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与我这些年:陈映真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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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映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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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江西教育出版社
ISBN:9787539297231
版次:1
商品编码:12280937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20
字数:120000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陈映真对台湾文学有着深刻意义。他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极具代表性的作家。他是以小说形式表现台湾上个世纪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革命者的斗争与牺牲的作家,他被称为“台湾良心”,是台湾文学的一面旗帜。

内容简介

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对陈映真有着高度评价。书中说:“陈映真以艺术家的敏感和思想者的深刻使自己的作品具有‘先知’和‘启示录’的意义。”说陈映真“孤独而坚强的行走于台湾的历史风云中而矢志不改其理想主义”。

本书收录了陈映真先生文选、演讲、谈话等内容,以及他人对陈先生的评价、印象等。

林怀民在2006年指导大型舞集“云门”创作《陈映真?风景》,向自己成长时期的偶像致敬,在文化界引起轰动。

王安忆是陈映真的粉丝。“一九八三年去美国,我见识了许多稀奇的事物。假如我没有遇到一个人,那么,很可能,在中国大陆经济改革之前,我就会预先成为一名物质主义者。而这个人,使我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对消费社会的抵抗力。这个人,就是陈映真。”为此,王安忆写出了以陈映真为原型的小说《乌托邦诗篇》及散文《英特纳雄耐尔》,以志纪念。

报告文学家陈祖芬认为,陈映真是个“正气、厚重、有担当”的人。他们相见于2001年在台湾举行的两岸报告文学研讨会,觉得他是当场有分量的人物。这不仅因为他的堂堂外表,更由于他天然流露出的悲剧意识和担当精神,好像生来注定要挑起台湾纪实文学这副担子似的。”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陈崎嵘说,“陈映真对中国文学的热情、对两岸文化交流的热切、对中国立场的坚持,是中国文学宝贵的财富。聘请陈映真担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有利于促进海峡两岸的文学交流活动,在文学情感上更能拉近彼此。”


作者简介

陈映真(1937.10.6-2016.11.22 ),男,台湾作家,原名陈永善,笔名许南村,台北县莺歌镇人,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毕业。

1959年发表第一篇小说《面摊》,1968年因翻译《共产党宣言》、成立左派组织“台湾民主同盟”,被台湾当局逮捕入狱。1975年获特赦。之后文笔愈发犀利,《将军族》、《夜行货车》等杰作相继问世。1988年成立“中国统一联盟”,并担任首届主席。此后,他不知疲惫地往返于海峡两岸,为两岸和平统一奔走。1985年创办《人间》杂志。2009年移居北京。2010年担任中国作协名誉副主席。2016年11月22日在北京病逝,享年79岁。


目录

001 海峡三边,皆我祖国

中国知识界的问题//002

“戡乱”意识形态的内化//008

中国文学在两岸的发展//016

汹涌的孤独—敬悼姚一苇先生//022

经受大寂寞,甘之若饴—祭黄继持文//031

海峡三边,皆我祖国//035

039 文学是对自由的呼唤

文学是对自由的呼唤—获颁花踪世界华文文学奖感言//040

民族分裂下的台湾文学:台湾的战后与我的创作母题//046

一九八五年三月五日陈映真先生致潘耀明信//052

055 我是属于反思、检讨型的作家

论强权、人民和轻重//056

我是属于反思、检讨型的作家—专访陈映真//064

我们应建造一个正义和友爱的社会—陈映真答客问//082

中国的伤痛与台湾的认同悲情—专访陈映真//093

恐怖主义与弱小者的全球化—专访陈映真评美国“批发”式恐怖主义//102

人生小语——陈映真写给《明报月刊》//108

111 蝺蝺独行

我会努力的!—怀念陈映真//112

一个脊骨挺直的中国人—陈映真//115

踽踽独行—陈映真//122

陈映真点化革命乐章//134

从《将军族》到《夜雾》—谈陈映真小说艺术之深化//137

《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1960—1970)》序//146

怀念理想主义者—陈映真//165

陈映真获“花踪”大奖//168

作家陈映真病逝北京//172

175 大家眼中的陈映真

大家眼中的陈映真//176

附录—陈映真生平与创作简表//189


前言/序言

中国知识界的问题

陈映真

今天知识界的自我精英意识看来相对高涨,谈自己的“体系”,谈自己前途的人多,但把眼光抛向广泛直接生产者的处境与命运者少。一些在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尤其喜欢恣意批评他们所不知道的一九七九年前的中国,也习惯于漠视社会弱小者的惨苦,兀自宴乐腐败。

普遍流行的看法,总是把大陆当代史一分为二,即一九四九年后到一九七九年改革开放前看作一个阶段,一九七九年到现在是另一个阶段,而一般地否定或负面评价第一个阶段,肯定或正面评价后一阶段。

中国共产党领导并取得胜利的中国革命,是中国人民在古老的中华帝国崩溃、军阀割据、帝国主义侵略、民族经济破产的总危机中爆发出来的救亡图强的巨大能量的一个结果。这个革命打倒了帝国主义,打倒了封建主义,消灭了官僚资本主义。没有打倒这三座大山,今天的中国会怎样,看看印度就明白了。

中共选择社会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指导纲领,是人民政协纲领所说,把中国建设成“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国家。共和国建政以来,走了曲折的道路,但不论是“激进”的道路,还是“务实”的政策,基本上都是为了真心实意实践这纲领,这无疑义。

有人批评中共不应该选择社会主义道路。但这是在百年国耻、被帝国主义豆剖瓜分的命运中崛起的中共,从国民党手中接下残破贫困的中国,奔向富强时必然的选择。

有人批评农业合作化,但这是土地改革后创造出庞大而贫困的小农农村社会后,组织农民,对土地、农具、生产资源合理有效利用的不二法门。人们忘记了:农村合作化没有中国贫困农民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对中共产生的深厚感情与信赖为基础,是不可能的。中国毕竟没有像苏联那样以血洗富农的痛苦完成合作化。

大多数人把这个时期看成经济停滞、生活贫困的时期。日本学者的统计: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八年,中国工农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十点八;国民所得年增长率为百分之八点九;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为百分之十八,其中轻工业年增长率百分之十二点九,重工业年增长率百分之二十五点四。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增长无出其右。

没有打倒三座大山,没有在残破的国民经济上调动亿万人民艰苦完成初具规模的重工业体系和国防工业、改革农村经济,今天中国的发展是绝不可能的。

当然,从反右、“大跃进”一直到“文革”,中国走了弯路,留下沉重的创伤,这是人尽皆知的。但是,也得以“选择社会主义,捍卫革命,建设富强的祖国”这个根本动力,去理解“继续革命”论和“调整、发展”论之间的争论;从苏共对中共理论上和物质上的压迫,从韩战以降美国对中国至今未弛的围堵中去理解路线选择的斗争。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的经济从前一时期的快速增长进入曲折发展的时期。今日众所诟病的中央集权指令计划经济,却是完成了从农业引导重工业化、艰苦的重工业化资本积累的任务。对于贫困的中国,在特定历史时期,计划经济起了重大作用。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六八年,经济增长随政治、社会的翻搅,严重下挫。但经一九七○年以后的调整,经济很快恢复。不必等“文革”结束的一九七六年,一九七五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一九七四年增加百分之一点七(原计划百分之七);工业总产值比前一年增加百分之一点三(计划百分之八至九);农业产值增加了百分之二点五……

以“文革”为代表的“激进”道路教训是巨大的。运动固然冲击了反对革命的一些人,冲击了官僚、腐败分子,但运动也使成千上万纯洁、对社会主义革命怀抱不渝忠心,对解放和幸福深信不疑的党员、知识分子和群众受挫,使革命本身蒙受难以补偿和复杂的损失。一九八○年以后,这伤痕转变为对革命及其信念的反感、冷漠和不信任。

其次,“坚持社会主义,富强中国”的强大动力,不料产生了某种唯心主义,使历史唯物主义的工具失去效力。主观意志和愿望凌驾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之上,“瞎指挥”、灌水的业务成绩报告,在“激进”路线时期层出不穷。尤其严重的是,道德分析取代了阶级分析。对一个人是不是“资产阶级分子”“走资派”“右派”的定性,放弃了科学的社会阶级研究与分析,而以主观的政治论和道德论去审判。加上“唯阶级论”为害,使被错划阶级的人和他们的子女,受到政治上、社会上难以伸直的冤屈,对一代人的损害,至深且重。

一九七九年以后的巨大发展,十分振奋人心。我个人年复一年看见大陆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为激动。从社会发展的观点看,中国在一九七九年后的跃升,看来尚未有理论上的解说,但我深知这么地大、人口众多、底子单薄的中国的崛起,是十分不容易的奇迹。毛泽东曾说,一九六○年后,谈(革命的)光明面的人少了,谈黑暗面的人多了。中国人民力争复兴、独立和富强的历史意愿,没有比现在更贴近其实现的目标。

大陆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隐忧

当然,这快速、巨大的发展,就像一切国家的经济发展一样,可能内包着复杂的问题。但我只举两个隐忧:

一、在一九七九年特别是一九九二年以后强大的民族积累运动中,让“发展”这个火热的目标,遗忘了在生产现场中的广大工人阶级。农民的阶级分解问题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初期积累的残酷剥夺,相当普遍。“工农阶级的同盟”的实质,引起人们的忧思。

二、知识界的思想意识形态也发生巨大变化。过去“臭老九”论固然不对,今天知识界的自我精英意识看来相对高涨,谈自己的“体系”,谈自己前途的人多,但把眼光抛向广泛直接生产者的处境与命运者少。如前文所说,中国知识界忽然失去了人民的、马克思主义(更遑论社会主义)的视野。

一些在香港和台湾的中国人,尤其喜欢恣意批评他们所不知道的一九七九年前的中国。他们对中国革命起于屈辱,起于对独立自强、自救于危亡的思想一无所知,并且在“富裕”中嘲笑民族解放的执着。他们也习惯于漠视社会弱小者的惨苦,兀自宴乐腐败。我不反对这些人也来讴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十岁生辰,但一生局促的我,只能对盛世进献危言,作为我献给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小礼。

(原载《明报月刊》一九九九年第十期)



台湾与我这些年:陈映真档案 这是一部深入挖掘台湾文学巨擘陈映真先生一生思想轨迹、创作历程与社会参与的重量级研究文集。 本书并非对特定一本名为《台湾与我这些年:陈映真档案》的著作内容进行简介,而是作为一部独立、详尽的学术专著,旨在全面梳理和呈现陈映真先生作为一位作家、思想家、社会运动参与者,在台湾历史剧变中所扮演的复杂角色及其留下的深远印记。 本书的撰写,根植于对陈映真先生浩瀚文本、私人书信、访谈记录以及相关历史档案的细致爬梳与跨学科整合。我们力求超越单一的文学批评视角,从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的多个维度,构建一个多层次、立体的陈映真形象。 第一部分:时代的洪流与早年的淬炼 本书开篇追溯了陈映真先生的青少年时期与台湾光复初期的社会背景。这一阶段的梳理,重点关注战后初期,国民政府迁台后台湾社会在政治高压、经济转型中所经历的剧烈震荡。我们详细考察了青年陈映真如何在这种环境下,接触到左翼思想、马克思主义思潮,以及台湾本土知识分子群体的精神探索。 童年与求学: 深入分析了其家庭背景对早期世界观的塑造。着重探讨他在大学时期如何通过阅读与交游,逐渐确立其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这一部分特别关注了他在文艺界崭露头角,以其敏锐的观察力,开始对社会底层、被压迫者的命运进行书写。 “五六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困境”: 本部分聚焦于陈映真早期创作中对“青春与幻灭”主题的探讨。通过解析《我们从和平的春天走来》等早期作品,揭示其如何在特定历史语境下,表达对理想的坚守与对现实残酷性的反思。我们细致比对了他早期与同时代其他作家的文学实践差异,突显其思想的先锋性与批判性。 第二部分:文学的转向与深刻的关怀 本书的中间部分,是关于陈映真创作生涯中期的核心研究。这一时期,他的笔触开始更加沉稳、深刻,不再满足于对表象的描摹,而是深入挖掘台湾社会经济结构性矛盾及其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挤压。 “乡土与都市的张力”: 详细分析了陈映真笔下对不同社会阶层的描绘,尤其关注他对现代性冲击下台湾农民、工人阶级乃至边缘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的呈现。我们引入了大量的文本细读,探讨其叙事技巧如何服务于其社会批判的目的,例如其对细节的执着、对人物内心矛盾的复杂刻画。 思想的深化与论辩: 不仅仅停留在文学创作,本书还梳理了陈映真在不同时期公开发表的评论、札记及参与的公共论述。我们考察了他对台湾“现代主义”思潮的回应与批判,以及他对本土文化、民族认同议题的独特见解。特别是他对于“知识分子的责任”这一议题的论述,构成了本书思想分析的重要支柱。 文学与政治的交织: 这一章重点审视了陈映真先生在特定政治气候下所面临的压力与自我调适。通过对档案资料的交叉验证,呈现出他如何在坚持文学独立性的同时,并未放弃对社会现实的介入与表达。 第三部分:跨越海峡的凝视与晚年的思想布局 本书的后半部分,将焦点转向陈映真先生晚年对两岸关系、世界格局的宏大思考,以及他晚期文学创作的深刻转向。 “两岸知识脉络的连接与张力”: 详细考察了陈映真先生后期多次赴中国大陆的经历,以及这些经历如何影响了他对“中国”概念、民族叙事及全球化进程的理解。我们分析了他对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观察,以及他对台湾社会内部族群认同争议的深刻忧虑。 “记忆、历史与伦理的重构”: 探讨了陈映真晚期作品中,对“记忆”与“历史书写”的重视。他试图通过文学的微观叙事,去重建那些被主流历史叙事所忽略的个体经验与道德困境。这一部分深入剖析了他作品中体现出的深厚的人文关怀与伦理自觉。 他者的位置: 本书的结论部分,尝试将陈映真置于更广阔的亚洲知识分子谱系中进行定位。我们分析了他思想中的普世性价值,以及他作为一位坚守批判立场的知识分子,对后辈作家的启发与挑战。我们不仅关注他的成就,也审视他思想中可能存在的争议点,力求提供一个平衡且富有深度的评价。 研究方法与史料基础: 本书的撰写严格遵循学术规范,大量引用了陈映真生前所留下的手稿、未刊文稿、私人通信集、以及口述历史资料。我们采用了主题分析法、文本细读法和历史语境还原法,确保所有论述都有坚实的史料支撑。 全书总结: 《台湾与我这些年:陈映真档案》不仅是对一位重要作家的回顾,更是一部关于特定历史时期台湾知识分子精神史的深度剖析。它带领读者重返那个充满激情、矛盾与深刻思考的年代,理解陈映真如何以其文学和思想,持续地叩问着我们脚下的土地与我们灵魂的归属。这本书是献给所有关注台湾文学、社会变迁及知识分子责任的读者的重要参考。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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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结构布局,初看之下似乎松散,实则暗含精妙的章法。它不像传统传记那样线性推进,而是采取了一种碎片化的、多维度的叙事策略,如同在历史的迷宫中穿行,每走一步都有新的发现。我非常欣赏作者在穿插不同时间节点和不同人物故事时的那种游刃有余,使得整个阅读体验充满了探索的乐趣。这种非线性的叙事,反而更贴合记忆本身的工作方式——跳跃、重叠、突现。它要求读者主动参与到意义的建构中来,去填补那些看似不经意的留白。读完一个章节,常常需要回溯前文,将散落的线索重新编织起来,这种智力上的参与感,是很多平铺直叙的作品所不具备的。它更像是一件需要耐心打磨的艺术品,每一处细节都值得玩味,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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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给我最大的触动,在于其对“身份”议题的探讨。它没有给出任何简单明确的答案,而是将各种身份认同的冲突、模糊和流动性,赤裸裸地摊开在我们面前。阅读过程中,我能清晰地感受到人物内心深处的撕扯——他们既是某个集体的一员,又在努力地挣脱既定的标签,寻觅一个真正属于自己的立足之地。这种探讨超越了简单的政治立场之争,深入到了人性的基本困境:我们如何定义“我们”?“我们”又如何看待“他们”?这种复杂性和内在的张力,使得作品的讨论空间被极大地拓宽。它迫使我跳出固有的框架去审视许多我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事情,引发了我对族群、地域乃至个体归属感的深刻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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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整体氛围是压抑而又蕴含着一丝微光的。它毫不避讳地展示了历史留下的伤痕和未愈合的创口,笔触沉重,读来不轻松。然而,正是在这种对沉重现实的坦诚面对中,我反而捕捉到了一种坚韧的力量。它不是虚假的乐观主义,而是在承认一切艰难的前提下,依然保留着对美好事物和人性光辉的珍视。那些在困境中依然坚持着原则、守护着良知的个体形象,如同黑夜中的萤火虫,虽微弱,却指引着方向。这种“在绝望中保持希望”的姿态,是文学作品最能打动人心的地方。它没有提供廉价的安慰,而是赋予读者一种面对现实所需的勇气和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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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字的质感来看,这本书展现了一种罕见的、近乎古典的中文功底,但其表达的思想内核却是极其现代和尖锐的。作者的遣词造句充满了韵律感,即便是描述最平淡的日常场景,也能从中读出一种仪式感。这种对文字的极致雕琢,使得阅读本身成为一种享受,如同品味陈年的佳酿,回味无穷。我特别注意到,作者对于环境和物象的描摹,总是能精准地嵌入人物的心理状态,景物不再是背景,而是情感的延伸和共鸣者。这种“一切皆有情”的笔法,极大地提升了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它不追求轰轰烈烈的场面,而是专注于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情绪波动,将瞬间的感受凝固成永恒的文学瞬间。这种对细节的偏执,恰恰成就了作品的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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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这本书的扉页,一股浓郁的时代气息扑面而来,仿佛能触摸到那个特定历史时期台湾社会脉动的纹理。作者以一种近乎白描的手法,勾勒出台湾在特定年代背景下的社会景观和人文风貌。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叙事中展现出的那种克制而深沉的情感,没有歇斯底里的控诉,却在字里行间流露出对土地、对人事的复杂情愫。那些穿梭于街头巷尾的市井百态,那些小人物在时代洪流中的挣扎与坚守,都被捕捉得淋漓尽致。它不是一部宏大的历史叙事,更像是一系列细腻入微的侧影,共同构成了一幅生动而又略带伤感的台湾群像图。阅读的过程中,我时常会停下来,陷入沉思,去回味那些被文字轻轻触碰到的场景,它们引发了我对自身过往经历的一些联想,那种共鸣是深刻且持久的。这本书的语言是沉静的,但力量是磅礴的,它引导读者去关注那些容易被主流叙事忽略的角落,去倾听那些微弱但真实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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