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2015年第3辑(总第78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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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著,吴敬琏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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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 中信出版集团
ISBN:9787508652108
版次:1
商品编码:11763756
品牌:中信出版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5-06-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240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编辑推荐

  

  《比较》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比较》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内容简介

  当前的经济形势究竟如何判断,有各种“专业人士”表达他们的看法。《比较》关注的是体制性的转型问题。当中国步入中等收入行列后,不少有识者就提出要警惕“中等收入陷阱”。中等收入陷阱表面上是经济问题,但更深层次上是制度问题。从国际经验来看,那些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都有一个好的市场经济,而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都有一个坏的市场经济。究其根源在于没有好的法治基础。当前反腐风暴中揭露的大量腐败案件充分说明,中国市场经济的法治基础极为薄弱:政府权力缺乏制衡和监督,这样的法制环境,使得政府部门常常会利用法律法规,以规范市场、宏观调控之名,行干预企业和个人经济活动、扩充政府权力之实。法治不彰的结果,必然是强权横行、腐败肆虐、社会不公、贫富分化,加之经济增长条件和外部环境的变化,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绝非耸人听闻。因此,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法制”市场经济向“法治”市场经济的转型,实现18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现代国家治理”的目标,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务。


作者简介

  吴敬琏,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经济学界的泰斗。


目录

楼继伟

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

蔡昉

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增长源泉

刘世锦

攀登效率高地

孟昕

有效地利用中国未开发的劳动力供给

杰弗里·弗兰克尔

中国成为世界第一还有待时日

福山 青木昌彦 秦晓 高西庆 季卫东 张文魁 陈强 方晋

治理与发展

阿代尔·特纳

财富、债务、不平等和低利率

罗纳德·吉尔森 艾伦·施瓦茨

约束控制权私人收益

爱德华·格莱泽

贫困国家城市化的原因与后果

陶玲 刘婕

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脉络与方向


前言/序言

  楼继伟的《中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及实现途径》一文,根据他在清华大学经管学院4月24日的演讲整理而成。围绕着中国经济发展,如何避免滑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他认为,中国虽然有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有利条件,如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的制度框架,全方位的逐步开放,较强的财政能力和较为谨慎的财政政策,仍不失灵活的劳动力劳动市场。但是,滑入陷阱的不利因素需要清醒认识:政府依然在替代市场配置资源,体现法治经济的产权保护缺失,以劳动力和土地为代表的要素流动继续受限;更糟糕的是,中国未富先老,劳动人口正以每年二三百万人的速度下降,其他国家可能有二十年的演化过程,而中国只有五到十年的调整期。面对这些不利因素,应对之道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是坚定地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的各项改革措施,同时把握好社会稳定与改革力度之间、改革进度和改革力度的权衡,就可以实现中高速增长,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一个表现,就是传统经济增长源泉式微,不再能够维持长期以来近两位数的GDP增长速度。如果不能及时挖掘出新常态下特有的增长源泉,潜在增长率将继续降低。蔡昉的文章重新思考了一些经济理论问题,借鉴了相关的国际经验教训,并结合他对中国经济增长所做的一些实证研究结果,以挖掘新的增长源泉。他认为,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入手引领新常态,达到稳定经济增长的目标:供给方与需求方的增长潜力、以生产率引导产业结构调整、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借助后发优势实现赶超。在这四个方向上的努力都要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为前提,特别是通过让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刘世锦的文章认为,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是规律使然,今明两年很可能是中高速增长的触底期,需要“缓冲性”宏观政策与“效率导向”改革措施的协同配合,加快实现转型再平衡。成功跨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关键在于通过深化相关领域改革,为全面持续提升要素生产率铺平道路。具体来看,这些改革包括:重建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在金融领域打破刚性兑付,在严重过剩产业行业加快低效产能退出和转产;基础产业领域切实“放大”,促进竞争;加快城乡之间土地等资源的流动和优化配置;由“强政府”转变为“巧政府”;使绿色发展可操作。“效率导向”应当成为判定真改革还是假改革、改革是否到位的重要尺度,成为经济转型关键期改革的基本要求。

  近年来,中国的人均GDP增速显著下降,然而,农民工的实际工资水平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持续增长。许多人认为,这一实际工资增长表明,由于农村劳动力供给减少,低技能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即所谓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但是,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昕运用最新家庭调查汇总数据,提出了别样看法。《如何更有效地利用中国未开发的劳动力供》正是在调查基础上,讨论了中国实际工资水平上涨的原因,她认为,城市中的低技能劳动力短缺是或明或暗的城乡移民制度限制的结果,这些限制和其他政策,比如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和农业补贴的增加,推动了技能劳动力的实际工资上涨。把中国城市劳动力供给短缺误读为劳动力的绝对短缺,再加上传统的城乡二元思维以及政治家们不希望看到在大城市中出现贫民窟,给中国未来的城镇化进程和经济发展带来挑战。

  近年来,国际组织和不少国外的经济研究机构和学者,以购买力平价为衡量手段,预测中国经济将在最近一两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老大。但是,在这篇题为“中国还不是世界老大”的文章,杰弗里·弗兰克尔的文章从购买力平价的正确使用和如何被误用的角度,说明了中国经济为什么还不可能在最近一两年内成为世界第一。

  2015年4月23日,《比较》编辑室、中国比较经济学研究会和财新传媒邀请美国斯坦福大学的著名学者弗兰西斯·福山和青木昌彦就“治理与发展”和秦晓、高西庆、季卫东、张文魁、方晋、陈强等国内学者展开讨论和交流。福山提出了理解政治体制的三要素框架:国家、法治和问责制。他认为,建设一个有效的政治体制,必须实现在这三个要素之间实现某种平衡,而且顺序是非常重要的。在谈到中国时,他认为中国的国家过于强大,而缺乏国家权力加以制约的法治和问责;中国的政治秩序改革,应当是法治先于民主。对于当前的反腐风暴,他认为应当纳入法治的轨道,有正确的监督和指控腐败官员的程序,而不仅仅依赖于政治意愿,这可以给人们尤其是商界人士带来更加稳定的预期。季卫东、陈强、方晋等对福山的观点给予了回应。季卫东认为,福山提出了一个去意识形态化的分析框架,这是极有意义的。他也认同福山关于中国应当法治先行的观点。他还提出了一些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在中国国家权力过于强大的情况下,如何确保法治的权威;如何适当限制自由裁量权;如何从根本上预防腐败的发生。方晋则侧重从民主的角度,对解读福山的分析框架,他谈到了民主和经济发展之间并不存在明确的正相关关系,大多数民主国家经济发展差强人意甚至糟糕,而一些非民主国家则获得了几十年的增长和繁荣。陈强从三要素分析框架的普适性、制度建设的顺序,如何施压促成一个好的政府提出了值得思考的问题。青木昌彦教授讨论中国如何应对新常态下面临的两大挑战:人口老龄化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他认为应当从改善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结构入手,包括将国有企业部分利润划拨给社保基金,以混合所有制推动国有股转让,完善董事会机制等。秦晓、高西庆和张文魁对青木老师的观点给予了回应。秦晓认为,青木老师的分析框架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动力已经从需求转向供给,政策的导向应从数量型转向质量型,即通过制度改革改善人力资本、促进技术创新。对于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问题,他颇为具体地指出了目前存在的种种问题。高西庆认为,国有企业的公司治理要有真正的改善,必须实行股权的多元化,改造国资委,学习瑞典、丹麦、荷兰的模式,把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或者社会保障管理部门多元化。张文魁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增速下滑,主要着来自结构性扭曲。国有企业消耗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但效率低很多,是一种严重的市场扭曲。防止中国经济增长过度放缓、实现经济发展新常态的方法之一,就是要对国有企业进行的改革确立底线制度:除特殊行业外的自由准入和退出制度,把国有企业的商业和政治分离。

  英国金融服务局前主席阿代尔·特纳的文章着重讨论对金融和宏观经济稳定具有深远影响的四大趋势: 日益扩大的不平等、持续上升的财富收入比、不断攀升的私人部门杠杆率、逐步走低的实际利率。一些固有的技术因素正在形成“无需投资就创造出股权价值”的现象,使不平等进一步扩大,还压低利率实际利率;低的实际利率和日益加剧的不平等推高杠杆率,高杠杆率推动了房地产价格上涨,进一步恶化了不平等,最终导致金融动荡、债务积压和后危机时期的经济衰退。这四个趋势之间多重和自我强化的关联,对支撑现代宏观经济学和金融学的许多假设和方法提出了挑战。就政策而言,特纳认为有几个方面特别需要关注:减少不平等,至少控制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的势头;管理房地产密集型经济的发展动态;管理信贷创造的数量和结构。

  在“法和经济学”栏目中,两位著名的法学家罗纳德·吉尔森和艾伦·施瓦茨讨论了公司治理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控制权的私人收益”。他们比较分析了美国和欧盟限制控制权私人收益的方法,前者采用的是事后交易审查,后者施行的是对控制权的事前结构限制。这两种方法究竟哪一种更可行,取决于是否有一个一个高效的司法体系和富有经验的专业化法庭。

  “比较之窗”栏目收录了《城市化的世界:贫困国家城市化的原因与后果》一文,爱德华·格莱泽讨论了在过去的50年间,世界范围内在最贫困、治理最糟糕的国家,城市出现了爆炸式的扩张。格莱泽认为这一现象是全球化的产物:在封闭经济中,农业繁荣促进了城市化,而在开放经济中,农业凋敝是导致城市扩张的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往往存在糟糕的制度和超大城市并存的情况,为了减轻外部性,更为专制的事前预防可能比事后惩罚效果更好。文章认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有助于减少外部性,当城市人口较少或者制度质量较高时,由私人提供基础设施成本更低,但在较大的城市中,公共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是更好的选择。作者指出,即便城市人口密度增加,可利用的资源有限,糟糕的治理,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产生了严重的问题,但是,城市生活终究比土地贫瘠的农村地区的生活更繁荣、更稳定。而且城市化是制度发展的工具之一,这可能是城市带来的最重要的益处。

  中国人民银行陶玲和刘婕的文章详细描述了美国、英国、欧盟、澳大利亚、德国、日本和韩国等经济体金融监管体制的历史沿革,即2008年危机以后的金融监管改革,揭示了国际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基本脉络与发展方向。



比较文学研究的年度巡礼与深度透视:2015年年度精选集 本书聚焦于2015年度全球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及文化批评领域涌现出的重要议题、创新理论与典型案例分析,旨在为学界提供一个全面、深入、富有洞察力的学术巡礼。 本辑精选收录的文章,涵盖了从文学跨媒介传播、文化记忆的重构,到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学身份构建等多个前沿课题。它不仅是对年度研究成果的系统梳理,更是一次对学科边界拓展与理论革新的积极探索。 --- 第一部分:理论范式与方法论的革新 本部分探讨了2015年前后,比较文学领域在方法论层面所经历的深刻反思与转型,特别关注后人类主义、物质性研究(Materiality Studies)以及新的全球叙事学对传统比较文学框架的冲击与重塑。 一、新实在论与文学现象的物质转向 在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热潮逐渐趋于平稳后,本辑收录的多篇文章开始重新审视文学文本的“物质性”——纸张、装帧、印刷技术、阅读空间乃至知识产权的物理形态,如何参与到意义的生成过程中。 有学者对20世纪中叶以来文学的“去物质化”趋势进行了批判性考察,指出数字媒介的兴盛并未终结物质性的重要性,反而催生了对“物”(Object)的新关注。例如,通过考察特定版本文学作品的收藏史与流通链条,揭示了文本在不同历史阶段的经济价值与意识形态负载。有研究深入分析了档案学方法在比较文学研究中的应用,强调文献的物理状态(如手稿的批注、墨迹的晕染)如何为跨文化阐释提供了一种不同于纯文本分析的维度。 二、全球文学研究中的尺度问题(Scale and Scope) “世界文学”的讨论在2015年前后进入了一个关键的细化阶段,研究者开始警惕过于宏大叙事可能带来的中心化风险。本部分收录的理论探讨着眼于“中尺度”(Meso-scale)的文学网络构建。 有论文提议,应当超越国家或大陆的划分,转而聚焦于特定的“知识迁徙通道”或“贸易航线”上的文学互动群落。这要求研究者必须掌握多种非主流语言和地方性知识体系,以避免“全球”仅仅成为西方学术视角的换一种包装。具体案例涉及探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通过特定港口城市(如上海、伊斯坦布尔、亚历山大)进行的文学翻译、期刊创办及知识分子社群的形成,揭示了这些“中转站”在构建现代性话语中的能动性。 三、生态批评与文学中的环境伦理 生态批评在2015年已不再局限于对自然意象的简单罗列,而是与气候变化、科技伦理深度结合。本辑的理论文章探讨了“拟人化”策略的局限性,主张将文学叙事的对象扩展至非人类实体,如地理景观、气候系统乃至基因库。一篇重要的论文比较了北美原住民叙事中的“关系主体性”与当代欧洲科幻文学中对“技术-生命复合体”的描绘,试图从中寻找一种超越人类中心主义的共同伦理基础。 --- 第二部分:跨文化互动与翻译的实践案例 本部分重点关注具体的跨文化现象,尤其是翻译文学在不同文化场域中的接受、重塑与功能变化。 四、文学的跨媒介改编与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的应用 2015年是流媒体和社交媒体加速渗透的时期。本辑收录的研究深入分析了文学作品在向影视、电子游戏、交互式叙事平台迁移时所经历的结构性重组。 一个突出的案例是对某部(此处省略具体作品名,以保证通用性)经典长篇小说在网络剧改编中的“断裂点”分析。研究不仅关注情节的删减,更关注叙事视角的被迫移动——例如,从内向的意识流转向外向的视觉驱动,以及由此对原著中关于“主体性不稳定”主题的消解或强化。此外,有学者运用文本挖掘技术,对比了某一批译本在不同语境下的词频变化和情感倾向,以量化衡量文化接受度的微妙差异。 五、身份政治与文学翻译中的“在场”与“缺席” 翻译不仅仅是语言的转换,更是文化权力的博弈。本辑收录的文章以边缘群体文学的翻译为核心,探讨了译者如何通过选择、省略或注释来处理原作中敏感的文化冲突点。 一篇深入的个案研究分析了某位在异乡写作的少数族裔作家的作品在母语国和使用主流语言的国家出版时的不同译本策略。研究指出,在目标文化中,译者常倾向于“驯化”那些可能引起本土读者不适的异域元素,从而牺牲了原作的边缘性和批判性。这种策略的背后,往往是出版市场对“易于理解的异域风情”的需求。 六、地方性知识的“走出去”:亚洲文学的现代性图景 本部分关注非西方文学在20世纪的“走出去”过程,及其对西方现代性叙事的反哺作用。研究不再满足于仅仅将这些作品视为对西方模式的“模仿”或“抵抗”,而是将其视为构建自身复杂现代性的关键文献。 例如,有文章对比了20世纪早期两部不同文化背景(一处是东亚的知识分子社群,一处是拉丁美洲的革命语境)的小说,它们在处理城市化、异化和传统崩塌问题时,所采用的叙事结构和符号系统。研究强调,这些文学文本提供了理解全球“现代性”的多元路径,而非单一的西化轨迹。 --- 第三部分:文化批评与跨学科的对话 本辑的最后部分将视野拓展至文学与其他文化领域(如艺术史、社会学、哲学)的交汇点,探讨文学作为一种敏感的文化传感器所能揭示的时代病理。 七、图像修辞与文本的张力 图像与文学的互动研究愈发精细。本辑中关于视觉修辞的分析,超越了简单的插图研究,转而关注文学叙事如何主动地“建构”或“解构”视觉图像。 一篇论文考察了战后文学中对“档案照片”和“新闻快照”的引用,分析了文学如何利用图像的既有权威性,同时又对其进行质疑和颠覆。这种研究方法要求研究者熟练掌握图像学分析框架,结合文学批评理论,来剖析特定历史时刻中视觉文化与文本文化的共谋关系。 八、文学的政治经济学:知识生产与市场运作 在学术资本化和出版业整合的大背景下,本辑有文章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考察了“文学经典”是如何被建构和维护的。研究聚焦于文学奖项的运作机制、大学课程设置的倾向性,以及大型出版集团对特定文学类型的倾斜,从而揭示出审美趣味背后隐藏的权力分配。 一个关键的发现是,在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特定题材(如关注社会底层或关注历史创伤的文学)的“学术热度”与其实际的市场销量之间存在显著的悖论关系。这种悖论本身,揭示了学术共同体在文化价值认定中的复杂角色。 九、历史的断裂与“非连续性”的书写 2015年,关于历史叙事的反思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本辑收录的文章关注那些拒绝提供完整因果链条、故意制造历史断裂感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碎片化的叙事、时间错位或不可靠叙述,挑战了传统历史学要求“连贯性”的规范。 研究者通过比较不同国家在处理重大历史事件(如战争创伤、殖民遗留问题)时的文学策略,发现“非连续性”的书写本身成为了一种具有抵抗性的历史姿态,它拒绝将复杂的过去简化为一个可供解释的故事闭环,迫使读者直面历史的“未完成性”。 --- 总结: 《比较文学研究年度精选集·2015年第3辑(总第78辑)》是一部高度凝练的学术成果汇编,它清晰地勾勒出年度比较文学研究在理论深度、案例广度以及跨学科融合度上的最新进展。它既是对既有研究范式的有力检验,也是对未来研究方向的积极探索,为所有关注全球文化动态和文学前沿课题的学者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参照。 (总字数:约15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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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收到这本《比较·2015年第3辑(总第78辑)》,还没来得及细读,只是粗略翻了翻目录和几篇文章的标题,就已经被它的深度和广度所吸引。作为一名长期关注社会科学领域发展的读者,我一直很期待《比较》杂志能带来一些前沿的理论思考和扎实的实证研究,而这一辑似乎并没有让人失望。从标题上看,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从宏观的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到微观的社会文化变迁,再到具体的政策实践,几乎涵盖了当今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与难点。我尤其对其中几篇关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国际影响、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同社会群体面临的挑战的文章感到好奇。这些都是当下中国乃至全球都绕不开的重要议题,不知道作者们会从怎样的视角切入,提出哪些新颖的观点,又会通过怎样的研究方法来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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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比较》杂志一贯的学术品味和严谨风格在这辑中得到了很好的延续。我注意到,这次收录的文章在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上有所体现,既有运用量化统计分析的严谨论文,也有结合案例研究的深度报道,还有不少文章似乎是在进行跨学科的对话,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甚至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融合运用。这对于拓宽我们的研究视野,以及理解复杂社会现象的内在逻辑非常有益。我迫不及待地想深入阅读其中几篇关于数字经济发展及其社会效应的文章,在信息爆炸的时代,如何理解数字技术对社会结构、权力关系以及个体生活方式的重塑,是一个极具挑战但也至关重要的问题。我相信,《比较》杂志会以其专业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一些深刻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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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认为,《比较》杂志是一个能够激发深度思考的平台,而这一辑《比较·2015年第3辑(总第78辑)》也延续了这一特质。我特别关注了其中几篇关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国际关系走向的文章。在当前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格局下,理解大国博弈、地区冲突以及国际合作的新动向,对于我们把握时代脉搏至关重要。这辑杂志是否能提供一些独特的观察角度,对这些复杂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一些前瞻性的判断,是我非常期待的。我希望能够通过阅读这些文章,更清晰地认识到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在当下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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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可能无法完全领会所有文章的学术深度,但《比较·2015年第3辑(总第78辑)》给我的整体感觉是,它是一本非常有价值的思想读物。它不仅仅是学术论文的集合,更像是一个对话的场域,不同观点在此碰撞,激发出新的火花。我尤其喜欢其中几篇探讨社会公平与包容性发展的主题文章。在快速变化的社会中,如何关注那些被边缘化的群体,如何构建更加公平的社会制度,是每一个关心社会进步的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我希望通过阅读这辑杂志,能够对这些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也希望能够从中获得一些关于如何为建设一个更美好社会贡献力量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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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这本《比较·2015年第3辑(总第78辑)》,第一印象就是内容非常“有料”,不是那种泛泛而谈的空泛理论,而是充满了具体的问题意识和细致的分析。从目录的编排上就能看出编辑团队的用心,几篇核心文章的选题都非常具有时代感和现实意义。我尤其对其中一篇关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的文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个话题虽然已经被讨论了很多年,但如何在当前的国际国内复杂环境下,深入挖掘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并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仍然是需要大量严谨研究来支撑的。希望这辑杂志中的相关文章能带来一些新的启发,让我们对中国经济的未来发展有更清晰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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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本相当给力,要好好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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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不错的书,支持中性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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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好,很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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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期必买,一如既往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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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主编的《比较(2015年第4辑总第79辑)》是为读者提供的一个有关比较制度分析的学术性平台。《比较(2015年第4辑总第79辑)》站在理论前沿,根据中国经济改革中遇到的重大问题,有选择地介绍别国的经验和教训、转轨经济的理论和实践,以及比较研究领域的发展,同时,有针对性地介绍国内外学术理论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方案设计、政策建议和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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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喜欢,是老师推荐的书目,里面的内容很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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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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