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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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兴林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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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文物出版社
ISBN:9787501052387
版次:1
商品编码:12307359
包装:平装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17-11-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36
正文语种:中文

具体描述

内容简介

  先秦两汉是我国传统农业体系从萌芽到形成的重要的时期,《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是在过去工作基础上补充搜集先秦两汉农业考古资料,分析和解释这些材料,来系统考察该时期农业生产和技术的发展以及乡村聚落和农民的生活。《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的体系表现在相互关联的七个专题章节中,表现在从考古学的视角对农业生产过程到农民生活状况的分析和解读中。

内页插图

目录


绪论
一 既往研究和简单述评
二 选题依据和基本思路

第一章 先秦两汉时期的农具体系
第一节 夏商周时期的农具
一 从甲骨文“农”字说起
二 考古发现的石、蚌、骨农具
三 关于商周青铜农具的讨论
四 从木农具认识青铜手工工具的意义
五 商周农业生产中的农具体系
第二节 战国至两汉时期的农具
一 铁农具的普及和利用
二 以铁农具为主的农具类型
第三节 先秦两汉农具的发展与传统农业的形成
一 铁农具的推广及其意义
二 农具的发展和传统农业农具体系的定型

第二章 牛耕的起源和汉代的牛耕
第一节 牛耕的起源与早期的牛耕
一 牛耕的起源
二 早期的牛耕
第二节 汉代犁耕中的驾牛方式和用具
一 汉画像所见的牛耕方式
二 二牛抬杠中耕牛的颈索系衡套驾法
三 单牛独辕的偏系套驾法
四 套驾用具的发展
第三节 汉代铁犁及安装使用中的相关问题
一 汉代以前犁的形式及发展趋势
二 考古发现的汉代铁犁的类型
三 汉代铁犁的安装和使用
四 汉代铁犁与汉代的耕作方式
第四节 从《盐铁论》“大器”说到汉代的牛耕
一 《盐铁论》所说的“大器”问题
二 从汉代铁犁的制造看“大器”
三 汉代牛耕普及和在农业生产中的意义

第三章 农田形态和作亩形式
第一节 农田考古的发端
第二节 先秦田亩的演变
一 先秦时期的田亩
二 田亩形式和畎亩法
第三节 “南亩”“东亩”与田亩方向的意义
一 关于“南亩”“东亩”
二 亩的方向决定道路的方向
三 道路的方向关系到国家安全
第四节 汉代的农田形式
一 汉代的旱田
二 汉代的宅田
二 汉代的水田
四 关于梯田的一点看法

第四章 农田灌溉和水利技术
第一节 水井灌溉
一 水井的演变
二 井灌的发展
第二节 龙首渠的开凿和井渠的起源
一 龙首渠与井渠问题
二 秦始皇帝陵的排水暗渠
三 春秋战国井渠法的应用
四 井渠法源于中国
第三节 陂塘灌溉

第五章 作物品种的演变与时空分布
第一节 考古发现的作物信息来源
一 直观的作物遗存
二 出土文字所见作物
三 画像材料
四 农田遗迹和田地模型
五 其他待开发的信息来源
第二节 农田杂草研究的前景和意义
一 作物有基本稳定的伴生杂草
二 杂草和作物有相同的生长环境
三 杂草也曾是人们的食物来源
第三节 先秦两汉时期主要作物的起源和发现
一 粟
二 黍
三 稻
四 麦
五 大豆
六 麻
七 高粱
附:关于汉代“玉米”问题的讨论
第四节 作物遗存的时空分布与组合演变
一 作物遗存的时空分布与作物的推广
二 作物组合演变的考古学观察
三 五谷考述
第五节 农业发展过程中的作物选择
一 作物的种类选择
二 作物内部的品种选育

第六章 粮食的储存和消费过程中的粮罐
第一节 考古发现的储粮设施
一 考古发现的仓储遗址
二 东周至汉代墓葬中的仓困模型
第二节 储粮设施的性质和分类
一 公有粮仓
二 私有粮仓
第三节 储粮方式和粮食消费过程中的粮罐
一 私有粮仓的储粮方式
二 容器类存粮器具及其使用
三 从仓储到食用过程的其他方式

第七章 乡村聚落和农民的生活
第一节 先秦两汉时期的乡村聚落
一 基层聚落的主要名称
二 里与聚的关系
第二节 乡村聚落的多种形式
一 大城中带有围墙的里居
二 有围墙的邑里
三 没有围墙的相对集中的里居
四 散居形式的自然聚落
第三节 里居与田舍(庐)
一 田庐辨析
二 田宅及其空间布局
第四节 农业人口和农民的生活
一 农业人口和城市中的农民
二 农民的日常生活和劳动协作
结语
一 农业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
二 农业发展的阶段性和传统农业的形成
三 余论
主要参考文献
一 工具书、资料集
二 基本古籍
三 著作
四 发掘报告
五 论文
附:甲骨文字形及辞例引书简称
后记

前言/序言

  农业,不仅是古代社会的两大生产部门之一、三大经济领域之一,而且“农业是整个古代世界的决定性的生产部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46页)。古代中国更是以农业立国的国家。因此,古代农业及相关问题研究在古代史研究中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古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农业史研究更是长期以来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性课题。
  考古学作为历史科学的一个学科,是根据实物资料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及其发展规律的,因此,古代农业的研究无疑也是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之一。尽管以1981年《农业考古》创刊为标志,“农业考古”这一概念的正式提出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情,但以史前农具的发现与研究等为主要内容的与古代农业相关的考古学研究,实际上伴随着近代考古学在中国的诞生就已经开始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有关古代农业的考古资料的不断增多,相关个案研究逐步展开,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古代农业的考古学研究全面展开,既有大量有关古代农业的专题性、个案性研究,也有农业考古资料的系统收集和分类整理,还有关于中国古代农业的综合性、通论性著述,尤其是以水田稻作和旱地粟作等为主要内容的农业起源研究,更是高潮迭起,成果丰硕。但值得注意的是,与史前农业考古学研究的全面进展相比,历史时期农业的考古学研究,不能不说是相对迟滞的;相对于大量的专题性、个案性研究来说,综合性研究则远远不够。就先秦两汉时期来说,《中国考古学》的《夏商卷》和《两周卷》中,有关于夏商和两周时期农业的简要叙述;《秦汉卷》专门设有一章,从考古学上就秦汉时期的农业进行了较为系统的论述。刘兴林同志的新著《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以下简称《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则是先秦两汉时期农业考古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且在诸多方面有所突破,形成了其独有的学术特色。
  一般认为,在我国古代农业发展史上,夏商和西周时期是由原始农业向传统农业的过渡期,或日传统农业的萌芽期;春秋战国时期是以精耕细作为主要特征的传统农业的形成期;而秦汉时期是传统农业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陈文华:《中国古代农业科技史图谱》,农业出版社,1991年,第75、119页)。从社会历史发展的大势上看,先秦两汉时期经历了社会历史的大发展和大变革——夏商和西周时期的王国时代,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大变革和社会转型,秦汉时期进入到帝国时代并出现了第一个发展高峰(白云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阶段论纲》,《东方考古》第1集第290·300页,2004年)。《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就先秦两汉时期两千多年的农业和乡村聚落进行系‘统的考古学研究,无论对于揭示我国古代传统农业形成和早期发展的过程及其动因,还是从社会生产力的角度认识我国历史上的王国时代、王国时代向帝国时代的转型和帝国时代的形成及早期发展,都颇多助益,其重要的学术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在我看来,综合性研究的创新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研究体系的建立;一个是研究材料的再挖掘和再整合,并据此提出新认识。
  作为综合性研究来说,研究体系的构建是首要的,并且是至关重要的。因为,体系是“纲”,体系是“魂”,只有构建起一个科学的研究体系,才能把庞杂的资料系统地梳理出来、科学地利用起来,才能把事物的各个方面有机地联系起来、整合起来,才能最大限度地把事物的全貌及其内在和外在的动因描绘和揭示出来。《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的创新,首先表现在其研究体系的构建上。该书没有把农业简单地限定为农业生产,而是基于农业、农村和农民这“三农”之间的相互关联,基于从农业生产到生活消费的经济生活的过程,着眼于古代农业的整体性和系统性,初步构建起了从生产工具、劳动方式(牛耕)、田地形态、田间管理(灌溉)、农作物构成到农作物储藏、加工、消费直至乡村聚落和农民生活等关于农业与乡村聚落的一个研究体系,并以考古发现的农具、农作物遗存、农田遗迹、田间管理、仓储设施、乡村聚落等实物资料及有关的图像资料为主,再结合文献记载分别加以说明和论述。这一体系基本上能够满足从整体上揭示当时农业和乡村发展进程的需要,也符合考古材料和考古学研究的实际,因而是比较科学和行之有效的。尤其是将农业生产和乡村聚落及农民生活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系统研究,是值得提倡的。
  作为综合性研究来说,不可能不大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但仅仅是吸收又是远远不够的,还需要运用科学的方法,通过研究资料的再挖掘和再整合,或就以往少有沦及的问题做深入探讨,或在若干有争论的问题上提出自己的看法,或在某些问题上提出新的观点,形成所谓的“突破点”或“亮点”,这同样是综合性研究的创新所必需的。《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在若干具体问题上,同样是有所创新,有所突破。
好的,根据您的要求,我将为您撰写一本假设的书籍简介,该书名为《先秦两汉农业与乡村聚落的考古学研究》,但其内容将完全不涉及该书的主题,而聚焦于其他领域。 --- 书名: 《失落的丝路:敦煌石窟壁画中的晚唐、五代服饰变迁与社会风貌》 作者: [请自行设定] 出版社: [请自行设定] 出版时间: [请自行设定] 导言:壁画中的时代侧影 敦煌,这座位于河西走廊咽喉的艺术宝库,以其浩瀚的佛教造像与壁画闻名于世。然而,除了宗教叙事之外,这些跨越千年的彩绘,更是直观记录了中古时期社会生活与物质文化的“活化石”。本书并非聚焦于佛经故事的解读,而是将目光投向那些身处画卷边缘、扮演供养人、飞天或世俗场景角色的个体——通过对晚唐(公元887年后)、五代(公元907-960年)敦煌石窟中壁画人物服饰的细致考察,试图重建一个在帝国衰落与政权更迭的动荡时期,丝绸之路上依然繁盛的、充满矛盾与活力的社会景象。 本书的核心论点在于,晚唐至五代的敦煌,其服饰文化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宗教供养”范式,成为区域性文化融合与权力结构变动的敏感指标。在唐代中晚期强烈的审美惯性与河西特殊的地理区位影响下,服饰元素如何演变、如何吸收周边游牧民族的风格,并最终影响到宋代服饰的定型,是本书试图揭示的关键脉络。 第一部:时间轴的刻度与服饰的断代学基础 本部分建立研究的年代框架和视觉语料库。我们首先界定了晚唐、五代在敦煌壁画中的大致时间段,这一时期石窟营建活动虽然较盛唐减弱,但其艺术遗存却极为精炼和具有地域特色。 第一章:壁画图像的定年困境与新的辅助手段 传统的石窟断代依赖于碑刻题记,但对于晚唐五代这一“无主”时期的图像,往往依赖于“图像学风格分析”。本书提出,服饰的特定结构(如衣袖的宽度、褶皱的疏密、内衬与外袍的比例)比人物的面相和手势更不易被有意识地“美化”或“符号化”,因此更适合作为辅助定年的指标。我们详细梳理了五代时期,特别是归义军统治前后,壁画中供养人服饰的特征差异,以期建立一个更具操作性的视觉年表。 第二章:唐代服饰母题的最后回响 晚唐壁画中的供养人,依然大量保留着盛唐以来流行的“翻领”或“圆领袍”的样式。然而,我们观察到衣带的系法、腰带上佩饰(如革带、鱼袋的简化或缺失)开始显露出“衰落”的迹象。本章重点分析了晚唐宫廷审美退潮后,河西走廊精英阶层如何通过服饰的“复古”倾向来维持其身份的合法性。特别关注了“诃子裙”在世俗女性供养人中的普及程度及其与唐前期的细微区别。 第二部:五代时期的文化张力与服饰的“草原化”渗透 五代是敦煌由中原王朝直接控制转向地方割据的关键时期。这一时期的服饰,展现出强烈的文化张力——既要维持汉文化的礼仪外表,又要适应与吐蕃、回鹘等势力的频繁交流与融合。 第三章:袍服形制的重构:从唐圆领到“胡服”的过渡形态 五代壁画中,男性的袍服明显趋向于更紧身的剪裁,衣袖的宽度显著缩小,这被认为是受到北方游牧民族服饰风格影响的标志。本书通过比对“幞头”的折叠方式和“靴”的形态,论证了这种“实用化”和“趋紧”的趋势,反映了河西走廊军事化程度的提高。我们特别关注了供养人中武士形象的服饰结构,如鳞甲的绘制方式,以印证社会阶层的服饰分化。 第四章:色彩、纹样与地位的隐秘密码 壁画颜料的稀有性和昂贵程度,使其色彩成为区分供养人身份的直接工具。晚唐五代,随着丝绸贸易路线的波动,特定色彩(如进口的群青、藏红花)的使用频率与饱和度直接关联到供养人的财富积累速度。本章深入分析了“联珠纹”、“宝相花”等纹样的布局变化,指出五代纹样设计中,几何对称性开始加强,而唐代后期那种富丽繁缛的自然主义风格则明显退却。 第五章:女性服饰的“去宫廷化”与地方化表达 与唐代宫廷服饰的典雅华贵不同,五代敦煌女性的服饰展示出更强的世俗化和地方化倾向。本章聚焦于“帔帛”和“褶裙”的演变。帔帛不再仅仅是飘逸的装饰,其垂挂的位置和厚度成为衡量地域风格差异的重要依据。同时,对某些具体供养人家族(如归义军首领的家族成员)的壁画研究表明,他们通过特定配饰——例如在发髻上佩戴的金属或玉石簪珥——来宣告其新生的统治合法性,这与中原地区的服饰规范产生了明显的区域性偏离。 第三部:服饰变迁的社会学意涵与宋代服饰的远期影响 本书的最后部分将服饰研究提升到社会史的层面,探讨这些视觉变化背后的深层动因,并尝试将敦煌的发现置于更宏大的中古史背景中。 第六章:丝路贸易的波动与纺织品技术的本地化 敦煌石窟的服饰直接反映了丝绸贸易的兴衰。当陆路受阻或中原技术输入减缓时,本地的纺织业必须填补空白。我们通过对壁画中织物品质的推测,讨论了河西走廊在五代时期“自给自足”的努力,例如本地染料的普及,以及对传统丝织技艺的简化与替代。服饰的材质变化,是该地区在动荡时期物质生活水平变化的微妙晴雨表。 第七章:礼仪的重塑:世俗化对宗教仪轨的侵蚀 在晚唐五代,供养人的形象越来越占据壁画的主导地位。服饰的世俗化趋势,象征着佛教艺术在这一时期的“在地化”进程加速,即宗教艺术开始更直接地服务于地方社会精英的权力展示,而非仅仅是普世的宗教教义传播。服饰上的“官职”标记(如靴子的形制或腰带的挂件),甚至比宗教身份更能说明问题。 结论:敦煌遗存对宋代服饰学的“补遗”意义 本书最后总结道,敦煌壁画中的晚唐五代服饰,提供了一段中原服饰史中“失落的环节”。当我们研究宋代服饰时,往往侧重于汴京的官样和文人审美,而敦煌的图像则揭示了在“十字路口”的河西走廊,服饰是如何在胡汉文化、军事需求与经济压力下,经历了一场彻底的结构性调整,最终为宋代的服饰文化定型准备了重要的区域性过渡形态。这些壁画,远非简单的“供养人画像”,而是记录了丝绸之路上一个剧烈转折时期的社会肖像学巨著。 --- 本书特色: 1. 图像学与社会史的结合: 强调服饰作为社会史“文本”的解读价值。 2. 断代学创新: 提出以服饰结构为辅助工具的图像定年新方法。 3. 区域性视角: 聚焦于河西走廊这一特殊地理空间下的文化融合案例。 4. 丰富的视觉证据: 全书配有大量晚唐五代敦煌壁画的细节高清拓片和临摹图,供读者比对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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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完这本专著后,我有一种强烈的感受,那就是它极大地深化了我对“乡村”这一概念的理解。以往,我们总习惯于将先秦两汉的乡村视为一个同质化的整体,简单地用“小农经济”来概括。但这本书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作者通过对大量考古学材料的精微解读,揭示了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内,不同区域、不同文化圈内的乡村聚落存在着惊人的多样性。比如,南方水田系统的聚落与北方旱作农业区的聚落,在空间布局、房屋形制乃至丧葬习俗上都显示出迥异的文化逻辑。这种基于实证的比较研究,远比任何宏观的历史叙述都要来得有力。它迫使我们重新审视地方性知识在古代中国历史进程中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那些被主流史书忽略的、深植于土地之中的生活方式,才是支撑起庞大帝国运转的真正基础。书中的图版和测绘资料尤其出色,它们是无声的见证者,述说着千年前乡野生活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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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的价值,我认为,不仅在于它对考古学细节的梳理,更在于它提供了一种观察古代社会权力运作的独特视角——从下至上。长期以来,我们对古代中国的研究多集中于宫廷、都城和精英阶层。而这部作品则将焦点牢牢锁定在了广袤的乡村和田野之上。农业的生产效率、乡村的防御设施、人与人之间共享的资源空间,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物质证据,却构成了社会稳定的基石,也反映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微妙的博弈关系。作者巧妙地论证了,要想理解秦汉帝国的建立与巩固,就必须深入理解其背后的乡村经济逻辑和聚落组织模式。这是一种极具洞察力的研究方法,它提醒我们,任何伟大的帝国,其生命力的源泉永远在于其最基本的生产单位——那片片耕耘的土地和依附于此的朴实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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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的出版无疑是考古学领域的一件盛事,特别是对于那些长期关注中国古代社会形态演变的学者和爱好者来说。我最初是被它广阔的时间跨度所吸引——从先秦的萌芽到两汉的成熟,这期间中国社会的底层结构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书中对于不同地域遗址的材料的整合和分析,展现出一种宏大的叙事视野,试图描绘出一幅完整的古代农业生产图景。我特别欣赏作者在阐述不同时期农业技术进步时所展现出的那种严谨和细致,比如对不同类型农具的考古学解读,以及它们如何影响了聚落的选址和规模。然而,仅仅停留在技术层面是不够的,真正让我心神为之一振的是作者如何将这些物质证据与当时的社会组织、土地制度甚至早期王朝的统治策略联系起来。它不仅仅是关于“种了什么”和“如何耕作”的记录,更是一部关于权力、生存与变革的社会史。通过对乡村聚落形态的剖析,我们得以窥见古代中国社会结构的基本骨架是如何在土地的耕耘中被塑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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坦白讲,我对考古学报告的阅读能力一直持保守态度,很多专业书籍的文字往往显得枯燥晦涩,充满了行话和冗长的论证。但是,这部作品在保持其学术深度的同时,叙事节奏却把握得相当好。它没有陷入纯粹的文献考据的泥沼,而是将考古发现置于一个动态的历史情境中进行解读。最让我感到振奋的是作者在处理“变迁”问题上的高超技巧。从先秦礼乐崩坏后,乡村聚落如何在动荡中重塑其内部秩序,到两汉帝国如何通过均田和漕运等制度将这些分散的乡村系统地纳入国家机器的轨道。这种“动态描绘”的能力,使得原本静态的考古遗址焕发出了生命力。阅读过程就像是跟着一位经验丰富的向导,穿梭于时间隧道中,亲眼见证着古代农民的喜怒哀乐,以及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如何一步步被驯化、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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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尤其欣赏作者在面对考古学证据的模糊性和多解性时所表现出的学术克制与开放。在解释某些关键性遗迹,例如早期谷仓的形制或灌溉系统的年代归属时,书中并没有急于给出“标准答案”,而是列举了多种可能性,并基于证据链的强度进行审慎推断。这种态度,对于读者而言,无疑是一种极大的尊重。它鼓励我们不再被动接受既有的结论,而是带着批判性的眼光去审视那些尘封的遗物。例如,书中对某些特殊性墓葬——可能属于地方豪强或特定宗族——的解读,就极大地拓展了我们对先秦两汉乡村社会阶层分化的认知。它揭示了在国家权力尚未完全渗透的区域,地方精英是如何通过对土地和水利的控制,形成一种自我维系的社会结构。总而言之,这是一部既能满足专业人士对细节的苛求,也能引发普通历史爱好者深度思考的优秀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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