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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 著

图书标签:

• 正义论
• 中国哲学
• 政治哲学
• 伦理学
• 思想史
• 近代中国
• 现代中国
• 道德哲学
• 社会思想
• 中国思想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06081825

版次：1

商品编码：11710638

包装：平装

丛书名： 岳麓书院国学文库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460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爱好传统文化
　　

　　《中国正义论的形成》作者运用大量史料，梳理了自周公至孔、孟、荀的思想，从中分析中国正义论的形成脉络，指出周公的民本思想、孔孟的“以仁行义，以义制礼”等思想正是中国正义论的基础。而按西方的分类法，中国正义论即是中国古典制度的伦理学。
　　

内容简介

　　《中国正义论的形成》涉及中国传统思想理论、尤其是儒学的几乎所有重大基本问题。但历史总是被书写的历史，传统也总是被阐释的传统。在这种意义上，本书是中国传统思想理论、尤其是儒学的重新解释、或者说是一种“重建”，也就是课题名称中所说的“现代性研究”，即一种现代性诠释。作者指出周公的民本思想、孔孟的“以仁行义，以义制礼”等思想正是中国正义论的基础，中国正义论是“义—礼”结构，而“义”遵循的正是适宜性原则。因此，按西方的分类，中国正义论即是中国古典制度的伦理学。

作者简介

　　黄玉顺，1957年8月生，成都人。当代中国“儒学复兴运动”代表人物之一，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当今儒学重要学派“生活儒学”创立者；易学重大成果“易经古歌”发现者、诠释者；哲学最新研究领域“儒学与现象学比较研究”开拓者之一；中国政治哲学最新研究领域“中国正义论”提出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著作《易经古歌考释》（1995、2014）、《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2002）、《面向生活本身的儒学——黄玉顺“生活儒学”自选集》（2006）、《爱与思——生活儒学的观念》（2006）、《儒家思想与当代生活——“生活儒学”论集》（2009）、《儒学与生活——“生活儒学”论稿》（2009）、《生活儒学讲录》（2012）、《儒教问题研究》（2012）、《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2014）、《生活儒学：黄玉顺说儒》（2014）等。

目录

自序
导论 研究中国正义论的三个前提性问题
第一编 周公思想与中国正义论基本观念的确立
第一章 周公政治哲学思想的总体结构
第二章 周公民本思想的内涵
第三章 周公政治哲学思想的现代意义
第四章 周公的社会正义思想
第二编 孔子思想与中国正义论基本内涵的阐明
第一章 孔子论“义”与“礼”——制度规范
第二章 孔子论“义”与“利”——利益冲突
第三章 孔子论“义”与“仁”——仁爱情感
第四章 孔子论“义”与“正”和“宜”——正当性原则与适宜性原则
第五章 孔子论“义”与“知”——良知与理智
第六章 孔子论“义”与“乐”——社会和谐
第三编 孟子思想与中国正义论思想结构的建立
第一章 孟子正义思想的核心结构
第二章 孟子论正义与礼制
第三章 孟子论正义与利益
第四章 孟子论正义与仁爱
第五章 孟子论正义与正当：正义原则中的正当性原则
第六章 孟子论正义与适宜：正义原则中的适宜性原则
第七章 孟子论正义与良知
第八章 孟子论正义与理智
第九章 孟子论正义与和谐
第四编 荀子思想与中国正义论思想体系的完成
第一章 荀子“正义”概念的含义
第二章 荀子论正义与制度规范
第三章 荀子论正义与利益问题
第四章 荀子论正义与仁爱情感
第五章 荀子论正义原则中的正当性原则
第六章 荀子论正义原则中的适宜性原则
第七章 荀子论智慧与理智
第八章 荀子论正义与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前言/序言

《中国正义论的形成：一部思想史的追溯与重构》 卷一：绪论 《中国正义论的形成》并非一本详尽梳理古代中国直至近现代所有关于“正义”概念的百科全书，亦非对某一具体正义理论进行公式化演绎的学术专著。相反，它是一场深度探寻与审视，致力于揭示“正义”这一核心价值在中国思想谱系中如何萌芽、演变、碰撞与融合的动态过程。本书不回避历史的复杂性与思想的模糊性，而是积极拥抱它们，力求呈现一个立体、鲜活且充满张力的中国正义思想图景。 为何要以“形成”为题？此“形成”二字，寓含着两层意义。其一，它强调的是一个动态的、而非静态的概念。正义在中国并非自古便有一个固定不变的定义，而是在不同时代、面对不同社会挑战时，由无数思想家、实践者所不断追问、构建、修正的结果。其二，它指向的是一种发生学式的考察。本书将深入追溯“正义”观念在中国文化土壤中的早期渊源，探究其在不同思想流派中的生长轨迹，分析其如何被赋予时代特征，以及在现代语境下如何被重新激活和理解。 中国思想史浩如烟海，关于“正义”的讨论，散见于诸子百家、史书典籍、经学注疏、文学艺术之中。若欲全面罗列，不仅工作量巨大，且容易失焦。因此，本书的核心策略是通过精选代表性的思想节点与关键人物，以点带面，勾勒出中国正义思想发展的主脉络。我们将目光投向那些具有开创性、影响深远，或在特定时期成为正义讨论焦点的论述。这些论述或许不直接以“正义”二字冠名，但其蕴含的精神内核，却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对公平、道义、良善、公正的理解。 本书的出发点，在于认识到西方正义理论（如亚里士多德的正义观、洛克的权利理论、罗尔斯的公平理论等）在中国思想界日益受到重视的同时，我们自身对本土正义思想的梳理与阐发却相对滞后。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称，不仅可能导致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理解出现偏差，更可能削弱我们基于自身文化传统构建现代正义观念的能力。因此，本书的另一个重要目标，便是通过对中国正义思想形成史的考察，为当代中国社会寻找更深厚、更具文化根基的正义资源，并探讨其与现代普适性正义原则的对话与融合之道。 本书的行文风格，将力求兼顾学术的严谨与叙事的流畅。我们反对生硬的理论堆砌，而是力图将思想置于具体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考察，还原思想家的生命体验与时代困境。阅读本书，读者不仅能了解到中国正义思想的演进，更能体会到一种思想如何在历史的洪流中沉淀、升华，并最终影响一代代人的价值取向。 卷二：早期观念的萌芽与奠基 在早期中国，虽然“正义”（Zhèng Yì）一词的用法与后世不尽相同，但其所代表的关于事物应有的秩序、合宜的状态以及对不当行为的否定，却早已在先民的观念中深深植根。本书认为，这一时期的“正义”观念，更多地体现在对“秩序”（Zhì Xù）的追求和对“失序”（Shī Xù）的警惕之中。 第一章：神话与传说中的秩序神圣性 远古的神话，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补天造人，并非简单的故事，而是早期中国人对宇宙起源、社会形成的朴素解释。这些神话往往强调“原初秩序”的建立，如盘古分天地，便是对混沌状态的克服，建立起宇宙的物理秩序。女娲抟土造人，则关乎社会伦理秩序的起点。这种对“原初秩序”的尊崇，无形中为后来的“正义”观念奠定了其天然的、神圣的合法性基础。凡是维护和恢复这种神圣秩序的行为，便被认为是“正”，反之则为“邪”。 第二章：夏商周的礼乐文明与等级秩序 夏商周时期，尤其是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早期政治文明的里程碑。礼，是规范人伦、等级、政治、宗教等一切社会关系的准则；乐，则是协调人情、陶冶性情、维护社会和谐的手段。“礼乐合一”的制度设计，旨在构建一个稳定、有序、等级分明的社会结构。在这一体系中，“正义”的体现便是各安其位，各司其职，遵循既定的礼制。如《尚书》中“明罚敕宥”的原则，强调赏罚分明，公正处理，也是对秩序维护的体现。周朝的“天命”观，更将这种秩序的合法性推向了至高无上的神学高度。 第三章：早期哲学家的“道”与“义” 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激荡，诸子百家纷纷对理想社会形态进行探讨。 老子与“无为而治”的自然正义： 老子《道德经》中的“道”，是一种超越具体事物的宇宙本源和运行法则。他提倡“无为而治”，认为统治者若顺应自然之道，减少干预，则万物自正。这种“自然之正”，并非人为制定，而是遵循事物自身的规律。老子对“德”的强调，也包含着一种内在的、不求回报的良善。对他而言，过度的人为干预和强制，往往是“失正”的根源。 孔子与“仁”和“礼”的伦理正义： 孔子集早期思想之大成，将“正义”的关注点引向了人伦与道德。他提出的“仁”（Rén）是爱人，是人与人之间和谐相处的根本原则。“礼”（Lǐ）则是践行“仁”的具体规范。孔子认为，“克己复礼为仁”，便是通过约束自我，遵循礼制，来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公正。他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将“义”置于“利”之上，认为君子应当追求道义，而非一味追求私利。其“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论述，更是直接触及了社会财富分配的公平问题。 墨子与“兼爱”和“非攻”的功利与义务正义： 墨子是中国早期重要的社会思想家，他以一种更为务实和功利主义的视角来探讨“正义”。他提出的“兼爱”（Jiān Ài）主张无差别的爱，反对厚此薄彼，认为这是实现天下太平的根本。“非攻”（Fēi Gōng）则反对不义的战争，认为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苦难，是不合算的。墨子强调“尚贤”和“尚同”，主张选拔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并使国家的政令上下一致，这也是一种对社会组织效率和公正性的追求。他的“节用”和“节葬”的倡导，则反映了对资源合理分配和不铺张浪费的朴素正义观。 孟子与“仁政”和“民贵君轻”的政治正义：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他将“义”提升到了“仁义”的高度，强调“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是一种深刻的民本思想，也是对统治者合法性的根本挑战。他提出的“仁政”学说，主张统治者应当以仁爱之心对待百姓，关心民生疾苦，实行“王道”，而非“霸道”。孟子对“天爵”与“人爵”的区分，也隐含着对内在道德价值高于外在功名利禄的肯定。 法家与“法”的规则正义： 与儒家、墨家不同，法家更侧重于通过严密的法律和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商鞅、韩非子等法家代表人物认为，人性本恶，需要严苛的法律来加以约束。他们强调“以法治国”，制定明确的法律条文，公正地执行，不因身份地位而有所偏颇。这种“法正”观念，虽然不含太多道德温情，但在当时的社会转型时期，为建立一个稳定、高效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撑，也构成了中国正义思想中不可或缺的规则面向。 卷三：汉唐宋明：正义观念的深化与整合 汉唐时期，儒学独尊，正义观念在这一时期得到了系统化和制度化的发展。宋明时期，理学兴起，对“义”的哲学内涵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同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第一章：汉代经学与“天人正义” 汉代董仲舒融合了阴阳五行、儒家思想，构建了“天人合一”的宏大叙事。他提出的“天人感应”理论，认为天道与人事相互影响，君王的统治必须符合天道，否则将招致天谴。这种“天人正义”观，将政治合法性与宇宙秩序紧密联系，强化了君权的神圣性，但也为后来的政治批判提供了“天道”的参照。经学传世，对《诗》《书》《礼》《乐》《易》《春秋》的解读，不断重申和阐释古代圣贤关于“义”的教导，将“义”作为衡量行为和政治的重要标准。 第二章：唐代律令与“刑名之正”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法制建设的顶峰。唐律是中国历史上最完善、最具有影响力的法典之一。《唐律疏议》不仅规定了刑罚，更阐释了刑罚背后的原则，强调“明刑弼教”。刑罚的执行必须“无私”、“无亲”，力求达到“刑名之正”。虽然存在阶级和身份的差异，但唐律在一定程度上追求了形式上的公正，其“德主刑辅”的理念，试图将儒家的道德教化与法家的刑罚制度相结合，体现了当时正义观念的整合努力。 第三章：宋明理学与“天理”与“人情”之辩 宋明理学，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为代表，对“义”进行了深刻的哲学反思。 程朱理学： 强调“格物致知”，认为“理”是天地万物的本源。“义”是“理”在人伦社会中的体现。程颐提出“正义”，认为“义者，宜也”，即合乎“天理”的应当行为。朱熹将“义”与“仁”、“礼”、“智”并列为“四德”，认为“义”是“仁”之发用。他强调“存天理，灭人欲”，认为真正的正义来自于对私欲的超越，回归于纯粹的天理。 陆王心学： 陆九渊和王阳明则强调“心即理”。他们认为“良知”是人内在的道德本源，“致良知”便是将内在的良知付诸实践。在他们看来，“义”并非外在的法则，而是发自内心的自觉。王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便是强调道德认识与道德实践的统一，真正的“义”在于知行合一的实践。 然而，理学在强调“天理”和“人情”的同时，也面临着僵化和脱离现实的批评。如对“人情”的压抑，可能导致一些不近人情的结论，引发了关于“至理”与“人情”的长期争论。 第四章：民间的“公道”与“报应”观念 除了官方和学理层面的正义讨论，民间也形成了朴素的“公道”（Gōng Dào）和“报应”（Bào Yìng）观念。人们通过口头传说、民间故事、戏剧曲艺等形式，不断讲述关于善恶有报、因果循环的故事。这些故事往往将“公道”视为一种超越世俗法律的力量，认为作恶者终将受到惩罚，行善者终将得到回报。这种观念虽然带有宿命论色彩，但却在维护社会道德秩序、凝聚社会共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卷四：近现代的挑战与重构 鸦片战争以降，中国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西方冲击，传统的正义观念受到严峻挑战，同时也为新的正义思想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第一章：西方正义理论的传入与冲击 自19世纪中叶起，西方的政治哲学、法律思想、社会学理论大量传入中国。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思潮深刻影响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洛克、密尔、卢梭、马克思、罗尔斯等人的正义理论，在中国知识界引发了广泛讨论。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民主”、“法治”、“公平”等概念的理解和接受，既是对西方思想的借鉴，也是对中国传统正义观念的反思与批判。 第二章：革命年代的正义话语 20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剧烈的社会革命。在革命的语境下，“正义”往往与“反抗压迫”、“争取解放”、“建立新社会”等理念紧密相连。不同政治派别对“正义”的理解存在差异，但都围绕着如何推翻旧秩序、建立一个更公平、更合理的社会展开。此时，“正义”的内涵更多地体现在阶级解放、民族独立和人民当家作主等方面。 第三章：新中国成立后的探索与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以“人民民主专政”为基础，构建了新的社会政治体制。在这一时期，“正义”的讨论更多地与“社会主义建设”、“共同富裕”、“公平分配”等议题相关。然而，在实践过程中，也出现了过度强调集体、压抑个体，以及某些时期对“阶级斗争”的侧重，这些都引发了对正义观念的深刻反思。 第四章：当代中国正义观念的重塑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转型和国际化进程的加速，中国正义观念的重塑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同时，如何理解和回应“公平”、“正义”、“法治”、“权利”、“包容”等现代普适性价值，成为摆在中国社会面前的重要课题。本书认为，未来的中国正义论，应当在深入挖掘和传承中国传统优秀思想资源的基础上，积极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在正义领域的有益成果，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符合时代精神的现代正义理论体系。这既是对中国思想史的尊重，也是对未来社会发展负责任的态度。 卷五：结语 《中国正义论的形成》一书，旨在开启一段思想的旅程，而非划上一个终点。它邀请读者一同走进中国古往今来关于“正义”的智慧殿堂，去倾听不同时代的声音，去感受不同思想的脉搏。通过对“正义”观念形成过程的细致梳理，我们希望能够更深刻地理解中华文明的内在精神，也希望能为当代中国社会在构建更加公正、和谐的未来时，提供一份有益的启示与参照。这部书，是对中国思想史的一次致敬，也是对一个永恒价值的一次不懈追问。

评分☆☆☆☆☆

坦白讲，我是一个对理论书籍通常敬而远之的读者，但这本书的结构安排却有一种奇特的吸引力。它像一部精密的机械装置，各个部分衔接得天衣无缝。作者在阐述某个核心概念的初始形态时，所引用的古代文本的选材非常精妙，寥寥数语便勾勒出了一个时代的思想底色。我尤其喜欢它对后期理论家如何“回收”和“重塑”早期思想的做法的分析。这种“回收”并非简单的继承，而是一种带有强烈时代烙印的再创造。书中对某一学派后期逐渐走向僵化和教条化的批判，观点尖锐而富有洞察力，它没有止步于描述“是什么”，而是深入探讨了“为什么会这样”，提供了强有力的解释框架。这本书迫使我跳出自己固有的思维定势，去审视那些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道德基石的脆弱性。

评分☆☆☆☆☆

这本书给我的整体感觉是，它像一部结构严谨的建筑蓝图，展示了“正义”这一宏大概念是如何从最初的几根基石，历经数个世纪的雕琢、增补乃至拆除重建，最终形成我们今天所见的复杂结构。作者在处理不同学派之间的竞争与妥协关系时，展现出一种近乎外科手术般的精准度，没有偏袒任何一方，而是客观地还原了思想交锋的火花。我特别欣赏其中关于“程序正义”与“实质正义”在历史长河中地位此消彼长的论述。书中对某一关键转折点的描述，将当时的社会压力、政治需求与哲学思辨完美地融合在一起，使得整个论证过程具有极强的说服力。阅读体验是充实的，它不是那种读完就遗忘的轻松读物，而是会留在你的脑海中，持续引发回响的深度思考之作，它拓宽了我对“构建”与“解构”历史思想的理解边界。

评分☆☆☆☆☆

这本书的行文风格，老实说，初看起来有些挑战性，它不像是那种旨在取悦大众的畅销读物，反而更像是一份严谨的学术地图集。我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真正适应那种高度凝练的表达方式，尤其是在涉及到对某一特定思想流派内部细微差别的剖析时，作者的语言密度极高，每一个句子似乎都包含了多重含义。但一旦你跟上了它的节奏，那种豁然开朗的感觉是无与伦比的。它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将“正义”简单地等同于法律条文的集合，而是深入挖掘了其背后的文化基因和集体心理投射。在关于某一特定朝代治理理念如何塑造了民间对公平的期待那一段，我深有感触，那里的分析直指人心深处，揭示了权力与道德之间微妙的共生关系。这本书的价值，不在于提供现成的答案，而在于教会你如何提出更深刻的问题。

评分☆☆☆☆☆

拿到这本书时，我本以为会是一本枯燥的理论堆砌，没想到它读起来竟有一种史诗般的叙事感。作者的叙事功力令人佩服，他似乎深谙如何将冰冷的哲学思辨注入鲜活的历史血肉之中。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对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对“公道”的朴素理解是如何与精英阶层的理论构建相互渗透、相互拉扯的过程的描绘。这种自下而上的观察视角，极大地丰富了我对“正义”概念多元性的认知。书中对几处关键历史事件中“正义”标准的摇摆不定进行了细致的剖析，揭示了在动荡时期，理念是如何迅速地从理想滑向工具性考量的现实困境。这绝非一本学院派的闭门造车之作，它充满了对现实世界复杂性的深刻洞察，读起来让人既感到智力上的满足，又有一种对历史无常的敬畏。

评分☆☆☆☆☆

这本书的文字似乎带着一种古老的重量感，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概念的演变，更像是在带领我们进行一场穿越时空的哲学漫步。作者的笔触非常细腻，尤其是在梳理不同历史时期对“正义”这一核心议题的理解差异时，那种层层递进的逻辑构建让人赞叹。我读到其中关于早期思想家如何将道德秩序与社会结构紧密捆绑的部分，仿佛能清晰地看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内心的挣扎与抉择。叙述的节奏把握得恰到好处，没有丝毫的拖沓，每一个引用的典故、每一个转折的论述，都像是精心打磨的环节，最终汇聚成一幅关于理念成型的宏大图景。特别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模糊不清的历史概念时所展现出的那种审慎和克制，不妄加臆断，而是将材料铺陈开来，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其中的张力。读完后，我对我们今天所依赖的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社会规范，有了一种全新的、更具批判性的审视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