韬略平天下:秦汉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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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运环,刘海燕,陈继东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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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崇文书局
ISBN:9787540348496
版次:1
商品编码:12286143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8-01-01
用纸:胶版纸

具体描述

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 细品先贤韬略,纵览往世兴衰,看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走向。

★ 从大历史观的角度和全局视角,将中华民族独有的谋略智慧精彩呈现。

★ 用文学的语言,通俗写史,带领读者身临其境,体会运筹帷幄的魅力现场。

★ 以史为鉴,在历史的镜前,找到修身、治国、平天下的人生智慧。


内容简介

“韬略平天下”丛书按照年代,共分为8册,再现了春秋、战国、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代、清代中国历经的千年风云巨变以及蕴含其间的智慧和谋略。细品先贤韬略,纵览往世兴衰,看清中华民族的发展脉络和走向。来自武汉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中南民族大学的历史学教授们,倾注全力,用文学的语言,通俗写史,带领读者身临其境,体会运筹帷幄的魅力现场。

《秦汉韬略》是“韬略平天下”系列丛书中的秦汉卷。实现大一统的秦朝,以刑法治天下,*终以短命收场。一时英雄奋起,项羽、刘邦、韩信、萧何、陈平,数不清的凡夫与人杰共创汉初的韬略辉煌。都说“创业难,守成更难”,得到天下的汉朝,从黄老之术到独尊儒术,从和亲、决战大漠到持节都护,从亲贤臣远小人到亲小人远贤臣,历史在艰难中前进。拨开历史烟云,一览秦汉数百年间的韬略运作。


作者简介

  罗运环,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主要从事先秦秦汉历史文化、古文字学(甲骨文、金文及简帛)、楚文化及中国地域文化的研究。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出版有《楚国八百年》《出土文献与楚史研究》《荆楚文化》(合着)、《荆楚建制沿革》(合着),主编有《楚简楚文化与先秦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等学术着作。


刘海燕,武汉大学历史学硕士,就职于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策划出版了《漫画中国史》《走进大自然》等图书。

陈继东,武汉大学历史学硕士,武汉外国语学校高级教师。出版有《中华成语词典》(合著)等图书。


目录

第一章

始皇的统治策略与赵高的篡权阴谋

始皇的统治策略 / 003

赵高的篡权阴谋 / 016

李斯的处世哲学与秦朝的兴亡 / 024

第二章

秦汉之际的军事谋略

秦末起义军的智谋 / 033

剑拔弩张,刘项鸿门斗智 / 044

韬光养晦,还定三秦 / 050

正面守势,斗智不斗力 / 056

战略包抄,出奇制胜 / 063

奋勇追穷寇,霸王刎乌江 / 070

第三章

汉初的无为而无不为

刘邦登基树威权和吕后的权谋 / 077

无为而治,与民休息 / 089

黜损诸侯王国的策略 / 097

匈奴、南越与汉廷的羁縻方略 / 117

第四章

武帝的雄才大略

经国理财的智谋 / 129

汉匈战事兵谋 / 142

罪己易辙,昭宣中兴 / 152

第五章

帝国危机,各施其术

汉运将终与“再受命” / 165

易姓受命,新朝代汉 / 172

更始革命 / 182

第六章

刘秀借符称帝与统一全国的军事谋略

委曲待机,借符称帝 / 191

占领两京,“处乎中土” / 197

“释关陇之忧,专精东伐” / 201

分化加征讨,平西土、定塞上 / 206

征抚兼用定沙塞 / 215

班超智复西域,酬就壮志 / 220

第七章

“柔道”政治

统治天下的“柔道” / 231

“俱存不扰”,防患于未然 / 232

强干弱枝,塞“窃命”之路 / 241

第八章

走入崩溃的后汉韬略

太后、外戚擅权的阴谋 / 247

宦官专权的权谋 / 252

清流、党人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策略 / 256

宦官打击党人的阴谋 / 262

虞诩镇抚羌人与黄巾起义的谋略 / 266

精彩书摘

第四章 武帝的雄才大略

武帝的雄才大略汉武帝在位五十四年,是位坚强、明智、富于创新、开拓进取的皇帝。他在位的半个多世纪中,改革发展,充满生机活力;文治武功,开创了西汉王朝的鼎盛繁荣,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汉书》评赞武帝具有“雄才大略”。

经国理财的智谋

汉初七十年,连续实行黄老无为之术,与民休息,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国家已经拥有相当充足的经济实力。但另一方面,长期的萧规曹随,也养成了一些保守习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政治、理财改革已成为必然趋势。这是汉武帝时代首先面临和要解决的问题。担当这份责任,实现人生理想,取得皇位则是前提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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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帝后元二年(前141)汉景帝死,其子刘彻即位,是为汉武帝。武帝在十四位兄弟中排行第十,能以得承大统,与刘彻在宫廷争斗中“攀贵”有关。

薄皇后一直没有生育,景帝因此没有嫡子,不得已,只好从十四位庶子中立栗姬所生长子刘荣为太子。也巧,景帝有位姐姐(即刘彻之姑母)叫馆陶长公主刘嫖,与景帝同为窦太后所生,嫁与贵族陈午后,有一女名陈阿娇。长公主刘嫖依靠其同胞之尊,常出入后宫,干涉宫内事务。为了进一步巩固自家的地位,刘嫖想让女儿陈阿娇做未来的皇后,于是找太子之母粟姬商议,想把女儿嫁给其子太子刘荣。但是粟姬善妒,她恨刘嫖举荐美女给景帝,便一口拒绝了这门亲事。不得已,刘嫖只好在几位皇子中寻找中意的人选。而刘彻之母王美人在宫中地位较低,易受控制,刘彻又与陈阿娇年龄相当,十分喜欢与阿娇一起玩耍。当刘嫖试探性地问刘彻,如得到阿娇会怎样对她,伶俐的刘彻回答:“若得阿娇,当以金屋藏之。”刘嫖一听正中其意,王美人也满口答应。于是,长公主刘嫖说动景帝,把阿娇许配给了刘彻,并开始调动各方面力量,让刘彻当太子。

刘嫖先是在景帝面前不断散布不利于粟姬的言论,并称赞刘彻英俊聪明。景帝逐渐为其所动,对粟姬有了一些看法。有一次,景帝试探性地说自己百年后,请粟姬照顾其他妃妾与皇子,善妒的粟姬听后板起了面孔不肯答应,还出言不逊,骂景帝“老狗”。粟姬生性如此,“人彘”惨祸难免重演。景帝因此心中含有恨意。事后,长公主刘嫖在景帝面前称赞王美人的儿子美德,景帝自己也觉得王美人的儿子有才能,但主意一直未定。正在此时,王美人采取欲擒故纵的策略,密请大行上奏章给景帝,请立太子之母粟姬为皇后。景帝以为粟姬正在拉拢朝中势力,大怒,诛杀上奏章的大行,罢黜太子刘荣,改为临江王;立刘彻为太子,封其母王美人为太后。粟姬失宠,忧忿而死。武帝因为攀上了长公主刘嫖这位权贵彻底改变了其命运,由与“太子”无份到被立为太子直至登上皇帝宝座,而其母则因子得贵做了皇后。

“攀贵”有多种,武帝则以“金屋藏娇”攀附后宫权贵长公主以获得皇位。这是一种通过联姻而攀贵获益的方式。粟姬却没有注意这一点。粟姬正当受宠,其子又被立为太子,似乎日后取得皇后已成定局。但个性造成悲剧,善妒的粟姬没有认识到:皇帝丈夫是无法独占的,自己实际上是只有取悦皇帝的义务,却没有要求皇帝的权利。而且,长公主刘嫖想把自己与粟姬的优势结合起来时,粟姬却意气用事,愚不可及地一口拒绝,平白为自己树立了一个强敌。当自己的优势地位正一步步丧失时,粟姬却仍恃宠而骄,辱骂景帝,导致了自己的彻底垮台。

武帝年少即位,胸怀大志,意气风发,想干一番大事业,然而当时的政坛空气沉闷,保守势力强大,其才华无法施展。如此政坛局面,是由两个方面的原因所造就。一是“无为”正统政治的影响,二是来自当朝摄政的老祖母,即窦太皇太后。

汉初以来,基于经济凋敝,社会破败而实行“黄老之学”指导下的“无为”政治。这对于稳定政局,约法省禁,休养生息,发展生产都曾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由于无为、放任的因素,却给地方诸侯王和商贾豪强以扩张的机会,也使匈奴更加贪得无厌。同时,“无为”政治给朝廷上下官吏带来了一种保守习气,不思进取,不去改旧革新。

正由于武帝即位年少(十六岁),老祖母窦太皇太后得以摄政问事。这个老祖母非同一般,她平生喜爱黄帝老子之言,也要求别人喜欢,还要求国家的大政也以黄老思想为指导。这样使汉初以来已经不适应社会需要的黄老政治得以继续存在。老祖母的权威更加强了朝政的保守性。

当年武帝被立为太子时,景帝曾以儒生卫绾为太傅。武帝受儒学影响颇深。儒学与黄老之术不同,最大的特点就是进取精神较强,既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益于武帝的革新事业。武帝即位后,先后起用卫绾、田蚡、窦婴、赵绾、王臧等一批爱好儒术的人担任丞相等要职,想改变保守的政治气氛,以儒术取代黄老之术,结果惹恼了老祖母窦太皇太后。老祖母将田蚡、窦婴统统赶下台,并迫使赵绾、王臧下狱、自杀,而以其亲信许昌、庄青翟等担任丞相等要职、武帝受到压制。

建元六年(前135),坚持推行黄老之学的老祖母窦太皇太后死。汉武帝摆脱了压制后,立即下令罢免丞相许昌和御史大夫庄青翟,清除了窦太皇太后安插在朝内的所有亲信党羽。同时任命田蚡为丞相,韩安国为御史大夫。汉武帝消除了朝中奉行黄老思想的势力后,便把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定其为一尊。

汉代的儒家不同于先秦时代初立的儒家,而是经过鸿儒董仲舒改造过的儒家思想,适合加强君权及统治者对百姓的控制。汉武帝将其奉为官方的统治思想,并罢黜百家。汉武帝还通过设立太学,行封禅之礼,改定服制与历法,建立年号等一系列措施把儒家思想渗透到政治、法律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去,使之在全国迅速得到推广。

汉武帝更定了统治思想,同时也就终止了黄老思想指导下的“无为”政治,而为多欲进取,实行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策略上的革故鼎新奠定了基础。

革新首先要从思想做起。而人的行动是为其一定思想所支配的。汉武帝以多欲进取的儒家思想取代休息无欲的黄老思想,为其改革进取奠定了思想基础。



好的,下面是一份关于不同图书的详细简介,内容与您提到的《韬略平天下:秦汉韬略》无关。 --- 一、《江山风云录:魏晋南北朝的转折与融合》 主题: 本书深入剖析了中国历史上最动荡、文化最为复杂的时期之一——魏晋南北朝的社会变迁、政治斗争与民族融合进程。它并非仅仅关注帝王将相的兴衰,而是将视角投向了那个时代精英阶层与底层民众的生存状态,探讨了士族门阀制度如何塑造了地方权力结构,以及佛教、玄学等思想思潮如何深刻影响了人们的精神世界。 内容梗概: 全书分为三卷。第一卷“分裂与重塑”,聚焦于三国鼎立后的格局演变,重点阐述了曹魏代汉、司马氏篡权的核心脉络,并细致描绘了“竹林七贤”等名士风流背后的政治隐喻。作者通过对口赋、志人小说的文本解读,揭示了士人阶层在乱世中的生存哲学与道德困境。 第二卷“胡风与汉化”,是本书的重点。它详细梳理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北方的政权更迭,特别是拓跋鲜卑在北魏的统治策略。本书摒弃了传统上将这一时期视为“蛮夷入侵”的单一视角,而是着力展现了汉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的激烈碰撞、相互吸收与最终的融合。例如,对孝文帝改革的剖析,不仅限于政策层面,更深入探讨了其背后的文化认同焦虑与国家构建的雄心。 第三卷“气象与归宿”,聚焦于隋唐统一前的准备阶段,即陈隋之际的权力真空与新兴力量的崛起。这一卷着重分析了江南士族在南朝的长期发展及其文化输出对统一后的隋唐盛世所做的铺垫。书中特别对南方经济开发、运河体系的初步形成,以及相关的地方志记载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价值与特色: 本书最大的特色在于其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融合了社会史、文化史与思想史的研究成果。作者对史料的驾驭能力极强,既能宏观把握时代脉络,又能对具体的文物、碑刻、诗赋进行微观解读。它为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参照。 --- 二、《宋代士林:风雅、理学与市井的交响》 主题: 本书聚焦于宋朝,一个在军事上看似积弱,但在文化、经济和市民生活上达到前所未有高峰的时代。它试图描绘一个立体的宋代,即文人士大夫的“风雅生活”、程朱理学的兴起与深刻的哲学影响,以及日益繁荣的城市商业活动对社会结构产生的冲击。 内容梗概: 本书以“日常生活”为切入点,构建了宋代社会图景。 第一部分“笔墨与清玩”,聚焦于宋代文人的雅集、点茶、插花、焚香等生活细节。通过对《东京梦华录》、苏轼、米芾等人的文集的研究,作者描绘了一幅精致而内敛的士大夫生活画卷,探讨了审美情趣如何成为区别于前代的重要标志。 第二部分“格物与致知”,深入探讨了理学的哲学内核及其社会实践。本书对朱熹的思想体系进行了辨析,阐明了“存天理,灭人欲”如何在不同层面渗透入教育、家庭伦理乃至官员选拔之中。同时,也兼顾了陆九渊等其他学派的思想异动,力求展现理学内部的张力。 第三部分“市井烟火与商业革命”,关注北宋和南宋的经济转型。书中详细分析了交子、会子的出现,说明了货币化的加速对传统土地本位经济的瓦解作用。对瓦子、勾栏等娱乐场所的描述,则生动展现了市民阶层文化需求的增长,以及他们如何在城市空间中构建自我认同。 价值与特色: 本书结构严谨,叙事流畅,避免了将宋代浪漫化或过度脸谱化。它成功地将宏大的哲学思辨与微观的市井风情结合起来,为读者理解宋代“重文抑武”背后的文化逻辑提供了深厚的文本基础。 --- 三、《黄河岸边的文明之影:夏商周三代的权力起源》 主题: 本书是一部聚焦于中国文明曙光时期的考古学与文献学交叉研究的著作。它着重探讨了夏、商、周三代如何通过军事征伐、宗教信仰和制度创新,最终确立了以血缘宗法为核心的早期国家形态,以及“天命观”如何成为其政治合法性的基石。 内容梗概: 本书以黄河流域为中心,追溯了早期文明的物质证据与精神构建。 第一章“龙山余晖与早期城邦”,从考古遗址入手,对陶寺、石峁等遗址的最新发掘成果进行了梳理,探讨了向国家形态过渡的社会复杂性证据,如大型建筑、早期文字的萌芽等。 第二章“神权与王权:商代的宗教政治”,详细分析了殷墟甲骨文的占卜内容,揭示了商王如何通过与祖先神和最高神“帝”的沟通,来垄断政治权力。书中对商代复杂的祭祀体系、人牲现象的社会学解读,是本书的独特之处。 第三章“礼乐的构建:周代的制度遗产”,着重分析了武王伐纣的叙事构建,以及周公如何通过“分封制”和“宗法制”来维系广大的统治疆域。作者强调,周代的“礼”不仅是行为规范,更是维系等级秩序与权力分配的法律框架。 第四章“金文的低语”,通过对西周青铜器铭文的解读,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展示了周王对诸侯的控制力在不同阶段的强弱变化,以及礼乐制度在实际运行中遇到的挑战。 价值与特色: 本书最大的特点是紧密结合考古发现与经典文献,特别是对近年来重大考古发现的引用非常及时和准确。它提供了一个有力的论证:早期中国的国家形态并非一蹴而就的军事征服,而是权力、信仰与制度设计复杂互动的产物。语言严谨,逻辑清晰,是深入了解中国早期国家形态的权威参考书。 --- 四、《明代江南文官集团的兴衰:士大夫的权力与边界》 主题: 本书聚焦于明朝中后期,以江南地区为中心,探讨了以“科举”为上升通道的庞大文官集团如何形成自身的权力网络,以及他们与皇权、地方豪绅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重点分析了“清议”的兴起与衰落,以及政治派系斗争对国家治理的影响。 内容梗概: 本书结构围绕权力运作的三个层面展开:选拔、运行与制衡。 第一部分“科场与入仕”,详细分析了八股取士制度对士人思想的塑形作用。作者通过对著名江南士人的传记研究,揭示了他们如何在科场中磨砺出精准的文本解读能力,以及这种能力如何在政治辩论中转化为制度话语权。 第二部分“内阁与清流”,深入考察了明代内阁制度的实际运作,以及东林党等政治集团的形成机制。本书认为,明代士大夫试图通过“清议”来约束皇帝的权力,但这最终演变为内部倾轧的工具,削弱了中央的行政效率。 第三部分“钱谷与地方治理”,将视野投向了江南的经济腹地。本书探讨了士绅阶层如何利用其文化资本和对税收政策的理解,在地方上扮演了半官方的角色,以及这种“士绅治县”模式在应对社会危机(如灾荒、倭患)时的有效性与局限性。 价值与特色: 本书对明代政治史的研究具有创新性,它超越了对宦官专权或君主暴政的简单归咎,而是着重于分析权力精英集团自身的行为逻辑和制度困境。研究方法上,融合了精英传记史与社会经济史的分析视角,使得对明代政治生态的描绘更为立体和深刻。 ---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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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罢全书,最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作者对于制度构建的韧性的探讨。我们通常关注秦朝的速亡与汉朝的兴盛,但这本书却将焦点放在了两个朝代在制度设计上的微妙差异与继承。它花费了大量篇幅来比较秦朝严苛的、偏重于“力”的行政体系,与汉初在黄老之学影响下,那种“无为而治”的休养生息策略之间的张力。作者没有简单地赞扬汉代的仁政,而是深入挖掘了中央集权如何通过地方羁縻和郡县的灵活变通来维持长期稳定的过程。书中对“郡国并行制”的演变分析得极其到位,展示了汉代统治者在面对地方豪强崛起时,如何运用法律、联姻乃至军事威慑等多重手段进行平衡,这种动态的、充满博弈的治理艺术,远比教科书上的定论要复杂和精彩。它让我意识到,一个强大的帝国,其核心竞争力往往不在于军队的规模,而在于其治理结构的适应性与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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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叙事风格简直是教科书级别的“去魅”式写作。它没有过度渲染任何一位历史人物的传奇色彩,而是将他们置于复杂的利益链条和时代局限中去审视。比如,对韩信的军事天才的描绘是克制的,重点放在了他是如何被当时的政治生态所裹挟,他的功高震主与最终的悲剧,与其说是个人命运,不如说是特定权力结构下“功臣”宿命的必然。作者的笔触是冷峻的,他关注的不是谁赢得了哪一仗,而是谁最终掌控了叙事权和资源调配权。在解析楚汉争霸的关键转折点时,作者没有将刘邦塑造成一个完美的领袖,而是强调了他超凡的“用人哲学”——他如何识别并留住那些比自己更有能力的人,以及如何处理他们之间的微妙关系,这才是他能笑到最后的核心秘诀。这种对人性弱点与组织效能的冷静剖析,使得阅读过程充满了一种智力上的挑战与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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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厚厚的历史著作,一打开就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的厚重感。作者显然对那个波澜壮阔的时代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文字中流淌着一种老派史家的严谨与从容。我尤其欣赏它对地理因素如何塑造战略格局的分析。比如,书中对秦岭、陇山等天然屏障的描述,不仅仅是地理课本式的陈述,而是深入剖析了这些地形如何成为关中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关键,以及楚汉相争初期,项羽在战略上的短视,很大程度上源于他对不同地理环境的适应性不足。书中对早期军事部署的描摹细致入微,仿佛能看到一个个方阵在古道上行军的场景。它没有停留在简单的英雄事迹的罗列上,而是着重于大势的推演,探讨了从战国末期到汉初统一过程中,中央集权如何一步步构建和稳固其统治基础,这种宏观叙事的手法,对于理解历史的必然性非常有启发。读完后,我对“得地利者得天下”这句话有了更具象化的认识,它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无数次战役、无数条防线构筑起来的血与沙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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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史料运用达到了极高的水准,但它最厉害的地方在于,它没有让史料成为炫耀的工具,而是成为了构建论点的坚实骨架。阅读过程中,我多次被书中引用的那些鲜为人知的竹简、碑刻上的只言片语所吸引,作者巧妙地将这些零散的证据,如同拼图一般,还原出了许多历史事件的全貌。例如,书中对边防体系的重建分析,不仅仅是依据《汉书》的记载,还结合了西北边塞出土的烽燧文书,从而推断出汉代戍卒的生活状态和实际的防御部署,细节翔实到令人信服。这种“以小见大,以微知著”的史学功力,体现了作者扎实的田野调查和文献功底。它不是一本简单供人消遣的通俗读物,而是一部需要细细品味、时常翻阅的深度参考,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细节被挖掘出来,让人对秦汉之交的复杂性有更深一层的敬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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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耳目一新的是,作者在讨论秦汉的军事思想时,引入了“后勤决定论”的视角。以往我们多关注战术的精妙,但这本书似乎在强调,在那个动辄跨越千里、需要大规模调动民力的时代,后勤保障体系的建设与维护才是战略成功的基石。书中详细描述了秦朝在统一过程中对驰道、漕运体系的超前规划,以及这些工程如何成为其军事行动的“血液循环系统”。到了汉初,即便是休养生息的阶段,国家仍然要花费巨大的精力去维系这个庞大的体系,稍有疏忽,地方叛乱便会因补给中断而迅速溃散。这种对“看不见的战争资源”的关注,极大地拓宽了我对古代军事史的认知边界。它让我明白,伟大的战略家不仅要懂得如何打仗,更要懂得如何组织一个国家的能力去支撑战争,这种思维的跨度非常值得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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