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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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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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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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绍

出版社：中华书局

ISBN：9787101119596

版次：1

商品编码：12367990

品牌：中华书局

包装：精装

开本：32

出版时间：2018-05-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600

字数：630000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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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1.运用450余万字的一手西文档案材料，呈现十九世纪来华各教会基督教传教士，引介西式铸字印刷中文图书的具体过程，包括他们工作上的各种努力和生活中的诸多细节，大轮廓勾勒与小细节描画相得益彰，严谨翔实且鲜明生动。

2.作者通过中西文献对比和细致的资料爬梳，完整建构了十九世纪初开始的六十余年间，从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所到传教士所创立经营的七个西式中文印刷机构的历程，视野开阔，气势恢宏，深入推进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及出版史的研究。

3. 这是一部描绘文化转型细节的长卷，是研究近代中国西式出版印刷从落地到成熟过程的精细之作，更是一部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及了解近代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力作。

内容简介

近代以来，现代化大工业生产浪潮席卷全球，出版印刷业也无可避免地被卷入其中。十九世纪初，随着中国国门被渐次打开，绵延两千年的中国文化传统，包括中国的雕版印书业，不得不面对并经受全球现代化大势的挑战，开启向近代文化的转型。中国文化从传统转向近代，图书印刷方式的革命是个拐点。

本书主要探讨了十九世纪从1807年至1873年的六十余年间，各教会基督教传教士通过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尝试引介西式金属铸字印刷中文图书，并最终试验成功的过程，也即支撑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引发新知爆炸、推动文化转型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史。

通过全书十二章内容，对七个传教士建立经营的中文图书印刷机构和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所建立发展的精细研究，作者勾勒一副十九世纪西式印刷逐步登陆中国并渐次展开、至发展成熟的完整而清晰的全景图。这是一部描绘文化转型细节的历史长卷，是一部研究近代中国西式出版印刷从落地到成熟的精细之作，更是一部研究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近代中国文化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力作。

作者简介

苏精，1946年生，英国伦敦大学图书馆系哲学博士，台湾云林科技大学汉学资料整理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以基督教传教士为主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专著有《铸以代刻：十九世纪中文印刷变局》《林则徐看见的世界：<澳门新闻纸>的原文与译文》《基督教与新加坡华人1819-1846》《上帝的人马：十九世纪在华传教士的作为》《中国，开门！——马礼逊及相关人物研究》《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清季同文馆及其师生》《近代藏书三十家》等。

精彩书评

周振鹤（复旦大学特聘资深教授）：中国近代印刷业的技术更新，基督教传教士功不可没。近代石印与铅印技术都由西方传入，将中国原来的雕板印刷与各种活字印刷的风头盖过。苏精先生长期致力于从马礼逊以来的新教传教士印刷事业的研究，先前已经出版过《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一书，重在讨论伦敦会传教士的印刷出版成绩，此书则是他的新研究成果，从伦敦会、美部会延伸到长老会的印刷事业。此书的资料基础不只是一般出版年报，而是深入地爬梳了大量的档案材料，尤其是其新手抄译的数百万字的传教士书信手稿，因而纠正了不少前人的误解。其中关于上海美华书馆的研究尤获我心。爱书人往往想知道书是怎么印成的，这本书正可让你知道十九世纪一段真实的印刷史。（《南方都市报》2015年1月14日）

邹振环（复旦大学教授）：研究出版史，难的是从印刷文化的角度展开，从印刷技术的变化和影响加以分析，进而研究这种变化对学术、社会、文化等方面产生的后果，这就需要作者具有社会学、科技史、文化史等多学科的知识准备。苏精早年在图书馆积累了丰富的图书目录学的知识，后又系统接受过西方印刷史和书籍史的训练，并积累了深厚的基督教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的知识。正是因为有这些重要的学术准备，才能使他在《铸以代刻》这一精细之作中为我们勾勒出西方印刷术自西徂东和活字印刷技术由南而北转移的清晰画面。（《书城》2016年11期）

精彩书摘

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的地位与角色

伟烈亚力抵达上海，不仅是他个人生涯新阶段的开始，也是墨海书馆新时期的开始，因为他带来的滚筒印刷机使得墨海书馆进入机器生产的时代，这同时又是中文传教书刊以至所有中文印刷出版进入机器生产时代的开端。或许就是此种开历史先河的象征性，加上伟烈亚力后来致力译印西学书刊的缘故，让迄今关于他和墨海书馆的论述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抬高了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工作期间的地位与角色，甚至错误地说麦都思只是草创了墨海书馆，而“真正的专业性工作”（real professional work）直到伟烈亚力到上海后才开始等等。

就在1846年10月伟烈亚力应征传教士的同一个月稍前，伦敦会秘书梯德曼在发给麦都思和雒魏林的一封信中，已明确界定了未来的墨海书馆主任的身份地位：“这名印工将以本会付薪职员的身份派出，同时将在你们的指令之下（acting under your instructions）从事和他的部门有关的布道站任何工作。”其次，在伟烈亚力启程前，伦敦会的理事会给予一封工作指示（letter of instructions），交代一些工作与现实生活的重要事宜，内容包含他在上海布道站的地位和其他传教士的关系、薪水与其他待遇等等。由于伟烈亚力并非传教士，不能和传教士相提并论，理事会给伟烈亚力的工作指示规定，他从属于所有传教士组成的站务委员会（mission committee）之下，必须听从委员会的决定行事；同时他的单身年薪150英镑，也低于单身传教士的200英镑，而且每位传教士都各自直接向伦敦会支领薪水，他却每次得向站务委员会申请转发才行。这些规定清楚地显示，身为墨海书馆主任的伟烈亚力在布道站的地位低于传教士。

因此，在伟烈亚力到职以后，墨海书馆的经营管理分成决策与执行两个层级：前者由伦敦会上海站实际领导人及站务委员会的主席兼司库麦都思继续掌握全局，并通过站务委员会决定印什么书和如何印法，再交付伟烈亚力具体执行；伟烈亚力负责管理工人与采购保管原料器材等。也就是说，伟烈亚力是在麦都思与站务委员会之下的墨海书馆事务性主管。

墨海书馆分成两个管理层级的新模式，运作上相当顺利，尤其当时麦都思正专注于修订中文圣经，并为此陷入长达数年和美国传教士针锋相对、争论不已的困境中，伟烈亚力在墨海书馆的日常事务上为麦都思分劳，减轻了麦都思不少的工作负担。不料，新模式经过两年的运作，到1849年时伟烈亚力不仅强烈挑战麦都思的领导权威，甚至以一人对抗上海站所有传教士，形成布道站的一个大问题。

问题的起因是伟烈亚力的薪水。伦敦会规定单身传教士结婚后，年薪增加100英镑，伟烈亚力来华前已先和曾在南非传教七年的韩森（Mary Hanson）订婚，韩森在1848年8月到达上海后与伟烈亚力成婚，伟烈亚力即请求增加年薪100英镑。但是，担任司库的麦都思认为，理事会给伟烈亚力的单身年薪比传教士少了四分之一，结婚后增加的数目也应按此比例由100英镑减为75英镑，即年薪225英镑，而非伟烈亚力希望的250英镑。而且由于伦敦会从当年起删减所有新进传教士薪水的缘故，麦都思进一步表示，如果按照新规定行事，伟烈亚力婚后的年薪甚至只能有200英镑而已。站务委员会讨论后决议报请理事会裁定伟烈亚力婚后的年薪。

麦都思的主张让伟烈亚力大为不满，因而在1849年2月初的站务委员会议中抨击麦都思“蛮横又无情”（unchristian and unkind），又指控传教士施敦力约翰（John Stronach）稍前和自己谈论此事时“出言不逊”（used vile language）。其他传教士一面向伟烈亚力说明，麦都思是本于司库的职责而有如上的建议，一面要伟烈亚力举证施敦力的不当言词，否则必须为自己的粗暴用语向两人道歉。伟烈亚力一概拒绝，并且不顾其他弟兄的规劝，愤而从委员会议退席。

......

前言/序言

自　序

能够完成自己退休十年来的第四本书，内心真是充满了感恩与感怀。

本书的内容是基督教传教士自1807年来华至1873年为止，六十余年间引介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中文的过程，以及他们创立与经营西式中文印刷所的活动。早自1970年代后期，我就对这样的主题感兴趣，当时热衷撰写近代藏书家故实，连带对中国书如何从传统的木刻线装变成西式的活字平装颇为好奇，不过也只约略知道这种转变和传教士密切相关而已。那时候的我绝对想不到，传教士三个字后来竟会在我的心头和笔下徘徊不去，以至于今。

我在1992年辞去图书馆的工作，负笈英国学习西方目录学与出版史，似乎很自然地选择以传教士麦都思和墨海书馆为题撰写硕士论文，由于只有一学期的撰写时间，还得同时兼顾上课、书面作业与印刷实习，而就读的里兹大学和麦都思手稿所在的伦敦距离又远，往返不便，结果我虽然初次接触了传教士的第一手史料，也只是浅尝辄止。

没想到英国归来后我却找不到工作，迫不得已之下孤注一掷，卖了栖身的小房在1994年初怏怏再赴伦敦大学攻读博士，并以伦敦传教会的中文印刷事业为研究主题。三年期间，无日不为自己年近半百竟前途茫然而惶惑，又深觉既已入传教士史料宝山岂能空返，于是为了忘忧解愁，也为偿多年宿愿，埋首拼命抄录传教士的书信手稿，成为一个落寞的过河卒子在异乡苦读中唯一的遣怀之举。

1997年初我赶在坐吃山空之前侥幸学成回台，得以任教大学，也开始了以传教士为主轴的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研究，虽然无法再与传教士的手稿真迹朝夕相对，但透过缩微胶卷或胶片继续在他们的字里行间探索寻思，成为我这些年来的生活写照。到2010年为止，我先后抄录了两百六十余万字的传教士书信手稿，也发表了一些相关论著，而传教士的印刷出版活动正是这些书信和论著中的重要部分。

回顾二十年来自己探讨传教士印刷出版活动的经验，先是以伦敦会为对象，后来扩及美部会，还是不够宽广周延，因为导致西式活字取代木刻印刷的要角，或者说十九世纪初中期在华从事中文印刷的主要传教会，还有始终坚持以西式活字印刷的美国长老会，要了解中国图书生产技术转变的过程和全景，长老会是不可或缺的一块拼图。

2011年12月，我决定进行长老会中文印刷的研究，并和以往探讨伦敦会和美部会一样，从抄录整理长老会的手稿档案着手，先以大约六个月时间，从缩微胶卷奋力抄录了四十五万字左右的书信内容，再从长老会中文印刷事业的起源开始，依序探讨其传教士在澳门、宁波和上海三地的印刷与铸字工作，直到1869年为止，写成五篇论文，再加上近年所写以伦敦会为主的七篇论文，构成本书的十二篇内容，其中的十篇是第一次出版。本书和我在2000年出版的《马礼逊与中文印刷出版》一书主题相同，但范围内容有别，将近本书篇幅一半的长老会部分是前书没有的，以伦敦会为主的部分也尽量避免重复，但愿两书合起来能构建西方印刷术来华比较完整与清晰的一幅图像，而不是我又一次祸枣灾梨的胡乱涂鸦。

西式活字取代木刻是一项似小而实不小的改变。十九世纪以前，中国人主要以木刻印刷图书，这是千余年来中国图书文化的重要特征与技术基础。但木刻印刷却在十九世纪内遭遇传教士引进西式活字印刷的挑战，并且就在同一个世纪内被普遍地取而代之。西式活字印刷进一步引发图书文化的一连串变动，例如图书的面貌从此改变，线装书的各项特点逐渐消失不见，连线装都改为平装或精装了；再如图书的出版传播有了新的模式，而图书的典藏保存从过去的封面朝上平放在架上，变成直立在书架上，书脊朝外并印上书名作者等。虽不能说这些变化都直接来自西式活字取代木刻的缘故，但印刷生产方法的改变是近代中国图书文化最先发生变化的一个环节。如此说来，研究十九世纪中文印刷技术的变局或新局，或许不是没意义的饾饤之事了。

从2010年的年中开始，本书的写作经过约三年半才得以完成，其中的前两年我还在清华大学人文社会中心担任约聘研究员，承蒙中心主任黄一农院士提供优越的环境让我得以专心研究和写作，同时人社中心亚洲季风计划历史组召集人徐光台教授也经常关注我的研究情况，都让我由衷感念。近一年多来，我离开了清华人社中心在家写作，其间曾应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与邹振环教授之邀，在2013年5月前往复旦进行相关的学术报告与交流，并实地探访了当年长老会美华书馆的几处旧址，又承中国近现代新闻出版博物馆（筹）林丽成女士邀约，与高晞教授、邹振环教授、冯锦荣教授及高明博士等，前往宁波考察长老会华花圣经书房与布道站等旧址，借与书面史料互相印证，实在是收获丰富的一趟学术之旅。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郑炯文馆长及“中研院”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图书馆慨然同意我复制他们的珍藏图片，增加本书的光采，我十分感念。我也要谢谢赖芊卉小姐一直帮忙解决电脑方面的许多问题，让我得以顺利写作，并谢谢台大出版中心严嘉云小姐耐心仔细地看稿编辑，使得本书终能出版问世。

从最初约略知道传教士引进西式活字印刷术至今，已经荏苒过了三十多年光阴，我庆幸自己终于有机会写成本书，并期待学者方家对本书的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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