楚，前221年灭齐，完成了“吞二周而亡诸侯”的统一大业。

完成了统一大业的秦王政，“自以为功过五帝，地广三王，而羞与之侔”（《史记·秦始皇本纪》），创造了一个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的神圣称号——皇帝。这确实是一个创造，一般人是难以想象得出来的。诸大臣只能在原有尊称上兜圈子，以为“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贵”。泰皇就是人皇，只能在天、地之后，秦王政却要人神兼备，因为帝是古代人想象中的最高天神（他的祖先昭襄王也称帝，但不久就放弃了）。

当然，秦始皇之伟大不仅仅在于他制定了一个至高无上、人神兼备的称号，更重要的是他在以后短短的十几年当中，有一番开天辟地的作为。他不仅统一了六国，进一步又北筑长城，南平百越，巩固和发展统一的局面，与此同时，开辟了全国的交通网，所谓“堕毁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为驰道于天下，东穷燕、齐，南尽吴、楚，江湖之上，滨海之观毕至”（《汉书·贾山传》），这是汉人的描述，足见其开辟交通网络之成绩。除此之外，秦始皇的功绩还有许多，例如创立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以及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书同文字等，本书以后各章中将分别记述。

三、西汉王朝的建立和发展

秦始皇的统一事业是轰轰烈烈的，但其统治具有明显急政暴虐的特色，从而使秦王朝二世而亡。从农民起义中冲杀出来的刘邦，经过楚汉之争战胜了项羽，被群雄拥戴，即了皇帝位，建立汉朝，这是公元前202年的事，史称西汉王朝，足足有二百年的历史。其中重大的政治事件有“吕氏之乱”“吴楚七国之乱”以及“巫蛊之乱”、内外朝之争等，这些事件概括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地方割据势力与中央集权的斗争；另一方面是争夺最高权力的斗争，关系国家命运的当然主要是前者。

和秦代一开始就是中央集权制不同，刘邦是诸侯王拥立的，西汉政权开始不得不承认那些诸侯王的地位，后来虽逐一地诛灭了异姓诸侯王，但刘邦“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割裂疆土，立二等之爵。功臣侯者，百有余邑；尊王子弟，大启九国”（《汉书·诸侯王表》）。因此西汉一开始，与秦的郡县制不同，而是郡国并行制，分封的王国既多且大，所谓“诸侯比境，周匝三垂，外接胡越”“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而中央直辖地，只“有三河、东郡、颍川、南阳，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云中至陇西，与京师内史，凡十五郡”（《汉书·诸侯王表》），并且还有列侯公主之食邑在其中。

刘邦一番苦心，原来是为了巩固中央，维护统一国家，他刑白马而盟曰：“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史记·吕太后本纪》），一心希望刘家子弟维护刘家天下，但他死去不久，诸侯王国就形成了对中央集权的威胁。因此可以说，西汉前期的历史，是一部中央集权逐步战胜地方割据势力的历史，当时的政治，一切都从属于这个斗争。

首先是吕后专权、称制，既可以说是争权夺利，也与割据势力斗争有关，例如她先杀赵王如意，徙淮阳王友为赵王，后又杀赵王友，徙梁王恢为赵王，不久又杀赵王恢，废其嗣，而以吕禄为赵王。燕王建死，杀其嗣而除其国，另以吕通为燕王（当然这又是树立自己的党羽）。再如分齐为四，以削弱之。这些是与中央集权有关的。与此同时，积极修筑长安城，也是巩固京师防卫的一项重要措施。吕后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但并没有最终解决，加上大封诸吕，又冲淡了这种斗争的意义。

文帝即位，割据问题非但没有解决，反而有所滋长，诸吕虽诛，中央政府衰微，这从吴王濞称病不朝反而赐以几杖、淮南王长击杀审食其而赦其无罪等事可见一斑。当时之形势正如贾谊在《治安策》中所说的：“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文帝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多大成效。景帝时晁错又屡建削藩之议，他断言“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果然景帝三年（前154年）爆发了以吴王濞为首的“吴楚七国之乱”。中央集权毕竟是大势所趋，叛乱在三个月内就平定了。景帝进一步采取一些措施，如损黜王国官制及其职权，降低诸侯王权力，规定诸侯王不再治民等，中央集权走向了巩固。

到了汉武帝时期，继续镇压叛乱，采取有罪废除或绝嗣除国的办法，陆续废除一些王侯。公元前127年，武帝接受主父偃的建议，颁布“推恩令”。命令诸侯王在封国内分封子弟为王，由皇帝给名号。这是贾谊、晁错“削藩”之议的进一步发展，诸侯王无法反对，实际上则封地越来越小。公元前112年又以“酎金事件”为契机，一次就夺去“献黄金酎祭宗庙不如法”的一百零六个王侯的爵位，割据势力的问题基本解决了。

西汉政治上另一方面的斗争，是最高统治集团争权夺利的斗争，或者说中央朝廷内的权力之争，从“吕氏之乱”开始，大大小小的斗争几乎没有间断过，武帝晚年甚至演变成了父子残杀的所谓“巫蛊之乱”。武帝死后，又有燕王谋反，争夺皇位，还有内外之争，大官争权夺利，然后出现霍光实际处理朝政。最后，外戚专权，一直发展到王莽篡位。

四、王莽的改朝换代

盛极而衰，这是封建王朝的必然规律。西汉的鼎盛时期是武帝时期，衰落的迹象也从他那个时候开始了。所以，又有所谓“昭宣中兴”。然而，时间也不太长，元、成、哀、平，一朝朝走下坡路，天灾、人祸也接踵而至，人民群众“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汉书·鲍宣传》），除了铤而走险别无它途。

在此王朝行将崩溃之际，王莽挺身而出，站在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进行了一些政治改良，即所谓改制。照说是无可非议的，但王莽在历史上的声誉很不好，一是因为他的改良没有成效，改良本身也有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开始想以周公自命，被晋封为安汉公，但后来忍不住皇位的诱惑，不仅没有安汉，反而自立为皇帝，成了一个篡权者。

王莽制造了一系列改朝换代的舆论，终于由假皇帝变成了真皇帝，建立了新朝。因为这个王朝短命夭亡，后来人们据以此嘲笑、咒骂他，也有人如法炮制。其实王莽的一套骗局，也是统治阶级自己所制造的思想理论发展的必然结果，那就是儒家思想与谶纬之说。早在昭帝霍光专权时，就有过眭弘的禅让上书事件，这与王莽的改朝换代思想上完全是一致的。

王莽改制有时被认为是一种复古运动，这主要是因为他的政治改革，如官职、社稷、车服、刑罚等一一依照《周礼》的名称，弄得人们眼花缭乱。例如改变州、郡、县的名称乃至区划，而且一改再改，所谓“岁复变更，一郡至五易名而还复其故”（《汉书·王莽传》），使“吏民不能记”，在当时社会上引起的混乱是不小的。

当然，王莽改革的重要内容是经济方面。例如，天下的土地，一律改称“王田”；天下的奴婢，一律改称“私属”，都不许买卖。又如，实行“五均六筦”，企图节制商人对农民的过度盘剥，打击商人，由国家专卖，从而使国家获得经济利益。应该说，这些都是针对当时时弊而采取的改革措施。西汉后期，元、成、哀、平以来，土地、奴婢问题之严重，商人势力之猖獗，朝野共知，哀帝时就有师丹限田、限奴婢的建议。专卖制度，汉武帝就实行过，成效是很大的。不过，王莽并未能解决当时的社会问题，积重难返，无回天之力，遭到统治阶级内部的强烈反对，又用人不当，用法不当，朝令夕改，造成许多混乱。加上当时匈奴入寇，频频大旱、虫蝗，风雨满楼。王莽的新朝实际上成了西汉王朝的替罪羊，给东汉王朝的建立创造了某种条件。

五、东汉王朝及其衰微

王莽的新朝被农民起义推翻。在全国性的大起义中，西汉的贵族、官僚、土豪、流氓也乘机而起，打着“反莽复汉”的旗号，割据一方，称王称帝。东汉王朝的建立者刘秀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农民起义爬上了皇帝的宝座，建都洛阳，史称东汉。

和西汉的统治集团起于下层的所谓“布衣将相”明显不同，不但刘秀本人是南阳地主，支持他恢复“汉室”的也是一批大地主和官僚，他们“家累千金”或“世为著姓”，有大量的宗族、宾客。这些支持者当然有他们自己的打算：“天下士大夫捐亲戚，弃土壤，从大王于矢石之间者，其计固望其攀龙鳞，附凤翼，以成其所志耳。”其志当然是得到一官半职，维护和扩大本阶级的利益。

东汉政权一建立，首先就调兵遣将镇压各地的农民起义。其次，除了农民起义之外，还有许多地方割据势力，东汉政权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恢复了统一局面。

要巩固这个统一的国家，必定要解决（至少是部分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一些社会问题。既然是“反莽复汉”，就要“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后汉书·循吏传》），首先是安抚民众，减轻赋役，表面上也恢复过“三十税一”的“旧制”；同时又选用良吏，减轻刑法，提倡节俭，以及精兵简政等，可以说是配套的措施。这都是恢复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的必要措施，也是政治统一稳定的基础。针对西汉后期以来的奴婢和土地兼并两大社会问题也采取了重大措施。关于奴婢，刘秀多次下诏释放奴婢（主要是王莽专政后沦为奴婢的部分），同时又下诏改善奴婢待遇和提高奴婢身份，如制止屠杀，禁止炙灼，“诏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就等于缩小了奴婢与平民的差别，提高了其法律地位。这一方面的措施，不论如何分析，都是有进步意义的。关于土地兼并问题，很难说刘秀有意解决，但为了政府的租税和赋税收入，建武十五年（39年）曾下诏“度田”，对全国土地和户口进行清理、核实，这样就不仅是“度”农民的田地，也要“度”豪强地主的土地，因而遭到豪强地主的反对。土地兼并问题不但没有解决，东汉一朝越演越厉害，乃至大地主田庄成为东汉时期经济的特点之一。

既然是恢复“汉室”，因此东汉的统治机构和统治制度，都承袭西汉王朝的，当然也有些新变化。许多变化都与总结和吸取西汉的经验教训有关。例如，对诸侯王的控制，虽然也采用西汉的郡国制，诸侯王从始封起，就无政治统治权，只有食封的经济权，明帝以后还减少食封收入，而且诸侯王、列侯的封邑都很小。又例如，“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以及加强监察制度等，可以说是加强皇权经验的发展。再例如，对外戚经济上优容，政治上防范。

东汉王朝也有将近二百年历史，但其兴旺时期并不长，和帝以后的一百多年日益走向衰落。统治阶级日益腐败，内部矛盾重重，有所谓外戚、宦官、党锢之祸，争权夺利的斗争时间很长，政治越来越昏暗，人民越来越苦难。另一方面，豪强地主势力不断膨胀，最终导致统治集团公开分裂和农民起义的爆发，东汉王朝灭亡。

好的，这是一份针对一本名为《秦汉文化史（精装）》的图书，撰写的一份不包含该书内容的详细图书简介。 --- 书名：《文明的转折：中古时期欧亚大陆的制度变迁与思想浪潮》副标题：从帝国遗产到新秩序的构建：公元300年—1000年间的比较研究作者： [此处可填写真实或虚构的知名历史学家姓名，例如：亚历山大·科尔宾 / 王立德] 装帧：精装典藏版页数：约850页开本： 16开 --- 内容提要：本书深入剖析了公元4世纪至11世纪的“中古时期”——一个在世界历史上常被视为“黑暗时代”或“过渡期”的漫长阶段。然而，本书颠覆了传统叙事，将这一时期视为欧亚大陆范围内，古典帝国结构解体后，多元文明形态和全新社会制度奠基的关键转折点。作者聚焦于东罗马（拜占庭）、萨珊/伊斯兰早期、印度笈多王朝衰落后、以及中国南北朝至隋唐的转型，通过跨区域的比较研究方法，探讨了在面对气候变化、民族迁徙和信仰重塑时，不同文明如何重塑其政治、法律、宗教和社会经济结构。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中古时期并非简单的衰落，而是一场深刻的“制度重组运动”。它考察了中央集权模式的瓦解与分散化治理（如西欧的封建萌芽、伊斯兰哈里发初期的地方治理）的兴起，精英阶层的更迭，以及城市与乡村经济关系的重塑。详细章节与核心议题：第一部分：帝国遗产的消解与重构 (The Dissolution and Reconstitution of Imperial Legacies) 第一章：罗马的幽灵与拜占庭的诞生详细考察了西罗马帝国崩溃后，东部帝国（拜占庭）如何继承并改造古典行政体系。重点分析了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城市化在东方的维持，以及军事主题制（Thematic System）在应对新威胁时的创新性。讨论了“罗马人”身份认同在东西方语境下的分化。第二章：波斯的继承者与新信仰的结合分析萨珊帝国在面对内部危机和外部压力时的反应，以及伊斯兰教兴起后，阿拉伯征服者如何迅速吸收波斯成熟的官僚体系、税收制度和宫廷礼仪。特别关注大马士革和巴格达在文化和行政管理上的融合过程，探讨“正统哈里发”向“世袭王朝”过渡中的制度张力。第三章：北魏的“汉化”与隋唐的统一模式深入研究了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与汉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激烈碰撞。重点不在于军事征服，而在于国家组织能力的重建。分析了北魏孝文帝改革的深远影响，以及隋朝如何整合南北方的官僚资源和技术储备，最终形成一套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均田制、租庸调和三省六部制的基础框架。第四章：印度次大陆的碎片化与地方王权的再生探讨笈多王朝衰落后，次大陆进入地方王权并立的时代。考察了地方贵族、寺庙经济在权力真空中的角色，以及梵文法律和地方习俗的相互渗透，分析了种姓制度在地方治理中的韧性与适应性。第二部分：信仰的全球化与社会基础的变迁 (Globalization of Beliefs and Shifts in Social Foundations) 第五章：单一性宗教的崛起与地缘政治比较了基督教、佛教和伊斯兰教在中古时期的传播策略。研究了它们如何从地方性教派成长为跨越国界的意识形态工具，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了世俗权力的合法性（例如：教皇权力的兴起、佛教在丝绸之路上的机构化）。第六章：技术传播与经济地理的重塑聚焦于关键技术的传播网络，如造纸术、水利灌溉技术（尤其在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亚），以及金属冶炼工艺的地域性发展。分析了长距离贸易路线（如丝绸之路、印度洋贸易）的风险与收益，以及这些贸易如何催生了新的商业阶层（如中亚的粟特商人、地中海的意大利城邦雏形）。第七章：精英的流动性与知识的储存研究中古时期知识分子和官僚群体的构成变化。探讨了修道院（西方）、寺院（东方）和图书馆（巴格达的“智慧宫”）在保护和再创造古典知识中的决定性作用。分析了不同社会对“文人”和“学者”的界定如何影响了社会上升的通道。第三部分：比较视角下的治理逻辑 (Comparative Governance Logics) 第八章：法律的演变与司法实践对比了《查士丁尼法典》的系统性、唐律疏议的实用性、以及伊斯兰教法（Sharia）在早期哈里发治下融入国家法律的复杂过程。探讨了在中央权力减弱的地区（如加洛林帝国），习惯法和贵族裁决如何填补了法律真空。第九章：税收、土地与国家财政分析了中古国家维持其运作的财政基础。对比了唐代的租庸调、拜占庭的土地登记与税收，以及伊斯兰早期国家对“什一税”和“土地税”的征收策略。讨论了土地所有权（公有、私有、寺庙所有）的复杂关系如何决定了国家汲取能力的高低。第十章：边疆的塑造与身份的界定考察了中古时期的“蛮族”与“文明”的互动前沿。研究了从匈奴-突厥体系到维京人的扩张，如何迫使既有帝国不断调整其防御、同化与外交政策。分析了“法兰克人”、“突厥化阿拉伯人”、“汉化鲜卑人”等混合身份的形成过程，揭示了中古身份认同的流动性。作者简介： [作者姓名] 是享誉国际的比较史学专家，专注于欧亚大陆中古时期（约300-1000年）的制度与思想变迁研究。他/她曾在牛津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进行深度研究，并以其严谨的史料挖掘和宏大的跨文化视野而著称。本书凝聚了其三十余年的田野考察与档案研究心血，是理解世界从古典晚期向中世纪过渡的里程碑式著作。本书特色：跨越欧亚的宏大视野：首次将中国、拜占庭、伊斯兰世界和西欧的转型置于同一时间框架下进行系统比较，揭示了不同文明在应对“帝国解体”时所采用的异质性解决方案。制度史的深度挖掘：避免浮于表面的政治叙事，专注于行政结构、法律体系和财政模式的实际运作与创新。珍贵图表与地图：包含多幅精细绘制的政治疆域演变图、贸易路线图和行政区划图，极大地辅助了复杂的地理和制度理解。权威译注：附录收录了数篇核心的、首次被中文世界系统介绍的拜占庭法律文献节选和唐代户籍文书分析。《文明的转折》是一部献给所有对世界秩序的形成、信仰的力量以及制度韧性感兴趣的读者——无论是专业学者还是严肃的历史爱好者——的不可或缺的史诗级读物。它将带领读者穿越迷雾，直抵现代世界秩序的真正源头。 --- 推荐语： “本书以恢弘的气魄和精微的笔触，为我们描绘了一幅生动且富有洞察力的中古世界图景。它成功地将我们从孤立的区域史叙述中解放出来，展现了一个相互关联、充满活力的‘早期全球化’时代。” —— [此处可填写真实或虚构的领域权威人士]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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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装书的另一个潜在价值在于它的收藏属性。对于历史爱好者或者相关专业的学生来说，一本装帧精良、内容扎实的历史书籍，往往是值得投资的。它不仅仅是知识的载体，也是一种文化品位的体现。我关注的不仅仅是内容的新颖性，还包括它在史学界的定位。这本书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提出了哪些新的见解？它是否填补了当前研究中的某个空白领域？比如，在秦汉时期的“中古”转型中，文化认同是如何从战国的分裂走向大一统的“汉人”身份构建的，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探讨的议题。如果作者能提供一个有力的、自洽的理论框架来解释这些复杂的文化现象，那么这本书的价值就不言而喻了。它应该是一部能经受住时间考验，可以反复翻阅，每一次都能带来新感悟的经典之作。

评分☆☆☆☆☆

对于这类严肃的历史学术著作，装帧上的细节往往预示着内容编排的严谨程度。我非常看重一部历史书的注释和参考文献系统是否完善。如果这本书在引用史料时，能够清晰地标注出出处，比如是来自《史记》《汉书》的哪一卷哪一章，还是近现代学者的研究成果，那无疑大大增加了它的学术可信度。我个人偏好那种脚注密集的版本，虽然阅读时需要频繁地低头查看，但这代表着作者的论证是建立在扎实考据之上的，而不是空泛的论断。另外，精装本的版式设计也至关重要，如果正文和注释混排得不好，会严重影响阅读的流畅性。我希望看到清晰的章节标题、合理的段落划分，最好还能有一些辅助性的图表来梳理复杂的历史脉络。如果这本书能在保持学术严谨性的同时，兼顾读者的阅读体验，那它就成功了一大半。

评分☆☆☆☆☆

我一直对那个特定时期，即秦汉大一统的形成和巩固阶段抱有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对制度的演变和思想的融合过程感到好奇。市面上关于这个时期的著作不少，但很多都过于侧重某一方面，比如侧重军事或者仅仅聚焦于某个帝王的生平。我更希望找到一本能够宏观把握当时社会结构、礼仪规范、艺术审美乃至日常生活变迁的综合性著作。理想中的“文化史”应当是将政治、经济、社会风貌、宗教信仰、文学艺术等等元素编织成一张细密的大网，展示出那个时代特有的“气象”。读完这本书的目录（如果我之前有看到的话），我会特别关注它如何处理“汉承秦制”这一核心议题，是简单地继承，还是有着深刻的创新和修正？文化是如何在中央集权下进行传播和渗透的？这些都是我想从书中寻找答案的关键点。一本优秀的文化史，应该能让我感受到那个时代的脉搏，而不是仅仅记住几个历史事件的日期。

评分☆☆☆☆☆

说实话，阅读历史文化专著，有时候会觉得像是在啃一块硬邦邦的石头，如果作者的叙事风格过于古板和陈旧，很快就会让人产生挫败感。我希望这本《秦汉文化史》在保持其专业性的基础上，能够注入一些更具现代视角的解读。比如，如何用社会学的、人类学的视角来审视当时的宗法制度、地方豪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文化传播的路径，不仅仅是通过官方的诏书，更可能是通过丝绸之路上的商人、佛教的僧侣，甚至是通过工匠的技艺流传开来的。一个出色的历史学家，应该能跳出简单的“编年史”的框架，去发掘潜藏在历史表象之下的文化动力学。我期待看到作者能用生动、富有人文关怀的笔触，将那些沉睡在浩瀚史料中的人物和思想重新唤醒，让我仿佛能置身于那个恢弘的时代背景之中，感受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文化追求。

评分☆☆☆☆☆

这部《秦汉文化史（精装）》的书封设计得相当大气，那种厚重的质感立刻让人觉得这不是一本轻松读物，而是沉甸甸的历史承载。我拿到手的时候，首先被它精装的纸张质量和字体排版吸引住了。内页的纸张选择了略带米黄的哑光纸，阅读起来非常护眼，长时间看也不会觉得眼睛疲劳。装帧工艺上，书脊的锁线设计看得出是下了本钱的，翻页的顺滑度堪称一流，即便是新书也不需要费力去“掰开”书脊。而且，精装版通常意味着附带的插图和地图会更加精美，我特别期待它在图像资料上的投入。如果内容质量能跟得上这外在的包装，那它绝对可以成为案头必备的参考书。不过话说回来，这本书的厚度确实让人望而生畏，估计得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啃完，但这种“大部头”带来的充实感是其他轻薄读物无法比拟的。它似乎在向读者宣告：这是一部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值得你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