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02:从现代性到媒介学 [China Review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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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跃捷,陈卫星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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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
ISBN:9787565720291
版次:1
商品编码:12292949
包装:平装
外文名称:China Review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Studies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2-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164
字数:229000
正文语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02:从现代性到媒介学》共分五个模块,各章主要内容分述如下:异域思想:选取国内、国外两位学者的研究成果,呈现基于不同地域视角的有关”现代性”与”殖民性”的探讨。 机构·作者·文本:三篇文章分别从士林的聚合形式与群体共识,探究戊戌时期维新报刊的生成缘起;在媒介史的脉络中考察作者身份的确立过程,以及对”作者之死”的另一种解读;以地方党报的读者来信栏目为分析对象,观察国家意志与个体意志之间的碰撞与冲突。 数字田野:对2005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影响中国农村多样化政治参与的各变量中,社会资本、媒介使用的具体作用。 学术沙龙:选取2016年4月15日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办的”42号楼读书会”关于《普通媒介学教程》的读书报告分享和学术讨论内容,并进一步梳理相关文献,对”中介”和”媒介化”的理论内涵作出厘清。 媒介评论:由电视剧《少帅》的热播反思网络传播时代”暴力乌托邦”的谎言政治学问题。

精彩书评

  ★现代性/殖民性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殖民性是现代性的构成部分,没有殖民性就不存在现代性。
  ——瓦尔特·米涅罗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启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不过对拉美地区而言,这种“发现”意味着一种文化、知识与价值观对另一种的,“掩盖”,即伊比利亚和西欧文化对拉美本地文化的“掩盖”。这种“发现”与“掩盖”的关系为拉美500多年的社会和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调。
  ——朱振明
  
  ★在话语、制度之外,所谓“主体”的建构一直以来受制于媒介。在当下以及不远的未来,是否还能用印刷时代确立的“作者”标准去界定数字化时代的“作者”,这是否意味着作者的另一种“死亡”?
  ——黄华
  
  ★按照德布雷的说法,媒介域处于一种转换的过程中,我们做传播学研究的人,都有一种深刻的经验性的感受。传统媒体的技术。生产消费模式和组织形式以及这些要素与社会和政治的关系都面临着巨大压力,这种深层的技术的、社会的、政治的,包括日常的信息生产和消费方式的深刻变化,构成了一个关键的媒介域转型时刻。
  ——黄典林

目录

异域思想
殖民性:现代性的黑暗面
揭示“现代性”与“殖民性”的双面一体——拉美传播思想的本土意识和观念建构

作者·机构·文本
幽灵的浮现:西方媒介史中的“作者”和阅读
从“因会设报”到“寓会于报”:戊戌维新报刊缘起略论
党报,来信与批评制度——以1950年代初期《南方日报》读者来信为例

数字田野
社会资本、媒介使用与中国农村的多样化政治参与

学术沙龙
媒介学:认识传播的一种新方法——《普通媒介学教程》的读书报告
42号楼读书会:关于《普通媒介学教程》的学术讨论
是“中介”,还是“媒介化”:西方媒介化研究的概念辨析

媒介评论
《少帅》与“暴力乌托邦”的谎言政治学

精彩书摘

  《中国新闻传播学评论02:从现代性到媒介学》:
  奇哈诺详细分析了权力殖民性,认为其通过以下手段得以形成:“(1)对全球民族进行分类与再分类——在此过程中,‘文化’概念成了关键因素;(2)用功能性的制度结构来清楚地表达和管理这些分类(如国家机器、大学、教堂等);(3)对适合这些目标的空间进行界定;(4)存在一种认识论的视角,从该视角出发来清楚地表达这种新的权力模式的轮廓和意义,借助这种视角,使新的知识生产渠道得以疏通。”在奇哈诺看来,“发现美洲”对一种新的世界权力模式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这种权力模式具有以下特征:首先,用种族观念来表述差异,这使欧洲与非欧洲间的殖民支配关系自然化;其次,根据这种与世界市场和资本勾结起来的国际模式构建起一套劳动、资源和产品的历史形式;再次,欧洲中心主义实现了对认知视角的殖民化,即一种特殊的认识视角或观点具有了霸权地位,并凌驾于其他所有的主体性、文化、认识等形式之上;最后,借助地缘文化身份的分类,殖民统治被强加给其他地区和人民。按照这种说法,“权力殖民性”理论的新颖之处就在于,“种族和种族主义观点转变成了世界体系的各种等级体系的结构性原则”;“殖民性是资本主义世界权力模式具体的构成元素,它的建立依赖子把对世界人民的种族分类看成这种权力模式的基石,其运作于各个平面、领域、物质与主体维度、日常社会存在与社会规模。”在阿尼瓦尔-奇哈诺那里,“‘权力殖民性’是殖民差异和帝国差异生产和再生产的动力。这样,殖民差异转变成了陈述(Enunciacion)的认识论场所(Lugar),在此场所中,殖民权力得以运作、描绘并被合法化。”权力的殖民性就存在于体现全球设计的国家和地方历史中,存在于适应这些设计的地方历史中。换句话说,存在于特殊性和普遍性转换的过程中:源自于西方的、作为地方历史的现代性成了边缘地区地方历史的参照,成了普世方案。就是在这种语境中,出现了从殖民差异视角出发的“他者范式”“他者认识论”,在它们的认识中,去殖民化不只是研究的对象,而且成了思考动力和力量,拒绝接受西方的现代性范式和方案。
  哥伦比亚哲学家圣地亚哥·卡斯特罗·戈梅斯从福柯的“权力观出发”,深化了奇哈诺对拉美“权力殖民”的理解。他从福柯在1978年3月22日的讲课内容中看到,在国家的诞生方面,福柯没有追随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的被统治者让渡自己自然权利以求彼此间的冲突得以调解的“社会契约论”,而是如同个体被看成某些“纪律”权力技术的结果一样,国家起源的参照不再是个体,而是权力技术的变迁。在戈梅斯看来,福柯认为从15世纪末到17世纪初,欧洲的政策和政治权力的理解和实施形式发生了变化,管理技术的变化最终导致了国家的产生。而这一时期也是福柯认为的“欧洲”观念形成的时期,随着威斯特法利亚和约导致的不同国家间的契约关系的形成,戈梅斯又看到,一个国家的权力的维持不能与其他国家的冲突关系分离开来,如果没有全球权力机制的存在,国家的存在是不可能的,福柯的“生命政治”(Biopolitica)发挥作用的权力链条与其他全球地缘政治的链条以网络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这就是,“权力殖民性”不仅是奇哈诺所谓的对“种族”的划分与支配,而且也是这种具有“生命政治”特征的权力模式与其他权力链条联系在一起的结果。
  ……
《媒介的织锦:现代性视角下的中国新闻传播变迁》 引言 新闻传播,作为社会肌体的一呼一吸,其发展历程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从古老的烽火狼烟,到印刷术的启蒙,再到如今信息洪流的席卷,媒介的形态、功能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角色,经历了深刻而复杂的演变。这种变迁并非孤立的技艺革新,而是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宏大叙事紧密相连,共同塑造了今天的传播格局。本书,旨在从现代性的视角出发,深入剖析中国新闻传播业如何在中国社会转型的大背景下,不断自我革新、重塑形态,并最终在媒介学理论的框架下,呈现其独特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第一章:现代性的潮涌与新闻的萌芽 现代性,一个宏大而复杂的概念,在中国大地上的涌现,标志着一个古老文明迈向现代化的征程。这种现代化,既包含经济的腾飞、政治的变革,也蕴含着思想的解放和文化的更新。在这一历史浪潮中,新闻传播承担了前所未有的使命。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的媒介技术与观念开始零星传入,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新闻业,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呼声中逐步诞生的。早期的报刊,如《申报》、《新闻报》等,它们不仅仅是信息的传递者,更是开启民智、唤醒国民的重要力量。在清末民初的动荡岁月中,报刊承载了改良、革命的诉求,成为政治话语权争夺的阵地。 这一时期,现代性的诸多元素开始渗透进新闻传播的方方面面。例如,报刊的商业化运作,虽然起步艰难,但已显露出市场经济的端倪。信息发布的时效性、客观性原则,作为现代新闻伦理的基石,也在此过程中被初步探索和尝试。然而,这种“萌芽”式的现代性,在中国特殊的政治文化语境下,显得尤为曲折和复杂。国家力量的干预、民族主义情绪的涌动,都深刻地影响着新闻的生产与传播。 第二章:革命年代的媒介锻造 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社会变革,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与发展,为中国新闻传播史注入了革命性的力量。在革命斗争的年代,媒介被赋予了更为明确的政治属性和动员功能。 从最初的地下刊物,到后来规模化的革命报刊,如《共产党宣言》中文版的传播,再到延安时期《解放日报》等一大批革命媒体的创办,无不体现了媒介在革命进程中的核心作用。这些媒体并非追求纯粹的客观报道,而是以宣传党的思想、组织群众、动员民众为主要任务。它们是革命的号角,是思想的武器,是连接党与人民的桥梁。 这一时期的媒介传播,呈现出高度的组织性和统一性。从内容生产的意识形态导向,到传播渠道的层层发动,都体现了严密的组织策略。新闻的“党性”原则,在此得到了充分的强调和实践,对中国新闻传播的后续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革命年代的媒介也创造了许多独特的传播形式,例如,口头传播、群众性宣传活动、文艺与新闻的结合等,都为后来的媒介实践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三章: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媒介定位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传播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叙事中,新闻媒介被置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宣传社会主义优越性、凝聚社会共识、推动经济文化建设的职责。 这一时期,新闻传播的主流意识形态鲜明,强调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阶级斗争。报纸、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介成为信息传播的主渠道,其内容生产高度集中,严格遵循党的宣传政策。新闻的“阶级性”和“党性”成为评价新闻价值的核心标准。 然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新闻传播也并非一成不变。在不同历史时期,媒介的宣传重点和风格也会有所调整。例如,在经济建设的上升时期,媒介会积极报道生产成就,鼓舞人民干劲;在思想文化领域,媒介则会参与到意识形态的讨论和引导中。尽管如此,媒介的政治定位和功能始终是其发展的核心,其传播的“真实性”往往需要服从于“正确性”。 第四章:改革开放与媒介的转型突围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拉开了改革开放的帷幕,这是中国社会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对新闻传播业产生了颠覆性的影响。市场经济的引入、对外开放的深入,使得原本高度封闭和单一的传播格局开始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 首先,媒介的“意识形态”色彩有所淡化,但并未完全消失。市场经济的逻辑开始渗透,广告收入成为许多媒体重要的资金来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媒介内容的商业化和娱乐化。新闻的“可读性”和“吸引力”被提上日程,部分媒体开始尝试更贴近民生、更具市场竞争力的报道。 其次,信息渠道的多元化开始显现。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对外交流的增加,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不再局限于官方媒体。互联网的出现,更是彻底打破了原有的信息垄断,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信息爆炸。 再次,新闻专业主义的呼声开始抬头。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一些媒体开始关注新闻的客观性、准确性,努力提升新闻的专业品质,试图在政治宣传和市场需求之间找到新的平衡点。然而,这种转型并非一帆风顺,媒介的定位、内容审查、以及与政府的关系,依然是绕不开的复杂议题。 第五章:媒介学视域下的中国新闻传播 进入21世纪,中国的新闻传播业面临着更加复杂和多变的挑战。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移动互联网、社交媒体的崛起,彻底改变了人们的交往方式和信息获取模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简单套用传统的媒介理论已不足以解释中国新闻传播的现象。 媒介学的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和深刻的分析框架。它不仅关注媒介的内容和技术,更深入探讨媒介与社会、文化、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从媒介生态学的角度看,中国的传播环境呈现出一种高度动态和碎片化的特征。用户生成内容(UGC)的兴起,挑战了传统媒体的主导地位,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传播格局。 同时,从媒介社会学的角度看,媒介的社会功能也在发生变化。它们既是信息传播的平台,也是社会动员的工具,更是文化生产和消费的场域。网络谣言的传播、信息茧房的形成、算法的权力等新现象,都对媒介的社会责任提出了新的拷问。 此外,从媒介文化研究的角度,我们可以审视中国媒介如何承载和建构民族文化,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保持文化独特性。媒介作为文化基因的载体,其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深刻影响着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和文化认同。 结论:在变迁中寻求意义 本书通过梳理中国新闻传播从现代性萌芽到媒介学视域下的变迁历程,意在揭示这一过程中复杂而深刻的社会、文化与技术互动。从晚清的救亡图存,到革命年代的红色宣传,再到改革开放的转型与融合,直至当下互联网时代的深刻变革,中国新闻传播始终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观察点和推动力。 媒介,作为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每一次形态的转变,每一次功能的重塑,都折射出社会前进的足迹。理解中国新闻传播的演变,就是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逻辑,理解现代性在中国落地生根的独特方式。媒介学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套分析工具,帮助我们拨开表象,深入洞察媒介与个体、社会、国家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并在不断变化的传播格局中,寻求新闻传播的真正意义与价值。这本书,是对中国新闻传播史的一次深入回溯,也是一次面向未来的理性思考。

用户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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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实话,这本书的学术密度是相当高的,初读时我感觉自己像是在攀登一座知识的陡峭山峰。每一个论点都建立在扎实的文献回顾之上,引用的国内外学者的观点交织成一张复杂的理论之网。它不像市面上很多同类书籍那样追求平易近人,反而有一种固执的、近乎偏执的学术严谨性。我尤其欣赏作者在处理那些敏感或跨界议题时的那种克制与精准。他们没有急于下结论,而是耐心地梳理了历史语境下的权力关系是如何形塑了“新闻”这一概念在中国语境下的特殊形态。对于我个人而言,这种“慢阅读”的体验是极其珍贵的。它迫使我重新校准了我对“现代性”这一庞大概念在中国特定情境下所经历的本土化、变异与重构过程的认知。书中的论证逻辑环环相扣,层次分明,仿佛一场精心编排的学术辩论,让人不得不全神贯注,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关键的转折点。

评分

这本书的叙事风格是内敛而有力的,它避免了那种激昂的宣言式口吻,转而采用一种冷静的、近乎人类学的观察视角来解构研究对象。我从中感受到的,是一种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对话欲。仿佛作者是站在高处,俯瞰着中国新闻传播史这条湍急的河流,他不仅描绘了水面上的波澜壮阔,更试图探究河床下暗涌的构造与规律。这种对“媒介学”这一视角的强调,使得全书的视野一下子被拓宽了,不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新闻报道本身,而是将目光投向了更广阔的文化、技术与社会结构交织的场域。我尤其喜欢其中对一些经典案例的重新解读,那些我们以为已经耳熟能详的事件,在作者的重新审视下,仿佛被剥开了陈旧的外衣,露出了底层那些更具结构性的张力。这让人在合上书本后,对日常接触的媒介信息会产生一种健康的、批判性的距离感。

评分

这本书的阅读体验,更像是在参加一场高水平的学术研讨会,只不过所有精彩的发言和深刻的互动都被精心记录在了纸面上。它的行文节奏张弛有度,在需要进行大范围的理论梳理时,笔法严谨如法典;而在需要进行概念辨析或历史溯源时,又变得如同散文般流畅而富有画面感。我特别喜欢书中那种对历史分期的细致考察,它没有简单地将传播史划分为泾渭分明的几个阶段,而是展示了各个时代之间那种微妙的、继承与断裂并存的复杂关系。每一次翻页,都像是在与一个深谙此道的前辈进行对话,他们不急于说服你,而是用无可辩驳的证据链和严密的逻辑结构,邀请你一同进入他们所构建的认知世界。对于任何一位希望在中国传播学领域深耕的学者或研究者来说,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参考书”,不如说是一部“必修课”的教科书,它奠定的思想基础,是未来一切深入研究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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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厚重的书卷,光是翻开它,那油墨的香气混合着纸张的微尘,就足以让人沉浸在一种庄严的历史感之中。我拿到它的时候,心中怀着对中国传播学研究前沿的好奇与敬畏。书页间流淌的,并非是那些浮于表面的行业报告或技术指南,而是一种更深层的、关于“理解”的探寻。它似乎在邀请读者,放下对即时新闻的追逐,转而审视那些构建了我们今日媒体景观的宏大叙事。作者的笔触极为细腻,仿佛在打磨一块未经雕琢的璞玉,试图从中挖掘出中国新闻实践在跨越不同历史阶段时所经历的内在张力与身份认同的困惑。阅读过程像是一次漫长的、需要不断停下来思考的旅程,每读完一个章节,我都会合上书本,抬头望向窗外,试图将书中的理论框架投射到现实世界的纷繁复杂之上。这种深度的思辨,对于那些真正想探究新闻传播的本质,而非仅仅满足于“术”的层面的读者来说,无疑是一份宝贵的馈赠。它不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提供了一套严谨的工具,去拆解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常识”。

评分

初接触这本书时,我以为它会更多地关注当下热门的数字媒体现象,但很快我发现自己错了。这本书的野心远超于此,它扎根于更宏大的理论基础之上,致力于构建一个理解中国传播现象的坚固的理论脚手架。书中对西方理论的引入与批判性吸收,展现了作者扎实的学术功底和国际视野。然而,最打动我的是那种强烈的本土关怀。那些复杂的理论工具,最终都是为了更好地剖析和解释“中国经验”。这种“引进来”又“走出去”的学术路径,使得全书既有世界性的理论对话高度,又有着深沉的、不可替代的地域性关怀。阅读过程中,我不断在不同理论流派之间进行辨析和比较,体会着作者如何在不同的思想光谱中找到最能描摹现实的那一束光。这对我个人的学术研究方向也有着极大的启发,它清晰地指明了,真正的学术创新,往往诞生于对既有理论的深入理解与大胆的在地化改造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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