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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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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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ISBN:9787100059107
版次:1
商品编码:10285596
品牌:商务印书馆(The Commercial Press)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浙江大学求是史学丛书
开本:大32开
出版时间:2009-03-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05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西方的历史思想在二十世纪的下半期已经经历了根本的变化,足以让我们将之称之为一个后现代的阶段。在全球化与资讯化的时代,人们生活的状况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所有传统社会与文化中,包括古典的希腊罗马文化、犹太-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传统文化和儒学与理学的文化,都带有一些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等级制与父权制。虽然从启蒙运动以来一直有强调平等的声音,但反映这些特征的阶级、种族和性别的压迫形式,以及与之相应的历史观念,都是到了全球资本主义的时代才受到了真正的挑战,或者被一种新的压迫形式所取代。尽管以前的思想与文化方式仍然存在,但我们已经走向了一个新的时期。这一时期与自地理大发现以来一直统治世界其它地区(包括中国)的现代西方相比,已经有了根本的不同。我在上面已经对伯克区别西方与非西方世界的历史观念的说法作了修正。

目录

  邓门从师杂忆(代前言)
一、宋代的粮食贸易
二、论宋代折钱租与钱租的性质
三、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
四、宋朝的酒法与国家财政
五、宋代的朝廷钱物及其贮存的诸库务
六、宋代的上供正赋
七、宋代民匠差雇制度述略
八、走向自觉——近百年宋代财政史研究回顾与反思
九、唐宋家族制度嬗变原因试析
十、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
十一、宋代陈希亮家族及其迁徙考
十二、中国9到13世纪社会识字率提高的几个问题
十三、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
十四、宋代技术官制度述略
十五、沈括事迹献疑六则
十六、大觉国师入宋求法史事杂考
十七、书生睿智、遗世绝唱
十八、“唯灵是信”的历史表象
引书简称
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其一,它决定了农业余粮输出的细碎性。这就是说,每户小农每一次投入市场的粮食数量不可能过多。所以尽管某些地区粮产颇高,初级市场的米盐交易表面很是繁忙,但其所能聚集的商品粮是有限的。其二,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各地区商品粮输出的广泛性。任何农业生产区,无例外地都会有一定的商品粮输出,不管它的输出量如何,或者其输出所影响的范围有多大。我们在观察宋代粮食商品化问题的时候,不能忽视这一特性。
宋代由于大土地私人占有制与租佃制的发展,农产品也大量地以地租的形态集中在地主的手中,因此地主出于种种需要而出售租米是商品粮的重要来源。地主出售租米,当然不会仅以步担或斗升计,即一般不存在前述小农出售余粮的细碎性,但仍然具有地域上的普遍性。
不应忽视,除生产经营方式之外,某种产品的商品化还必然受到其他各种与之密切联系的因素的影响。我们在分析宋代粮食贸易问题时尤其应该注意的,就是宋代各地的地理环境和当时的运输条件以及粮食消费市场构成的有关特点。
粮食属民生用品,消耗量大,粮食的运销须以廉价的运输为先决条件才有可能赢利。宋代运粮有陆运与水运之别。陆运成本极高,依靠陆运是不可能发展较大规模的粮食贸易的。宋代商人贩粮主要依靠水运,不过水运的成本也不低,北宋每年从东南六路运粮北上京师开封,费用就十分惊人。据端拱二年(989)国子博士李觉的说法,当时东南漕粮每石运费不啻三百钱,侵耗损折等复在其外,若总计运粮工脚,不减五百钱,是则每石运费就超过了东南每石的粮价。   ……

前言/序言

  作者按:此文原载《仰止集——纪念邓广铭先生》(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一书,适以代作本书前言,在交待师门所出之余,主要因为本书学术基础,大致不出先师教导的精神,文中所强调的几个要点,比较贴切地反映了全书主题与立论的倾向。故形式虽或略有别样,文意自以为合适。
1985年9月,我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从师于邓广铭恭三先生,攻读博士学位。自此至1988年秋季毕业,我得以奉侍先生左右,日聆师训。三年的耳提面命,使我从一个对史学只有一知半解的年轻学生,成了真正走进史学大门,基本能从事独立研究的史学工作者。邓门从师三年,是我就学经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段时光。今天回想起来,先生教导学生之循循善诱、德业兼及的一些细节,还历历在目。
早在进北大前,就耳闻先生对学生要求严格,因此,我初人先生之门时,心理上可以说真正是既敬且畏。但没过多久,“敬”之心与日俱增,而“畏”之情则日渐消失。因为先生所严唯在治学,其他方面,则十分和蔼可亲。说起先生的严格,当时我们几个学生心中有一件事十分明白,撰写学术论文,诸如论题不当、逻辑混乱、文理欠通、史料有误等等差错,这一切都会招来先生毫不留情的批评,绝不可能通融过关。
好的,这是一份关于“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这本书内容的详细简介,旨在深入探讨宋代(960-1279年)的社会结构、政治制度、经济变迁以及文化面貌,但完全避开直接提及“传统国家与社会”这个书名,力求自然流畅,富有历史的厚重感。 --- 一卷定格的时代变革:北宋与南宋的社会风貌与制度演变(960-1279) 这段跨越近四百年的历史时期,是中国文明史上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一个以文治著称的王朝的兴起,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经济繁荣、都市化进程以及士人阶层力量的崛起,深刻地重塑了古代中国的社会肌理与治理模式。我们在此回顾的,正是这个充满活力与矛盾的时代图景。 一、中央集权的强化与官僚体系的重塑 宋代肇始于赵匡胤的“陈桥兵变”,迅速着手解决自唐末五代以来藩镇割据遗留的积弊。其核心策略便是“强干弱枝”。通过“杯酒释兵权”,彻底解除地方军事力量的威胁,使军队的指挥权和调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央手中。同时,对宰相权力的制衡也达到了古代政治制度的巅峰。设立“参知政事”分相权,设立“枢密院”管军权,设立“三司”管财政权,使得任何一个中央机构都难以凭借单一权力凌驾于皇权之上。 这种高度集中的文官政治体系,极大地依赖于选拔机制的公平性与效率。科举制度在宋代得到了空前的重视和完善。糊名、誊录等制度的引入,旨在最大程度地排除人为主观因素的干扰,使得社会阶层通过知识和考试实现流动成为可能。这批通过科举入仕的士大夫,成为了维护国家运转的基石,他们的道德理想与行政实践,构成了宋代政治文化的主旋律。然而,文官政治的弊端亦显现,冗官、冗费以及对军事行动的审慎态度,也为日后边患的应对留下了隐忧。 二、经济重心的南移与商业革命的爆发 宋代是中国古代经济史上一次深刻的“革命”。农业技术的进步,如占城稻的推广和水利设施的兴修,极大地提高了粮食产量,为人口的激增提供了物质基础。然而,真正的飞跃体现在商业和手工业领域。 铁、盐、茶等重要物资的专卖制度,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但与此同时,商业活动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城市打破了唐代坊市制度的严格限制,夜市的出现和商人在城市中定居的权利得到保障。商业不再仅仅是附庸于农业的末端,而是成为驱动社会进步的强大引擎。 特别是海外贸易的繁荣,标志着中国经济格局的拓展。福建的泉州、明州的海外贸易港口,通过“市舶司”进行有效管理,为宋朝带来了丰厚的关税收入。瓷器、丝绸和茶叶成为主要出口商品,与东南亚、印度洋乃至非洲沿岸建立了紧密的经济联系。这种经济的活力,不仅催生了巨额的商业财富,也为市民阶层的壮大奠定了物质基础。 三、都市生活的勃兴与市民文化的形成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口向城市集中,催生了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都市文化。开封和临安(杭州)成为了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最繁华的都会。城市中的“瓦子”、“勾栏”等娱乐场所兴盛,说书、杂剧、相扑等民间艺术广受欢迎。 市民阶层——包括商人、手工业作坊主、以及城市中拥有固定收入的专业技术人员——的财富积累,使得他们对文化生活有了更高的需求。这种需求不再局限于贵族和高层士大夫,而是渗透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同时,理学等哲学思潮的兴起,也开始从精英阶层向更广阔的士绅阶层渗透,推动了教育的普及和家庭私学的兴盛。 在社会风貌上,宋代的市民生活展现出精致、内敛且重雅致的特点。无论是文人士大夫的插花品茗、焚香抚琴,还是普通市民对精美日用品的追求,都体现出一种对生活品质的极致追求。 四、儒学的新生与士人精神的觉醒 思想领域是宋代最为深邃的贡献之一。面对佛教和道教的长期影响以及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挑战,宋代儒者们致力于重构一个更具操作性和精神指导意义的儒学体系,即“理学”(或称道学)。 以周敦颐、程颢、程颐以及集大成者朱熹为代表的学者,将宇宙论、本体论与伦理道德相结合,探讨“天理”与“人欲”的关系。理学强调“存天理,灭人欲”,不仅为个人修身立命提供了明确的纲领,也为国家治理提供了深刻的哲学基础。它规范了家庭伦理、社会秩序,并最终被确立为官方正统思想。 士人阶层由此获得了一种超越官职的身份认同。他们不仅是政府的官员,更是文化的继承者和道德的维护者。他们对国家兴亡的关注,对批评时政的勇气,以及在南宋偏安时期对“恢复中原”的执着,构成了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底色。 五、军事困境与边防的艰难抉择 尽管宋朝在文化和经济上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但在军事上却始终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面对来自北方的辽、西夏乃至金等游牧民族政权,宋朝采取了以“岁币”换取和平为主的外交策略。这种策略虽然在一定时期内避免了大规模战争,维护了国内的稳定与繁荣,却也长期受到“积弱”的批评。 直到靖康之变(1127年),北宋灭亡,标志着国家政治中心南迁,开启了南宋的偏安局面。在南宋时期,虽然涌现了如岳飞、韩世忠等杰出将领,力图恢复失地,但朝廷内部主和与主战的矛盾始终尖锐。这种军事上的被动,深刻影响了整个时代的士人心态与政治走向,使得对如何有效防御、如何重振武功的探讨,贯穿了南宋始终。 总而言之,960年至1279年的历史,是一部关于精致的文官制度如何运行、商业力量如何重塑社会、以及在外部压力下传统儒家思想如何获得新生并指导国家方向的宏大叙事。这是一个在物质上极度富足,在精神上极度内省,而在军事上却步履维艰的复杂时代。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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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关于中世纪早期中国的历史著作,着实让人眼前一亮。作者对唐朝衰落后,宋代兴起这一关键时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变迁的梳理,简直是庖丁解牛般的精细。我特别欣赏他对士大夫阶层如何从旧有的贵族体系中脱胎换骨,成为新的统治核心的论述。书中对科举制度的社会影响,不仅仅停留在制度本身,而是深入挖掘了它如何重塑了地方精英与中央权力的互动关系。例如,对于那些通过科举进入官僚体系的“布衣”家庭,他们如何在权力场中寻求立足之地,以及他们对地方资源的调动和利用,这些细节的描摹,使得抽象的“中央集权”变得鲜活起来。读来让人不禁思考,在缺乏强有力世袭贵族的宋代,国家权力是如何有效地渗透到广袤的乡村,维持了长达三百年之久的相对稳定与繁荣。这种对制度与社会心理交织的洞察,远超一般的断代史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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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提的是,作者在处理文化与政治互动的这一部分时,展现出极高的敏感度。他没有将理学简单视为一套僵化的哲学教条,而是将其视为特定历史时期政治稳定的一种思想工具。例如,在南宋面对北方威胁的焦虑感中,理学如何被官方推崇,成为维护社会秩序和个人道德规范的“精神支柱”。书中探讨了朱熹等思想家如何通过重塑儒家经典解释权,来强化君臣、父子之间的等级观念,从而服务于稳固统治的现实需要。这种将思想史与政治史、社会史紧密结合的写法,使得理学不再是书架上的古董,而是一个有生命力的社会建构过程。这种对思想史的实用主义解读,为理解宋代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极具启发性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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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过程中,我时常被作者对于技术革新和经济生活变迁的细腻笔触所吸引。这不是一本枯燥的政治史,更像是一部深入肌理的社会风俗画卷。例如,书中对商业城市的发展,特别是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商业资本积累对传统农业社会冲击的分析,极为深刻。作者没有简单地将宋代的商业繁荣归功于海外贸易的兴盛,而是花了大量的篇幅探讨了国内手工业的进步,比如瓷器、丝绸的生产效率飞跃,如何催生了新的城市消费文化和市民阶层。特别是关于“交子”和纸币的发行,不仅仅是货币史上的里程碑,更象征着一种社会信任机制的转变——从传统的土地和实物信用,转向抽象的金融信用。这种转变如何影响了普通人的财富观念和风险承受能力,书中都有细致的考量,读完后对宋代的市井生活有了更立体和复杂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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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指出,这本书在阐释社会阶层流动性的问题上,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它成功地超越了将宋代简单地描述为“积弱”的刻板印象。作者用扎实的数据和案例说明,相比前代,宋代是一个社会流动性极强的时代。那些出身寒微但才华横溢的知识分子,确实有更多机会通过科举改变家族命运。然而,这种流动性并非没有代价。书中也揭示了这种高度竞争性的流动机制对社会心理造成的压力,以及“中举”与“落第”之间的巨大心理落差。更重要的是,作者深入分析了“新贵”与“旧族”之间的文化认同和资源竞争。当新的士大夫群体掌握了政治资源后,他们如何努力地通过购置田产、修缮家谱来巩固其社会地位,以期达到与传统地主阶层一样的“体面”——这构成了一幅动人心魄的社会阶层变迁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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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叙事节奏非常独特,它似乎不太急于给出一个“标准答案”,而是更倾向于展示那个时代各种社会力量的拉扯与平衡。我尤其关注作者对“地方自治”和“中央控制”之间微妙张力的探讨。在北宋时期,我们知道中央对军队和财权的控制非常严密,但与此同时,地方的宗族势力和乡绅的文化影响力又是何等巨大。作者通过分析地方志和私人文集中的记录,勾勒出了一个“温和的集权”模式:中央不干涉地方太多的日常事务,只要钱粮按时上缴,政治忠诚度足够,士绅们在地方上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这种“默契”是如何形成的?它在南宋偏安之后又发生了怎样的质地变化?书中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充满了历史学家的审慎与洞察力,让人不得不佩服作者构建复杂历史图景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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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收录了作者关于传统国家与社会研究的论文18篇,内容包括宋代的粮食贸易、论宋代折钱租与钱租的性质、试论宋代纸币的性质及其历史地位、宋朝的酒法与国家财政、宋代的朝廷钱物及其贮存的诸库务、宋代的上供正赋、宋代民匠差雇制度述略、走向自觉,近百年宋代财政史研究回顾与反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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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公就喜欢这类书,买,停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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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了包先生的十几篇论文集,值得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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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学谓博:江南市镇考察忆旧》,载王家范主编《明清江南史研究三十年:1978-2008》,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86-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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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论宋代折钱租与钱租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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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论宋代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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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区域史研究:1000-1900》(主编),杭州出版社200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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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伟民的论文集,收了宋代历史相关的十几篇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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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年11月 获杭州大学历史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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