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西学丛书：大同学 pdf epub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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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颉德 著，周伟驰，姚达兑 编，[英] 李提摩太，蔡尔康 译，姚达兑 注

图书标签:

• 晚清史
• 近代史
• 西学东渐
• 思想史
• 教育史
• 文化史
• 学术史
• 中国近代教育
• 晚清
• 大同学

出版社： 南方日报出版社

ISBN：9787549117758

版次：1

商品编码：12347053

包装：平装

丛书名： 晚清西学丛书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8-04-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95

字数：104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晚清西学丛书：大同学》是李提摩太和蔡尔康合译，颉德原著的《社会进化》所成书稿。他们的翻译是概括原著大义的一种重新创作。
　　“大同”这个概念，出自中国经典《礼记》，借由中国概念来表述西方关于社会进化和秩序的社会学理论。
　　《晚清西学丛书：大同学》是2017年国家出版基金和十三五重点规划图书晚清西学丛书的书目之一。

作者简介

　　颉德（Benjamin Kidd，1858-1916），英国社会学家、统计学家，风行一时的畅销书作家。梁启超评论其为“进化论之传钵巨子，而亦进化论之革命健儿也”。
　　
　　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1845-1919），晚清来华英国传教士，《时报》主笔，广学会总干事，主持翻译了多种西学著作，积极引进西方先进思想和科技知识，对晚清社会和政治有较大影响。
　　
　　蔡尔康（1851-1921），《万国公报》主笔，林乐知等传教士的译助，与一些来华传教士合作翻译了多种作品，有“几合美华而为一人”的美誉。
　　
　　姚达兑，男，广东汕头人，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曾任美国哈佛燕京学社访问研究员，现兼任中山大学西学东渐文献馆、广州与中外文化交流研究中心研究员。

精彩书评

　　★我们出版这套丛书，是希望能搜集、整理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晚清西学译撰著作，填空补缺，为还原晚清思想全貌做一些添砖加瓦的工作。我们希望能促进对晚清西学的研究和重新评估，将之作为明末清初至今完整的“西学东渐”上的重要一环，予以独立的突显。
　　——周伟驰（本丛书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目录

第一章 今世景象
第二章 论进境
第三章 相争相进之理
第四章 人世第一大事
第五章 大道关系于兴世
第六章 泰西教化上
第七章 泰西教化下
第八章 今世养民策
第九章 教化本于道心非出于学术
第十章 总结
参考文献
跋

精彩书摘

　　《晚清西学丛书：大同学》：
　　第二章 论进境
　　人之所异于禽兽者，无他，能求日进无疆而己矣。原夫上天造物之始，禽兽与人，同属动物之一类。惟人实冠于万物，用能日进无疆，不特超出于羽毛鳞介诸虫，更裒然为倮虫之长。且充其秀灵之孕毓，能各就其土地，联合而自成为国。且有君以宣其化，有民以承其流。民之从君一如士卒之从将帅，号令既出，莫之敢违。
　　人为万物之灵，不第明君民之分际已也。盈天地间，皆气也，而人能一一略知之。有化学家出，更能审其质而标其名，分其类而知其用。甚至电气之属，供人驱使，不啻主之役仆。夫气，其至虚而无丽者也，其至微而无定者也。天地之大权，乃旁落于人中。人不几与神同其智能哉！
　　或问：“人亦一物耳，而竟能登峰造极者，何也？”曰：“人之由渐而明，一如国之由渐而兴。就其浅近者言之，人如饮食合宜，则充实壮健，否则病且死，有定理焉。惟国亦然，行大益事，则兴。若缘不明之故而行大损之事，亡也忽焉。”
　　昔有达文者，善能考察万物生长变化之理，盛名鼎鼎。然究其始，则实因考察各国之废兴成败，而推其理于万物者也，于此有人焉。覆由万物生长变化之理，而推诸治国，因遂回溯各国历代曰进无疆之成迹，岂非绝妙之事，而无如明此理者之绝少也。
　　苟欲洞明此理，首宜知国家之兴，亦如动物之生长，多有不相上下者。然苟无人治理，不但无从兴国，而且逐代递降。试以物论，欲水之流，只须一端稍低，水即率其顺下之性，悠然竟去，其低更甚者，流即更速，此不易之理也。由物以推诸人，治国之道也。牡者，行色华丽，牝为所诱，生子更美，递争而递胜也。由禽兽而推诸人，人能说理，又能合众，争机伏焉。自古至今，凡不知教化之国，人皆畏而避之。知教化矣，其有至善之教，人更乐与来往。于是，善事日增，恶事日减，藉非争也，曷以至此。
　　更览五洲历代之史，太古时，日寻干戈，多与斐洲内地生番无异。既而有首出之一人，先创章程，以为律法，然仍简略而粗疏也。智者继起，增庳培薄，遂合数千万人而立一君，其国即由是渐兴，前国遂为所败。问：“何以败？”曰：“惟未善故。”问：“何以兴？”曰：“惟较善故。”
　　凡国之所以日进无疆者，又必于相争相胜之道，历经试验，而以至善为归焉。然其中又有自然而然之理。宰治者初无容心也。昔者，亚述、巴比伦、波斯、埃及、希腊、罗马诸古国，类如此也。之数国之君，如波斯之古烈、希腊之爱烈珊德、罗马之该撒，皆有囊括天下、席卷八荒之志，而不知各国兴盛之真机，即在于相争相胜。试观罗马大国，鲸吞蚕食，西方之地，皆隶版图，心曰：今而后，莫予争也已。然即此无所争之一心，衰兆遂从此始。
　　……

前言/序言

　　一、晚清西学东渐的译述时期与转译时期
　　历史上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知识传播运动，表现为大规模的翻译运动，如希腊经典被译为阿拉伯语（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语的希腊经典被译为拉丁语，印度佛典被译为汉文，日本明治维新后对于西方著作的翻译等。明清之际，西方知识开始向中国传播，虽然中间有过停顿，但西学东渐规模越来越大，在晚清呈现上升趋势，到民国达到一个高潮。改革开放后，更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快速进行，目前的态势用“方兴未艾”来形容也不为过。“西学东渐”作为一个过程，跟“中学西传”是一体两面。就西学东渐本身来说，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也有少量著作是撰写的，但主要还是以翻译著作居多，可以说西学东渐是一个翻译的过程。
　　在明末以来这个生机勃勃的“400年翻译运动”中，晚清占有特殊地位。晚清译介者‘11来源是多种多样的，既有西方传教士也有中国学者，既有教会组织也有政府机构。翻译内容五花八门，从宗教知识到世俗知识，呈现出阶段性的特征。我们可以根据翻译活动的方式是直接翻译还是转译，是合作翻译还是独自翻译，概括地将晚清西学翻译分为两个时期，时间上大致以甲午战争至维新变法为界。甲午战争前是“译述时期”，维新变法失败后是“转译时期”。
　　从马礼逊来华到甲午战争，翻译者主要是西方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一般情况下是传教士“口译”，中国助手“笔述”。当然，这时期不是没有个别人士可以单独地进行翻译（如颜永京），但总体来说这样的人凤毛麟角，因此，我们可以把这一时期（1807-1898年）称为“译述时期”。这一时期的翻译者如果受雇于教会，则其翻译内容多为宗教类著作；如果受雇于清政府（如江南制造局翻译馆），则其翻译多为军事科技类著作；如果是自立的学会（如广学会），则人文社科类著作会多一些。
　　“译述时期”大致可分成三个阶段。从1807年马礼逊来华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为第一个阶段，翻译的主体为传教士及其中国助手，他们主要在中国的广州、澳门以及东南亚一带，翻译的内容主要是宗教书籍，也有一些地理、历史、科技的著作，还办了一些中文杂志。
　　第一次鸦片战争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为第二个阶段。这时香港被割让，广州之外，福州、厦门、宁波、上海成为通商口岸，太平天国使得帝国南部陷入战乱。以上海为中心，传教士在各大口岸与其中国助手翻译了一些宗教著作与文化著作，创办了一些中文杂志…。
　　在这两个阶段中，著名的译撰者有马礼逊、米怜、郭士立、麦都思、合信，俾士、湛约翰、罗孝全、艾约瑟、慕维廉、玛高温、伟烈亚力等，与之合作的中国人有李善兰、王韬、管嗣复、张福僖等人。这些传教士所出中文书

晚清西学丛书：大同学 《晚清西学丛书：大同学》并非一本独立成书，而是晚清时期一股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思想文化浪潮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那个风云变幻、内忧外患的时代，一群有识之士，怀着救亡图存的使命感，积极引进、翻译、编纂了大量西方知识，旨在启迪民智，富国强兵。这套《晚清西学丛书》便是这一宏大工程的缩影，而“大同学”作为其中的一员，则以其特有的视角和内容，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打开了一扇通往新世界的窗户。 要理解“大同学”的价值，必须先将其置于晚清中国与西方的剧烈碰撞之中。自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彻底打破了中国数千年的闭关自守。曾经引以为傲的“天朝上国”形象在现实面前显得如此脆弱，迫使一部分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反思，审视自身的不足，并试图从外部世界寻找答案。这种反思催生了洋务运动，而洋务运动的核心便是“师夷长技以制夷”。然而，仅仅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很快被证明是远远不够的。真正的危机在于制度、思想、科学的落后，在于缺乏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学习西方的“学问”——科学、哲学、政治、经济、社会学等，成为了愈发迫切的需求。《晚清西学丛书》的编纂，正是为了系统地、有组织地将这些西方知识介绍给国人。其编纂者往往是那些在洋务运动中接触过西方事务，或者曾留学海外，对西方文明有着深刻体认的精英。他们深知，知识的传播不仅仅是简单地搬运，更需要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消化、吸收。 “大同学”之所以能成为丛书中的一员，必然承载了其独特的使命和内容。“大”字，暗示着其内容的广博与宏大，可能涵盖了多个领域，或者对某个核心领域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力求让读者“大”有所悟。“学”字，则明确了其知识属性，是一门需要学习、理解、实践的学问。“同”字，或许可以理解为“共同”、“一起”学习，强调了知识的共享和启蒙，也可能指向一种普遍适用的科学原理或社会规律，是人类共通的智慧结晶。 虽然我们无法确切知晓“大同学”的具体篇目和内容，但根据晚清西学传播的普遍特点，我们可以推测其可能涉及的领域。 在科学技术方面，晚清的知识分子对西方在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医学等方面的成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们可能会翻译和介绍牛顿的力学定律、拉瓦锡的化学理论、达尔文的进化论（尽管达尔文的理论在当时可能尚未完全普及，但科学的进步精神是共通的），以及关于蒸汽机、电力、电报等近代技术原理的著作。“大同学”很有可能包含了对这些基础科学理论的介绍，或者对当时最前沿的科学发现进行解读，以期改变国人“天圆地方”、“阴阳五行”的旧有认知，建立起基于实证的科学世界观。 在政治法律方面，随着中国与西方国家交往的日益增多，关于国家制度、法律体系的讨论也逐渐兴起。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大力倡导君主立宪，他们必然需要借助西方政治学的理论来支撑自己的主张。因此，“大同学”可能涉及对西方议会制度、三权分立、宪法精神的介绍，或者对不同国家政治体制的比较分析。它可能还会触及近代国家概念、主权理论、国际法等内容，帮助国人理解现代民族国家的构建模式。 在经济学方面，西方工业革命带来的巨大生产力，以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他们可能在“大同学”中介绍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的一些核心思想，如市场经济、自由贸易、劳动分工等。也可能探讨金融、货币、银行等近代经济运作方式，以期为中国发展工商业、引进资本提供理论依据。 在思想哲学方面，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的人文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思想，以及后来的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都对晚清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同学”或许会介绍洛克、卢梭的政治哲学，密尔的自由主义思想，或者对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哲学思想进行初步的梳理和介绍。它可能还会触及教育思想、社会改革的理念，以及关于个人权利、社会进步等方面的探讨。 从“大同学”这个名称本身，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联想其编纂的宗旨。它很可能不是枯燥的学术论文集，而是以一种更为通俗易懂、便于学习的方式呈现。其内容或许包含大量的图表、插画、案例分析，使得抽象的科学原理和复杂的社会制度能够被普通读者所理解。编纂者可能力求在“大”学问与“同”心向学者之间架起桥梁，让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成为一种全民性的、广泛参与的活动，而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专利。 “大同学”的出现，标志着晚清知识界在学习西方时，从最初的“器物”层面，逐步深入到“制度”和“思想”层面。它不再满足于简单地模仿西方技术，而是开始探索西方文明背后的逻辑和精神。这种尝试，即使在当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如保守势力的反对、翻译人才的匮乏、传播渠道的局限，但其历史意义不容忽视。 这套《晚清西学丛书》，以及其中的“大同学”，在当时的传播虽然受到一定限制，但它们如同星星之火，逐渐点燃了中国知识界寻求变革的火炬。它们为后来的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等更广泛的思想启蒙运动奠定了基础，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许多后来叱咤风云的人物，在青年时代都可能在这些西学著作中汲取养分，受到了深刻的启迪。 因此，“大同学”不仅仅是一本“书”，它是一个历史符号，代表着晚清一代知识分子在时代巨变面前的觉醒、探索与努力。它承载着那个时代对进步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在苦难中奋力前行的勇气。理解“大同学”，就是理解晚清中国如何从传统走向现代，如何开始艰难地拥抱一个全新的世界。它提醒我们，知识的力量，特别是跨文化的知识融合，对于一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具有何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也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思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以及我们如何继续学习、如何继续进步。

评分☆☆☆☆☆

从文学性的角度来看，这套丛书的语言风格是极其凝重和说教性的，充满了那个时代特有的“慷慨陈词”的腔调。它很少有细腻的情感描摹或优美的文笔，其目的性极强——即传播知识、唤醒民众。我曾尝试快速浏览其中的几篇关于“国民性”改造的文章，那种字里行间流露出的对国民“沉沦”的痛心疾首，以及对未来“新国民”形象的殷切期盼，是具有强大感染力的。这种强烈的道德感和使命感，是当代学术写作中所罕见的“温度”。它提醒我，知识的传播从来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更是一种价值的灌输和信念的构建。尽管我对书中部分过时的观念持有保留态度，但那种“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叙事，依然能触动人心深处，让人反思，在今天的知识生产中，我们是否也缺失了这种对整体命运的关怀和自觉的责任感。

评分☆☆☆☆☆

这套《西学丛书》的选材，在我看来，最大的价值在于其“选”的过程本身，而非其“译”的质量。它像一面镜子，映照出那个时代精英阶层对“新知”的焦虑与取舍。书页中那些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论述，关于“格物致知”如何与现代科学接轨，关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新秩序下如何被重新诠释，都显得那么用力而又那么用力不足。我尤其关注了其中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讨论部分，那些关于君主立宪的构想，读来令人唏嘘。它展示了一种近乎于天真的期盼，即通过对旧有框架的修补和升级，便能实现根本性的变革。这种“缝补”式的思维，与我们今天对彻底颠覆和重构的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体现了知识分子在革命与改良之间的摇摆不定。每一次翻阅，都仿佛能听到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群体内部激烈的争论声，那是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但路径选择却步履维艰。

评分☆☆☆☆☆

我并非历史专业出身，购买这套书更多是出于一种对“文化碰撞”的好奇心。我以为会读到大量直接的、如教科书一般的西方思想翻译介绍，但事实并非如此。相反，我发现大量的篇幅被用来进行概念的“对等化”和“本土化”的艰难尝试。那些涉及社会学、伦理学层面的词汇，被学者们小心翼翼地拆解、重组，试图用儒家思想的词根去承载全新的意义。这种翻译策略，虽然在当时或许是迫不得已的妥协，但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反而提供了一个绝佳的案例研究：语言是如何限制和塑造了思想的边界？我发现自己时常会停下来，思考一个简单的中文词汇，在被强行赋予了西方哲学内涵之后，它原有的、沉淀了千年的文化意蕴是如何被稀释或扭曲的。这种阅读体验，是智力上的挑战，也是对自身文化根基的一次审视。

评分☆☆☆☆☆

这部清末民初的译著汇编，装帧古朴，纸张略带泛黄的质感，初翻开时，那种历史的厚重感扑面而来。我原本是抱着学习当时思想脉络的心态来接触这套丛书的，期待能从中一窥晚清知识分子在面对西方冲击时，是如何艰难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架设桥梁的。然而，阅读过程却更像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只不过，对话的内容远比我预想的要晦涩和迂回。书中的一些篇章，引用的典籍和概念体系，对于我们今天习惯了简洁明了的知识传递方式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它要求读者不仅要有扎实的文言功底，更要对当时国内外的政治哲学语境有深入的理解。我花了大量时间去查阅注释和背景资料，试图理清那些被精心构建起来的、试图用东方概念去涵摄西方新知的论述结构。那种感觉，就像是透过一层厚厚的玻璃去看一个色彩斑斓却又极度失真的世界，充满了距离感和探究的乐趣，但同时也伴随着理解上的疲惫。

评分☆☆☆☆☆

这套书的装帧虽然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特色，但其排版和注释的缺失，给现代阅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很多引文没有注明出处，许多关键概念的解释也停留在了作者的个人理解层面，缺乏更宏观的学术支撑。这使得我必须频繁地停下来，用电子设备去核对信息，这极大地破坏了沉浸式的阅读体验。如果将这套书看作是清末民初知识生产的一个“初稿”或者“工作记录”，那么这份记录的粗糙程度是令人惊叹的。它暴露了当时翻译和学术研究基础条件的匮乏，也反衬出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在极度匮乏的资源下所迸发出的那种近乎殉道般的求知欲。相比于今天唾手可得的电子资料库，阅读这些实体书籍，更像是在进行一次艰苦的“考古挖掘”，每发现一小块有价值的文字碎片，都需要付出不成比例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