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夸张地说,随便翻开一本西方文艺评论的书,我们都能够找到弗洛伊德的名字,或者看到他的影子。”
★此卷中的《图腾与禁忌》一文是弗洛伊德应用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方法研究社会心理学的首次尝试,也是弗洛伊德第1次集中阐述自己关于宗教和道德起源的一部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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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卷是弗洛伊德有关人类学、社会学、文化学、宗教学、历史学和哲学等方面的代表性著作,共包含两部作品。《图腾与禁忌》1913年出版,通过蒙昧人与强迫神经症患者的比较,推断了图腾崇拜的本原意义。《摩西与一神教》1939年出版,是弗洛伊德生前完成的最后一部著作,它深入浅出地剖析了一神教的本质和起源。这些论著基本上属于弗洛伊德心理哲学的范畴。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20世纪影响最大的思想家之一。弗洛伊德作为深蕴心理学的开创者,他的潜意识心理学说、精神分析治疗方法技术以及对人类心灵深层隐秘王国的揭示,不仅为心理学研究整个人类精神世界开辟了全新的领域,而且对西方当代文学艺术、宗教、伦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主编车文博,心理学家、哲学家,中国理论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推进心理学元理论的建构和“类心理学”的开拓;突破单一文化心理学知识史或学科史的研究,开创多元文化(东西方文化)心理学比较思想史学科的建构;开拓中国潜意识的哲学心理学研究,中国“给弗洛伊德‘平反’的人”,中国学术界公认的弗洛伊德研究权威。1952年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长期执教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哲学系、社会心理学系,任教授、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心理学会第五、六届副理事长、会士,获中国心理学会终身成就奖。美国心理学会外籍会员。出版著作、译著70余部,发表论文200余篇。
第一篇 对乱伦的恐惧
通过史前人遗留下来的那些毫无生气的石碑器具,通过我们直接或凭借各种传奇、神话、仙幻故事间接获得的,对史前人的艺术、宗教和人生态度的认识,通过依旧残存于现代风俗习惯中的、史前人的思维模式,我们对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史前人已有所了解。不过,进一步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前人仍然是我们同时代人。正如我们所认为的那样,当今仍有些人异于我们而更接近于初民,我们因此将他们视为初民的直系后裔或继承人。我们就是这样来看待那些被我们称为蒙昧或半开化的民族的;如果我们有理由从初民的心灵生活中,洞察到一幅保存完好的、有关我们自己的早期发展的画面,那么这样的心灵生活尤其能引起我们浓厚的兴趣。
如果这一见解正确的话,那么经由社会人类学所获知的原始民族心理和精神分析学所揭示的神经症患者心理间的两相比较,一定能展示众多的共同之处,并使我们对这两门学科中的一些熟识的事实产生新的认识。
出于内在,更出于外在的原因,我选择那些被人类学家描述为最落后、最可怜的蒙昧人——澳洲这一最年轻大陆上的土著人,作为部落比较的基础。我们还可以观察到,这里的动物群也是最古老的,在其他地方早已不复存在了。
澳洲土著是一独特的种族,无论在体格还是在语言上,都与其最相近的邻居——美拉尼西亚人、波利尼西亚人和马来人毫无关联。他们从不建造房屋或永久性棚屋,从不耕田种地;除了狗以外,他们从不饲养任何家畜;他们甚至没听说过陶器制作技艺。他们的生活完全有赖于他们猎获的各种兽肉和挖掘的各种根茎。他们不知君王或酋长为何物;一切公共事务都由长老会决定。很难说他们有任何以神明崇拜为形式的宗教。与沿海部落相比,那些处在大陆腹地、因水源奇缺而在最艰难的生存条件下挣扎的部落,在各个方面都显得更为原始。
我们当然不会期望,这些赤身裸体、可怜巴巴的食人野民的性生活,会具有我们所说的道德意义。我们也不期望,他们的性冲动会受到严格的规范。然而我们却发现,为了避免乱伦的关系,他们一丝不苟,处处留心,严厉得近乎痛苦。确切地说,他们的整个社会组织似乎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或者说是围绕这个目标而设立的。
澳洲土著人没有宗教的和社会的机构体系,凡此种种均由“图腾崇拜”体系所取代。澳洲的部落又划分为更小的分支或氏族(clans),每个都以其图腾命名。什么是图腾?图腾通常是一种动物(或是可食无害的,或是危险可怕的)。偶尔也会是一种植物或一种自然现象(如雨或水),它与整个氏族有着某种奇特的关系。图腾首先是氏族的共同祖先,同时也是向他们发布神谕并提供帮助的监护神。虽说对外族而言图腾很危险,但是它能识别并宽容自己的子民。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族人都有一项神圣的义务:不宰杀不损毁图腾,不吃图腾的肉,也不用其他方式以此谋利。图腾的品质是天生的,并非只存在于某一只动物或一种东西之中,而是存在于某一类的全体个体之中。在时常举行的喜庆活动上,族人在礼仪舞蹈中表现或模仿着图腾的动作和特性。
图腾是通过母系或父系传承的。也有可能原初盛行母系传承,只是后来才为父系传承所取代。个人与图腾间的关系是澳洲土著人一切社会义务的基础,因为它远胜于这个人在部落中的成员关系以及血缘关系。
图腾并非依附于某一特定的地方。一个氏族内的成员往往散居各地,并与其他图腾氏族的成员们和睦相处。
至此,我们终于触及图腾体系中能引起精神分析学家重视的特征了。在所有有图腾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发现一条定规:拥有相同图腾的人们,不可在彼此间发生性关系,因而不可通婚。这样就有了“族外婚”(exogamy)——一种与图腾崇拜(totemism)相关的习俗。
这一严格实施的禁忌(prohibition)是十分奇特的。我无法用上面所提到的图腾的概念或某些特征来预见它。我们很难理解,它是如何涉入图腾体系的。因而有些研究者事实上认为,族外婚原初(意指起源或本意)与图腾并无关系,只是在婚姻限制(marriage restrictions)成为必然的某一时期添附上去的(没有丝毫的深层联系)。对于这样的看法,我们并不感到意外。不管怎么说,图腾崇拜和族外婚之间存在着联结,而且显然是非常牢固的。
进一步的探讨可以使得这一禁忌的意义更加明了:
a. 违犯这一禁忌不会像违犯其他图腾禁忌(如不可宰杀图腾动物)那样,仅仅是受到报应而已。全族成员都将全力以赴地进行报复,犹如在对付一件危及全族的大难或罪恶即将临头的大事一样。下面是从弗雷泽(1910,第1卷,第54页)的书中引用的一小段文字。它们表明,那些用我们的标准来衡量的毫无道德的蒙昧人,是多么严厉地对待这些不端行为的:
“在澳洲,对与禁族(forbidden clan)成员进行性交的一般处置是处死,无论这个女人与其同属一个本地群体(local group),还是打仗时从另外一个部落掳获的。氏族内的男子以这样的外族女子为妻的话,会受到本族成员的猎杀,那个女人也不能赦免。当然在某些情况下,如果他们能够成功地逃避追杀并躲上一段时间的话,也许能获得赦免。在新南威尔士的塔塔苔(Ta-ta-thi)族,虽然鲜有但确曾发生过这样的事:男的被杀死,女的则遭痛打或矛刺,或两者齐上,直至她濒临死亡。不立即杀死她的原因是,她可能是被迫的。即使是对于偶尔偷情,氏族禁忌也绝不网开一面。对于这些禁忌的任何违犯都被视为极度可恶而处以极刑。”[摘自卡麦容(Cameron,1885,第351页)]
b. 既然这一严厉的惩罚也同样适用于没生孩子的、短暂的婚外恋,所以形成这一禁忌的各种原因不太可能具有实际性。
c. 既然图腾世代相传不因婚姻而改变,禁忌的后果是不难看到的。例如,在母系传承中,如果一个属袋鼠图腾的男子,娶了一个属鸸鹋图腾的女子为妻,所生孩子无论男女都归鸸鹋氏族。图腾规则因而保证在这一婚姻中出生的男孩,不可能和与其同属鸸鹋氏族的母亲或姐妹发生乱伦关系。
d. 但是,稍加深入思考便可发现,与图腾相关联的族外婚的作用是很大的(因此目的也很大),远非仅仅防止一个男人与母亲或姐妹乱伦。它通过将氏族内所有的包括许多非血亲(blood-relatives)的女人,视为一个男子的血亲,从而使得这个人不可能与这些女人性交。由于这种波及面甚广的限制在已开化的民族中不具可比性,因而要一眼看出它在心理学上的合理性并非易事。不过,从中我们还可以获知,图腾被当作祖先乃是一件十分认真的事。来自同一图腾的人都是血亲,他们组成一个大家庭(family),在这里即使是最遥远的亲缘关系(kinship)也被当作性结合的绝对障碍。
我们因此知道,这些未开化的人对于乱伦抱有非同寻常的恐惧,甚至对这一话题也极其敏感。同时我们还感到,他们将乱伦与某种我们尚不可知的、以图腾家庭关系取代真正的血亲关系这一奇特的现象结合在一起。但是,后者的矛盾现象不可过分夸大。我们务必记住,图腾禁忌也包括以特例方式对真正乱伦的惩处。
在图腾的本质得到解释之前,图腾氏族何以能够取代真正的家庭也许只能是个谜。同时可以看到,如果婚外性结合具有一定自由度的话,血亲接着便是乱伦防范,就会变得很不确定,因而禁忌的范围必须扩大。有必要指出,澳洲人的风俗使得男子对一名女子在婚姻上的独占权受到侵犯的现象,在某些社交场合或喜庆活动中得以发生。
这些澳洲部落 的语言习惯的奇特性与此无疑是有关联的。因为他们用来表达不同等亲家族关系(degrees of kinship)的术语,并没有表示两个个体之间的关系,而是表示了某个个体与一群体间的关系。这就是摩尔根(L. H. Morgan,1877)所说的关系的“类别”体系。所以一个人不止称他的生父为“父亲”,凡是原先依据族规可以娶他母亲而可能生下他的人,都是父亲;同样,他也不止称他的生母为“母亲”,凡是不违反族规而可能生下他的人,都是母亲;“兄弟”和“姐妹”也不止用来称呼他生身父母的儿女们,而是泛指所有类别意义上的父母的儿女们;等等。所以,澳洲人彼此间的亲属称谓并不总是像我们一样表达血缘关系(consanguinity),它们表达了社会关系而非生理关系。在我们也存在这种类似类别体系的现象。例如,我们也教孩子称呼父母的朋友为“Uncle”(叔叔)或“Aunt”(阿姨),我们有时还在隐喻的意义上使用“阿波罗神庙的兄弟们”或“教堂的姐妹们”。
这类惯用语着实令人费解,但是如果我们将其视为尊敬的菲森(Fison)所说的“群体婚(group marriage)”的残留痕迹的话,那就要好解释多了。在这种婚姻制度下,一群男子对一群女子行使婚姻权(conjugal rights)。群体婚所生的孩子顺理成章地互称兄弟姐妹(尽管不是同一母亲所生),并将群体内所有的成年男子称为父亲。
虽然有些作者(如韦斯特马克,1901)不同意另一些学者从关系的类别体系的存在中得出的结论,然而但凡熟知澳洲土人的学者都一致认为,这种体系是群体婚时代的遗物,按照斯宾塞和吉伦(Spencer and Gillen,1899,第64页)的观点,某种群体婚形式至今确实存在于乌拉旁纳(Urabunna)和戴厄利(Dieri)部落内。在这些氏族中,群体婚先于个体婚(individual marriage),而在群体婚消失以后,它的某些鲜明的遗迹残留在语言和习俗中。
不过,一旦我们以群体婚来取代个体婚,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民族中的、显然是过度的乱伦回避(avoidance of incest),就变得易于理解了。图腾族外婚,即同氏族成员间性交的禁忌,似乎是防止群体乱伦的恰当方式。因此,当其原本的存在理由早已灰飞烟灭之后,图腾族外婚已牢固确立。
……
说实话,刚翻开这本书的时候,我差点把它合上了。那种晦涩的德语思维逻辑翻译过来的文字,每一个句子都像塞满了密密麻麻的学术术语,初读起来简直像在啃一块没有调味的硬骨头。但我强迫自己放慢速度,试着去理解他构建的那些基于精神分析的假设。作者在梳理人类早期的亲属关系和群体组织时,那种严谨的、近乎建筑学般的结构搭建能力,是极其罕见的。他不是在讲故事,而是在描绘一个理论模型,这个模型试图解释为什么人类会形成那些看似非理性的群体行为准则。我特别关注了关于“献祭”和“图腾崇拜”那几个章节,作者的论证链条非常长,需要不断地在历史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的交叉点上进行思维跳跃。虽然有些推论在今天看来或许显得过于武断,但它提供了一种看待人类文明起源的全新视角,让人不得不重新审视“文明”这个词汇本身的复杂性与矛盾性。
评分这本厚厚的书摆在桌上,光是封面那种略带复古的字体和色调,就让人联想到一个严肃的智识世界。我花了几个周末才大致啃完,坦白说,阅读过程充满了挑战,但每一次深入思考都像是在迷宫中找到了新的线索。作者的笔触如同精密的解剖刀,毫不留情地剖析着人类集体无意识的深层结构,那种洞察力令人不寒而栗,又不得不佩服。他构建了一个宏大而自洽的理论体系,将看似无关的原始社会习俗、宗教仪式与个体内心的冲突紧密地编织在一起。我尤其欣赏他对“禁忌”这一概念的界定,它不再仅仅是社会规范的简单束缚,而更像是一种内在驱动力的异化体现。书中对早期人类社会中权力和欲望的互动模式的推演,尤其引人深思,它迫使我们反思现代社会中那些我们习以为常的道德基础,是否也隐藏着类似的、古老的心理阴影。读完之后,感觉视野被强行拓展到了一个更广阔的维度,那种被揭示了世界底层运行逻辑的震撼感,久久不能平息。
评分这本书的体量不小,我不得不承认,有些地方的阅读体验称不上“轻松愉快”。它更像是一次智力上的长途跋涉,沿途风景既有令人惊叹的理论高峰,也有需要艰难攀爬的学术密林。作者的逻辑严密到近乎令人窒息,他构建的这个关于“弑父情结”与社会构建的理论框架,极具颠覆性。他将复杂的社会现象简化为一套基于原始家庭动力学的解释,这种强大的一元化解释能力,既是其理论的魅力所在,也是其容易招致批评的地方。我个人最着迷的是他对文化起源中那种“悖论”的捕捉:社会规范的建立,往往源于最原始、最不可告人的欲望的集体压抑。这本书迫使我超越表面现象去看待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无论其多么光鲜亮丽,都可能深埋着远古的阴影。读完后,我对人类自身的复杂性,有了一种近乎宿命论的认识。
评分这本书给我最大的震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还原论”的视角,去解构那些我们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社会规范。作者像是站在一个高高的鹰架上,俯瞰着人类历史的演变轨迹,将那些光鲜亮丽的文化外衣一层层剥开,直视其下隐藏的原始冲动和生存策略。我常常在阅读过程中停下来,思考自己日常生活中那些无意识的习惯和偏好,是否也根植于这种深层的心理机制之中。这本书的行文风格非常沉稳、克制,即便讨论的是最令人不安的“禁忌”话题,作者也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的、科学的探讨姿态,这反而增强了其论断的说服力。对我而言,它更像是一本打开了心灵密室的钥匙,让我意识到,我们自以为进步的现代性,或许只是披上了更精致外衣的古老挣扎的延续。每一次重读,都会有新的感悟浮现,这大概是经典著作的魅力所在吧。
评分我原本对心理学领域的经典著作抱持着一种敬畏多于亲近的态度,总觉得这些理论过于抽象,难以与现实生活产生有效的连接。然而,这本书却奇妙地打破了这种隔阂。作者对于“群体心理”和“个体欲望”之间那种永恒的拉扯的描述,是如此的精准和富有穿透力。他没有停留在对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挖掘了这种矛盾的起源——那种对权力的原始渴望,以及随之而来的集体内疚感的投射。阅读时,我仿佛被邀请进入了一个思想的竞技场,需要不断地用批判性的思维去检验作者提出的每一个论点。虽然书中的某些论证步骤略显跳跃,需要读者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才能完全跟上,但只要咬牙坚持下去,回报是巨大的。它让我对“秩序”的形成有了更深刻的理解:秩序并非自然而然的产物,而是建立在压抑和牺牲之上的脆弱平衡。
评分在巴黎跟随沙可学习期间,弗洛伊德被沙可的思想所鼓舞。在这一时期他从一个神经学家转变为一名精神病理学家,从对躯体的研究转向对心理的研究。弗洛伊德对精神分析的兴趣是在 1884 年与约瑟夫·布洛伊尔合作期间开始产生的。布洛伊尔是一位非常杰出的医生,不但帮助弗洛伊德排忧解难,而且还使弗洛伊德学会用新方法治疗癔病。1882年11月他已经从布洛伊尔的病人安娜·欧的案例了解到催眠及宣泄疗法(布洛伊尔称为“谈话疗法”)的效果。从巴黎回到维也纳以后,他进一步考虑同布洛伊尔一起研究安娜·欧的病例。这时候,弗洛伊德已从沙可那里学到有关治疗歇斯底里症的方法。他在接受布洛伊尔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地探索其中隐含的问题,终于了解了催眠疗法的使用范围及其与人内在精神状态的关系。为了使催眠术更臻完善,1889 年夏,弗洛伊德到法国南锡向伯恩海姆学习。他还说服一个女病人跟他一起到南锡去接受催眠治疗。就在治疗这位病人的过程中,弗洛伊德同法国医生本汉的讨论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果,即认为催眠疗法的作用是有限的,另外他发现并非所有的患者都能接受催眠,最后弗洛伊德放弃了催眠术而转向自由联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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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书籍,是指装订成册的图书和文字,在狭义上的理解是带有文字和图像的纸张的集合。
评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原名西格斯蒙德·弗洛伊德(Sigismund Freud),1856年5月6日出生于奥匈帝国的摩拉维亚省弗赖堡镇(Freiberg,现Príbor,即捷克共和国的普日博尔市)的一个犹太家庭。父亲雅各布·弗洛伊德是一位善良老实的羊毛商人,母亲阿玛莉亚·那萨森是父亲的第三任妻子,长相漂亮,但性格暴躁。西格蒙德出生这一年,他已经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伊曼纽尔和菲利普。1858年,妹妹安娜出生。1859年,家人搬家到德国莱比锡。一年后,又搬家到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在接下来的六年里,母亲又生下了四个女儿,阿道芬、玛丽、宝琳和罗莎,和一个儿子亚历山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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