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村落：从观念到实践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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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德胤 著

图书标签:

• 传统村落
• 乡村规划
• 文化遗产
• 地域特色
• 城乡发展
• 历史建筑
• 民俗文化
• 乡村振兴
• 田园风光
• 保护利用

出版社： 清华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2469933

版次：1

商品编码：12096891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33

字数：296000

正文语种：中文

编辑推荐

　　遗产保护，包括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基本学科。与它直接相关的学科或行业，包括城乡规划、景观园林、工程学、材料学。对乡村遗产而言，当地的历史地理、农业生产和社会结构跟遗产的产生关系密切，所以历史、地理、农业、社会学和人类学是理解遗产的诞生原理与存在意义的重要学科。

内容简介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工作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而越是在探索阶段的事业，就越需要更多的人一起交流碰撞。在传统村落领域，总体来说，保护的理论和原则是基本清晰的，尽管在普及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而发展的路径，尤其是发展和保护相互支撑的路径，则要面对很多挑战，同时也充满了众多不确定性和可能性。这些挑战和可能性，恰恰也是传统村落领域令人着迷之处。本书及其作者愿意成为一块垫脚石，在传统村落这门行业的前进中发挥一点作用。

目录

第一章 发现价值
第一节 中国传统村落谱系刍议 //002
第二节 “古典中国”在松阳 //014
第三节 哈尼梯田：极致景观，极致利用 //028
第四节 黎槎“八卦村”：与洪水共生 //036
第五节 兴宁赏灯与围龙屋 //044
第六节 韩江上游客家传统村落的分类研究 //053
第七节 观前：三个小村，三种职业 //064
第八节 清湖码头：文献与田野的互动 //077
第九节 三卿口古窑村 //090
第十节 蔚县的“八百村堡” //106
第十一节 琼库什台：牧业因何成聚落 //126
第十二节 湖心坝：小花生引起大变化 //135
第二章 激活人心
第一节 中国传统村落的评选 //142
第二节 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步入关键期 //151
第三节 村落保护：关键在于激活人心 //161
第四节 让乡村遗产回归百姓生活 //173
第五节 村落保护的大众化和产业化 //186
第六节 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四个样本 //201
第七节 乡村遗产与现代生活 //212
第八节 为什么遗产保护需要文化创意？ //225
第三章 实践案例
第一节 西河村的规划实践 //234
第二节 西河村景观建设实践 //243
第三节 许村的艺术实践 //256
第四节 哈尼民居改造实验 //266
第五节 从郝堂项目看转型时代的村干部 //279
第六节 获浦村的牛栏咖啡和猪栏茶吧 //287
第七节 沿坑岭头村的写生之路 //292
第八节 莫干山乡村改造实验 //302
第九节 碧山计划 //312
第十节 贵州黎平县黄岗村的规划实践 //324

精彩书摘

　　第一章发现价值
　　第一节中国传统村落谱系刍议
　　由住建部、文化部和财政部发起并组织的中国传统村落评选，目前已开展三次，总共有2555个村落入选。当列入名录的传统村落达到两千多个时，谱系的建立就应该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只有建立起谱系，这一两千个传统村落才不会是一盘散沙，而是编织起来的一张结构清晰的知识之网。也只有建立起谱系，我们才知道哪些村落是属于“稀有物种”，需要我们去主动发现和重点保护。
　　建立传统村落的谱系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谱系的建立，关键是要找到让个体之间产生差异的第一要素。这个第一要素一经产生，个体的其他特征就可以沿此推导，形成有线索可寻的逻辑关系。什么东西，可以成为传统村落的第一要素呢？人口、面积、地形、村庄轮廓，都可以成为区分传统村落的一个指标，但是都不足以成为第一要素，因为村落的其他要素与它们之间还不存在足够的关联度。
　　在第一批中国传统村落的评审会上，面对各地上交的信息量超大的申报表格，村镇司赵晖司长曾经提出一个建议：看一个村落能不能入选传统村落，要从聚落、建筑和非物质遗产（以下简称“非遗”）这三个因素来考量；聚落指村落选址（包含周围环境）、布局，建筑指现存传统建筑，包括历史较长的和历史不长但以传统技术建造的。三项都过关的就通过，两项过关的要讨论决定，低于两项过关的就不通过或补充材料后下次再审。这个建议得到所有在场专家们的认同，因为它把复杂的问题给具体和简化了，有利于评审的公平和效率。鉴于该方法简捷有效，第二批传统村落评审时它也得到了沿用。
　　应该说，尽管还不是百分之百完美，但抓住聚落、建筑和非遗这三个因素，确实是抓到了传统村落的要害。尤其是非遗成为三要素之一，可以说是以冯骥才、乌丙安、刘魁立等先生为首的非物质遗产专家们的一次胜利。之前从事民居建筑研究的学者们，是普遍没有把非物质遗产放到这么重要的位置的。
　　然而，不管是聚落还是建筑，抑或是非遗，都还不足以成为建立传统村落谱系的第一要素，因为它们之间似乎是相互独立的，缺乏关联性。我们还需要一个超越于聚落、建筑和非遗这三要素之上的东西。
　　文化重要性是建立谱系的第一要素
　　笔者认为，要找到建立传统村落谱系的第一要素，可以借鉴目前国际上讨论较多的一个文件——《巴拉宪章》。《巴拉宪章》是澳大利亚于1979年制订的针对本国国情的文化遗产保护文件，其核心思想是用“文化重要性”来代替《威尼斯宪章》提出的“历史信息”。澳大利亚的文化遗产，特点是“两头多、中间少”，也就是史前遗迹或原住民文化多，现代建筑多，而古希腊以至近代的历史建筑很少。显然，用《威尼斯宪章》提出的“历史信息”（实则是建筑的历史信息）来评判，澳大利亚人是大大“吃亏”的，所以他们提出了“文化重要性”的概念，以便把史前遗迹和原住民文化都纳入到世界遗产的范围里。
　　《巴拉宪章》提出后，尽管不断有争议，但是国际上对它的关注度和接受度越来越高。其中一个原因在于，它符合了国际社会对文化遗产的评选和认识趋势。在世界遗产的概念出现之初，主要是一些已经得到公认的文化遗产项目被列入名单。比如，中国最早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长城、故宫、颐和园，就属于“重要的没法不列入”的项目。对于这些项目，其重要性已经毋庸置疑、不需要论证，我们要做的是尽量完整地收集和保护它们的历史信息，以便我们的后代可以完整地认识这些人类的杰作。后来，随着列入名录的项目增多，逐渐有一些不被人熟知的项目进入世界遗产名录。在这个时候，论证就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环节。所谓论证，就是对历史信息的总结与评判。也就是说，光靠提供历史信息已经不足以让评委们认识一个文化遗产项目了，而是要归纳总结出它最重要、最突出，而且与之前已经列入名录的文化遗产项目都有着明显差异的特征，才能说服评委，同时也让普通民众在短时间接受并记住这一项目。
　　这实际上是一个世界遗产谱系建立的过程，因为每一个新的项目都与之前的不一样，从而每一次新项目的列入都在丰富着人类文明的多样性。从这个角度说，《巴拉宪章》的文化重要性法在世界遗产名录的建立中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文化重要性法在中国传统村落的谱系建立中，是否也能起同样的作用呢？笔者认为答案是肯定的。文化重要性，正是我们需要寻找的超越于聚落、建筑和非遗之上的第一要素。文化的分类通常从民族或地域入手，而中国的情况是一个汉族加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针对这一特殊国情，笔者将全国划分成了四个片区，这四个片区之内各有自己的文化重要性要素。
　　I区：文化地理片区
　　I区是东部片区（包括重庆和四川的部分地区），以文化地理为文化重要性要素。这里的人口以汉族为主，所以这里的传统村落不再需要证明自己是汉族的，而是要证明自己是属于哪个地方的——从聚落、建筑、非遗这三个维度；另外，还要证明自己是属于自己的——这样才能与本区内的其他传统村落拉开距离。I区的传统村落往往存在着一些共同特征：从非遗维度而言，是强弱不等的宗族文化或明或显的泛神崇拜、程度不同的科举影响；从聚落维度而言，是村子围绕农业开展，因各地气候、地理差异而形成丰富多样的农业景观，并且讲究风水；从建筑维度而言，是住宅以合院为主流，而公共建筑通常有宗祠、庙宇和文教建筑这三类。
　　考虑到省的范围依然太大，而且确实存在有明显的内部差异，所以有必要将多数省份再划分成几片。比如山西，可以分为晋北、晋中、晋南、晋西、晋东南五个地区：晋北是长城沿线，这里的村子多呈现军事化特征，有堡墙、堡门，堡内是规划整齐的巷路和建筑，堡北端常有真武庙。晋西是吕梁山区，多窑洞村落。晋中是山西农业最好、晋商最发达的地区，很多村落是由商人建造的豪宅组成的（如祁县乔家大院、灵石王家大院）。晋南也是晋商的根据地之一，其村落、建筑和晋中的比较相似，但这里有地坑窑，为山西其他地方所无。晋东南的晋商也很发达，但这里是山区，气候比山西其他地方湿润，而且有铁、煤等矿产资源支撑起商业，所以传统村落也有些变化，比如楼房比较多、石头房比较多。山西的传统村落常有关帝庙，因为山西解州是关羽的老家。朝廷对关公崇拜的推行，在山西得到了最有力的响应。
　　????浙西诸葛村宗祠分布图
　　????图片来源：陈志华，李秋香．诸葛村[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再如浙江，可以分为东、西、南和北四个地区。浙东如楠溪江流域的村落、宗祠和文教建筑都比较发达，庙宇也不少，住宅以半开敞的中小型三合院为多，建筑材料以木、石为主，山墙不做马头墙。浙南如松阳县的村落，宗祠和庙宇建筑都比较发达，文教建筑则比楠溪江流域的少，住宅以封闭的小型三合院或四合院为多，建筑材料以夯土或土坯为主，山墙做马头墙。浙北为水乡，商业发达，多古镇，留存至今的传统村落数量较少。浙西靠近徽州，这里的村落宗族和理学文化发达，多祠堂而少庙宇，建筑以封闭的合院为主，规模有大有小，建筑材料则变成了白墙黑瓦，山墙多做马头墙。浙江的村落普遍对水口很重视，经常在水口由祠堂、庙宇、池塘和老树形成一个风景优美的园林。
　　又如陕西，可以分为陕北、关中和陕南三个地区。陕北属黄土高原，民居以窑洞为主。同样是窑洞分布密集的地区，陕北和晋西是有差别的：陕北的窑洞常用石头砌筑，属于就地取材；晋西的窑洞常用砖砌筑，因为山西多煤，不缺烧砖的燃料，而且晋商的富庶也决定了山西人有资本和有意愿用砖来建房。到了关中，尽管还有窑洞，但民居已经变成以单坡顶“半边房”为主。陕南地区，因为位于秦岭以南，从地理划分上已经属于南方，所以这里的传统村落与湖北、四川两地的接近。
　　其他省份的情况，限于篇幅，不再列举。
　　II区：民族片区
　　Ⅱ区是西部片区（包括北部的内蒙古），这是以民族特征为文化重要性的片区。这里的人口，在城市里常以汉族为主，在农村则是各地区有各自的民族。尽管民族杂处的情况也存在，但就单个村落尤其是自然村而言，多数是以一个民族聚居于一个村落为常见的。所以，这里的传统村落首先要证明自己是属于哪个民族的——也是从聚落、建筑、非遗这三个维度；另外，也同样还要证明自己是属于自己的——这样才能与本民族的其他传统村落拉开距离。
　　拿侗族来说，其传统村落经常有以下共同特征：从聚落而言，侗族人集中分布于贵州、湖南、广西三省交界地带的山区，选址常临水；从建筑而言，其民居为干栏式建筑，公共建筑常有鼓楼、戏台和风雨桥这三种类型；从非遗而言，侗族人每年有祭“萨坛”的节庆活动。这些元素加起来，就使得侗族的传统村落区别于其他民族的传统村落，也使得侗族区别于其他民族。
　　??云南红河州元阳县哈尼族村落（罗德胤?摄）
　　再比如哈尼族，其传统村落经常有以下共同特征：从聚落而言，哈尼族人集中分布于云南红河州的元江南岸，多选址于海拔1000～1800米的中高山区；从建筑而言，其民居以土墙、四坡草顶的“蘑菇房”最为典型，几乎没有公共建筑，但有寨神林、磨秋场等公共空间；从非遗而言，侗族人重要的节庆活动有二月年（昂玛突）、六月年（苦扎扎）和十月年（哈尼族历的新年），其中前两个节日分别在寨神林和磨秋场举行集体庆祝和祭祀。
　　再如傣族，其传统村落经常有以下共同特征：从聚落而言，傣族人集中分布于云南南部的西双版纳、德宏、红河等州，多选址于低海拔的临水区；从建筑而言，其典型民居为竹材或木材建成的、占地宽大的干栏式建筑，有的西双版纳和德宏州的傣族村子还建有佛寺；从非遗而言，傣族人信奉南传佛教（所以有佛寺），每年过泼水节。
　　以上三个是地域上呈集中分布的民族。有的民族在地域分布上是呈现分散特征的，比如苗族。苗族的传统村落，由于地域分散，其共同特征似乎不太明显。就建筑来说，苗族或许是由于受附近强势民族影响的原因，表现得种类多样，除常见的吊脚楼之外，也有土坯房、石砌房等。不过，苗族之所以成为一个独立民族，也存在一些共同特征，其中也会反映在村落上。比如从聚落而言，苗族村落多在海拔较高的山区（农业条件不理想，所以狩猎是维持生存的必要手段）。从非遗而言，苗族人信奉巫术，牯藏节是苗族民间最大的祭祀活动，一般是七年一小祭，十三年一大祭。
　　III区：民系片区
　　Ⅲ区是华南片区（包括广东和闽南，不包括台湾和海南），这是以民系特征为文化重要性的片区。这里的人口大都是汉族，为什么不将其直接划入I区而要单独列一个片区呢？原因是，这里的民系分化现象十分明显，但又没到各自成为一个民族的程度。从民系来理解华南地区的种种文化现象，往往是顺理成章的，比如语言、饮食、节庆等。用民系来划分传统村落，也符合这一地区的特殊情况。
　　造成华南地区民系现象突出的原因，是古代中原汉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迁徙到了这里，他们在带来先进的技术与文化的同时，也与当地原住民交流融合，从而形成了与中原、江南等地的汉族并行发展的人群。这些人群和现在中原、江南等地的汉族是不一样的，而且他们之间的差异也是显著的，所以学界只好用民系而不是民族来加以称呼。
　　华南地区的民系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客家、广府、闽南、潮汕和雷州。笼统地说，闽南、潮汕和雷州都属于“鹤佬人”，他们原本是一个民系，但由于分隔的时间较长，互相之间已经不认同。
　　华南地区的传统村落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宗族对村落的主导作用极为明显。浙江、江西等地的传统村落，宗族力量也是比较强的，但是在对村落的主导作用上，与华南地区相比还是要略逊一筹。其中一个表现是：浙江、江西等地村落在初建阶段，几乎是没有什么规划的，等村落发展到一定规模时才会有宗族出面来做统筹调整；而华南地区的村落，经常是在初建之时就已经由宗族来规划设计了。
　　广府民系的传统村落，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学术界称之为“梳式布局”，即村落的形状像一把梳子一样。“梳子”的每根“齿”都是一排房屋，其前端通常是祠堂或书院；跟在祠堂或书院后面的，是一个个小天井住宅，像糖葫芦串一样前后相接。在祠堂前面有宽宽的禾坪，禾坪前面有大型池塘。尽管“齿”的长度不统一，但是它们排列起来的规则感是相当高的。要实现这种规则感，在初建阶段就需要宗族出面做统一规划。
　　?福建永定县初溪村土楼群（薛林平?摄）
　　客家民系的传统村落，在华南五个民系之中可以说是最为多样的。它们经常表现为大型围屋的建筑形式，其种类大致可以归结为“客家四州”——赣州、汀州、梅州和惠州，分别对应着现在的赣南、闽西、粤东北和粤东南四个地区。尽管造型各有不同，但客家围屋有一点却是共同的，那就是祠堂与居住功能合一。
　　……

前言/序言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是近年兴起的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充满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还是一个涉及多个行业同时又相对独立的领域。
　　之所以说传统村落是热门话题，是因为讨论和参与其中的人已经不再局限于遗产保护、规划设计等专业领域，而是扩散到了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和相当数量的理工学科，扩散到了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府部门，也扩散到了颇为广泛的普通国民。2012年9月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住建部”）牵头成立的传统村落专家指导委员会，可以说是一件具有标志意义的事件。专家委员会的主任委员，是著名文化学者冯骥才先生。此前的一段时间，正是由于以冯先生为首的学者专家们在不同场合的大声疾呼和广泛宣传，保护古村落的主张才得到了政府的高度关注和认可，并由住建部会同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简称四部局）共同下发了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
　　传统村落专家指导委员会成立后，很快就开展了评选中国传统村落的工作。当年10月，评选出第一批传统村落共646个。第二年（2013年）和第三年（2014年），又分别评选出915个和994个。三批一共评选出2555个传统村落，尽管对于拥有几百万个自然村的农业文明大国而言还是比例相当小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达到此前开展了十年的“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的10倍左右。随着传统村落名录的公布，社会各界的关注力也在迅速提高。这尤其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媒体报道的大范围跟进；二是以云南、贵州、浙江、山东等为代表的省份，在组织申报传统村落的过程中有很强的竞争意识，努力提高本省在全国的排名；三是不少社会团体和学术机构在积极举办与传统村落有关的交流会议，并得到相关从业者的踊跃参与。
　　我们说传统村落是充满中国特色的研究课题，是因为我们面临几个不同于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各国）的特殊背景。
　　首先是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发达的农业文明、历史悠久、幅员辽阔，从而造就了极为丰富的乡村文化遗产。
　　其次，我国在历史上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仍将存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以“剪刀差”的方式，优先保障城市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城乡社会的事实差别。1978年实行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农村经济一度有较快发展，但其后随着沿海加工业的兴起，大量农村劳动力又被吸引到城市，从而不断加大城乡之间的差距。专家们普遍认为，我国的城市化率在达到50%～60%之后，将很难再大幅提高。这意味着在农村生活的人口，将长期保持在5亿以上。这与欧洲国家的城市化普遍在90%以上是有很大差别的。城市化率越高，农村人口就越少，房屋荒废的情况就越严重。所以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欧洲乡村也经历过一片衰败的景象。我国农村长期保持一定数量的人口，对于乡村遗产的保护是有利有弊的。有利的一面是指房子只要有人住，就至少有了基本的维护，寿命可延长。有弊的一面是指村民普遍有拆旧建新的冲动，这又大大加速了对传统民居的破坏。另外，农业产出虽然在国家粮食安全上意义重大，但是反映到经济数字上却往往远低于工业和服务业，所以城市化率越高，就意味着城市反哺农村的力度可以更大，从而比较容易缩小城乡的收入差距。反观我国，由于农村人口的基数庞大，城乡差距将在很长的时期内难以消除，这导致我们在做传统村落保护的工作时，不得不先努力填平城乡之间的那道鸿沟。如此一来，保护成本就在无形中大大增加。
　　第三个特殊背景，是我国农村土地的集体所有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文化遗产保护（包括乡村遗产保护）的观念，是诞生并成熟于欧洲的。而欧洲乡村遗产的保护，最主要的力量是下乡购置第二居所的市民。大约从1970年开始，欧洲市民逐渐兴起了乡村度假的风气，先是由村民改造自家住房为市民提供住宿，之后发展到市民下乡买房自住。因为买房的人越来越多，就成了一个行业，而且是一个可以保值的行业。而在我国，由于宪法的此项规定，限制了市民下乡购房，自然也就将那些愿意投资于乡村民居保护的人拒之门外。
　　第四个特殊背景，是当前的中国正在经历一个旅游业暴涨的过程。根据国家旅游局发布的消息，2015年中国国内旅游突破40亿人次，旅游收入过4万亿元人民币，出境旅游1.2亿人次，中国国内旅游、出境旅游人次和国内旅游消费、境外旅游消费均列世界第一。遗产保护是一项成本相当高的事业，旅游收入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迅猛的旅游业，对传统村落而言是一次难得的历史机遇。但是旅游业给遗产地带来的负面甚至破坏性的影响，也可以说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由于人均旅游消费不高，遗产地多半会走上大众旅游的路线，这时候因为游客数量多和旅游行为不当而产生的各类污染，都必须由遗产地来承担。中国近年来的旅游业，除出国游之外，城市游、风景区游和乡村游大致上是三分天下，其中又以作为新起之秀的乡村游，发展势头最为强劲。乡村游的主要目的地，就是传统村落（包括已经列入国家和省级名录的，也包括那些有条件列入但还没列入的）。但实际上，由于此前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城乡在各方面的差距，我们大部分的乡村是没有做好从事旅游业的准备的。不管是基础设施、吃住条件，还是服务意识、管理水平，乡村都远远比不上城市和风景区的。在此前提下，旅游业对传统村落的冲击就显得尤为剧烈。
　　第五个特殊背景，是我们的遗产观念尚未普及。这是一个更为根本的因素。不少去过欧洲的人都知道，欧洲各国对遗产保护有着相当完备而严格的法律，破坏遗产是要被罚款甚至抓去坐牢的。于是就有专家建议，中国政府也应该出台更为严格的法律，以保护文物单位之外的文化遗产。其实这是本末倒置了。法律是国民集体意志的固化，只有当大部分国民对某件事情或某种观念有了统一认识之后，才有可能形成法律条文。在此之前，即使政府强行制定并公布了法律，也很难得到执行。当违犯或不遵守法律的情况多了之后，就会出现法不责众的现象，这时候政府或国家权威反而受损。遗产保护的观念是在欧洲诞生的，从少数专家普及到上层精英再普及到社会大众，经过了两三百年的时间，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才算完成。时至今日，欧洲民众在面对一栋老建筑时，上至国王、总理，下到底层民众，几乎人人都有一个基本观念，那就是尽量不拆，至于怎么保护、怎么利用，可以下一步再讨论，反正是先留下再说。当全社会只有一部分人在主张遗产保护时，保护成本就只好由少数人来承担了，这就导致保护的范围很有限。而当遗产保护的观念深入到全体国民时，前面讲的三个特殊背景也就不再成为急迫问题：村民再穷，也不会急于拆除传统民居；打工挣了钱的村民，也不以拆旧建新为自豪，而是以留下老屋为自豪；下乡旅游的市民，在面对传统民居时也会多几分尊重，对传统民居的居住条件不理想会多几分理解，也就不会毫无节制地要求提供现代化设施；到传统村落做投资的开发商，在制订开发计划时也会将传统民居的保留作为重要的一环，而不是将其视为发财的障碍。
　　我们说传统村落是涉及多个行业同时又相对独立的领域，是因为它不可能独立存在于社会，而是需要来自上下游行业的支撑。欧洲社会在普及遗产保护观念的过程当中，与之相关的经济、政治、文化、工程等行业和学科，也都跟进发展，从而形成一个互相支撑的行业链。保护遗产的观念和理念被引入我国之后，并不是整套行业链都同时引进的，所以中国的遗产专家经常会发现自己是在单兵作战，缺少来自上下游行业的支持。我们必须认识到，当遗产保护没有上下游行业支撑时，失败的几率是比较高的。举个简单的例子，一幢濒危的文物建筑在修好之后，如果既无人居住，也无展览功能，那么两三年之后它就会再次沦为濒危建筑。如果要让人居住，那就要解决水电等基础设施，这就涉及建筑设计和建筑工程的专业。如果要做展览，就涉及布展和灯光等专业；而要让更多的观众知道并且对展览感兴趣，就少不了宣传推广的力量。
　　遗产保护，包括物质遗产和非物质遗产，是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基本学科。与它直接相关的学科或行业，包括城乡规划、景观园林、工程学、材料学。对乡村遗产而言，当地的历史地理、农业生产和社会结构跟遗产的产生关系密切，所以历史、地理、农业、社会学和人类学是理解遗产的诞生原理与存在意义的重要学科。
　　遗产保护，尤其是传统村落的保护，跟建筑设计的关系非常密切。要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知道，遗产是诞生于传统社会的，但是遗产又要存在于现代社会，而传统社会和现代社会在人类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上都是有巨大差别的。用十九世纪英国法学家梅因的一句话来概括：从传统到现代，就是要人去实现“从身份到契约”的转变。在传统社会，个人总是从属于某个或某几个组织，终生听命于组织安排。而在现代社会，个人与所有组织之间都是平等的契约关系，在此基础上个人可以最大程度地追求自由，实现自我价值。遗产的空间物理属性，是由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决定的，所以在很多时候是并不符合现代人追求自由的精神气质。对意义重大的“纪念碑式建筑”（它们多数存在于城市），因为它们携带的历史信息既丰富又重要，所以我们要尽最大努力去保持其真实性——用《威尼斯宪章》的话，就是“一点都不走样地传给后代”。而对意义相对来说没那么重大的日常遗产（乡村遗产大多属于此类），“一点都不走样”的目标就显得过于理想了。我们需要用建筑设计的手段，在减小真实性损耗和实现功能最大化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
　　遗产保护还和经济学有着密切关系。所谓经济学思维，就是有成本和效益上的考虑。这里说的成本和效益，都是综合意义上的。成本包括资金，也包括人力投入，还包括实际操作过程中产生的遗产真实性损耗。效益也不仅是现金收入，更包括社会影响、文化教育等方面。
　　讲到遗产保护的经济学，我们不妨参考一下《人类简史》这本书。该书作者赫拉利认为人类的历史有三次大的跃进：第一次是7万年前开始的认知革命，起因是人类突然变异出“讲故事”的基因，从而使得集体合作能力有巨大提升，打败了地球上的很多其他物种；第二阶段是在1.2万年前开始的农业革命，人类的生活方式从采集变成了定居，这使得居住密度大大提高，思想交流加速，从而加快了知识传播，导致生产力又有了一次大的跃进；第三次始于500年前，一直持续到现在，被称为科学革命，这个阶段的特点是资本、国家和科技三者的结合，使得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乡村遗产？再大点说为什么要保护文化遗产？实际上这和兴起于西方的科学体系有着密切关系。500年前，欧洲人开始把大笔钱投放到科学研究和地理发现上，由此带来巨大收益。这个事情是从哥伦布开始的，西班牙国王资助了一笔钱，让他发现了美洲。在那之后，欧洲人发现，只要大规模投入资金搞科学研究和地理发现，每隔几年都一定会有新的科技进步，就会大大提高生产力。在500年之前，大家并没有这个意识，因为那个时候基本上是在玩零和博弈的游戏——社会生产力是固定的，全球的总产值就那么多，给了你我就少了。但是，哥伦布开启的事业让大家突然意识到，这个世界可以不是零和博弈，而是正和博弈。我花了钱支持你，然后你能给我带来更大的好处，而且是十倍甚至百倍的好处。现代科学体系由此诞生。
　　这个逻辑也适用于保护文化遗产。保护遗产是为了完善我们的科学体系，让我们每一代人的素质都得到提升，人类的福祉也不断提高。遗产的直接效益可能不是那么显现，但是长期来看是有效益的。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有了保护文化遗产的合法性。这个事业对我们民族有利益，对人类有意义，所以我们有必要做。
　　欧美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遗产保护的经费主要有三个来源——政府、社会团体和商业。政府管的是列入保护单位的文化遗产。因为它花的是纳税人的钱，所以一般只有进入政府认可的保护名单的文化遗产才可以享用。社会团体的资金来自于各种捐款。它一方面可以补充政府资金不足的文保单位，另一方面可以用来保护那些暂时还没列入文保单位但是又比较重要的文化遗产。商业也是重要的保护资金来源。这是因为相比于政府税收和社会团体捐款的间接性，商业是在遗产和消费者之间架起了一座直接的桥梁。这种直接性对于鼓励消费者和公司投入遗产保护，是有着立竿见影的作用的，在很多时候它更符合人的本性。
　　正是从传统村落的跨学科性和多专业性考虑，本书的主要内容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发现价值，旨在从科学角度来挖掘传统村落的存在逻辑和存在意义（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同时也尽量从不同角度呈现村落文化的多样性；第二章是激活人心，目的是探讨如何在中国建立并普及乡村遗产保护的观念。乡村遗产的价值，光有专家学者去挖掘发现是不够的，还需要经过大范围的普及教育，才会沉淀为全社会共有的知识财富；第三章是实践案例，尽量采集了目前国内有代表性的村落实践，也尽可能地涵盖了传统村落保护所涉及的各个工作环节。
　　尽管本书的章节设置对应了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工作的三阶段——发现、普及和保护，但读者仍不难发现，全书内容尤其是第一章和第三章，基本上是案例式的。这种体例让整本书显得相当离散。造成这种局面，最重要的原因当然是作者知识的不系统。之所以在如此不成熟的阶段就推出本书，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的工作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而越是在探索阶段的事业，就越需要更多的人一起交流碰撞。在传统村落领域，总体来说，保护的理论和原则是基本清晰的，尽管在普及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而发展的路径，尤其是发展和保护相互支撑的路径，则要面对很多挑战，同时也充满了众多不确定性和可能性。这些挑战和可能性，恰恰也是传统村落领域最令人着迷之处。本书及其作者愿意成为一块垫脚石，在传统村落这门行业的前进中发挥一点作用。

传统村落：从观念到实践 引言： 在现代化的浪潮中，我们常常惊叹于城市的日新月异，但同时，那些承载着岁月痕迹、凝聚着乡土情感的传统村落，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它们不仅是建筑的集合，更是文化、历史、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的活态载体。本书《传统村落：从观念到实践》正是试图深入挖掘传统村落的深层价值，探索如何在时代变迁中，让这些宝贵的遗产得以传承与发展，实现从抽象的“观念”到具体的“实践”的转化。 第一部分：观念的溯源——传统村落的文化根基 本部分将带领读者回溯传统村落的形成与演变，深入理解其背后的文化基因。 中华文明的脉络与乡土情结： 农耕文明的孕育： 探讨中国数千年农耕文明如何塑造了独特的村落形态和聚落模式。从“男耕女织”的经济基础，到“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节奏，分析其如何影响了村落的选址、布局和建筑风格。 儒家思想的渗透： 深入分析儒家思想中的“仁”、“礼”、“孝”、“和”等核心观念，如何体现在村落的社会伦理、宗族制度、邻里关系以及公共事务的管理中。例如，“礼”在村落空间划分、祭祀活动、婚丧嫁娶中的体现；“孝”如何维系宗族纽带，形成以血缘为核心的聚落结构。 道家与民间信仰的影响： 探讨道家“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哲学思想，如何在村落的选址（如依山傍水）、建筑朝向、庭院设计等方面得到体现。同时，考察各种民间信仰（如土地神、祖先崇拜、风水学说）如何与村落的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影响人们的行为模式和价值取向。 风水理论的实践： 详细解读风水理论在传统村落选址、布局、建筑设计中的应用。分析“龙脉”、“砂”、“水”、“穴”等概念如何指导人们寻找适宜居住的环境，以及这些理论如何与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相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村落景观。 传统村落的空间哲学与社会结构： “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阐释传统村落如何将宇宙观融入空间规划。村落的选址、布局往往遵循一定的宇宙秩序，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例如，选择背山面水之地，以求避风挡煞，纳福聚气。 秩序与等级的体现： 分析传统村落内部的空间秩序和等级划分。从村落的入口、中心广场、主要街道，到不同家族、不同社会地位家庭的居所分布，无不体现着一种内在的秩序感和等级观念。 公共空间的设计与功能： 考察村落的公共空间，如祠堂、庙宇、戏台、晒场、井水等，分析其在凝聚人心、传承文化、发展经济、丰富生活等方面的多重作用。这些空间不仅是物质载体，更是社区互动和情感交流的平台。 宗族制度与血缘纽带： 深入剖析宗族制度在传统村落社会结构中的核心地位。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网络如何规范个体行为，维持社会稳定，并影响着村落的经济活动、政治决策和文化传承。 传统建筑的智慧与地域特色： 就地取材与生态智慧： 探讨传统村落建筑如何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材料（如夯土、木材、石材、茅草、青砖黛瓦等），形成与地域环境高度契合的建筑风格。分析这些材料的选择和使用所蕴含的生态智慧和可持续性。 适应气候与环境的设计： 剖析传统建筑在应对当地气候（如严寒、酷暑、潮湿、干旱）和地理环境（如多风、多雨、地震）方面的精巧设计。例如，坡屋顶、天井、风雨廊、抬梁式结构等如何发挥其功能。 地域文化的象征意义： 阐释传统建筑的装饰、色彩、造型等如何承载地域文化和审美情趣。不同地区的民居风格（如徽派建筑的粉墙黛瓦、客家土楼的坚固封闭、窑洞的内敛朴实）往往是当地历史、风俗、宗教信仰的生动写照。 第二部分：实践的探索——传统村落的传承与发展 本部分将聚焦于当代传统村落所面临的挑战，并深入探讨可行的传承与发展模式。 现代化冲击下的挑战与危机： 人口外流与空心化： 分析现代化进程中，年轻人涌向城市，传统村落面临人口老龄化、劳动力短缺、文化断层等严峻问题。 经济模式的转型困境： 探讨传统村落单一的、依赖资源或劳动的经济模式，如何在市场经济下难以维系，以及如何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建筑的损毁与改造： 评估工业化、城市化带来的对传统建筑的破坏，以及不当的现代改造如何削弱村落的历史风貌和文化价值。 文化传承的断裂： 探讨传统技艺、习俗、语言、价值观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代际传承中遇到的困难。 多元化的保护与活化路径：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的理念： 强调在保护传统村落物质形态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进行科学规划和合理利用。 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模式： 分析国家和地方政府在认定、保护历史文化名村方面所做的努力，以及在法规、政策、资金投入上的支持。 “活化利用”的探索： 乡村旅游与民宿经济： 探讨如何通过发展乡村旅游、特色民宿，将传统村落的自然风光、人文景观、民俗风情转化为经济效益，实现“以旅兴村”。分析成功的案例，并警示过度商业化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 文创产业与传统技艺复兴： 考察如何将传统村落的特色文化、手工艺品与现代创意设计相结合，开发具有市场竞争力的新产品，促进传统技艺的传承与创新。 生态农业与有机食品： 探讨如何利用传统村落的良好生态环境，发展绿色、有机农业，并借助互联网等平台进行品牌推广和销售。 文化创意空间与社区营造： 分析如何将闲置的古民居、公共空间改造为艺术展览、文化交流、创业孵化的场所，吸引人才回流，重塑社区活力。 社区参与与村民自治： 强调村民在传统村落保护与发展中的主体地位。探讨如何建立有效的村民参与机制，鼓励村民参与决策、管理和建设，激发其保护家园的内生动力。 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协同： 分析政府在政策引导、资金扶持、规划管理中的作用；市场在资源整合、产业发展、商业运作中的作用；以及社会组织、学术机构、志愿者在文化传承、人才培养、公众意识提升方面的作用。 未来展望：传统村落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智慧化”与“绿色化”融合： 探讨如何将现代科技（如物联网、大数据）应用于传统村落的监测、管理、服务，同时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实现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 文化自信与身份认同的重塑： 分析如何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再认识和再创造，帮助村民重拾文化自信，增强身份认同，激发他们参与家园建设的热情。 创新人才的引进与培育： 探讨如何吸引和培养能够理解、尊重并创新运用传统村落价值的人才，为传统村落的未来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全球视野下的交流与互鉴： 鼓励借鉴国际上保护和活化传统村落的成功经验，同时也将中国传统村落的独特魅力推向世界。 结论： 《传统村落：从观念到实践》并非止步于对传统村落历史价值的怀旧，而是致力于探索一条通往未来的道路。本书希望通过对传统村落观念的深入解析和实践路径的细致考察，引发读者对自身文化根脉的思考，并为那些致力于守护和复兴这些宝贵遗产的人们提供有益的启示。在快速变化的时代，传统村落不仅是过去的记忆，更是未来生活的可能性，它们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社区和谐发展、文化薪火相传的宝贵智慧，值得我们共同去珍视、去呵护、去践行。

评分☆☆☆☆☆

作为一名对社会学和人类学交叉领域颇有兴趣的读者，我发现这本书在方法论上的严谨性令人赞叹。它并没有简单地采用二手资料的堆砌，而是展现出深入田野调查的扎实功底。书中引用的访谈记录，那些朴素而有力的村民自述，如同一个个鲜活的切片，展现了在现代化进程中，个体命运与集体记忆是如何交织缠绕的。我尤其欣赏作者对“现代化陷阱”这一概念的批判性审视，作者没有将传统等同于落后，也没有将现代等同于进步，而是聚焦于两者之间的动态张力。例如，书中对比了两种不同的基础设施接入方案对村落社会结构带来的不同影响，这种细致入微的对比分析，远比一般的宏大叙事要深刻得多。阅读过程中，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无声的观察者，置身于那些真实的讨论现场，感受着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微妙平衡。

评分☆☆☆☆☆

坦白说，这本书的叙事节奏稍微有些慢热，初读时可能会觉得信息密度太大，需要反复咀嚼才能体会其深意。但一旦沉下心来，你会发现每一页都充满了思辨的火花。它最大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套不同于主流发展观的评价体系。它不以GDP论英雄，而是以“文化存续率”和“环境承载力”作为衡量一个社区是否健康的标尺。书中对“记忆的物质载体”——那些老房子、石板路、古树——被拆除的后果，有着近乎挽歌式的描写，那种文字的力度，让人感到一种深深的紧迫感。它不是那种能让人一目十行读完的畅销书，它更像是一本需要放在案头、时常翻阅的案头书。我计划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再细读几遍其中关于法律援助和土地权属的章节，因为那涉及到如何将书中的理想转化为具有法律效力的保护措施，这无疑是实践层面最坚硬的骨骼。

评分☆☆☆☆☆

这本《传统村落：从观念到实践》的阅读体验，简直是一次对我们生活方式的深刻反思。我本来以为这是一本偏向理论研究的学术著作，结果它以一种非常接地气的方式，将宏大的“村落保护”议题，分解成了无数个可以触摸、可以感受的日常细节。比如，书中对传统建筑材料在现代社会中的困境进行了细致的剖析，那种对木材纹理、泥土质感的执着描述，读起来让人仿佛能闻到阳光下晒干的稻草香。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对过去美好图景的怀旧，而是着重探讨了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下，如何通过创新的社区运营模式，让古老的村落焕发生机。其中关于“活态传承”的论述，尤其发人深省，它挑战了那种将村落简单冻结、变成旅游景点的保守观念，强调了文化生命力来源于持续的、有机的生长。读完后，我开始重新审视我居住的城市社区，思考如何将那些被遗忘的邻里关系和手工技艺重新拾起来，这不仅仅是一本书，更像是一份关于如何安居乐业的行动指南。

评分☆☆☆☆☆

我必须承认，最初拿起这本书时，我对“观念到实践”这个标题抱持着一种怀疑态度，总觉得这类书籍往往在“高屋建瓴”的理论阐述上耗费太多篇幅，最终却在实际操作层面显得苍白无力。然而，这本书完全颠覆了我的预期。它的结构设计非常巧妙，前半部分对“何为传统村落的价值内核”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探讨，定义了其不可替代的精神坐标，这部分内容相当凝练且富有洞察力，避免了空泛的说教。而后半部分，则是一系列详实的案例研究，从东南亚某个偏远山寨的生态农业实验，到欧洲某地老城区的历史街区复兴计划，这些具体的“实践”案例，为抽象的“观念”提供了坚实的支撑。特别是关于社区治理的章节，作者并没有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展示了不同文化背景下权力分配与决策机制的差异性，这种多元视角极大地拓宽了我的认知边界。它教会了我，保护不是一刀切，而是需要因地制宜的智慧。

评分☆☆☆☆☆

这本书给我的最大震撼，在于它对“地方感”与“身份认同”的重新界定。在如今“世界公民”的口号日益高涨的背景下，许多人都在寻求一种抽离于特定地域的身份标签，但这本书有力地论证了，一个稳固的“地方感”才是支撑个体心理健康的基石。作者通过对村落空间形态与人际网络之间相互塑造关系的剖析，揭示了“家园”不仅仅是一个物理坐标，更是一个由共同记忆和仪式构建起来的精神场域。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关于“邻里伦理”的探讨，它细致描述了过去村落中那种基于互助和义务的社会契约，以及这种契约在现代社会中如何被淡漠和瓦解的过程。读完之后，我开始思考，我们是否可以设计出新的公共空间和制度，来重建这种失落的、具有韧性的社区纽带。这本书不仅仅是关于村落，它其实是在探讨“人如何与环境、与他人和谐共处”的终极哲学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