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1895-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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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慧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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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ISBN:9787516155851
版次:1
商品编码:11718506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66
字数:29100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1895-1949)》是一项对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议题论争及其变迁的研究。本书认为,由于近代中国的特殊性,女子教育并非单纯的教育问题而更多地呈现出其政治特色。女子教育作为一种现代
  制度体系和现代教育现象,是近代中国建构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的必然部分之一。女子教育议题论争的历史事实表明,在国家政权建设远未完成前,作为现代制度体系之一的女子教育,其必然会面临诸多困境和论争,封建的经济基础和政治基础无法支撑一套现代女子教育制度体系的运行。

作者简介

  王晓慧,女,1985年生,湖南宁乡人,教育学博士,现为华中农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兼任华中农业大学农村妇女研究中心、廉政建设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主要从事教育社会学、女性社会学、中国教育史与思想政治教育等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工作。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现代大学教育》《学习与实践》等杂志发表论文近30篇,多篇被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主持湖北省社会科学基金等科研项目多项。

目录

第一章导论第一节问题的提出第二节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研究第二章前提讨论:女子接受学校教育的应然性论争第一节立论:女子应该接受学校教育第二节反驳:女子不应该接受学校教育第三节结果:女子教育在论争中进入制度第三章教育宗旨:女子应接受何种教育的论争第一节清末民初的女子教育宗旨论争第二节五四时期女子教育宗旨的论争第三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女子教育宗旨的再论争第四章教育形式:男女应否同学的论争第一节“男女同学”论争的历史背景第二节邓春兰的上书与大学男女同学的论争第三节中学应否男女同学的论争第四节“男女同学”反复论争的简要分析第五章教育内容:家事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论争第一节清末民初:家事教育与职业教育的论争初露第二节20世纪20年代前后:家事教育与职业教育论争的深化第三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家事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再论争第六章论争解释: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的分析第一节国家政权建设理论第二节议题论争与国家政权建设第七章结浯第一节基本结论第二节1949年以来的女子教育参考文献

精彩书摘

  二为何要兴女学  有趣的是,为何梁氏等人会将“兴女学”作为“强国保种”、挽救国家民族危亡的有力手段甚至是最重要的手段呢?在此,我们有必要从提出这一观点的时代背景人手,稍作铺陈。具体而言,促使“梁启超们”提出“兴女学”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直接诱因:甲午海战的失败  如果从近代的历史大背景以及教育上的改革来看,首先应该看到1840年以来中国所处的悲剧景况,这是近代“兴女学”言论兴起的外部环境。然而,洋务运动并没有完成其既定的历史使命,也即是说,如果从国家政权建设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场试图巩固国家统治的运动,至少只能说已经开启,却并没有完成。于是,如何“强健国民、抵御外侮”,就成为19世纪90年代后试图通过“公车上书”来改变国情的“康梁们”的肩上之责。  1894—1895年,甲午海战爆发,中国惨败。正是对这场战争战败的原因分析,中国“女子”才真正有机会进入精英男性的视线,从而系统地进入学校教育范畴,也真正使得近代教育界发生了关键性改革。  甲午海战,昔日被中国人蔑视为“弹丸之国”、“蕞尔小邦(光绪语)”的日本竟然打败了泱泱中华,这给自视为“天朝大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的心理上带来了何种震惊,也许不是今人所能想象得到的。大国在小国的炮口下签订城下之盟,这种忧郁激愤的心情和耻辱无奈的感觉刺痛了所有的中国人。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向来记日记很简单的张謇,也在日记中破例将条约逐条抄录,并痛苦说道“几罄中国之膏血,国体之得失无论矣”。②无论是激进派、保守派还是改良派,在当日似乎都有一种天崩地裂的感觉。葛兆光说:“‘心情’只是一个描述感性的词语,但‘心情’如果成了社会上一种普遍弥漫的情绪,却是促成理性思索的背景,思想史不能不注意心情的转化。”①也许,正是在这种激愤“心情”的刺激下,“变法自强”成为时人发自内心的呐喊和灵魂深处的迫切期待。而此时的中国,究竟该往何处走?如若变法,需要“变”的是什么?如若“自强”,需要“强”的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是1895年伊始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都意识到必须要寻求到答案的问题。  其实,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百孔千疮,外界一碰,自然轰然倒塌。普通民众在民族危机中尚且忧虑如此,遑论处于知识阶级上层的精英男性们。他们更是备感焦虑,一面拒绝接受屈辱现实,另一方面也在期待着中华民族的脱胎换骨。于是,“救亡图存、强国保种”的呼吁成为他们的内心诉求。然而,该如何才能将这八个字付诸实践并得以成功呢?他们在百思之中痛苦地深层究因。在对比了中日两国国情以及检讨战争为何会失败的原因之后,他们终于发现,中国战败的最大原因,居然是因为,接近半数的中国女子没有接受教育,故而国家积弱积贫。而日本之所以能战胜,就是因为其本国女性接受了教育故而素质极高,于是日本得以富强。在他们倡议“兴女学”的言论中,诸如此类的话,比比皆是。如梁启超说道:“各国之以强兵为意者,亦令国中妇人,一律习体操。以为必如是,然后所生之子,肤革充盈,筋力强壮也,如亦女学堂中一大义也。”“东方新兴之国,莫日本若……日本之女学,约分十三科……(是故)女学次盛者,其国次强,英、法、德、日本是也。”②而其后,梁氏又说:“甲午受创,渐知兴学……女学布滢,日本以强。兴国智民,靡不始此。”⑧同样地,如康同薇亦说:“日本步武泰西,亦重女学……(故)既无坐食蠹国之民,即收兴业植产之益。”  ……

前言/序言


时代之潮,性别之思: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启蒙与纷争(1895-1949) 自1895年甲午战败一声惊雷,宣告旧式帝国教育体系的无力,至1949年新中国曙光初现,近代中国女性的教育之路,是一段充满探索、挣扎、进步与冲突的波澜壮阔的历史。这段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岁月,不仅是中国社会转型最为剧烈的时期,也是性别观念发生深刻变革的年代。本书《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1895-1949)》正是试图拨开历史的迷雾,深入剖析在这场时代大潮中,关于女子教育的种种思潮、政策摇摆、实践困境以及由此引发的激烈论争,勾勒出一幅近代中国女子教育发展的全景图。 一、 传统藩篱的松动与早期启蒙(1895-1911) 1895年,《马关条约》的签订,不仅是民族危机的象征,更是唤醒国人“睁眼看世界”的催化剂。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声中,传统“男耕女织”、“女子无才便是德”的观念开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一部分具有远见卓识的知识分子和改良派人士,如梁启超、康有为等,开始呼吁兴办女学,认为提升女性的受教育程度,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的重要一环。 这一时期,女子教育的萌芽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 教会学校的先行者: 外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教会女校,如裨文女塾、毓德女学等,成为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早期实践者。它们在传播西方教育理念的同时,也为中国女性提供了接受系统教育的机会,尽管这种教育模式带有明显的西方色彩和宗教目的。 零星的官办与民办尝试: 在少数开明官员和热心人士的支持下,一些地方性的女子学堂开始零星出现,规模小,影响有限,但却预示着女子教育的可能性。例如,一些为官宦人家子女开设的私塾,也开始纳入一些“女学”的科目。 思想启蒙的星星之火: 报刊杂志上开始出现关于女子教育的讨论,虽然声音尚显微弱,但已开始触及女性的权利、家庭的责任以及国家对女性教育的关注。梁启超在《变法通议》中提出的“变法图强,必先变女人”的观点,虽然略显激进,却足以引起一部分人的深思。 然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教育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保守观念根深蒂固,许多家庭认为女子接受教育是“无用之举”,甚至会“败坏门风”。社会经济基础薄弱,教育资源匮乏,也使得女子教育的推广举步维艰。因此,尽管有零星的火花,但整体而言,近代中国女子教育的启蒙阶段,依然是在传统与革新之间艰难前行。 二、 新文化运动的洗礼与女子教育的“解放”(1911-1920年代) 辛亥革命的爆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为中国社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变革。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批判和对西方民主、科学思想的全面拥抱。在这一思潮的洗礼下,女子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也由此引发了新的论争。 “个性解放”与“妇女解放”的呼唤: 新文化运动将矛头直指封建礼教,提倡男女平等,鼓励个性解放。女权主义的思潮开始在中国传播,女性接受教育被视为摆脱婚姻束缚、实现经济独立、参与社会建设的根本途径。胡适、鲁迅等一大批思想家,通过文章和演讲,极力倡导女子受教育的权利。 教育制度的改革与女子教育的普及: 民国成立后,教育部门开始着手改革旧式教育体系,逐步建立了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学制。在这一过程中,女子教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越来越多的女子小学、女子中学、女子师范学校以及女子大学开始建立。女性进入大学校园,成为当时社会的一大景观,她们学习法律、医学、文学、理学等各种专业,开始打破了过去女性只能学习“女红”的局限。 “婚姻家庭”与“独立人格”的争论: 尽管女子教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围绕着女性教育的目的,新的论争也随之而来。一部分人认为,女子教育的最终目的依然是培养贤妻良母,为家庭和社会做出贡献,因此教育内容应侧重于家庭技能和品德修养。而另一部分人则坚决主张,女性同样拥有独立的人格和发展的权利,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独立思考能力、专业技能和社会责任感的个体,而非仅仅是家庭的附属品。这场关于“妻子”与“人”的身份定位的讨论,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性角色的定位分歧。 “男女同校”的争议: 随着女子教育的普及,男女同校的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一些人认为,男女分校能够更好地照顾女性的特点,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而另一些人则认为,男女同校符合社会发展的趋势,能够培养男女之间平等相处的能力,是未来教育的方向。关于男女教育模式的争论,也成为这一时期女子教育论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 时代变迁中的探索与挑战(1920年代末-1940年代) 进入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更加复杂多变的时期。政治动荡、经济衰退、抗日战争的爆发,都给女子教育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挑战,也促使关于女子教育的论争在新的背景下展开。 教育资源的分配与地区差异: 尽管女子教育在数量上有所增长,但教育资源的分配极不均衡。城市与乡村、沿海与内陆之间存在巨大的差距。许多贫困地区的女性仍然无法获得基础的教育机会。如何平衡教育资源,实现教育公平,成为新的议题。 “实用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取舍: 在国家面临生存危机和经济发展的迫切需求下,关于女子教育的侧重点也出现了分歧。一部分人强调女子教育应服务于国家建设,培养能够从事生产、医疗、教育等实际工作的人才,即“实用教育”。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不能为了实用而牺牲教育的根本目的,应注重培养女性的全面素质和人文精神,即“素质教育”。 教育与社会角色的再思考: 随着女性在社会各领域,尤其是在教育、医疗、新闻等行业中逐渐崭露头角,关于女性在社会中的角色定位也引发了新的思考。教育是否应该更加侧重于培养女性的职业能力,为她们参与社会竞争提供更充分的准备?或者,教育仍然应该以家庭为中心,以培养贤妻良母为导向?这些问题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不断被重新审视。 战争年代的教育困境: 抗日战争的爆发,使得许多学校被迫停办或迁址,女子教育也深受影响。然而,战争也催生了女性参与社会救亡运动的热情,许多女性主动投身于医疗、宣传、后勤等工作。这使得女子教育在战争年代展现出新的价值和使命,也进一步推动了对女性教育功能的认知。 意识形态的斗争与教育方向的摇摆: 30年代之后,国民党政府和共产党在教育理念和实践上开始出现分歧。国民党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民国初年的教育方针,但也面临着政治压力和资源限制。共产党则在根据地积极探索适合工农女性的教育模式,强调教育的革命性和阶级性。这种意识形态的斗争,也间接地影响着关于女子教育方向的讨论。 结论: 《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研究(1895-1949)》并非仅仅是记录一场场教育理论的辩驳,它更是一部关于中国女性如何在新旧交替的时代浪潮中,争取自我认同、寻求教育权利、探索人生价值的史诗。从最初对“女学”的模糊认识,到新文化运动时期对“女性解放”的强烈呼唤,再到面对国家危难和经济转型时的各种教育实践与理论的碰撞,这段历史充满了复杂性与深刻性。 本书的研究,试图从纷繁的史料中梳理出不同时期、不同群体关于女子教育的核心观点,分析这些论争背后的社会、政治、文化动因,揭示其对中国女子教育发展轨迹产生的实际影响。它将不仅仅关注教育家、思想家的宏大叙事,更将努力挖掘普通女性在教育实践中的声音和困境,展现她们如何在时代的洪流中,用知识武装自己,用教育改变命运,最终为中华民族的进步贡献力量。这段历史的论争,既是学术的探讨,也是社会变革的缩影,更是对我们理解当下中国女性地位与教育发展道路的重要启示。

用户评价

评分

作为一名对近代史略有涉猎的读者,我发现这本书在细节考据上的严谨性令人赞叹。它不仅仅停留在宏观的理论层面,而是深入到具体的教育实践、课程设置乃至教材的选用。作者似乎跑遍了各个档案馆,将那些尘封的档案、未曾发表的书信和会议记录都挖掘了出来。 这种扎实的功底,使得全书的论证基础异常牢固。每一次观点的提出,都有确凿的证据支撑,让人无法反驳。特别是关于不同地区、不同阶层女子教育实践的差异性描述,极大地丰富了我对当时社会结构的认知。它揭示了即使在同一片天空下,教育资源和观念的分配也是如此不均衡,为我们今天反思教育公平问题,提供了深刻的历史镜鉴。

评分

这本关于近代中国女子教育论争史的研究,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切入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我之所以被它吸引,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作者在梳理史料时展现出的那种细腻和耐心。他不仅仅是简单地罗列了不同时期、不同派别对“女子该接受何种教育”的争论,更深入挖掘了这些争论背后的社会、文化和政治逻辑。 读这本书,我仿佛穿越回了那个充满了激情的年代。书里详尽地描绘了教会学校与新式学堂之间的冲突,以及传统士大夫阶层与激进维新派在教育理念上的巨大鸿沟。尤其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作者如何将教育问题与民族主义、性别平等等宏大叙事巧妙地结合起来。那种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求索的复杂心绪,在字里行间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它让人明白,教育从来都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关乎一个民族的未来走向和文化身份的根本抉择。

评分

坦白说,这本书的标题有些“学术腔”,但读起来的体验却是相当震撼的。它成功地将一个看似专业的领域,转化为一部引人入胜的“思想史”。作者的叙事技巧非常高超,他懂得如何设置悬念,如何引导读者的视线从表面现象转向深层结构。 这本书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于它展现了近代中国知识女性群体在寻求自我定义过程中的那种坚韧和智慧。她们面对的不仅仅是外界的质疑,更是自身身份认同的挑战。教育,成为了她们争取话语权、重塑自身形象的最重要工具。这本书让我重新审视了“受教育的权利”背后所蕴含的沉重历史代价和不懈抗争。它是一部关于思想蜕变、关于女性觉醒的精彩编年史。

评分

我以为这是一本枯燥的历史梳理,但事实证明我错了。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对“论争”二字的深刻挖掘。它不是一本教科书式的女子教育史,而是聚焦于思想碰撞的“战场”。作者极其精准地捕捉到了1895年到1949年间,社会思潮如何通过教育议题不断地重塑和自我修正。 从“求知识”到“求解放”,教育理念的转变是渐进的,却也是颠覆性的。作者将每一次重大的教育政策改革,都置于更广阔的社会变迁背景下进行考察,使得历史脉络一目了然。我从中看到,无论是主张“中西合璧”,还是激进主张全盘西化,背后的驱动力始终是救亡图存的迫切需要。这本书为我们理解近现代中国的知识分子心态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切入点。

评分

这本书的学术深度毋庸置疑,但更让我惊喜的是它的可读性。虽然涉及的史料浩瀚,但作者的行文流畅,逻辑清晰,完全没有一般学术著作那种晦涩难懂的感觉。他擅长用生动的案例和人物侧写来支撑论点,让那些遥远的历史人物变得鲜活起来。 我特别喜欢作者对一些关键人物的解读。比如,那些早期投身女权运动的先行者,她们的教育理念是如何受到西方思潮影响,又如何与本土文化进行艰难的对话和融合的。作者没有简单地将她们塑造成“完美”的英雄,而是揭示了她们在现实困境中的挣扎与妥协。这种深入骨髓的洞察力,让整本书的论述充满了人情味和历史的厚重感,让人在阅读过程中不断产生思考和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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