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为了回应在世界当代艺坛上中国艺术自我阐释话语的缺失状态,使中国经验真正贡献于全人类,潘公凯教授坚守着为中国文化“正名”的宏大抱负,自1999年起组建了“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课题组,经过数十次各种形式的研讨与论证,在全面反思现代性研究的基础上,以“人类巨变”的“未来视野”为潜在维度,关注“现代事件”本身的“连锁突变”,独创性地将“自觉”作为后发达国家区分传统与现代的标识,提出以“四大主义”——“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和“大众主义”,作为中国“现代主义”美术基本形态的理论构想。课题组通过系统梳理1840-2000年中国美术发展的历程,尝试从美术这个领域切人中国文化现代转型中的根本性问题,希求为中国文化自主性的确立提供有益的视角和参照。
作者简介
潘公凯,国画家,美术史论家,教授,博士生导9币。
1947年生于杭州。家学渊源,父亲为国画大家潘天寿。“文革”期间在贫困的浙南山区工作生活。1979年调回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担任素描与中国画论教职;1986年任浙江美术学院学报编辑部主任;1987年任浙江美术学院中国画系主任;1992年辞去系主任职务赴美国伯克利大学东亚研究所作访问学者,考察美国当代艺术;1994年回国任中国美术学院研究学部主任。1996年由文化部任命为中国美术学院院长,2001年由教育部调任中央美术学院院长。在16年的校长生涯中,使这两所中国最重要的美术学院迅速发展为世界一流的美术学院。
1980年代以来,潘公凯提出的中西两大艺术体系“互补并存,两端深入”的学术主张,在中国美术界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水墨作品深沉雄阔,曾在纽约、旧金山、东京、巴黎、北京、上海、台北等地举办个人画展。被授予旧金山美术学院荣誉博士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誉博士。兼任中国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并兼任“国际艺术、设计、建筑学院校长网络”主席。论著有《中国绘画史》、《限制与拓展》、《潘天寿绘画技法解析》、《潘天寿评传》等。主编《现代设计大系》(全4卷)、《潘天寿书画集》(获国家图书奖)、《中国美术60年》(全6卷)。近十几年一直主持“中国现代美术之路”学术课题的研究和撰写。
内页插图
目录
什么是中国的现代美术?
绪论(1840-2000)
关键词
关键词释义
中国现代美术之路:“自觉”与“四大主义”
一 课题的提出:缘起与现状
二 问题的展开:参照、方法与理路
三 现代性反思:连锁突变与自觉
四 “自觉”与“四大主义”:中国现代美术的历史叙事
五 全球现代性图谱下的中国关怀
第一篇 (1840-1919)
第一章 中国近代美术的生存环境
艺术史的分期标准虽然与社会史、政治史有所不同,但本课题在论述近现代中国美术时仍然以鸦片战争作为一个实质性的起点,这是因为,社会剧变所引起的价值观变化是艺术形式语言变革的深层原因。作为中国近代史的标志性事件,鸦片战争虽然未对中国本土的艺术变革带来即时的和直接的影响,但影响艺术变革的一系列社会变革及其所引发的思潮、心态和价值观变化,却是以鸦片战争作为先在的事实基础和逻辑起点的。
生存环境与现实条件,是一切方案得以提出、发展的土壤。中国近代史以鸦片战争为开端,以甲午海战为重大转折点,在这一时代剧变中,被动挨打的民族痛感激发了救亡图存的民族自觉。传统士人和现代知识分子在吸收、借鉴外来经验的同时,针对中国自身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提出了诸多自救方案。民族自强的决心反映到现实中,首先就是晚清以来立足于兴办工商实业的“物质救国”运动。“实业救国”的大潮,带动了现代中国美术事业的起步。救亡图存的民族意志、策略和方案,从整体上改变了中
国美术的功能、题材和风格,决定了中国近现代美术的基本走向。
第一节 被动挨打——近代中国的民族危难
倾斜的天平/被动挨打:苦难与屈辱/创痛与自觉
第二节 救亡图存的民族意志
民族意志的集聚/自救:求取新知
第三节 “物质救国”与近代美术的先声
“物质救国”/图学与图画手工科/近代美术教育与博览会
第二章 “西画东渐”与近代都市通俗美术的兴起
西画传入中国虽然已有较长的历史,但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才不得不改变传统观念而逐步接受西方绘画,这是文化植入与被动选择的结果。在《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中国被迫开放上海、广州等通商口岸,不同于传统城邑的近代都市及其衍生出的都市文化开始形成。在近代都市文化中,服务于大众阶层的通俗美术占有独特的地位,混杂着中西文化的因子,反映了市民的文化趣味,体现出植入型文化的典型特征。
第一节 西画在早期的自然流入
“西画东渐”的早期途径/早期西画对中国本土绘画的影响/“西画东渐”的文化性质
第二节 中国人西画观的转变
惊奇与比较/“讥匠”与“采真”/写实与“竞胜”
第三节 近代都市文化与通俗美术
近代都市与都市文化/都市通俗美术的发达/中国都市通俗美术的独特性
第三章 近代中国画的自律性演进
晚明以来,中国画最重要的演进趋势就是“笔墨”的进一步独立。“笔墨”由依附对象形体,转向与对象疏离,进而形成自身的审美评价系统。
这其中所隐含的,是创作者主体意识的高扬,作品从以表现客体为主到主客体并重,再演变为以表现主体为主。“笔墨”更充分的独立,象物与造境成分的进一步减弱,使近代中国画的价值中心不得不从传统的“意境”转向了“格调”。中国传统绘画的总体演进过程,呈现出“神韵”-“意境”-“格调”的三段式递进轨迹,这是中国画自律性演进的内在要求。从中国画价值体系的内在逻辑来看,“意境”向“格调”的转化,是20世纪中国画自律性演进的重要一步。
第一节 中国画传统的自律性
自律性——独立文化传统的生命体现/内在结构与自律性/自律性演进
第二节 碑学思潮与晚清金石画派
传统的延续/碑学思潮的兴起/碑学与金石画派
第三节 “格调”——新的价值中心的形成
笔墨的进一步独立与价值标准的推进/主流价值标准的回顾/“格调”:新的价值标准/“格调说”与中国画的自律性演进
第四章 问题探讨
“现代性”的概念源于西方,在当今世界表现为一种跨越国界的生存
……
第二篇 ( 1919-1949 )
第三篇( 1949-19 76)
第四篇( 1976-2000)
结束语
附录
后记
精彩书摘
常态和非常态是相对而言的。这里所谓常态,特指日常生活中被特定的功利实用目的所引导、制约、影响的主体部分,它被组织在一个指向实利目的的逻辑之网中,并由此获得意义。非常态则突出了艺术品从日常生活的形式和意义中孤离出来,阻断其与常态形式和意义的逻辑联系,成为与常态生活迥然有别的孤立系统的倾向。
在生活中,人们习以为常的为常态,悖离这种日常经验的为非常态。同理,人们习以为常的艺术形式为常态,而悖离这种日常经验的艺术形式为非常态。这是一根不断发展变易而始终不断的链条。但无论生活怎样发展变易,无论艺术形式如何变化,常态与非常态或艺术与生活的区分却永远存在。常态的事物在常态现实中显示出它的意义,而非常态也只有相对于常态才具有意义。从西方艺术的历史发展中可以看出这一点。
艺术的出现是相对于生活的常态而言的,但从艺术开始独立,到追求虚幻的真实,到追求形式语言的纯化,再到现代艺术开辟了极为广阔的艺术空间,艺术的形式和人们对艺术的认识不断扩展。在这漫长的过程中,艺术中的一切几乎都变了,唯有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没有变,艺术的非常态特性没有变。这表明,无论当代艺术怎样模糊了艺术与生活的界限,无论今天的艺术与以往的如何不同,艺术始终保持着其与生活的距离而没有等同于生活,艺术也正是在这样的“限制”中不断拓展开来,不断保持自己的创造力。如果没有这样的限制或与生活的界限,艺术不仅不可能有新的拓展,甚至艺术本身的存在也是不可能的。
西方现代艺术形态的拓展和“越界”,对中国艺术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现代艺术的大量涌入,在艺术形态上,西方的各种艺术形式在中国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大大丰富和改造了中国的艺术;在艺术观念上,对中国艺术产生了广泛的冲击,最重要的就是对“创新”的认同。
……
前言/序言
沧海拾遗:宋代文人的精神疆域与审美流变 本书简介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宋代文人群体在社会结构变迁、思想碰撞与生活方式演进的大背景下,其精神世界如何重塑,并最终孕育出中国历史上独树一帜的审美体系与文化气象。我们聚焦于“文人”这一核心群体,而非仅仅描摹艺术史上的某个孤立阶段,而是试图穿透历史的迷雾,还原一个真实、复杂且充满内在张力的宋代士大夫群体形象及其文化实践的全局图景。 宋代,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占据着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它不仅是军事与政治上“积弱”的时代,更是一个在文化与哲学上达到前所未有高度的“内敛的盛世”。这种表面的矛盾,恰恰孕育了宋代文人独特的生存哲学与艺术精神。本书将从以下几个核心维度,对这一宏大主题进行细致的剖析与阐述。 第一部:士人的“出处”与心性的培育 第一章:理学兴起对士人精神结构的重塑 宋代理学(程朱理学)的兴起,并非简单的哲学思潮,而是对唐代以来佛、道思想泛滥的一种强力回拨与文化整合。本书首先梳理了这一思潮的源流,重点分析了朱熹“格物致知”的实践路径对士人日常认知模式的根本性改变。我们探讨了“存天理,去人欲”的伦理框架如何成为文人自我约束与道德实践的基石。这种对内在德性的极端强调,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外部世界——包括政治、艺术、人际交往——的审视角度,促使他们从外在的功名利禄转向对“内心安顿”的追求。 第二章:雅集与交往:精英群体的文化共同体构建 宋代文人的生活,极大地依赖于精心构建的社交网络。不同于唐代的宏大叙事,宋代的“雅集”更注重私密性、品味与知识的互鉴。本书细致考察了苏轼、黄庭坚、米芾等大家之间的唱和、书信往来,以及他们如何在共同的审美标准下,确立彼此的身份认同。我们分析了“点茶”“焚香”“挂画”等日常仪式,如何被赋予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区分“雅”与“俗”的文化资本。 第三章:官场的失意与“退隐”情结的再定义 宋代政治的文官政治特性,使得士人入仕成为常态,但频繁的贬谪与外放也成为常态。本书研究了“被放逐”的经验如何成为宋代文人艺术创作的重要驱动力。苏轼的黄州、儋州之行,不仅仅是地理上的迁徙,更是精神上的“返璞归真”。我们论证了,宋代文人的“退隐”不再是魏晋时期彻底的避世,而是一种在入世与出世之间寻找动态平衡的策略,一种在俗世中保持精神洁净的努力。 第二部:审美转向:从“物我合一”到“意在笔先” 第四章:山水的主体化:从唐代描摹到宋代心象 本书着重对比了唐代山水画(如李思训的“金碧山水”)与宋代山水画的根本差异。我们认为,郭熙的“高远”“深远”“平远”并非单纯的技法总结,而是士人主体意识投射的结果。山水不再是帝王权力的象征或单纯的自然景观,而是文人精神世界的延伸。范宽的雄伟、李成的清寂,都体现了文人个体对宇宙秩序的理解和自身在天地间的定位。 第五章:书法的“我”与“法”的张力 宋代书法,特别是“宋四家”——苏、黄、米、蔡——的书写实践,是文人主体性解放的集中体现。本书深入分析了他们如何突破唐楷的法度森严,强调“意在笔先”和“天然去雕饰”。苏轼的丰腴浑厚,黄庭坚的奇崛瘦劲,都被视为其人格精神的直接流露。我们探讨了碑学在宋代的初步兴起,如何预示着后世对“金石气”的追求,标志着对文人士大夫审美趣味的又一次颠覆。 第六章:瓷器与器用:日常物的精神化 宋代工艺美术的巅峰,集中体现在陶瓷艺术上。本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将高雅的书画艺术与日常生活中的器物联系起来。汝窑的“天青色”,哥窑的“金丝铁线”,哥窑的“粉青”,它们那种近乎朴素、内敛的色泽与釉面,体现了宋人对“自然之美”和“不完美之美”的推崇。我们论述了文人对“素”的偏好,如何从精神领域渗透到对实用器物的审美要求中,使日常生活也成为一种修身养性的载体。 第三部:文学的内向性与诗学的转向 第七章:宋词的兴起与个体情感的精微捕捉 与唐诗的盛大开阔不同,宋词的精致、婉约与铺叙,是文人在更私密、更内省的空间中进行情感表达的产物。本书分析了柳永对市民情感的细腻捕捉,以及李清照对闺阁之思的纯粹表达。我们强调,宋词的章法和声律的限制,反过来促使文人将注意力更深地转向对细微情感和瞬间体会的精准拿捏,使得文学愈发内向化、心理化。 第八章:笔记小说与“闲适”的文化景观 宋代笔记小说的繁荣,如《梦粱录》《东京梦华录》等,为我们提供了研究宋代市民生活与士人闲适状态的宝贵窗口。本书探讨了这些记录如何反映了文人从庙堂转向市井观察的视角转变,以及他们如何通过记录市井百态来体悟人生的无常与短暂的欢愉。 结语:宋代精神的遗产与对后世的影响 本书最终总结了宋代文人所确立的审美范式——即“以理入文,以德入画,以心入器”——如何成为后世文人阶层自觉遵循的文化母题。宋代的精神疆域,塑造了中国文化中“士气”的内核,其对内在修养、对朴素之美的追求,为我们理解后世的文人精神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基石。本书力求以严谨的史料和细腻的文本分析,为读者勾勒出这一伟大时代的文化精神图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