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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为作者多年来研究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心得之总结，全书结构宏伟、材料丰富、体大思精，诚为一部优秀著作。作者不仅停留在物质层次的繁琐考据上，而能鞭辟人里，探讨其思想文化的深层根源。近代化根本的要素之一，厥唯近代科学。而中国方面接受近代科学，并无思想上不可逾越的障碍。1600年，布鲁诺因宣扬哥白尼学说，在罗马被焚死在十字架上。如果是在中国，或不致受此酷刑。然则何以中国竟未能接受代科学？唯物史观归根结底即是唯生产力史观，生产关系乃是制约于生产力的发展的。然则作为第1生产力的近代科学，何以竟不能突破落后生内容简介
本书揭示了来华耶稣会士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形成过程及其国际影响，阐释了明中叶后思想文化领域的多元化趋势为西学传播所提供的良好文化氛围。作者着重探讨了明代后期中国文化交流的两条历史线索。一条是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路线的形成过程，另一条是明代社会变革造成的思想文化多元化趋势为西学传播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主要内容包括明清之前中西文化交流概况、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时期的世界背景、耶稣会的建立及其基本特征、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居留并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中国传教团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国际影响等。作者简介
沈定平，湖南长沙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1964年毕业于南开大学历史系。长期从事明史、中外关系史和史学理论研究，发表论文约80篇，其中多篇被译成英、意、西班牙文；曾接受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和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邀请，赴上述两国访问、讲学和研究。目录
序言第一章 明清之前中西文化交流概况
第一节 汉代中国与欧洲的丝绸贸易及其影响
第二节 景教在唐代的传播和衰落
第三节 元代也里可温教的兴盛及衰败的原因
第四节 四大发明的西传及对欧洲文艺复兴的影响
第五节 马可·波罗与《马可波罗游记》的历史性贡献
第二章 中西文化交流进入新时期的世界背景
第一节 西方殖民势力的东渐和最初的中西交往
第二节 殖民势力与教会的紧密结合及基督教在东方的传播
第三节 欧洲的近代科学革命与人文主义思潮
第四节 耶稣会的建立及其基本特征
第五节 中西文化进入较大规模的实质性接触和交往的新时期
第三章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酝酿和策划
第一节 沙勿略：适应性传教策略的奠基者
第二节 范礼安：适应性传教策略的组织与策划者
第四章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早期实践活动
第一节 罗明坚进入肇庆
第二节 罗明坚传教策略的失误及返回欧洲
第三节 罗明坚的科学与宗教著作
第五章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进一步发展
第一节 适应性传教策略的集大成者利玛窦为进入中国作准备
第二节 利玛窦在肇庆和韶州的传教活动
第三节 利玛窦开辟南昌与南京新传教区
第六章 适应性传教路线的最终形成和理论总结
第一节 利玛窦获准在北京居留并传播西方科学技术
第二节 利玛窦在北京出版的中文著作
第三节 利玛窦对传教策略的最后调整和理论总结
第四节 利玛窦晚年的心态及死后的荣耀
第七章 适应性路线同军事征服传教路线的分歧及其影响
第一节 中国传教团同军事征服传教路线的分歧与斗争
第二节 中国传教团适应性传教路线的国际影响
第八章 明末的统治危机、社会思潮和西学传播的文化氛围
第一节 明中叶后经济发展与社会危机
第二节 王学、泰州学派与西学
第三节 东林学派与西学
第四节 科学思潮与西学
第九章 明末士大夫的西学热潮及其代表人物
第一节 明末士大夫的西学热潮
第二节 西学倾向的代表人物：瞿汝夔
第三节 西学倾向的代表人物：冯应京
第四节 西学倾向的代表人物：王徵
第五节 西学倾向的代表人物：杨廷筠与李之藻
第十章 徐光启和利玛窦对基督教义与儒家思想的调适
精彩书摘
其次，在这种精神传递和传教过程中，“基督教将希伯来文化传统和希腊一罗马文化传统融为一体。”它吸收了希伯来的一神论思想及先知们的道德观念；同时，在发展过程中还融合了希腊哲学的成分，运用了希腊哲学的语言和范畴。经过改造，基督教教义便从一个单纯的伦理条规升华为一个神学体系。从此，“新型西欧文化的兴起受着两种文化、两种社会环境以及两种精神世界--具有英雄崇拜和好战特点的蛮族王国的战争社会，与具有禁欲主义和克己理想以及高层次的神学文化的基督教会的和平社会--之间的这种尖锐的二元对立的支配。其重要性也并没有局限在从公元500至1000年的黑暗时代；在某种程度上它保留有作为整体的中世纪文化的特点，在西欧后来的历史中，它的影响仍然是可以看得到的。我确信，它将被视为对西方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那种动力因素的重要来源。”英国哲学家克里斯托弗·道森上述有关西方文化处于战争社会与和平社会这种二元化的论断，亦为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所赞同。他指出，基督教在承认并宣告“神即是爱”的见解后，又承认“忌邪的神”这个不调和的概念；“在胜利的时刻，基督教殉道者的不妥协精神变成了基督教迫害者的不容异己的精神”，并认为这种“不调和的结合”，正是基督教在生死斗争中取得胜利而交付代价，而且成为“这个在基督教史初期的一章”的内容。由于基督教在形成和传播过程中，尽可能地吸收和包容了西方的传统文化，因而，当它向欧洲以外的地区传教时，在很大程度上是以西方“一种完整文化的不自觉的载体”而出现。当基督教一神论的宗教排他性、不容异己的精神和沾染的蛮族王国社会的英雄崇拜特点相结合时，向欧洲以外地区的传教，便很容易同殖民主义的扩张及对异族精神的强制同化联系起来，相互配合，沆瀣一气。
然而，当这种传播遭遇到像中国和印度那样的具有悠久历史传统和博大精深内涵的发达的文明形态时，在简单的强制皈依和同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基督教那种追求普爱、道德与和平的倾向，就有可能发生作用。这种传教活动或许会演化为某种特定的时期和环境中，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中西之间展开互惠互利的文化交流。“基督教的成功不仅在于一种思想的力量，而且还得力于其组织的威力。为了保持对信仰的忠诚，为了让更多的人皈依基督教，使自己不受其他教派的冲击，为了管理本教机构，基督教发展了一个有组织的信徒团体。这个团体就是能将其信徒紧密地团结到一起的组织--基督教教会。”那种等级制的组织方式，教区制的管辖范围，典礼、圣餐和洗礼等宗教仪式，以及推举具有学识和道德最高权威的教宗，长久以来便是将其信徒团结在一起的行之有效的形式。非特止此，与著名的伊斯兰教、佛教和印度教会一样，基督教会作为保存和嬗递文明种子的蛹体，也有着文明的延续和繁殖的功能。“每个文明在它的背后都有促使它同上一代的文明发生子体关系的某种统一教会。西方基督教徒和东正教徒的文明是通过基督教会和古代希腊文明发生亲子关系的。”由此看来，基督教在向欧洲以外地区传播过程中，无论是凭借殖民势力，采取强制皈依和同化的手段，还是在武装传教难以奏效的情况下，不得不在较为平等的基础上的交流，都离不开基督教会的作用，亦都不同程度地带有西方文化的底蕴，然而，在殖民扩张时期，欧洲教会如此热中于海外传教，还有着其切身利益的考量。
因为几乎就在葡、西大规模夺取海外殖民地的同时，欧洲基督教会内部正酝酿、形成和爆发了具有革命意义的宗教改革运动。其结果不仅使欧洲统一的教会发生了严重分裂，出现了包括英国、北欧和德国北部的新教教区，而且天主教会和教皇的权威亦产生动摇。当时天主教的新老修会（多明我、方济各、奥斯定和耶稣会），都积极地向海外派遣传教士，其目的便是要以新扩充的教区、势力和财富，来巩固天主教在欧洲的统治地位。
用户评价
我一直对明代那段风云变幻的时期，以及它在东西方文明交融中所扮演的角色感到着迷，而这本书，无疑是满足了我这份探索欲的一部佳作。作者的笔触细腻而宏大，在描绘明朝社会如何面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思想、新观念时，展现了一种极为客观和深刻的洞察力。书中对传教士们在中国进行科学研究的细节，比如他们如何学习中文、研究中国古籍，甚至参与朝廷的科举考试，都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描写，让我对这些跨文化交流的先行者有了全新的认识。我尤其欣赏书中对明代士人学习西方知识时的“双重性”的分析，一方面，他们对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另一方面，他们又警惕西方宗教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因素。这种辩证的看待方式，正是那个时代文化碰撞的真实写照。书中对于西方传教士在明代宫廷中扮演的角色，以及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如天文、数学、绘画等，来获得皇帝和官员的信任，并以此为平台传播西方思想的论述，都非常精彩。我特别注意到，书中提到了明代一些士大夫，如范永斗、张问陶等，他们积极引进西方农学知识，并进行本土化实践，这表明了文化交流并非仅限于知识精英阶层，而是触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更加立体、更加鲜活的明代，一个充满活力、不断吸收和转化的中华文明。
评分当我拿起《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增订本）》这本书时，我并没有预设它会给我带来怎样的惊喜，但事实证明，它远远超出了我的期待。作者以极为严谨的学术态度和流畅生动的文笔，为我揭示了明代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独特地位。书中对明代士大夫阶层如何对待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等知识的论述，尤为精彩。我看到了他们从最初的疑虑、排斥，到逐渐的接纳、学习，再到最终的融会贯通的全过程，这其中蕴含着中国知识分子开放的心态和强大的学习能力。我尤其欣赏书中对“调适”的深刻解读，即中国文化如何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特色，并将其融入自身的体系之中。书中关于传教士们如何适应中国社会，学习中国语言和文化，甚至参与中国政治事务的细节，都让我对当时的跨文化交流有了更直观的认识。读到书中关于西方医药知识在明代的传播，以及一些中国医生如何尝试运用西方疗法，并与传统中医进行比较和借鉴的论述时，我感受到了当时社会在医疗保健领域所经历的变革。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在开放中保持自信，在交流中不断创新的明代中国。
评分在浩瀚的书海中，总有一些著作能够触及你内心深处对历史的求知欲，《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增订本）》就是这样一本。作者以其深厚的学养和宏观的视野，为读者呈现了一幅波澜壮阔的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画卷。书中对明代社会如何应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新知识、新思想的论述，着实令人拍案叫绝。我尤其着迷于书中关于“会通”的探讨，即西方文化如何在中国土壤上生根发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激荡，最终形成新的文化形态。书中对传教士们在中国所做的翻译工作，以及他们如何用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来解释西方概念的努力，都让我看到了文化交流的艰辛与智慧。我深刻体会到，历史的进程并非简单的单向传播，而是一个充满对话、协商、甚至冲突的动态过程。书中对明代士大夫在学习西方科技时的“实用主义”倾向的分析，以及他们如何将西方科学知识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创造出独特的中国式科学体系，都让我对中华文明的强大生命力有了更深的认识。读到关于西方绘画技法对明代绘画产生的影响，以及中国工匠如何吸收西方铜版画技术，并将其融入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中的部分，我更是惊叹于当时艺术家们的创造力。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开放、包容、不断融合创新的明代中国。
评分初次翻开这本《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增订本）》，就被那厚重的封面和严谨的装帧所吸引。我一直对中国古代与西方文明的碰撞和融合充满好奇，特别是明代这个处于东西方交流大潮前沿的时代。书中宏大的叙事框架，从政治、经济、宗教、科技、艺术等多个维度，层层剖析了中西文化在这一时期是如何相互影响、渗透，并最终形成独特的“调适”与“会通”格局的。作者并非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深入探究了双方文化主体在接触过程中的心态变化，例如中国士大夫阶层面对西方科学技术和宗教信仰时，从最初的警惕、排斥，到后来的好奇、学习，再到最终的融合与本土化，这一转变过程的刻画尤为细腻。尤其是关于利玛窦及其传教士团队在中国传播西学，以及他们如何学习和理解中国文化，甚至参与中国政治事务的论述，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书中对明代士人如徐光启、李之藻等如何积极吸收西方天文、数学、地理、医学知识，并将其融入中国传统学术体系的详尽阐述，让我看到了中国文明强大的包容性和创造力。同时，作者也毫不避讳地指出了文化交流中的矛盾与冲突，比如东西方价值观的差异，宗教信仰的冲突，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层面的不安与反思。这些分析使得整本书的论述更加立体和真实，避免了过于理想化的描绘。我尤其欣赏书中对不同地域、不同阶层在文化交流中所扮演角色的区分，使得宏观的叙事背后，有更加微观和生动的细节支撑。这本著作不仅仅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更是对一种文化生命力顽强生长过程的深刻解读，它让我更加理解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复杂性和多元性。
评分这本书的深度和广度，足以让任何一位对明代历史和文化交流感兴趣的读者都沉醉其中。《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增订本）》不仅仅是对史实的简单堆砌，更是对历史背后深层逻辑的理性剖析。作者在梳理明代与西方国家交往史的同时，也深刻揭示了双方文化在接触过程中的互动模式。我特别关注书中对明代士大夫在对待西方宗教问题上的复杂心态的分析，他们既有对西方理性科学的推崇，又对西方宗教的教义和传播方式持有保留甚至警惕。这种矛盾的心态，恰恰反映了当时中国文化在面对外来冲击时的挣扎与选择。书中对传教士们在中国各地进行的社会调查和文化研究的论述，让我看到了西方人眼中那个时代的中国，以及他们为了深入了解中国文化所付出的努力。我惊叹于书中关于明代印刷术在传播西学中的作用，以及西方雕版印刷技术对中国版画艺术产生的深远影响。这些具体的艺术层面的交流，使得我对那个时代的文化面貌有了更生动的想象。这本书让我看到，历史的演进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充满了曲折、反复和智慧的碰撞。
评分作为一名对历史细节颇为挑剔的读者，我必须说，《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增订本）》在史料运用和论证逻辑上，展现了令人信服的严谨性。书中关于明朝与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国家在贸易、外交、以及文化传播方面的具体交往史实，都基于可靠的一手资料，并且经过了作者的审慎分析。我最感兴趣的是，书中对于明代不同地区在接纳西方文化时的差异化表现的论述。例如，沿海地区，尤其是澳门，作为直接的贸易口岸，西方文化的影响更为显著，而内陆地区则相对滞后。作者通过对这些区域性差异的梳理，揭示了文化传播的复杂性和多向性。书中对明代士大夫在对待西方科学技术时的“实用主义”倾向的分析，即他们更多地关注那些能够直接服务于国家治理和民生改善的技术，而不是抽象的理论，这一点让我对明代知识分子的思维方式有了更深的理解。同时，作者也深刻剖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强大“消化”和“转化”能力，使得外来文化在传入后，能够被本土化，融入中国文化的肌体，而不是简单地取代。关于明代印刷术在传播西学中的作用，以及西方版画、插图对中国绘画的影响，这些具体艺术层面的交流，都通过翔实的案例得到展现。读这本书，你会发现，历史的进程并非单向线性，而是充满着动态的博弈和相互塑造，这种理解，对我们认识当下全球化浪潮下的文化现象，也具有启发意义。
评分每一次翻开《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增订本）》，我都能从中汲取新的养分。作者以其严谨的治学态度和细腻的笔触，为我勾勒出了一幅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壮丽画卷。书中对明代士大夫阶层如何对待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和哲学思想的论述，尤为精彩。我看到了他们从最初的陌生、好奇，到后来的学习、借鉴，再到最终的融会贯通的全过程。这种开放的态度和强大的学习能力，令人赞叹。我特别欣赏书中对“调适”的深刻阐释，即中国文化如何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和特色，并将其融入自身的体系之中。书中对传教士们在中国所做的翻译工作，以及他们如何用中国人的语言和思维方式来解释西方概念的努力，都让我看到了文化交流的艰辛与智慧。读到关于西方音乐、舞蹈等艺术形式在明代的传播，以及中国士大夫如何对其进行评价和接纳的论述时，我感受到了当时社会在文化生活领域的开放性。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在交流中保持自信，在融合中不断创新的明代中国。
评分这本书的阅读体验，与其说是在“读”历史，不如说是在“体验”历史。作者以极其扎实的文献考证和精妙的史料解读，构建了一个鲜活的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画卷。读到书中关于耶稣会士如何利用天文学、历法、水利等知识赢得明朝士大夫的信任，进而打开传教之门的叙述时，我仿佛亲眼看到了当年明朝廷上那些关于“天学”的辩论，感受到了科学技术作为文化交流“敲门砖”的巨大能量。书中有大量的篇幅在探讨西方哲学、宗教思想对明朝知识分子的影响，以及他们如何试图在儒家思想框架下理解和接纳这些外来观念，这种“意会”与“转译”的过程，充满了智慧的火花。比如，书中对“理”与“天主”之间关系的探讨，以及士大夫们如何在“心学”和“天主教义”之间寻找共通之处，都展现了中国知识分子深厚的哲学思辨能力。我特别注意到，作者在处理明代社会对西方事物的认知时，不仅关注了上层士大夫，也提及了民间对西方器物、图像的反应，这种视角的多样性让历史的肌理更加丰富。书中还涉及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大量西方物品如钟表、眼镜、绘画传入中国，并对中国本土工艺美术产生的影响，这部分内容让我对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了更直观的想象。作者在叙述中，不乏对历史人物的细致描摹，那些在中西文化交汇点上进行思考、实践的个体，他们的困惑、挣扎与成就，都跃然纸上，使得历史不再是冰冷的文字，而是有血有肉的生命故事。
评分《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增订本）》这本书，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和宏大的历史视野，为我打开了一扇了解明代中西文化交流的窗口。作者在叙述过程中，并非简单地罗列史实，而是深入剖析了中西文化在接触过程中所发生的“调适”与“会通”。我尤其惊叹于书中对明代士大夫如何对待西方传教士所带来的科学技术，如天文学、数学、地理学等知识的论述。我看到了他们从最初的怀疑、排斥，到后来的好奇、学习，再到最终的融会贯通的过程。这种辩证的认知过程，正是那个时代文化碰撞的真实写照。书中关于传教士们如何在中国传播西方宗教，以及他们如何试图将基督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相结合的论述，都让我对当时的宗教交流有了更深的理解。我看到了中国文化强大的包容性和创造力，它能够吸收外来文化，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一部分。读到书中关于明代版画艺术如何受到西方铜版画技术的影响，以及中国工匠如何巧妙地将其融入中国传统艺术创作中的案例，我更是被当时艺术家们的创造力所折服。这本书让我看到了一个在开放中保持自信，在交流中不断创新的明代中国。
评分反复品读《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史-明代：调适与会通（增订本）》，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作者以其扎实的史料功底和深邃的洞察力，为我展现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明代。书中对明代社会如何应对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和宗教思想的论述，可谓是入木三分。我特别喜欢书中对“会通”的探讨，即西方文化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与中国传统文化相互融合，并最终生成新的文化样式。书中对传教士们在中国进行的教育活动，以及他们如何尝试在中国建立学校，培养中国学生学习西方知识的论述，都让我对当时跨文化教育的模式有了更深的了解。我惊叹于书中关于明代画家如何学习西方绘画的透视法、色彩理论，并将其融入中国传统绘画创作的例子。这些艺术层面的交流，使得我看到了一个更加多元、更加开放的明代艺术世界。这本书让我认识到，历史的进程充满了偶然与必然，充满了智慧与选择，而明代正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一个重要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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