赏心乐事谁家院--郑培凯的中国历史文化观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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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培凯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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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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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介绍

出版社：文汇出版社

ISBN：9787549622122

版次：1

商品编码：12182997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7-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084

字数：515

正文语种：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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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当代中国，我想，正是到了一个转折点，需要回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资源，洗濯精神。”

　　——郑培凯

　　“我一生只有一个追求，是想了解我作为中国人，这些文化情怀怎么来的。我对人、对世界有关怀，而且从小就希望人人都生活得美好、生活得幸福。我又不是圣贤，我这个关怀是哪里来的？我相信是我从小耳濡目染，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关。这也说明中国文化里有绝对优秀的东西，需要重新发掘认识与弘扬。”

　　——郑培凯

内容简介

　　《赏心乐事谁家院》套书，作者郑培凯。该套书全三册，五十余万字，其中《多元文化与审美情趣》，涉及茶道、昆曲、园林与人文风景的文化审美追求；《历史人物与文化变迁》，反思历史人物的具体历史处境，希望藉此探讨文化变迁展现的历史意义转变；《文化审美与艺术鉴赏》则从具体评论学术著作与艺术展览，反映了作者对学术文化及艺术实践的观察与期望。

　　全书内容涉及历史、茶道、书画、园林、昆曲等等多个领域，其中多篇文字更是首次辑录出版。本套丛书由郑培凯教授封面题字“赏心乐事谁家院”，特邀张志全担任封面及装帧设计，为精装32开。

　　套书朴素中蕴含典雅，简洁中凝聚大气，与内容传递的中国传统文化之美。三册书或展开，或并立，均可拼接成一幅完整的山水画。

作者简介

　　郑培凯，著名文化学者、香港非物质文化遗产咨询委员会主席，2016年荣获香港政府荣誉勋章。

　　生于山东青岛，长于台湾。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70年负笈美国攻读历史，获耶鲁大学历史学博士。在美留学期间，主要钻研晚明以来的文化意识史，并探索东西方文化的相互影响。曾任教于纽约州立大学、耶鲁大学、佩斯大学、台湾大学、台湾清华大学，1998年在香港城市大学创办中国文化中心。

　　著有《汤显祖：戏梦人生与文化求索》《汤显祖与晚明文化》《在乎山水之间》《品味的记忆》《雅言与俗语》《茶余酒后金瓶梅》《流觞曲水的感怀》《在纽约看电影：电影与中国文化变迁》《程步奎诗抄》等六十余种。编著及主编《中国历代茶书汇编校注本》《陶瓷下西洋：十二至十五世纪中国外销瓷》《茶饮天地宽：茶文化与茶具的审美境界》《徐霞客游记（导读及译注）》《口传心授与文化传承》《“戏以人传”昆曲系列丛书》《中国文化讲座丛书》《近代海外汉学名著丛刊》《史景迁作品系列》等百余种。

精彩书评

　　培凯的文字如此精炼，几乎是字字珠玑，他的文体是现代的，但每一篇都洋溢着古典的情操，从《史记》到茶道，从戏曲到饮食，他样样精通；培凯也是一位现代诗人，在诗中流露的是一股现代知识分子的情操，感时忧国，偶尔也自我调侃；他的亲笔书写，代表的是一种“文如其人”的古风。

　　——李欧梵

　　郑培凯的散文，不仅有物，而且有趣。有理趣，有情趣，有史趣，有论趣，有古趣，有今趣。知识性可比周作人，但不像周作人那样爱抄书，所有的史实、知识、人物都融入他的清雅澄明的文字。他的散文经纬度，恐怕是中国当代散文家首屈一指。

　　——刘再复

　　这套书主要是谈论的茶、戏曲、瓷器、书法等传统文化和孔子、司马迁、利玛窦、郭嵩焘、王元化等古今人物，涉猎广泛，既显示中国传统人文及物质文化丰富的一面，也揭示传统文化的精湛和深邃。

　　——戴燕

前言/序言

　　总序

　　□郑培凯

　　一

　　最早听说顾炎武（1613-1682）写《日知录》，是在初中一年级的时候，知道他是大学问家，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是明末清初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后来还知道他写过《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以及一些音韵训诂的书，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以经世博学开创了清代朴学的实证风气。这些知识都是听一位长辈介绍的，还说顾炎武有一副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显示读书人的风骨与抱负。顾炎武著作等身，都与经世济民有关，是年轻人学习的榜样。听长辈谆谆教导，说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很是激昂慷慨，作为后生小子，虽然心向往之，想看看《日知录》，却慑于顾炎武学问太大，没敢到图书馆去借阅。

　　到了高中，读书渐多，才知道那副掷地有声的对联不是顾炎武作的，是他的本家前辈明末东林书院顾宪成（1550-1612）所撰，也由此憬悟，耳食的知识不太可靠，必须眼见为实。于是，到图书馆去借了几册《日知录》，还记得是老商务印书馆的“万有文库”本，每一册都薄薄的，比手掌略大一点，总共大概有十几二十来册。翻开《日知录》，发现这是部记录读书之后考证与随感的学术札记，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林林总总，博大精深。《日知录》的《目录题辞》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有改定”。《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日知录》，说：“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顾炎武的读书法给我很深刻的印象，就是要博读群书，读书必须“心到手到”，若有心得就写成札记。札记是“为己之学”，不急着发表，以后遇上新材料，也不可“臆必固我”，要能随时修正不太妥善的论点。

　　顾炎武形容他写《日知录》是“采铜于山”，像矿工一样，在群书的山峦之中开矿，以辛劳的汗水，披沙拣金，孜孜矻矻饱览群籍，日日夜夜爬梳书牍，获取有用的宝贵知识。他读书问学的方法对我影响很大，觉得做学问写文章，第一先要多读书，其次要读得透彻，再来要有自己独到的心得，绝对不可“天下文章一大抄”，假充学问家。写文章要有内容，而且是温故知新确有自身体会的内容，绝对不能像《孟子》描绘的齐人，每天到坟上去乞食，餍足了酒食，回家还要“骄其妻妾”，当一个恬不知耻的学术乞丐。然而，学海无涯，就如庄子所说：“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怎么办呢？

　　据说顾炎武曾有名言“一事不知，儒者之耻”，反映了他好学的精神，然而他并不是漫无目的去求知，像书蠹虫那样死啃书籍，贪多嚼不烂。他曾写过一篇《广师》，指出自己学问有不及友朋之处，需要与益友切磋砥砺，以增长见闻：“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志伊；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也就是说，以一人之力，不可能穷尽天下之学问，何况《礼记?学记》早就说过“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每个人的性向与兴趣都有独特之处，顺应自己的个性，追求适合自己的学问，就能在不同的知识领域有长足的发展，超越群伦，有所建树。

　　读书求学的过程中，能够遇到良师益友，“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实在是人生之大幸。我高中决定报考文科，进大学研习文学，是因为我在青年成长阶段结交了一批爱好文学的朋友，接触到文学对生命意义的思考，触动了我青春的稚嫩心灵，日积月累，终于决定以写作为终身职志。或许这只是文艺青年涉世未深，不懂世事艰难的冲动，遭到父亲的强烈反对，警告我诗人历来半生蹉跎，一事无成，还是攻读理工是实际的谋生之道。我天生个性倔强，又值青年叛逆的成长阶段，执意要研读西洋文学，与父亲约法三章：考不上台大文学院，就不读大学，自谋生路当工人去；上大学不用家中一文钱，自筹学费；我的人生自己规划，不需要父亲为我操劳。回想起来，年轻时候的叛逆顶撞确实任性，一定伤了父亲的权威与尊严，违背了传统“孝者顺也”的标准，而没被赶出家门，倒显示了父母的睿智与爱心。一方面是他们宽容大度，另方面也反映了时代变化影响了他们的思想观念，可以勉强接受儿女自主的决定，不再认为那是大逆不道的忤逆行为。准备高考的高三时期，我有幸得遇两位名师，国文老师祝茂如先生与英文老师周复先生，两位老师都认为我在语文方面有特殊天赋，指点我阅读中外名著，鼓励我创作诗文，为我奠下了坚实的文史基础，让我进入台大外文系之后游刃有余，除了旁听叶嘉莹老师的古典诗词，还同时兼修了历史系的课程，拓展了我的视野与兴趣。

　　回顾我在大学四年的求学经历，主要是广泛阅读一切领域的知识，和志趣相投的同学读书论学。对本科的无聊课程，能逃课就逃课，到处旁听各个院系的课程，除了医学院、工学院及商学院没去过，其他如理学院、法学院、农学院大概都有过我的踪影。大多数是听了一堂就再也不去，却也有持续一整个学期的，如森林环境、造园学、酒类酿造等课程。研读中外文学、哲学、史学之外，还担任两种校刊的文艺编辑，参与当时在台湾风起云涌的现代诗运动。创作现代诗，使我特别关注从古典诗词到现代白话诗的文字转型，执迷于中国文字的结体与意涵，对每一个字含意的来龙去脉与可能衍生的现代语意，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虽然始终不喜欢传统的文字训诂与音韵学，感到枯燥无味，缺乏学问新知所能提供的无限惊喜，觉得那是一种对传统骸骨的迷恋，无助于勃发现代文化的生机，但是，我毕竟还是相信传统朴学最关键的一个道理：读书必先认字。或许从小对顾炎武的崇敬，一直在潜意识中引导我的思维，使我在追求现代性文化的过程中，从来不曾加入一些思想激进的同学行列，大言不惭，随意套用黑格尔的话语，声言已经扬弃了中国传统文化。

　　真正下决心研究学问，走上学术的道路，是在大学摸索了三年之后的事。这过程也是追寻自己兴趣的历程，可说经过了“转益多师”的磨砺，像古代学佛的僧人，走访名山大川，希望能够遇到点传开悟的禅师。在外文系对我多所启发的有朱立民、余光中、王文兴，指导我研读美国文学、英诗与二十世纪英美小说。我也曾研习当时流行的“新批评”理论与实践，探究文本的结构与意象象征，多少有点像搬弄概念游戏，令我质疑文学研究的意义，而决定改变专业，以历史文化研究为追索的方向。在中文系听过《诗经》《尚书》，对我影响最大的却是叶嘉莹老师，或许是因为古典诗词完全符合我的脾性，但更因为叶老师讲课的无穷魅力，让我觉得诗词展现的审美意境，是文化追求的最高境界。历史系的课程最终开启了我学术研究的方向，得要感谢李济与许倬云两位老师，让我对考古人类学发生了兴趣，也对历史研究要结合文献与出土文物的二重研究法有了初步的认识。

　　二

　　十年前我和一群钻研中日文化交流的朋友，成立了“东亚文化交涉学会”（SocietyforCulturalInteractionofEastAsia），推展东亚地区历史文化交互影响的研究，特别关注十六世纪早期全球化以来，东亚文化交流的内容开始错综复杂，掺入了西方因素，成了现代东亚文明步入全球化，却又各具特色的历史文化现象。在北京举办第九届年会之际，学会希望出版一份年会场刊，邀请我谈谈自己的学术道路，发给我一份详细的问卷。我从问卷提出的议题中，发现学界对我多元多样的研究面向十分好奇，隐约感到其中有一种内在联系，希望我能从跨学科方法论的角度，探讨我的治学方向。

　　这份问卷相当有趣，虽然涵盖的只是我在近十几年出版著作中的研究课题，却也反映了现代学术专业化之后学术同行的困惑，认为我研究的课题各有其专精的范畴，却又像下跳棋那样，从这个领域跳到那个领域。表面上似乎毫不相干的学术课题，为什么会吸引我去研究呢？我且把问卷列在下面，再做些回应：

　　一、您的研究涉及明代戏曲、茶、陶瓷、电影，乃至非物质文化的口传心授等诸多问题，这些研究在题材、时间、领域上都是具有一定的跨越性。请问这些研究之间是否具有某些内在的关联或者一致性？您这种“跳跃式”的研究背后，除了“有意思”之外，更深层的动机和思考是什么呢？进而言之，是否有一条或几条问题意识的红线始终贯穿在您以往的学术研究当中？

　　二、您独辟蹊径地选取汤显祖，作为进入晚明文化的通道，是如何从“文化美学”这个“方法论”上展开阐释的，能简单地介绍一下吗？

　　三、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您认为作为士大夫的汤显祖和他的戏曲创作，乃至实存的人生经验，给今天的人们提供的有意义的启示都有哪些？

　　四、如何运用现代以来的学术方法和理论，挖掘、整理、重构中国传统的历史和文化因素，您的研究展示出一种高超的“道”“器”结合的典范—在深刻理性的同时，呈现出强烈的文人气质，且行文颇具文学性，对此您可否谈谈您的心得？尤其是对于文史领域的青年学者如何展开研究、著文，请您从自身的研究出发谈一下您的经验和瞩望？

　　五、东亚文化交涉学会自成立至今，您曾担任第五届会长，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全球史观与东亚的知识迁移”，请您对此谈谈您的认识和感想？

　　说到我的学术研究，一般人会从我二十年来出版的著作来考虑，就是汤显祖研究、明代戏曲研究、茶文化、陶瓷下西洋、电影的人文精神、非物质文化遗产、经典翻译等等，有的是思想史与文化史研究，有的属于文学与艺术史，有的是电影评论与理论，有的是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的是跨文化的翻译学，时代跨度很大，学术分科的领域相当不同，有些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其实，表面上的“跳跃性”，内里是有其相关的逻辑，有一条我个人问学道路的逻辑，要从我开始从事学术研究的脉络说起。

　　认真说起来，我从事学术研究，并不是想当一名学者，而是要解决我内心的知识困惑，要回答心底难以遏抑的求知欲望，想要理解人类文明发展的走向，知道我活着到底有什么存在意义。我对人类文明有既定的假设，认定了个人生命意义与历史文化有关，在相当程度上，呼应张载的四句教：“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虽然并不完全赞同他那种圣者居高临下的姿态。假如人类生命的意义与历史文化有关，到底是怎么个有关法？假如我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物欲横行的时代，既不想当政治领袖，又不相信哲学家可以解决人类文明前途的困境，我可以做什么？

　　我的诸多兴趣，是怎么来的？是天生性格的潜在DNA就已经决定，还是后天文化熏陶所致？又是在什么样的历史环境中诱发出来？与相类似的别人有什么不同？对兴趣的追求，应该是“为己之学”，为什么会有社会意义？为什么会引发别人的注意，甚至要我述说学术追求的心路历程？我读书思考，经常会从古人的生命处境中得到似曾相识的（dejavu）感悟，还会从脑海深处，下意识地跳出“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的诗句，引出充满诗意的联想。读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哲学论述，有时也会联系到中国经典的哲思，甚至有点不可思议的是，会联想到晋唐书法的遒劲开张。这种天马行空式的思维转换，并非有意为之，而是自然天成的涌现，好像阳明学说强调的“活泼泼地”，总不可能完全是“良知本能”吧？其中一定牵扯了我自己的生命历程，以及成长过程中浸润的文化影响。

　　三

　　我虽然在青岛出生，却在台湾长大，从小就对中国近代历史文化的理解充满了怀疑与好奇，对中共的崛起及国民政府退居台湾一隅感到费解，对台湾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也就是我成长的时期）的反共教育与禁书政策极为反感。我喜欢古典文学，同时热爱文艺创作，听长辈说起五四以后的新文学及电影，心向往之，却因左翼文艺是共产党的同路，在台湾一概全禁，不能看鲁迅、茅盾、老舍、巴金、沈从文等，不知道曹禺、艾青、穆旦，只能读朱自清、徐志摩、梁实秋，感到一种茫然的挫折与气闷，觉得生命只是社会牢笼的囚禁。当时我热衷现代诗写作，并参与现代实验剧场的活动，追随台湾现代派的“横的移植”文艺潮流，沉浸于法国存在主义哲学，以抗拒国民党提倡的反共文学。所以，当我选择大学读文学专业，考的是台湾大学外文系，研读西方文学，学了一套当时流行的“新批评”文本细读分析方法。因此，对文本的字斟句酌成了我的基本训练，但却对文学研究不理会历史文化背景与思维语境感到不满，转而研习历史学，印象最深刻的是研习上古史，受到李济与许倬云两位老师的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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